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都已经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只见他：春、夏、秋三季不外两截式灰布唐装，冬季里，一袭藏青长袍，终年布鞋白袜，手摇折扇，扮相很是古老中国。
同学似乎并不把老师放在心上，上课吵吵闹闹的，交代背诵的课文，没背；交代要写的功课，迟交。老师一开口，大伙儿就掩着嘴笑：“好奇怪的口音哟！有听没懂。”
老师一口浓浊的乡音成为同学理直气壮不用心听课的理由：反正是听不懂，听了不也是白听吗？
算起来，那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儿了。十八年前十六岁的我，无论正过来倒过去说，都是非常青涩和幼稚的。
和许多满脑袋奇情幻想的十六岁女孩一样，上课的时候，最是偏爱窗外。又恰巧窗外的景色是那样符合小说中的情境：一排绿杨柳迎风款摆，三两白蝶翩翩穿梭，天天天蓝，教我不想下课也难。教室，一如囚笼，我，笼中的云雀，向往飞翔，飞翔。
也总是不偏不倚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师点起名来抽背书。
轮到我上台背书了，我赶紧起身，往讲台前跑去。抽背书的时候，课堂总算安静下来，我开始大声地背诵：“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背得那么顺畅，那么流利，老师满意地闭上眼睛，摇头晃脑，跟着背诵的节奏打拍子。背完了，老师高兴得“好，好，好！好孩子”赞个不停。才教的新课，不过一夜之隔，这孩子居然全背熟了。
我得意地回座。老师哪里知道，早在小学四年级，父亲已教我背会这篇《桃花源记》了。
从此以后，每逢课堂抽背，老师一定喊我，如果是小时候父亲教我背会的古文，我稍一温习固然就可以背诵如流，那些没有教过的课文，即使偷懒不背，我也照样轻松过关。原因是，老师早已信任我了，只要我一上台，他就双目微闭，满心欢喜地听我朗声吟诵，殊不知，我居然是照着他摊在讲桌上的课文，一字不漏地念一遍！
老师一向只管用心讲课，讲到国恨家仇，便紧握双拳，从右边教室门口一路跳到左边教室窗口；讲到忠贞之士可歌可泣爱国事迹，就慷慨激昂，吟诗长啸；老师声若洪钟，中气十足，往往一声暴喝，我们以为他生气，教室中喧闹的气氛，立刻安静下来，却原来是融入千古历史，又与乱臣贼子力搏。
我始终弄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会生气，不严加管教我们这堆上课光会说话、传字条、吃零嘴、提早啃便当的顽皮鬼？老师只是尽心卖力地教课，恨不得把肠子掏出心剖出来，而且是那样激动，激动得一堂课下来非得从第一排跳到最后一排来来回回无数趟。
尤其令我们又兴奋又奇怪的，是老师采取的“高分主义”。
语文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重头课，特别是周记、作文，分量多，要求也较严格。但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是，老师虽然仔细批改每篇作文，在分数上却是绝对的石门水库泄洪，即使作文再差，老师也通篇红圈，谆谆诱导，表示嘉许。我是班上的学术股长，作文由我收齐交给老师，免不了有“偷看”的兴趣。
而在那样不知世事的年龄里，分数的高低对我们通常有心理上的影响——一门功课，如果受到老师重视，分数自然会高，分数一高，读书的兴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否则，再努力再有兴趣也不过挣来六七十分，久而久之，势必生疏气馁了。
老师的高分主义，看来是有效的，不少原本对语文缺乏信心和兴趣的同学，乍见老师的真心美言，不禁惊喜交集，纷纷加紧脚步向前，而一些一心一意做着记者梦、作家梦的文艺狂热青年如我者，更是受到无以名之的宽容和鼓舞，生出一层感激和奋发，觉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才不致辜负老师的期许，不禁凭着一股傻劲，勤写不辍。
翻开珍藏的十八年前老师批改过的作文簿，上下学年的作文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题”、“田园将芜胡不归？”“春去也”、“知更鸟的故事”、“天涯未归人”、“春归何处”一类今日看来可笑的题目，回想起来，原来又是老师教学法之一，上作文课，他除了列举四五个题目在黑板上任同学选择，也随我们自由命题，自由发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不但自以为美地“春花秋月”一通，还瞎编了好几篇中年人的爱情小说，奇怪的是，七十多岁的老师，不但表示欣赏，还评为“写得情意缠绵，逸韵奇趣”！
记得那年，林语堂先生在联合报副刊陆续发表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我也班门弄斧地在周记、作文本上发起谬论：“林语堂先生能写他最敬佩的探春，我为什么不能写我最欣赏的史湘云？最喜欢的刘姥姥？”
其实，《红楼梦》原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便有兴趣翻看的一本课外读物，加之父亲书架上另有一本《红楼梦人物论》，两相参照，竟也看出些苗头来。
说真的，十六七岁的孩子，又哪里懂什么真假好恶？人说黛玉善感多愁身，我也这般跟着怜惜；人说熙凤阴谋城府深，我也就这么的恨；人又说湘云率真可爱，我看着如痴如醉，巴不得是她化身！
以至当我读到报纸上讨论的红学，自然而然想卖弄一二，于是把各家“参考”来的看法，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写了一大篇“很有两下子”似的“综合什锦炒面”。
没想到，老师看了我的“大作”，简直有了发现新彗星的狂喜，不仅立即推荐到校长成舍我先生那儿，还把文章交给校刊发表，更令我受宠若惊的是，作文簿上堂堂批上一百分！
更没想到的是，老师从此益发对我偏爱起来，就在学期结束后，成绩单上的语文成绩，总平均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百分！
虽然说，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何况是这看着简直夸张的语文满分，但是，对当年那样一个对写作充满天真赤诚的女孩来说，还有什么更能代替这一百分所包含的意义呢？
这一百分，代表着直追完美的精神标杆，这一百分，洗刷了我曾经几何零分、三角三十二分的羞耻，这一百分，更赐给我追求成功、激励奋发的勇气！
当然，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旧十分怀疑自己究竟有多少能力，多少能耐，在文学的浩瀚烟海中浮沉，然而，也每在失却信心和信仰的边缘，不忘提醒自己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个圆满的纪录！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位长者赐给我全然的关爱与期望！
我也常在面对写作瓶颈徬徨犹豫的时候，反复回味，十八年前，老师在学期结束后，特别在作文簿上的赠词：“满室芝兰吐异香，一枝独秀冠群芳，品高不与凡葩伍，文采风流叙雅章。”也唯有这帖激励剂，能继续支持我对自己的信心。
世事多巧妙，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也返回母校任教语文。站在老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重复老师曾经要我背诵的课文，我不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咀嚼：老师那种只有宽容没有责备，只有鼓励没有压抑的教学法，是多么温暖博大！
只是，我终究不能原谅自己对与老师有关的一切——家世、背景、兴趣、所学，甚至籍贯、年龄、住所——一无所知！
我所知道的，仅仅三个字，老师的姓名——邹子珍，和那早已泛黄纸张上留下几行文雅清灵的手迹，以及，将势必伴随我终身的精神标杆——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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