浙江民间儿童歌曲的区域分布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除和政治、经济背景之紧密关系外，无不与当地的民风民俗、人民的气质和生存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同时，从当地的文化艺术上也可印证地方民俗民风的特征^[55]。本节从论述地域等因素与艺术风格的关联入手，同时基于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风俗习惯等，对浙江省的民间儿歌区域分布进行划分。

一、地域等因素与艺术风格

有关地域、时代等因素与艺术风格的关联，古今中外的文论早已作过详尽分析。在中国，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卷一·山水·宗派》中即说道：“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56]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也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绝不能于北方文学中见之。”^[57]其意概括起来便是，只有南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如秀丽的山峦、奔腾的江河等才能造就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著名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中国书法因南北地域所造就的风格差异也有过精辟分析：“喜中国以书法为一美术，故千余年来，此学蔚为大观焉。书派之分，南北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浮华阁帖》等为代表。……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58]可见，地域、时代是形成某一地域艺术风格的重要条件。

同样或类似的思想亦散见于西方。譬如，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斯达尔夫人承袭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与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气候、地理条件以及农猎牧各种生活方式等有着极大关系”之观点，提出文学艺术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的论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斯达尔夫人将西欧分为南方、北方，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南方景色优美丰饶，人们多体会到生活乐趣，故在感情上浪漫奔放，却不耐思考；北方土地贫瘠，气候阴冷潮湿，人们易产生生命的忧郁感和哲学的沉思。除自然环境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德国著名唯心主义美学家黑格尔在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希腊神话的分析中，亦对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予以极大的重视，提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59]

19世纪，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理论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将孟德斯鸠的地理说、斯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决定精神文化发展的理论^[60]。具体地，丹纳以古希腊、欧洲中世纪、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法兰德斯、17世纪荷兰的艺术发展史为依据，分析了分别起到“内部动力”、“外部压力”、“后天动量”作用的种族、环境、时代及其合力于文艺的影响。在他看来，种族是占第一位的元素，意指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基因。即，种族是一个民族非常牢固的“永久本能”，不受时间影响而存在于一切形势与一切气候中，并作为族类生活的原始模型而注于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活动中，促成各个族类形成独特的文化艺术。然而，单从种族的角度解释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及同一民族文化艺术的差异性似乎还不具说服力，故需考量环境的影响。丹纳从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两方面加以阐述。地理环境方面，丹纳提出，居住条件不同会导致民族性格的差异。住在寒冷潮湿、濒临惊涛骇浪的地方，个体多忧郁，偏好狂醉、贪食、格斗、流血的生活；住在可爱、阳光明媚的海岸之地的人们，不仅向往航海与商业，而且偏爱雄辩术、科学文明、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事业。社会环境方面，丹纳认为，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与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和个人的独创与表现，决定了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比如，路易十四统治的全盛时期，建筑、园林等体现出庄重、华丽、雄壮的风格；待大革命将贵族社会与宫廷风气一扫而空后，上述特色均不复存在于文艺领域。丹纳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虽已涉及时代的因素，但他对时代这一要素亦作了专门论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史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61]“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严格说来，精神气候并不产生艺术家……在同一国家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有才能的人和平庸的人数目很可能相同。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多种才干中作出‘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62]

综合起来，丹纳的三元素理论虽然存在某些缺陷，如：将精神文化产品的产生与发展等同于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分强调生理、遗传、自然环境对艺术品的影响；仅从思想情感、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等精神、心理领域（忽略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等）挖掘精神文化的构成要素等，但其论点为我们剖析文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视角。即，某类艺术的产生、发展及某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在地域的个体种族、环境、时代风俗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考察某一地域艺术的风格或特色，这些要素均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

将之用于探究浙江省不同地域儿歌的艺术风格，我们认为，种族这一要素虽不起主导作用，但仍不容忽视。如前述，浙江省的人口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共十六万余人。其中，主要居住于浙南山区的畲族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十四万七千余人，他们“喜歌善吟，以歌抒情，以歌叙事；四时八节，无日不歌”；他们有世代相传的史诗、神话和“祖图”，在服饰、饮食、居住、礼仪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63]。民族的不同，应该会在儿歌风格上有所体现。撇开种族的因素，自然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亦可能对儿歌的风格产生影响。

二、对民间儿童歌曲所进行的区域划分

依据浙江全省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生产力发展状况，我们划分出了如下三个民间儿童歌曲研究区域，分别是环杭州湾地区、浙东南沿海温台地区、浙中（金衢）盆地及西南内陆地区^[64]。

（一）环杭州湾地区

环杭州湾区域指“以杭州湾为中心、呈V形分布的，包括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在内传统意义上的浙东北六城市”^[65]所辖地区。

环杭州湾区域的陆地面积达44965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左右，（截至2001年底）区域人口为2292．28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51%。^[66]此区域拥有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杭嘉湖和萧绍宁平原，交通网络系统发达、港口优势突出、区位优势显著，为长三角的南翼地区，与由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南通、常州、扬州、镇江、泰州等七城市组成长三角北翼地区遥相呼应。这里湖泊众多、河流纵横、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既有钱塘江上游水系、太湖水系为区域内及周边的水资源需求提供保障，又有分布于宁波北仑港、舟山部分岛屿的绝佳岸线和泊位条件。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与上海毗邻的区位优势、（利于经济发展的）充足的水资源等，均使得此区域的经济规模、投资比重、外贸出口、专业化产业群格局、第三产业、居民收入等在浙江全省处于领先地位^[6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综合实力地级以上百强城市报告》，这六市均列入百强城市行列；2004年，六市实现生产总值7840亿元，占全省GDP比重的66%，人均GDP达到33795元，是全国水平的3．2倍，是浙江全省水平的1．4倍^[68]。

特定的地理条件、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促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俗习惯的产生。譬如，浙北（杭、嘉、湖、绍、宁）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富庶的长三角平原州，与湖丝、绍酒、越茶等名产相关的蚕事、织工等风俗，“独具江南水乡风情”^[69]。其中，湖州一带作为综合性的农业区域，蚕桑业尤为发达，故反映蚕桑的风俗特别突出，有蚕花生日^[70]、烧田蚕^[71]、点蚕花灯^[72]、点蚕花火^[73]、望蚕信^[74]、谢蚕花^[75]、吃蚕花饭^[76]、轧蚕花^[77]，等等。

特定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人文环境亦决定了某一区域文化的特质^[78]。本质上，环杭州湾地区归属吴越文化^[79]。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及人文环境，该文化具备了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征。“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柔、细、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七千年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80]有诸多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史前时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精致、柔雅、富于想象力；春秋吴越争霸时期，吴越兵器是全国兵器中最精致的艺术品，“卧薪尝胆”的故事乃典型的以柔克刚；吴越人擅长的是精耕细作，此地多出科技与文艺人才，军政雄才较少；吴越之地的地方剧中的越剧，从剧目、唱腔到服装，无不充满了柔美、细腻、文雅的特色^[81]。

相比之下，舟山作为海域辽阔、以渔业为主的地区，则形成了独特的“以海为田”^[82]的传统海洋文化。这种文化深受浙江内陆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即，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清顺治十三年（1651年）实行“海禁”，舟山人曾两次举岛内迁至宁波附近地区居住，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平定东南沿海之后，朝廷才解除海禁、允许垦复舟山，舟山人得以返回故土（这使得舟山话与宁波话在语音、语调方面非常相似，而且，越剧也是舟山人喜爱演唱并观看的地方剧种）。故此，舟山人一方面具有“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又有背井离乡、远涉荒岛所必备的“渔民精神”——“四海为家的闯荡精神、勇战风浪的拼搏精神、团结协作的群体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助人为乐的重义精神、襟怀对外的开放精神”^[83]。与舟山海洋文化密切相关的则是一整套海岛生产习俗，如拜祭船关菩萨^[84]、海祭^[85]、请龙王、谢龙王、起锚拉网吹号子等。此外，舟山人在劳作之余亦擅长以舟山儿歌、舟山船拳、舟山渔民画、舟山锣鼓等各种艺术形式，表达与展现劳动生产、节庆礼仪以及对大海的深情厚谊等。

（二）浙东南沿海温台地区

浙东南沿海温台区包括由括苍山、雁荡山山脉连接起来的温州与台州两个地级市。不论是在地理环境，还是经济发展方面，两市皆处同一区域范畴。风俗习惯上，温州中北部的温瑞平原与台州南部的温黄平原较为接近，温州南部因受福建闽北影响，与受绍兴宁波地区影响的台州北部存在显著差异^[86]。

分开来看。温州古属勾越，居住着瓯越人。这里气候温暖，区域广阔，既有山川、平原，又有海岛、湖泊，特别适宜人类生活繁衍。历史上，温州因地处浙南沿海山脉地区，历朝历代都远离国家主流意识的控制，衍生于民间的各种意识形态非常丰富多样^[87]。又因与福建省毗邻，故在文化上同时受到吴、越、闽文化的熏陶^[88]。再者，温州乃是移民之乡，曾历经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第一次为两晋、南朝时期，移民以北方士族为主；第二次是唐、五代时期，移民以闽人、唐宗室为主；第三次则是两宋时期，南北各地移民均涌入此地。移民潮导致了风俗习惯、信仰等方面的交叉与融合。^[89]这三个方面的要素，加上自宋代以来功利性的商业文化发达对温州的影响^[90]，使得这一地区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均体现出多样性。例证之一是，温州地区的民间神袛信仰既有自然崇拜（日神、月神、五谷神、桔神、风神、猿神、牛神、鹿神、耗子神、龙神、岩神、石神、树神共16种），又有图腾崇拜（汉族的龙图腾、畲族的龙鳞图腾、壮族的青蛙图腾、苗族的盘瓠图腾、土家族的蛇图腾、满族的犬图腾等六种），还有神灵崇拜（包括22种行业神崇拜、46种偶像神崇拜、23种自然人格神崇拜、13种佛道神）^[91]。温州的民风、民俗和地理环境亦影响或决定了该地区艺术的风格。如位列我国六大名绣之一的瓯绣。瓯绣产生于温州民间，多以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神话故事（如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刘关张三圣、郭子仪拜寿、百子图）等为题材，以表达家庭美满、生活平和吉祥等美好、质朴愿景。与色彩素淡、体现出高雅文人画风的“苏绣”相比，瓯绣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因温州所处的地理环境，自古交通不便，瓯绣受姊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色彩影响不大，民间风味更浓；又因浙南气候湿润、四时如春，终年枝繁叶茂，故其色彩尤为艳丽夺目^[92]。

再说台州。台州三面（南西北）环山、一面（东面）临海，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湿润，夏少酷热、冬无严寒、春秋凉爽舒适，十分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作物的生长繁殖。台州山海交接的地形地貌，对台州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台州府志》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台居浙东，跨海为郡，负山表海，天台、雁荡、括苍、林舆淑清，方驾五岳，海路气象万千，名胜甲于东南”；“台郡地辟东南弹丸之地，然常异才突起，群贤都能立光明俊伟视野，以惊动人世，他郡莫之若先”^[93]。的确，因特殊的地域风貌，台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具体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94]：①文化来源上，台州存在瓯越文化、移民文化等两大支流，但“以多元的移民文化占主流”。夏商至战国、秦汉时期，惯于穴居山处、习水作舟的瓯越人生活于台州地区。秦汉之际，随着中原政权向周围的势力扩散日益加剧，台州的瓯越人不断外迁，来自中原、福建、广东等地的移民迁入台州。相应地，移民文化成为台州区域文化的主要来源。②“在文化结构中，民俗传统与精英传统分庭抗礼，并长时期居中枢地位”。台州特殊的地域条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山海将台州紧紧包围，其境内也因山系阻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北部山区、中部平原区和南部海滨区。恶劣的自然、交通条件成为文化传递的巨大障碍。古代皇权统治、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理念的影响因而较弱，反倒是“佛道文化、山水文化、茶桔文学、山乡民俗文化比较发达”^[95]。③台州的“小传统”极具特色。即，台州人有着“狭隘的自主性”、“以生存为旨归的功利倾向”和“刚性与灵气兼备”的气质。恶劣的自然条件、频繁的天灾人祸（如倭寇和海盗的侵袭）、王权相对薄弱等等，使得台州人在以生存为目的的功利追求中，逐渐养成“相信自我”、“面对现实”、“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刚烈强悍、仗义好斗、善于随机应变的性格特征。④“在时空分布上，台州文化表现为鲜明的多样性”。台州的多元文化虽随移民的迁入而占据主流，但却有多种文化并行的特点。台州的宗教信仰流传有鬼巫信仰（源于瓯越人）、佛教信仰、道教文化、基督信仰等四种即是鲜明的例证。

（三）浙中（金衢）盆地及西南内陆地区

“金华、衢州、丽水三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密切、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96]。金华北靠杭州，东北接绍兴，东南邻台州，南连丽水，西毗衢州并与安徽、江西、福建三省接壤，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曾用“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来形容金华的重要位置和雄伟气势。金华地形复杂，“千里岗高耸于北部，仙霞岭横亘于南城，东部有浙东丘陵伸入，西侧是浙西山地绵延，金衢盆地仰卧于其中，衢、婺、兰三江贯穿而过，平原山区兼而有之，高山大川各占一筹”^[97]。地形的复杂多样，使得本地区的风俗“同中有异，各具特色”：东部的东阳、义乌、永康等县（市），地势高峻、耕地稀少、人口稠密，故民众有善工商之传统；西部则是崇山峻岭，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江山、常山、开化各县（市）以林产为特色；中部的金华、兰溪、龙游等县（市）地处金衢盆地，土地平坦、河道纵横，有浙江“第二粮仓”之称，此地百姓因而以务农为本、不习工商^[98]。当然，异中亦有同：“古朴淳厚、勤劳俭朴、刻苦好学、热情好客”等乃为其民风之共性。^[99]

衢州市位于浙江西部，地处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上游，南接福建，西连江西，北邻安徽，自古便有“四省通衢”之誉。这里山水秀美，民风淳朴，经济虽相对欠发达，但有着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棋文化及龙游石窟文化。其儒学文化的渊源得益于孔子家庙在衢州菱湖的重建：“靖康之乱”后，孔子第48代孙孔端友奉孔子夫妇楷木像随宋室南迁，赐居衢州，后仿照曲阜家庙的规制在衢州菱湖重建家庙，由此，衢州有“南孔圣地”的美誉。祭孔仪礼是孔府后裔祭祀祖先孔子、历代帝王行尊圣之礼的传统祭祀典礼。南宋以来，衢州南宗祭孔仪式经久不衰，历朝历代均有重大活动，是与北宗曲阜祭孔相提并论的重大仪礼。祭孔的仪式格局、祭器、程序是儒家文化的重大组成部分，其形式、规格等对南方此类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丽水位于浙江省西南、浙闽两省交接之处，东南接壤温州市，西南毗邻福建省宁德市、南平市，西北与衢州相接，北与金华交界，东北则与台州相连。因地处山区，丽水成为躲避战乱和民族压迫的地方，全市有少数民族8．36万（涵盖畲、苗、土家、布依、回、彝、朝鲜、哈尼、傣、白、高山、藏、哈萨克等多个少数民族），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1．2%。^[100]因地处浙西南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山区地形，丽水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区域文化：“它既有江南的山水秀色风格，也有山区的朴素与浑厚，既有长远的历史积淀，又受到现代温州商业文化模式的影响。”^[101]具体来看，其区域文化有“差异性”、“兼容性”、“保守性”、“创新性”等四个特征^[102]。“差异性”既指丽水各县市内部的差异性，又包含丽水与周围地区的外部差异性。因地处浙闽丘陵、县城及村落基本由四周环山的小盆地构成所导致的交通不便，丽水各县市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如在各县市的方言中，除丽水（莲都）、与云和、遂昌与松阳之间能基本互通外，缙云、青田、庆云、龙泉历史上与上述四个县市（区）基本不能互通。地处山区、信息闭塞、活动范围狭小亦是丽水人长期居于本土本乡，以农业生产为主，与外界交往甚少的主因。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小农文化得以长期积淀下来，形成了勤劳、质朴、好客的文化特质，与宁波等地的商贸文化、舟山等地的海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兼容性”指丽水区域文化包容了区域内不同方言区块之间的文化差异。因受毗邻地区文化的影响，如青田侨乡人受温州海洋文化的影响而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传统，缙云人受义乌、永康等地商贸文化的影响而有着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特质，等等。“保守性”说的是，丽水由于地理条件的因素，多数地方都保留了原有的耕作方式与生活习惯。如景宁畲族的祭祀仪式和磐安“炼火”。景宁畲族民众至今仍保留着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如“祭祖图”、“做功德”、“传师学师”。“祭祖图”通常在宗祠举行，届时，人们将“祖图”悬挂起来（供瞻仰），同时演唱祭祀歌，以纪念畲民族始祖“龙麒”和教育后代。“做功德”是畲族成年人死后，家属为超度亡灵而举行的传统祭祀仪式。“传师学师”又称“做阳”、“做聚头”、“寿禄”等，由法师主持仪式，通常要持续三昼夜，表达了畲族崇敬祖先的感情和紧密团结、祈福消灾的愿望，是畲族民众人生仪礼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炼火”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主要流传于磐安县双峰、仁川、深泽乡一带和附近地区。活动有一定的戒规、仪式、程序，通常于夜间在广场上举行，参与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届时，民众将大量的木炭、干柴分别堆成若干堆，燃成熊熊大火。炼火者赤膊、光脚，高歌狂舞，大声呐喊，冲进通红的火炭堆上奔跑或做钻火箍、在火堆中滚叉等动作，以此达到驱赶妖魔鬼怪、祛瘟去邪、避祸消灾的目的。“创新性”则指涉，丽水在因山区特性而保留诸多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现代经济文化的冲击，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象。如“畲族三月三”是畲族最隆重、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传统民族祭祀庆典活动，全方位展示了畲族的宗教文化、体育文化、歌舞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民族文化形态，具有独特的民族民间艺术特征和民俗文化魅力。成为丽水乃至浙江地域民间文化的一个代表。

在这种共同的浙江文化精神内，因地处平原、盆地、山区或濒临大海而造成的地理环境差异，使得不同地域的艺术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色，但彼此又有联系。因此，本研究基于地理环境、生产力条件、风俗习惯等，将浙江省的儿歌分布作如上区域的划分，以利于研究分析的区块把握。

【注释】

[1]王彩萍：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刍议，《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9年22卷第4期，第5－8页。

[2]王彩萍：浙江地域文化精神刍议，《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9年22卷第4期，第5－8页。

[3]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页。

[4]《浙江省区划地名实用手册》编写委员会：《浙江省区划地名实用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5]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页。

[6]各市行政区划如下：杭州辖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建德市、富阳市、临安市、桐庐县、淳安县。宁波辖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北仑区、镇海区、鄞州区、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市、象山县、宁海县。嘉兴辖秀城区、秀洲区、海宁市、平湖市、桐乡市、嘉善县、海盐县。湖州辖吴兴区、南浔区、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绍兴辖越城区、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绍兴县、新昌县。舟山辖定海区、普陀区、岱山县、嵊泗县。温州辖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瑞安市、乐清市、洞头县、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台州辖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温岭市、临海市、玉环县、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金华辖婺城区、金东区、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衢州辖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丽水辖莲都区、龙泉市、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县。

[7]这四个方面的地势特征及其分析，除另作注解，主要参看《浙江省地理》，第10－27页。

[8]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之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2页。

[9]同上，第2页。

[10]同上，第2页。

[11]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之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2]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39－142页。

[13]倪士毅著：《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14]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之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5]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6]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17]同上，第52－54页。

[18]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之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9]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20]同上，第60－61页。

[21]同上，第61－62页。

[22]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77－78页。

[2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4]陈桥驿、臧威霆、毛必林：《浙江省地理》，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48页。

[25]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6]关于“建德人”的活动年代，相关研究，如《浙江之最》（第3页）、《浙江古代史》（第7页）均提出是在距今约五万年前。亦有研究提出是在十万年前（《当代浙江简史》第4页）。本研究采用前一种观点。

[27]倪士毅著：《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28]同上，第11－13页。

[29]同上，第13页。

[30]倪士毅著：《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31]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之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第3页。

[32]俗称弋阳腔，因衢州古称西安县而得名，为浙江衢州土生土长的戏剧声腔。西安腔约形成于明代永嘉年间（1522—1566），由流入衢州的江西弋阳腔与当地的古南戏结合而形成。明末清初，西安高腔进入繁荣期，道光前达到顶峰，有20多个西安高腔戏班。道光年间，随着昆腔和乱弹在衢州兴起，西安高腔日趋衰落，不得不与昆腔和乱弹合作演出（三合班）。1940年，日寇入侵衢州，最后一个西安高腔专业戏班随之消失。自此，仅民间保留着道士为死者做功德时演唱高腔。（参看魏敏：浙江衢州西安高腔研究，《丽水学院学报》，2009年31卷第3期，第32－35页。）

[33]明嘉靖、隆庆年间，昆山腔发展成昆曲后，分成雅俗两部分，雅昆曲属“正昆”，俗昆曲称为“草昆”，永嘉昆剧属草昆，是地方化、通俗化的昆剧。

[34]因浦江县属金华府，故又称“金华乱弹”

[35]因台州府属县黄岩的乱弹班最多、最著名，故又称“黄岩乱弹”，约形成于清初。

[36]又名“睦剧”，与湖北黄梅采茶戏、花鼓戏和江西采茶戏有渊源关系。

[37]因杭州古称武林，故又名“武林调”。

[38]由明代的弹词衍变而成，流传于宁波城区和郊县。清末、明初为鼎盛期，20世纪40年代开始衰落。其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曲调有三十多种，尤以“平湖”、“紧平湖”、“词调”、“赋调”、“慢赋调”最受欢迎。（详可参看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9－140页。）

[39]又称莲花文书、犁铧文书，它说唱并重，以宁波方言说唱，并辅以形体动作。（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140页。）

[40]于清光绪年间由杭州人杜宝林所创，杜宝林艺名“小热昏”，故得现名。杭州小热昏有说有唱，以逗笑为艺术手段。现仍流行于杭州、金华及宁波部分地区。

[41]温州鼓词是流行于温州的一种曲艺形式，20世纪20年代形成南北两派。南派风格委婉细腻，盛行于瑞安、平阳县一带，北派风格挺拔刚健，盛行于永嘉一带。温州鼓词以温州方言（瑞安话为准）说唱，以唱为主，兼有说，伴奏乐器包括牛筋琴、扁鼓、三粒板、小抱月等。详可参看杨古侠：温州鼓词的音乐形态探析，《音乐探索》，2009年第2期，第11－14页。

[42]绍兴落花落多为一人手执纸折扇作道具，用绍兴方言说唱，说唱并重，唱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流行于绍兴、上虞、嵊州、诸暨、新昌及杭州周边。

[43]此曲种因所唱曲调《平湖调》而得名，演唱者坐着自唱自奏乐器，弹三弦者为主唱，其曲调平和柔缓、幽雅清逸。

[44]用金华方言说唱，流行于金华、义乌、浦江、东阳、武义、兰溪及衢州。

[45]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后传入浙江平湖。该曲种以平湖方言说唱，唱词生动、通俗易懂，曲调节奏明快，传统曲目均由一人表演。

[46]以兰溪方言说唱（以唱为主），一位或多位演唱者坐着自唱自伴奏，拉二胡说唱者为主唱。

[47]由南词、昆曲和当地民间小调发展而成，演唱者坐着、以临海书面语自唱自奏，二胡是主奏乐器。

[48]嘉善田歌由《滴落声》、《落秧歌》、《棣头歌》、《羊骚歌》、《嗨罗调》、《急急歌》、《平调》等七种富江南特色的曲调组成。这些曲调既可单独演唱，亦可数曲联唱。其歌词特色是多用吴音俚语、谐音双关。

[49]舟山旧时渔民在手工捕鱼操作中形成的，按工序分为《起锚号子》、《拔篷号子》、《摇橹号子》、《打水篙号子》、《起网号子》、《挑舱号子》、《宕勾号子》、《抬网号子》、《拔船号子》等。因机械化捕鱼作业的发展，渔民号子日渐衰微。

[50]浙江省的畲族主要分布于丽水、温州各地区以及衢州、杭州境内。全省境内的畲族民歌曲调形式多样，包括“丽水调”、“景宁调”、“平阳调”、“泰顺调”、“龙泉调”、“文成调”等六种。民歌的歌词也非常丰富，有短歌、长篇史诗歌、长篇叙事歌等。

[51]流行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是以丝弦乐器和竹管乐器为组合的乐队。

[52]《浙江省区划地名实用手册》编写委员会：《浙江省区划地名实用手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5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505页。

[54]同上，第506页。

[55]魏敬先：简述瓯绣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43－45页。

[56]转引自吴慧平：地理环境与书法风格，《美术学报》，2009年第2期，第73－77页。

[57]同上，第73－77页。

[58]同上，第73－77页。

[59]有关孟德斯鸠、斯达尔夫人、黑格尔的分析，参看蔡稹：丹纳及其三元素说，《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11卷第2期，第91－92页。

[60]此处对丹纳思想的分析，除另作注解，均参看蔡稹：丹纳及其三元素说，《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11卷第2期，第91－92页。

[61]（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62]同上，第34－35页。

[63]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

[64]张建华、徐维详、俞静、林文武的“基于区域块状经济差异下的浙江省城市化差异研究”（载《经济论坛》，2007年11期）一文，依据历史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水平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将浙江省分为环杭州湾地区、浙东南沿海地区（温州、台州二地市及所辖区县）、浙中及西南内陆地区（金华、丽水、衢州三地市及所辖区县）等三个区域。本研究在对浙江省的儿歌作区域划分时参考了该文的论点。

[65]王宁江、江玲洁：环杭州湾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浙江经济》，2003年第9期，第37－38页。

[66]王宁江、江玲洁：环杭州湾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浙江经济》，2003年第9期，第37－38页。

[67]王宁江、江玲洁：环杭州湾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浙江经济》，2003年第9期，第37－38页。

[68]潘强敏：环杭州湾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和前景，《浙江经济》，2005年第21期，第36－37页。

[69]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70]在十二月十二日蚕花娘娘生日这一天，蚕农们为祈求蚕花丰收，用红、青、白三种颜色的米粉团做成龙蚕、元宝、大公鸡等象形圆子，立“蚕花五圣”的马张，以香烛祭拜。（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4页。）

[71]俗称“照田蚕”，始于宋朝。在除夕晚上或正月半，农民将竹苇扎成火炬并点燃，同时敲锣打鼓、演唱祈求蚕花丰收的赞词。（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5页。）

[72]吃过年夜饭之后，孩子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点燃后一边嬉戏，一边唱“猫也来，狗也来，搭个蚕花娘子一道来”，一直持续至黄昏。（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5页。）

[73]一种在除夕夜于家堂土地菩萨神龛里点上一盏油灯或一支红烛至年初一早上的风俗。（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5页。）

[74]一种在缫丝时亲戚间以鱼肉、花果、糕点等相互馈赠的习俗。（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5页。）

[75]蚕农在端午节以猪头等酬谢蚕花娘娘的习俗。（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5页。）

[76]蚕农结束卖茧卖丝并祭谢过蚕花娘子后，即吃蚕花饭以示庆贺。（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5页。）

[77]一种于清明前后到附近庙里祭拜蚕神的风俗。（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336页。）

[78]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13页。

[79]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涵盖太湖地区的吴文化、宁绍地区的越文化、皖南的徽州文化、浙南的瓯越文化等各种地方类型。详可参看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13页。

[80]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13页。

[81]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13页。

[82]王文洪：探讨舟山海洋文化的发展轨迹，《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年第8期，第120－124页。

[83]王文洪：探讨舟山海洋文化的发展轨迹，《海洋开发与管理》，2008年第8期，第120－124页。

[84]为祈求出海顺利，捕鱼丰收，每汛出海时，渔民都要在设于渔船后舱、专供船关菩萨的圣堂舱敬祈船关老爷，称为“祝福”。鱼汛结束时再次酬谢一次，叫做“散福”。祭品主要有猪头、全鸭、鲜鱼。供奉之后，要先由渔老大割去猪鼻子上的一块肉抛入海中，其他伙计才能动筷分食。（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592－593页）

[85]为祈祷渔船出海顺利，渔船出海生产第一天（俗称“开洋”），都要在船上供祭，之后，将一杯酒和少许碎肉抛入海中（称作“酬游魂”）。此外，船上的人在这一天不能吵架和说不吉利的话，否则，便会受到处罚。（详可参看《浙江风俗简志》，第593页）

[86]连晓鸣：中国南戏探源——试论台州与南戏之渊源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54－163页。

[87]焦淑军：神袛信仰的背后——现实与愿景，《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第104－111页。

[88]同上，第104－111页。

[89]同上，第104－111页。

[90]同上，第104－111页。

[91]同上，第104－111页。

[92]魏敬先：简述瓯绣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43－45页。

[93]原文出自喻长霖：《台州府志·序》，转引自叶哲明：台州历史文化的背景、特色及产业化研究，《台州师专学报》，2000年22卷第1期，第85－90页。

[94]高飞：台州区域文化传统特色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第124－129页。

[95]叶哲明：台州历史文化的背景、特色及产业化研究，《台州师专学报》，2000年22卷第1期，第85－90页。

[96]刘京：旅游业区域合作——金丽衢三市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丽水学院学报》，2006年28卷第4期，第19－25页。

[97]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98]同上，第408页。

[99]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100]郭戬：丽水区域文化特质分析，《丽水学院学报》，2006年28卷第3期，第39－41页。

[101]同上，第39－41页。

[102]这四个特征及其具体分析，参看郭戬：丽水区域文化特质分析，《丽水学院学报》，2006年28卷第3期，第3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