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安伟邦先生——《安伟邦文集》序
金 波
安伟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我们都在忙，忙得忘记了许多事情，忘记了许多朋友，但是，安伟邦先生却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记忆中。每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就会想起他来。书本常常促进着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书里的字字句句都有生命，这生命又会联系着另一个生命。我们从安伟邦先生的著译中感受着他的生命，可以凝视，可以谛听，可以和他交谈。
一
上个世记五十年代初，在北京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有安伟邦先生最早工作的一所小学，那是他文学创作起步的地方。在那里，他过着简朴而丰富的生活。他很习惯学校里的铃声、书声和笑声。
当一天结束了，学校复归于宁静，安伟邦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今天看来，他的创作选择了幼儿文学，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起步。我们没有就这一话题交流过，但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专注的精神，在幼儿的心灵世界里寻绎思考。他敏于观察，勤于积累。在那一段教学生涯中，他始终关注着孩子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一坚实的准备工作，正是每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那时候，他常常去低年级班听课，观察和了解这一学龄段孩子的生活。他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像个孩子一样，聚精会神，又充满好奇心。他把他观察到的，思考过的，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绝无泛泛空谈，他独擅的艺术魅力就是具体而细微地表现孩子最本质的品格。
他的创作是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一篇二三百字的小故事，每每花去他许多的晨昏和夜晚。一篇初稿完成，他要数次修改，字斟句酌。他那篇发表在《小朋友》上的故事《圈儿圈儿圈儿》，发表后的许多年间，当年的小读者也不曾忘记。二十年后，这篇故事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
在六十年代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仅在《小朋友》杂志上，他就陆续发表了《王三虎》《小队光荣簿》《新的头发夹子》等作品。他的作品得到了小朋友的喜爱，受到大读者的赞扬。著名儿童文学家、当时《小朋友》杂志的主编圣野先生，曾这样评述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他说：“我以为，《圈儿圈儿圈儿》的发表，是低年级文学告别了它的幼稚阶段，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安伟邦在六十年代以大成作为他的人物的主角，创作了一系列的小故事，语言朴实无华，情节委婉生动，像一幅幅用白描手法画的钢笔画，于平淡的叙述中透露着一点作家的机智。”这一评述很实在、很中肯。安伟邦的幼儿文学创作，在那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安伟邦的儿童文学创作，属于简约质实的那一种，紧凑坚致，质胜于文。他的创作一直遵守着以实地观察为依据，因此不空泛，不浮华，有质地，耐品读。他的叙事，有主有从，写人鲜明醒目，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却又能做到隐而不彰。他的创作，重客观而不务玄想：不求表面意思的热闹，而是在平淡中具有一种绵长的隐秘力量。语言质朴无华，常以短句子书写，朗朗上口，便于听，便于记。就像山野的小花，不假脂粉而增添颜色。这种笔力所唤起的印象是恒久的美质。直到今天，我读安伟邦的这些故事，仍然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我看见一个儿童文学中的老人，处境安详，对于一切杂沓的声音，不知不识。他像一个乡间的农民，面对着他那一片不算丰腴的土地，也能平静地耕耘。他留下的小花，带给我们的却是春天的感觉。
他是为春天而写作的人。
二
在我的印象中，安伟邦是从上世记八十年代初开始翻译工作的。从那时起，他不时会送给朋友们一些他的译作。大家收到这些装帧设计简朴的小书，无不感到惊喜。因为在他创作幼儿文学作品日见稀少的时候，却看见了他连续不断地译介给我们的这些域外的文学作品。
他曾经翻译过一些安房直子的童活。那时候，大家对这位日本女作家的作品还不那么熟悉，一经阅读，便喜欢上了她和她的作品。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就像在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口，看到了窗外的远山，一片蓝色的桔梗花，一片雪后的月光，那些亦真亦幻的奇妙故事，让我们感动。内心仿佛感受到了宁静、抚慰，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忧伤。我常常像坐拥着秋阳，或伴着祛寒的炉火，内心感到温暖。
他还译了大量的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动物小说。他译得很系统，很平静，一本一本地翻译，一本一本地出版，大家读后仍有许多期望。从安伟邦的译作里，我们又认识了日本这位动物小说开山鼻祖的经典之作。书中一以贯之的是儿童的视角，表现了人与动物的亲密感情，充盈着向善的追求。
我没问过安伟邦为什么选择了安房直子和椋鸠十的作品，但阅读他的这些译作时，我感受到了译者内心世界的状态：他在做了一天的编辑工作以后，守着一盏孤灯，进入了另一种文学的情境，远离了尘世的喧闹，没有龃龉，没有抵牾，他的心里充满了温情。他一直关注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感受着安房直子的清愁和感伤，感受着椋鸠十的温暖与和谐，感受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乐趣，感受着让更多读者读到经典的那种喜悦。
他做的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的工作，他一面翻译，一面思考，思考着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发展。他在安房直子《谁也看不见的阳台》一书的前面，曾有一段关于童话在日本的演化发展的论述，大体的意思是：五十年代末期，日本学习欧洲，兴起了一种童话——“空想故事”（或叫“空想童话”、“幻想故事”），描写人物、描写现实和空想，以及结构都采用小说的手法。一般地说，这些奇怪的故事，大多是从现代生活中的现实出发的。现实和非现实交混在一起，别具一种风格。从安伟邦的这段简介中，我们读到了一些还比较陌生的概念，如“空想童话”、“幻想故事”，童话创作中的“小说手法”，“现实和非现实”的交织，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提法，无疑让中国的读者和作者耳目一新，多了一种艺术上的借鉴，丰富了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手法，对日后中国“幻想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促进的作用。
安伟邦作为一位翻译家，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他从不认为他的翻译是施惠于他人的工作，倒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受惠者，让他在创作之外，开辟了另一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空间。
他蕴蓄在自己身上的力量，就在于他寄希望于孩子。
他从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真与善良。他为孩子创作，为孩子翻译，他一生立身行事都是为了孩子。
我常常这样想，对他，天若假以年，他还可以留下更多的业绩……尽管这样，他为孩子和儿童文学已经做出的一切，仍然蕴涵着精神的高尚，以及为人称善的东西。
三
著名的儿童文学老作家圣野曾回忆，1980年前后，安伟邦曾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约请，在出版社的阁楼里住了一个多月，他废寝忘食地把少儿社资料室里有关日本的幼儿文学书，全都浏览了一遍，写了一个关于日本幼儿文学当前基本情况的报告，为我们及时了解日本的出版动态提供了具体的信息。而且从那以后，他每年要给《小朋友》译介几篇日本的小童话，作为我们的借鉴。“1986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幼儿读物研究会在石家庄开成立大会，安伟邦在会上作了一个有充分准备的发言，介绍了日本的‘画书’，非常具体地谈了绘画和文字的乳水交融相得益彰的亲密关系。”（圣野：《从〈圈儿圈儿圈儿〉谈起——沉痛悼念安伟邦同志》）
著名的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回忆，1987年4月的一天收到了一个寄自远方的邮件。这是一本安伟邦译的安房直子的《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当他读到了其中的《狐狸的窗户》时，“有点透不过气来了”。“这本书竟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九个月后我竟会去了日本。”“我隐隐约约地感觉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存在。换句话说，我感觉到了幻想文学对我的召唤。”（彭懿：《我为什么会留学日本》）果然，经过几年的钻研，彭懿在幻想文学领域多有建树，但那源头却是安伟邦一本小小的译作。
再看另一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回忆，2006年，她借到一本书。这本书“被磨损得厉害，书脊用不干胶粘着，勒口掉落了，书里面有用铅笔小心画的一个个小圆点，标记着阅读者特别感动的段落。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译者安伟邦先生的亲笔题字。”这是一本在作家手中“借来借去”的书，是安房直子的《谁也看不见的阳台》。“书中的十二个故事都像《狐狸的窗户》一样，如梦如幻，美丽至极，很难找到幻想和现实的分界线。读着这些单纯、透明的故事，仿佛自己也能变成远离尘嚣的美丽精灵。”（汤素兰：《借来借去的一本书》）
不必再列举更多，以上事例足以证明：安伟邦的译著给人们多么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虽也经历过许多波折，但都被他一一镇静地克服。这内心的力量，源于至诚，出于自然。坚持和追求，给了他韧性和毅力，并把它熔铸在他的作品中。他视孩子为他创作的源泉。也许基于这些经历和感受，他更加理解孩子和尊重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智慧的关爱。因此，他的创作和翻译有着儿童般的纯真和赤诚，并以这种纯真和赤诚服务于儿童。因此，他耐心隐忍，甘愿孤独，他已习惯于随遇而安；他甘愿吃苦，视工作为生命。
今天，当我们阅读这套厚重的《安伟邦文集》的时候，我们更是深深地怀念安伟邦先生。
2012年冬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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