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

在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罗马人几乎公认几个民主派领袖在联合统治着共和国,而庞培显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在其中位居榜首。富有阶级称呼他为“非公开的独裁者”。至于西塞罗在他面前则只有匍匐的份儿。比布鲁斯向他说着最刻薄的嘲讽,最恶毒的言辞在反对他的人士的私人集会上,也全都冲着他。

这是很正常的。那个时代中,庞培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将军。恺撒的确是一个明敏的政治领袖,虽然有演说上的天才,但是他的性格几近优柔,而且不好战。这种意见由来已久。我们也不能指望那些出身贵族的乌合之众能用心去寻找故事的真相,因为传说中恺撒在塔霍河的英雄事迹,将已经形成的陈词滥调做出什么改变。显然,恺撒在他们心中完全是一个副官的形象了,只是去完成主官分配的工作,比如那些由弗拉维乌斯、阿夫拉尼阿斯此类能力较差的助手完不成的任务。即使后来他身居总督的位置,也没能改变一般人心中的这个形象。阿夫拉尼阿斯早前也曾坐到这个位置上,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任何重要的地位。许多年前,一个总督常常掌握着四个军团的兵权,甚至数省的执政也交由总督掌管。恺撒所管理的地区远在阿尔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的王子又被罗马人视为朋友以及邻居,因此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大的战争的。庞培的地位由加宾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保护着,相比于被瓦亭尼亚法保护的恺撒,恺撒的地位显然是不利的。庞培掌握着统治权的地区几乎算是整个帝国,而恺撒只有两省。恺撒能够动用的军队只有2.4万人,而庞培却可以轻易调动全国的军队以及国库。而且恺撒的指挥权是有限期的,虽然时间相当长久,但是庞培却可以自己确定自己何时退休。总而言之,海陆上一切重要的任务都是由庞培一手掌管的,而恺撒的任务则是守在北边,为庞培在首都的统治不受干扰做守望工作。

庞培只会下令不会治理,因此当联合执政团选举他成为首都统治者的时候,那个重任其实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很快,首都就陷入一片骚动之中,加之由过去和即将到来的变革带来的侵扰,整个首都就简直变得和19世纪的巴黎一样了。要治理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兵力作后盾是不行的,而这个刻板的士兵也肯定完成不了这个艰巨的任务。结果,事情很快就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无论是令他感到不便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在关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恺撒外调以后,联合执政团实际上仍然掌握着世界的命运,却不能主宰那些在首都街道上行走的人们。

而元老院则任由事态发展,在表面上维持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府。让元老院保持这个态度的原因如下:第一,联合执政团的分子缺乏执政团的指令,这一点引起了元老院的同情。第二,贵族阶级开始有人感觉到,或者有人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无能为力。因此,反对联合执政团的元老们义愤填膺、态度悲观。当时的罗马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没有一个有决定力的政府,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中心。至此,罗马的贵族统治已毁坏,军事统治却尚未成熟。罗马陷入了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中。罗马共和国固然在历史上显示出了对种种政治原则的了解远超古代以及近代任何国家的先进性,但它也同样将政治的无政府性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非常巧合的是,当罗马的首都上演着这历史上最杂乱的政治闹剧的同时,恺撒在阿尔卑斯以北的地区正在缔造他的历史业绩。罗马这边的新摄政者要么忙于在元老院里和元老们一起哀叹现状,要么把自己关在房间内生闷气,无暇统治罗马。那些仍然渴望自由与秩序的公民们,无不对现状的紊乱觉得懊恼,但是之所以都采取了消极态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领导者,因此也无人可以做顾问,他们都尽量和这种政治上的所多玛保持距离,尽量避免参与政治。

而这个现状却乐坏了平日里深藏不露的暴民们。整个罗马变成了他们的竞技场,自封的大人物成千上万。他们穿着破旧袍子,有着蓬乱的胡子,飞舞着长发,加上低沉的嗓音,有这类标志的人都是在进行政治煽动,他们简直组成了一个大行业。很多人都能从中得到大量报酬。戏院已经被发表慷慨激昂演说的人挤得人满为患,但是其中主要的听众却都是希腊人、犹太人和由奴隶获得解放的自由民,甚至还有尚未被解放的奴隶。他们都是这个场合里呼声最大的。但是事实上,真正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们很少出现在投票的地方。

此时拥有兵权的人就是握有真正权力的人。一些出身高贵的冒险分子,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原先都是民主派的人,全都招募了剑士与黑卫兵。恺撒原来还在首都的时候,他是唯一懂得如何领导以及控制民主派的人。但是在他离开首都以后,由于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于是这些民主派的人都各自做自己想做的事去了,各自为政。即使是在现在这个大闹剧中,他们仍然还是高举着自由的旗帜热情高涨地奋斗着。但说实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既不算是民主派,也不算是反民主派。他们往往在不可或缺的旗帜上先是冠以人民的名字,最后又换上元老院或者某个党派首脑的名号。举一个例子,克罗狄乌斯就先后高举为元老院而战、为执政党而战、为克拉苏而战这三个旗号,至少他自诩为此而战。而这些武装分子其实也就只在反对或迫害他们的私敌时,才会把自己的旗号搬出来,他们的党派立场只是公报私仇的工具而已。例如在克罗狄乌斯迫害西塞罗的时候,以及米罗反对克罗狄乌斯的时候。如果这一段政治史是一场舞台剧的话,那么背景音乐确实可以搭配一个胡闹的音乐。大量的谋杀,围攻谁的宅邸,纵火,以及发生在首都内的其他暴力场面,简直罄竹难书。至于嘘、吼、叫、啐、踩,甚至是丢石头、拔刀相向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是这场无法无天的舞台剧中的主要演员。他已经被好几任摄政者利用来对付伽图以及西塞罗。这个人确实拥有影响力,也有才干,最大的优势在于精力充沛。他在党内也确实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担任护民官时期,而且是可以自行其是的时间内,他所追寻的是过分的民主政策。他免费提供谷物给市民,限制检察官指控不道德的事件,不允许行政官用宗教规定阻止民众举行集会。不久之前,他还取消了为了限制政治帮派的猖獗活动而定下的对集会权的禁令,重新采用的几乎是军事清算式的“街头集会”——这种行为无异于是将首都那些无论是自由民或者奴隶的无产阶级正式地组织起来了。当然,用自由的名义进行这些行为,并不排除买卖公民证书的可能性。就像恺撒一样,他也利用自己大大小小的官职中饱私囊,将自主权卖给属国的国王和城镇。

其实庞培都看在眼里,却始终没有对这些严重损害他利益的事情采取什么措施。如若他没有看出这些来,但他的对手已经看出来了。克罗狄乌斯甚至已经胆子大到敢为了遣回一个被俘虏的亚美尼亚王子这样的小事,跑去和庞培争论,甚至这个争论不久之后变为正式的仇恨,这正显示着庞培的无力。此时的他身为摄政者,却已经沦落到要和一个党人兵戎相向,境遇可谓凄惨。而他和克罗狄乌斯相比,兵器的使用熟练度显然有所不如。他因为亚美尼亚王子的事件,觉得被克罗狄乌斯愚弄了,于是他又将克罗狄乌斯的敌人西塞罗从放逐中解放出来,因此庞培正式和克罗狄乌斯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位将军放出奴隶以及拳击手的做法,并不比克罗狄乌斯那一派人将街道变为危险场所的做法高尚到哪里去。随后在街头战中,将军必定敌不过煽动家,而且不止一次被克罗狄乌斯一党人围困在了庭院之中。另一场特殊表演也在这场匪夷所思的闹剧中上演着,那个名存实亡的政府竟然是摄政者以及那个流氓竞相讨好的对象。庞培放出西塞罗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讨好元老院。而克罗狄乌斯更是叫来马尔库斯·比布鲁斯公开做证,说朱利安法通过宪法的流程是不合法的,宣称朱利安法是无效的。

由于这出肮脏的闹剧连主要演员都不知道自己在表演什么,因此必定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即使天才如恺撒,也是凭借经验才知道政治煽动已经不能成为登上宝座的阶梯,因为情绪的骚动都过去了。如若现在还有人能够在这君主与共和青黄不接的时期,披上恺撒扔下的预言家法衣,举着手杖搬弄盖约·格拉古式的伟大理想,顶多也就是个搪塞现状的权宜之法。引起民主骚动的党派,实质已经是非常空泛,甚至都没有任何的机会进入最后决战的角逐。

这种混乱使得中立的公民渴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拥有坚实军事基础的政府。这类中立公民都是没有受到暴乱直接影响的住在罗马城外的人。尤其是经历过卡提林纳利亚阴谋的人,出于对过去的经验之谈,已经对法治失去信心。那些彻底被暴乱震惊的人们相比于无政府的状态,最恐惧的也是法治被推翻后将要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唯一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庞培不断遭受克罗狄乌斯党派人士攻击的痛苦处境。而他的现状在决定他未来步骤的事情上,有实质的影响。

连生性迟钝的他都对克罗狄乌斯使他陷入尴尬处境而感到丢脸,因此尽管庞培一向不喜欢主动出击,此时也不得不想办法改变他和恺撒以及克罗狄乌斯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他和恺撒的立场还有处境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与他在政务上取得全败的处境相反,作为另一个摄政者的恺撒,他的地位此时已经不再有任何顾虑以及恐惧。恺撒已经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许可了,他已经在一个基本都是罗马公民的南方省进行征兵,使他的兵力变为以前的两倍。他原本的任务其实只是为罗马卫戍才驻守在罗马外的,但他却带着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将西布里人的一次入侵行为扼杀在了摇篮里。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7年的两年之间,他已经将罗马的军队带到了莱茵河以及英伦海峡旁边。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贵族们不能再保持以前不闻不问、说说坏话的惯例了,因为那明显是没用的。恺撒胜利者的光辉已经盖过了庞培的桂冠,那个以前被斥之为优柔的恺撒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胜利英雄,成为士兵的偶像。而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已经将连庞培都没有得到过的荣耀发给了恺撒。庞培和恺撒之间,主官与副官之间的关系,至此完全翻转。恺撒现在是拥有罗马最强大军事力量的人,与庞培这个过气了的、曾经著名的将军不同,此时的恺撒才是真正的英雄。

不错,在岳父与女婿之间,确实没有公开的冲突表现出来,但是政治联盟其实由于已然发生的变化而本质性地改变了,已经从内部崩溃了。对于庞培而言,与克罗狄乌斯的争执不过只是令人恼怒而已,但是现在与恺撒之间的角逐已经对自己形成了真正的危险。以前的情形是恺撒以及其徒众寻找军力的支持来对抗庞培,而到了现在,情形却已经逼得庞培不得不反转过来寻求军力来对付恺撒。庞培即使再不喜欢公开露面,但是到了现在也不得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争取让自己的权力凌驾于那个高卢两省的总督之上。

现在庞培采取了和恺撒在米特拉达梯战争时期一样的策略,向政府要求得到军事地位,以平衡遥远敌人的兵力优势。其实仅仅是在一年半以前,这都还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时的庞培和恺撒这两个摄政者通过民众议事集会和元老院而号令全国,虽然元老院是威慑于恺撒的权威,但是民众议事集会还是将他们视为街头的主宰,并对两个摄政者唯命是从。庞培在当时站在联合执政团代表的位置上,是被承认的国家元首,因此他可以得到他所希求的包括损害恺撒利益的所有任命。但是此时的他已因为与克罗狄乌斯之间没有原则的争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去了领导地位。民众集会上也不再有许多人拥护他的提议了。但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元老院对他的态度也还算是比较缓和的。但是他是否还在元老院拥有和以前一样数量的支持,并从元老院得到他想要的任命,在如此长久的沉寂之后,这些都变得令人怀疑了。

元老院,或者说那些一般贵族,也在经历着内部的变革。这种沉入最底端的现状给予了它新的力量。许多事情的端倪其实从公元前60年所举行的联合执政时期就已经暗暗地蛰伏下了,只是未到时机罢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姻亲关系,伽图与西塞罗被清退出场,这些都是君主政体以及家族联盟的迹象。大部分民众即使对政治事件不抱兴趣,却都能感觉到君主政体的奠基工作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从那时起,恺撒的目标已经是共和体制是否还可存在,而不是如何修补它了。基于这个认识,那些有见识、有地位的人,都不再支持民主党,并将恺撒推到民主党首的位置上。住在乡村别墅中以及参加私人沙龙的人,已经不会再喊他们“三摄政”“三头怪兽”了。恺撒这个民主党的执政者走进戏院进行执政官演说的时候,没有任何人鼓掌,而当他的爪牙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现场就是一片嘘声。一旦有人能够站出来说反对君主制度以及讽刺庞培的话语,哪怕说话的不过是一个演员在表演,都会引起哪怕是平时最老成稳重的人的喝彩。流放西塞罗的时候,当时许多公民,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他们穿着和元老们一样的丧服表示哀悼。当时的一封信曾说:现在这个时候,民众之间最受欢迎的事情就是反对民主党了。

摄政者暗暗授意,如若继续这样反抗下去,骑士阶级将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免费谷物也不会再免费派发给民众。出于这种压力,虽然不满的情绪仍然很大,但是这种不满被民众表现出来时显得更谨慎了。最有效的就是金钱的手段,恺撒的黄金正在不断增加。那些经营不善的商人,有影响力缺乏金钱的贵妇,不能偿还债务的年轻贵族,以及陷入困窘的商人与银行家,如果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只剩下向恺撒在首都的代理人寻求帮助这一条路。如果已经是不可救药的破产的混混,恺撒必定不会给予帮助的。但是尚有些体面的人,恺撒一般都不怎么拒绝。此外,恺撒在首都兴建了许多可以惠及从执政官到贩夫走卒各个阶层的建筑,而且为了公共娱乐,也花费了大量的经费。虽然庞培也在这些方面做过努力,但毕竟规模有限。恺撒甚至前所未有地建立了首都第一座石头建筑成的剧场。

这些措施无疑会使首都反对者的态度转变,能够缓和他们的反抗态度。但这种贿赂毕竟不能撼动反对派的核心。现存体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明显根深蒂固,即使是中立的民众,尤其在乡村生活的,更加不情愿君主政体到来,君主政体的赞成者少得可怜。

公民的不满在选举中可以得到自然的表达,这是罗马本身具有的特色体制。在这个现状下,元老院虽然已经败絮其中,但毕竟是合法的共和国捍卫者,因此立宪派在这里也只能委身在元老院的领导下。至此,一个事实便显露了出来,元老院被推翻之后,发现手上还有一支庞大而且可以信赖的军队,甚至比当时用于推翻格拉古和苏拉时都更为可靠。

而贵族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有所活动。但正在此时,马尔库斯·西塞罗却发誓绝对效忠于摄政者,而且参加元老院的绥靖派之中,获得了摄政者的同意回到罗马。庞培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寡头政府做了一个偶然让步而已,才使得西塞罗可以回罗马,庞培的如意算盘是,西塞罗回到罗马,一方面可以给克罗狄乌斯一个下马威,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个经历了诸多打击之后已经变得唯命是从的前执政官,可以成为他的工具。但出乎庞培的意料,西塞罗的回国却率先被共和派大肆宣传,这情形与当初放逐他的情况一致。两个执政官在元老院的紧急命令之下,由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一群人作保护,用以抵挡克罗狄乌斯一派的反对——要求公民允许西塞罗回罗马。同时,元老院促使所有支持宪政者参与投票。非常多的知名人士,尤其是来自乡镇的人,在这一天全部聚集在了罗马,加入到这个投票的行列中来。连西塞罗如何从勃隆度辛到首都的行程安排,都成为公众一系列情绪表达的突破口。于是投票日的这一天,也就是公元前57年8月4日,正式宣告了元老院与倾向宪政的公民联合组成了一个新阵营。

庞培对于这种公开的宣示毫无对策,他和克罗狄乌斯之间近乎荒唐的斗争使得他完全失去了元老院的信任以及在人民之中的信誉。而他的无能也助长了共和—贵族派的信心,从而大大挫败了摄政者一派的士气。事实上,如果共和派能够勇敢而有策略地进行斗争,或许真的可以取得这场派系斗争的胜利——因为此时的他们拥有人民的坚定支持,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力量。如果共和派能够信任自己以及人民,那么他们的胜利会以最光荣也最简单的途径完成。如果他们直接而公开地向摄政者发起攻势,并组织一个公众人物,以他为首脑,以摄政者的权力不符合宪法为由取消他们的权力,并号召意大利的共和派一起站起来推翻暴君——这样,他们也许可以使元老院恢复以前的统治权。虽然这确实是冒险的举动,但说不定历史往往正是青睐这样的冒险的决心,认为这才是最明智的行为。

但是此时的贵族们对这种简单而冒险的事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道路来达到目的,这个途径或许比较适合他们的性情——他们想要挑拨两位摄政者的关系:如果他们背道而驰相互嫌隙、恺撒的优势地位会逼迫庞培寻找更高的权位的话,说不定会使他们之间决裂,并且引起两人之间的斗争。如果这样的情形出现,庞培又找不到支持者,那么必定失败,那么立宪派的敌人就只剩下恺撒一个了。此时贵族和庞培联合,庞培是一个干练优秀的将才,而立宪派恰好拥有多数的兵力,说不定能够使立宪派获得成功。等到胜利以后再慢慢处置在政治上能力不强的庞培,到时就容易得很了。

因此,随着事态的发展,庞培真的与共和派有所和解。这种合作关系最终是否能够真的达成,而两个摄政者与贵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要怎么梳理,都要看公元前57年秋季的事件了——庞培在那时要求元老院将与平时完全不同的强大权力交付于他。使他提出这样要求的原因和11年前加宾尼乌斯法颁布之前一样,是首都面包的涨价。由于这个涨价,克罗狄乌斯一直试图指控西塞罗和庞培中的一个是幕后黑手,而庞培和西塞罗又反过来指控克罗狄乌斯,因此一直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是人为操纵引起的。罗马的食物几乎完全依靠海外供应,食物匮乏的原因主要由于海盗的劫掠、谷物分配监管不力以及国库空虚。庞培的计划是要求取得帝国粮食分配的监督权,而这个权力的获得意味着拥有国库的主宰权限,陆军和海上舰队的掌控权,以及高于各个行省总督之上的对于行省的高度控制权。总之,他所想求取的完全是加宾尼乌斯法的翻版。就像有权力处理米特拉达梯战争,就必定要拥有海盗的围捕权一样,按照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则埃及战争的处理权也要归庞培了。

对于如何反对新的专制者们而列出何种证据,这一点暂且不论,但是当公元前57年的这个提议被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多数元老院成员仍然还处于被恺撒威慑而引起的恐怖之下。而此时由于被流放的经验导致马尔库斯·西塞罗变得谄媚起来,在他的提议之下,元老院也颇为讨好地同意了这个计划的原则。但细节的处理却和原先的计划有本质上的区别,庞培的计划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国库的自由运用权、海陆军权甚至连取得高于行省总督的权力他都没有如愿。元老院只是象征性地答应给他15名副官以及一大笔钱,同时以在公民许可的情况下得到今后5年内对罗马国内有关谷物供应的监督权。

这些决定简直就与之前的计划背道而驰,但是这种改变是有很多原因的。在高卢行省,将比恺撒所享有权力更高的权限给予恺撒的同事,这种事就算是谁都没有胆子去做。至于庞培的死敌和迫不得已的盟友克拉苏也在暗中作梗,而元老院中的共和派就更反对哪怕只是名义上增加摄政者权力的事情。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出在庞培本人身上,他态度暧昧,在不得不出场的时候仍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态度,都是由朋友出面,而自己则保持着一贯的所谓著名的谦逊,表示无论得到多么微小的授权,他都会感觉满足。那么就不能怪别人给他那么少的权限了,因为难免会有人故意将他的话当真。

尽管如此,庞培还是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差事,而他也确实为此感到高兴。最重要的是他有了可以离开首都的正当理由,而且他也保证了首都可以得到丰富而廉价的食物,尽管其他行省对此觉得非常不满。他有权自称是各个行省的地方总督,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使这也不过是个空名而已。他不久又要求元老院授予他权力协助被驱逐的埃及王复位;如果必要的话,则应当派兵前往。但是他如此热切地需要元老院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元老院的冷漠。更何况很快就有女预言家声称罗马派兵埃及是亵渎神灵之举,于是元老院里那一群虔诚的人们几乎立刻决定不能进行军事干预。而庞培则更加低声下气地说不需要军队也可以。但是他还是没有亲自出面,仍然装腔作势地让朋友出面,自己则表示应当派一位元老前往。这是绝对不可能被同意的提议,因为这简直就是让一位重要的人以身犯险。于是在好多轮的讨论以后,元老院决定根本不要对埃及的事务插手了。

由于庞培在元老院提出的种种请求接连碰壁(更何况他都默默忍受了,没有再提出异议),民众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共和派取得了胜利,而摄政者们已经失败了。因此,拥护共和派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56年的换届选举时,许多对摄政者不利的因素就纷纷显现出来了,普布利乌斯·法提尼乌斯和盖约·阿尔菲乌斯在这次选举中落选,取而代之的是热烈拥护政府的盖奈乌斯·林都鲁斯·马塞利努斯和盖奈乌斯·多密提乌斯·卡尔文努斯,他们成了新一届的执政官和次执政官。而在公元前55年的时候,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阿希诺巴尔布斯担任了执政官,因为他在首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囤积了丰厚的财力,所以很难阻止他当选或是动摇他的地位,而他更是明目张胆地与民主派处处为敌。

出于这样的情况,民众议事集会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元老院则积极响应。伊斯特拉坎和几个颇具才智的占卜师提出了一些意见,而元老院对这些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占卜的结果显示,因为上层统治阶级间的种种纷争,国家的财政大权和军事大权会落入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手中,从此以后,整个国家将会丧失民主和自由(他们所指的应该就是盖约·麦西乌斯提出的建议)。没过多久,共和派就从云端跌落到了谷底。他们宣布,恺撒以执政官的身份颁布的一切法律法规——例如坎帕尼亚的领土问题等,都是无效的。其实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法规都不符合规定,所以必须废除。因此,在公元前56年4月6日这一天,时任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全体元老们的面前提议,于5月15日进行坎帕尼亚土地分配问题的辩论。

这是一次正式的宣战,因为宣战的人早已是稳操胜券的那群人,所以这次的宣战也变得极为重要。贵族们似乎也已经察觉到了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斗争——可是他们却并不是选择站在庞培的一侧,同恺撒作斗争,而是反对所有的摄政者。从他们后来采取的措施中不难看出,多密提乌斯并不想隐藏他的意图,他要以执政官的名义,建议公民将恺撒从高卢召回。贵族寻求复辟的计划正在进行,他们打着进攻坎帕尼亚殖民地的名义,实际上却是向摄政者丢下挑战的手套。

恺撒每天都会通过一份详细的报告对首都发生的事情进行密切的关注,在军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还会在不远处进行观察,只不过到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有进行过正面的干预。不过现在,贵族们已经向他的同僚们——也包括他——宣战了;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他必须采取措施,而且要做得十分迅猛。碰巧那个时候他就在附近,因为贵族们觉得不能等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以后才宣布破裂。公元前56年4月,克拉苏从首都出发,要去和那个权力更大的同僚商议一些必要的安排。他来到了拉韦纳,在那里找到了恺撒,而后两人一同前往卢卡。在克拉苏离开不久后,庞培借口说要去撒丁岛和埃及搬运粮食,也随即离开了罗马。这3个人又碰面了。其他的一些热烈拥护摄政体制的人,例如西班牙地方总督麦特鲁斯·那波斯、撒丁岛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等人也随之参加了这次会议。另有120名侍从以及200名元老也同样参加了会议。这样,与共和派元老院相对立的君主派元老院就在这里形成了。

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了恺撒一人的手里。他在权力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对现存的联合统治进行重建和巩固。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职位,除了两个高卢行省的总督以外,就要数两个西班牙省和叙利亚省最为关键了。恺撒派庞培任西班牙省总督一职,叙利亚省的总督则由克拉苏担任。总督的职位是以人民的名义授予的,任期为5年(公元前54至公元前50年),在职期间,总督具有一定的军事权和经济权。除此以外,恺撒还要求将他的统帅权延长至公元前49年(原定于公元前54年任满),并且要求将自己的兵力扩充至10个军团,而他自行招募的那些军队的军饷也要由国库来支出。庞培与克拉苏已经获得了批准——于次年(公元前55年)连任执政官,而恺撒则可以在公元前48年——他的总督任期结束后——保留他的最高行政统治权。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符合了一人任两届行政官时中间要间隔10年的条件。庞培与克拉苏此时正在首都,他们急需军力的支持。恺撒的军队本来是用来支援他们的,可是现在却难以从阿尔卑斯山的北面快速撤回,所以他们需要招募新的军团。这些军团打着支援西班牙与叙利亚的旗号,可是实际上却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可以在任何自己觉得方便的时候将军队撤离意大利。

如此以来,最尖锐的矛盾已经解决了,其次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应对首都的反对势力,以及今后候选人的一系列规划等。作为一位善于协调的大师级的人物,他充分地利用了每个人的性格,使那些水火不容的人也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工作。因而,在庞培与克拉苏两人之间,他们至少对彼此有了表面上的了解。就连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也能够听从他的安排,变得安静了,不再与庞培作对——恺撒就像是一个大魔术师一样取得了这一系列惊人的成就。

根据以上的种种情况可以得出,这一次的协调并不是建立在一群相互平等的摄政者的基础之上的,而仅仅是出于恺撒善意的调和。庞培刚刚来到达卢卡的时候还是一个无依无靠的难民,他是来祈求他的对手给予他帮助的。恺撒当时可以不理会他,随即宣布联合统治的解散;也可以收留下他,继续维持联合政府的统治;可是无论他采取哪一种方法,庞培的政治道路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当时,假如他不与恺撒划清界限,那么他就会成为依附恺撒的寄生者;但是如果他同恺撒决裂了——虽然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当他投奔贵族的新统治的时候,那他同贵族之间的联盟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组织并不会给恺撒的统治造成太大的威胁,恺撒甚至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克拉苏,他和恺撒之间的对立就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了。

很难理解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恺撒放弃了他优越的地位,而主动将第二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这样重要的职位让给了他的对手——就算在公元前60年的时候,当联合统治发展到一个巅峰状态,恺撒都曾拒绝做出这样的让步,更何况庞培在这之后(明显是以武装的手段对抗恺撒的统治)也曾不再接受恺撒的帮助,甚至不再听从恺撒的指挥,擅自采取行动谋取这样的权位。的确,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人不仅仅只是庞培,也包括庞培长期以来的敌人及恺撒的盟友。而之所以让克拉苏占据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对庞培的势力形成制衡。当然,当庞培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难民成为一个手握重权的军事指挥官的时候,对恺撒也的确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也许恺撒认为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控住自己的部队,贸然采取对抗政府的行动会使他损失惨重,所以他总是担心自己被从高卢召回会引发一场内战。可是在这个时候,内战是否会爆发,主动权完全掌控在首都的贵族手中,而不在庞培的控制范围之内。出于这样的原因,恺撒更加不可能公然和庞培断绝关系,否则贵族们会因为这样的行为大受鼓舞。但是这绝对不会是恺撒做出那样让步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很可能和他的个人因素有关。也许是恺撒想起他曾经也和庞培现在的境遇一样,若不是当时的庞培退了一步(当然,这只是因为他的犹豫不决而绝非宽宏大度),他无法躲过那一难。又或许是恺撒不忍心让他心爱的女儿伤心——毕竟他心爱的女儿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丈夫——因为恺撒的心里除了装着政治以外,还装着许多别的东西。

可是毫无疑问,最关键的因素一定是高卢。恺撒一直觉得征服高卢,并不是为了帮助他登上金字塔顶峰的一块垫脚石(这一点同那些他的传记作家们的观点完全不同),而是为了他的国家内部的重建和外部的安全——总而言之,这样做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因此,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不在这一段重要时期被意大利内部的事情缠绕,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优越的位置,给予了庞培巨大的军事权力,让他能够代替自己在元老院和它的拥护者身边周旋。

假如有人说恺撒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快成为一统罗马的皇帝的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这个举世无双的人,他的雄心壮志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成为皇帝。他的雄才伟略要求他同时完成两桩艰巨的事业——在重组意大利内部的同时,为意大利的新文明赢取更辽阔的疆域。当然,在这两样艰巨的任务之间也难免会有一些相互的干扰,特别是他征服高卢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对他取得帝位有所帮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阻碍。他原本可以在公元前58年就发动意大利革命,可是却因为种种因素推迟到了公元前48年,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经历了许多苦痛。恺撒既是一名政治家又是一位军事家,他有着雄才伟略并且果断大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甚至不会将对手放在眼里,因此他总是会使出各种奇险怪异的招式,让人难以捉摸。

如今,贵族们可以大胆地宣战了。然而,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懦夫忽然有了做决定的权力,他们的目光是如此的短浅,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恺撒会在这里做出一番事业,甚至也没有想到过庞培会与克拉苏如此紧密地结为盟友。这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可是当我们反观元老院立宪派领袖们的时候,就会明白——这一切并不是毫无原因的。由于伽图依旧没有出席,所以在这一群人之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马尔库斯·比布鲁斯了,而这个人一向是主张不抵抗政策的,他是历届执政官当中最顽固而愚蠢的人。贵族们举起了自己的武器,却等到敌人准备好战斗的时候立刻放下了。

仅仅是卢卡会议这一项就足够打消所有的反对想法,使那一群懦弱的人——就是说元老院里的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臣仆的位置上去,虽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们曾经对这样的职位感到不满。而对于朱利安法规是否有效,也再没有必要去制订什么讨论计划了。现在,国库已经开始为恺撒私自招募的军队提供军饷了。并且,元老院于公元前56年5月末否决了要将高卢省从恺撒手中夺回的命令。

元老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追悔莫及。而在私下里,这些老爷们更是因为自己前些日子里的无法无天而吓得腿脚发软。他们纷纷赶来求和,誓死追随恺撒——而在这些人当中,最积极的莫过于马尔库斯·西塞罗了,他忏悔说,自己居然这么迟才领悟到自己的忤逆。他用一些“体面”的称呼来形容自己,与其说这是一些奉承的话,可是形容得却是非常符合事实的:“我实在是一头大笨驴啊。”而摄政者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些前来求和的人,他们的求和统统被接受了。从一件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贵族们的态度转变得有多快,那就是西塞罗在卢卡会议结束之后,又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用来表示自己深深的忏悔之情,而这本小册子和他之前发行的那一本完全不同。

这样一来,摄政者们便能够更加轻松地应对意大利的国事了。这就好比是意大利和它的首都获得了一支没有进行过武装集结的卫戍部队外加一名卫戍司令。克拉苏与庞培为了自己的领地——叙利亚与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已经开始往东方行进了。但是事实上在两个西班牙行省,庞培命令原先的将军继续统领,他自己和征集来的部队一起留在了意大利。

毫无疑问,民众们非常清楚现在的摄政者们正在一步步地瓦解元老院,并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逼迫政府采取君主政体,所以他们的呼声越来越大了。元老们面对此种情况也是无计可施,只能选择顺服。但凡那些重要的国事,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事情,摄政者们都已经完全无视元老院的意见了,他们有的时候会根据人们的意愿做决定,而有的时候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喜恶来判断。在卢卡会议上达成的高卢军事指挥权协议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它完全是克拉苏与庞培打着民众的旗号做出的决定,并且护民官盖约·特雷波尼乌斯也私自批准了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军权,除此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职位也都打着人民授予的旗号加以委任了。恺撒早就已经明确表示,摄政者们可以自行扩充部队,没有必要经过任何人的允许,是否借调的权力也在于自己。比如说,恺撒接受了庞培的支援来应对高卢之战,而克拉苏接受了恺撒的帮助,赢得了帕提亚战争。虽然根据现行的条款规定,在波河以北的居民还只能拥有拉丁人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恺撒已经完全将他们当作罗马公民来对待了。

按照规定来说,新占领土地的管理组织是由元老院的委员会来进行处理的,可是对于高卢这一大块辽阔的土地,恺撒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规划。虽然他不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职权,但是他却设立了诸如新科姆(科莫)这一类的殖民地,殖民者达到了500多人。并且庇索领导的色雷斯之战,加宾尼乌斯领导的埃及之战,以及克拉苏领导的帕提亚之战,都没有征得元老院的同意,他们甚至连一份例行报告都没有。毫无疑问,对于战争取得胜利或者是其他荣誉的颁发也并不会事先告知元老院。

很明显,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对形式的无视,假如他们是对这样的形式感到不满,那么他们大可以改变这种规定,并且元老院在这样一类事情上一定都不敢提出异议。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告知元老院,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因为他们有意想切断元老院与军事决策及其他高级决策之间的联系,要把它的职权范围缩小到金融问题和内政方面。而元老院也清楚地发现了这种意图,所以他们采取了许多反抗措施,有的时候会以元老院的谕令,有的时候则会提出刑事诉讼。尽管摄政者们对元老院置之不理,但是偶尔也会要他们处理一些较为安全的民众集会,只是需要小心不要让这些贵族老爷们妨碍了国家大事就好。然而,实际上很多时候摄政者连这个做样子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们,许多事情索性直接处理了。

不论现在受尽屈辱的元老院同不同意,他们都只能够默默听从。带领着整个元老院忍气吞声的人物依旧是马尔库斯·西塞罗,他出众的法律才华让他总是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更贴切地说是借口。他原本是一位反对摄政者的贵族代表,如今恺撒却让他成了顺服求和的代表,这才是真正具有恺撒特色的讽刺啊。正是因为他现在这种服服帖帖的态度,所以虽然在之前他也有过想要鸡蛋碰石头的做法,但是现在,摄政者们还是原谅了他。他的弟弟格于因为义务参军,调到了高卢担任军官,但是也因此成了人质。庞培又逼迫西塞罗成了他名义上的助理,这样就掌控了随时可以让他离任的权力。毫无疑问,克罗狄乌斯已经受到了指示,不要再去骚扰西塞罗了,可是恺撒绝对不会因为西塞罗就置克罗狄乌斯于不顾的,就好比他也不会因为克罗狄乌斯就放弃西塞罗是一样。这样一来,这位救国救民的大英雄,这位领导解放的伟人,就开始插足内政了,而他的种种行为将会被阿里斯托芬之类的史学家予以批判了。

那根曾经狠狠击打过西塞罗的棍子现在又要落在西塞罗的头上,用黄金铸成的枷锁也将扣在他的身上。在经济上面临窘迫的他多么渴求恺撒无息贷款政策的热烈拥护,况且那些让货币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筑都请他来作监工。许多伟大的演说都没有能够付诸实践,因为他很清楚,演说过后不久,恺撒的代理人就会派人送来一张索取他性命的账单。于是,他发誓“今后再也不会去追逐那些荣华富贵,要为了讨好摄政者而努力卖命”“要像耳朵一样柔软灵活”。因此,他们就常常利用他的这一点,请他作为他们的辩护人。就这样,他往往奉命为自己恨之入骨的敌人做辩护,这在元老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经常在元老院中,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宣布一些“也许别人会同意,可是他自己坚决反对”的决议。确实,作为一个手中毫无实权的派别领袖,他在政治上也似乎具有了某些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样,对于政府中可以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顺服的其他人,摄政者们也会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他们;总而言之,会让他们都处在一个被驯服的地位。

当然,在他们当中也会有一部分人是誓死不屈服的,至少在表面上他们表现出顽强的样子,这些人既不能够被征服也不在乎恐吓。摄政者们非常清楚,对待这一类人,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对策——比如说之前处理伽图和西塞罗的事情的时候——一味打压他们对自己是弊大于利,与其将这些共和派的积极抵抗分子变成殉道者,倒不如默默地忍受他们无谓的反抗。于是,在公元前56年的年底他们同意让伽图返回了罗马。从那以后,伽图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元老院或是广场进行某些反对摄政者的行为;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份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可是他的这种行为却着实可笑。

他对特雷波尼乌斯的几项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且,他又在广场上把这件事情发展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他还在元老院提出,恺撒应该将地方总督的职位让给乌西彼得斯和坦克德里,因为他是一个对待周边野蛮民族言而无信的人。然而,对种种这样的行为,摄政者们没有追究。在元老院同意恺撒自行招募的部队由国库支付军俸的时候,伽图的桑丘——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竟然跑到了元老院的大门口,向街边的民众宣布这样的做法将对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他也曾经用低俗的语言讽刺过庞培腿上那白色的绷带(由于他的腿疼,所以总是绑着绷带),嘲笑他那是戴错位置的皇冠。执政官林都鲁斯·马塞利努斯在会议上的一片喝彩声中说道:你们现在应该充分发挥表达意见的权力,因为今后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而且在克拉苏率兵前往叙利亚的那一天,护民官盖约·阿特依乌斯·卡皮托用尽了一切呼神唤鬼的方式,召集所有的恶鬼伴随着克拉苏前行。种种行为,摄政者们都一一容忍了。

然而,这也只不过是少数激进分子无谓的挣扎。但是,这一少部分人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就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这种反对的情绪一直存在,没有消亡,有的时侯,还会带动元老院里的一些同样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毕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心中都一直隐藏着对摄政者不满的情绪。这些大多数人的情绪积压久了,也需要找一个发泄的出口,至少也要在一些不重要的人或事情上发泄一下。每当这个时候,摄政者的爪牙们就会变成大家攻击的目标。加宾尼乌斯提出参加感恩庆典的请求被拒绝,庇索也被从他任总督的那个行省召回。而在公元前55年的选举时,护民官盖约·伽图向大家宣布,只要现任的执政官还是属于立宪派,他就会继续反对选举的,由于这样,元老院的元老们甚至穿上了丧服。哪怕是那个对摄政者阿谀奉承的西塞罗也写了一本言语恶毒的小册子,以此来攻击恺撒。

可是,元老院里这样多数的无力反抗行为和少数人没有效果却执着的反抗,只能更加清楚地表明一个现状,那就是国家的权力已经从元老院完完全全地转到了摄政者的手中,亦如当年,权力从公民的手中转到元老院的手中一样。元老院现在不过是君主政府下属的一个小小议会,一个反对君主政体的人们的聚集地罢了。那些依旧支持政府的人表示:“除了那三个人之外,没有谁的话是有分量的了。现在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摄政者的手中,他们要让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如今元老院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作用,它已经变成了专门服务独裁者的机构;并且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了。”实际上,如今他们生活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共和制,而变成君主制了。

虽然国家的统治已经完全落入了摄政者的手中,可是在政治领域中仍有一小块地方一直被守护着,没有受到威胁——那就是一般的行政官选举和法庭。很明显,法庭是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的,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罗马也不例外。行政官的选举自然是属于政治范畴,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是由特别行政官统治的这些普通的行政官甚至没有明确的职称,所以哪怕他是最高行政官,假如他坚决地站在反对君主政体的一边,那么他也不会对国事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一般行政官也变得越来越像是当权者的傀儡了。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君主制的人当选了,他们也不过是手上没有实权的假把戏,充其量做做样子,却无法做出一番大的改变。然而,尽管反对派已经完全败下阵来了,可是选举过程中依旧充满了敌意。

即使是在这个无关紧要的领域,摄政者们也会竭尽全力保证选举的获胜。在选举进行之前的卢卡会议上,他们就已经制定出了来年的候选人名单,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这些人顺利当选。他们不惜花费大量黄金来改变选举的结果。在恺撒与庞培的部队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士兵休假,让他们到罗马参与投票,并且恺撒也会留在意大利,亲自监视选举的过程。

可是目标达成的过程往往非常曲折。在公元前55年,庞培与恺撒的确顺利地当上了执行官,这正符合在卢卡会议上制订的计划,并且作为反对派唯一的候选人——那个誓死抵抗的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则落选了。可是这样的结果却是在一番公开的暴力斗争下取得的,伽图还因此受伤,并且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极为难听的丑闻。因而在后面的选举中,尽管摄政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阻挠方法,多密提乌斯仍然当选了,而伽图也在次执行官的角逐中取得了胜利;在公元前55年的选举中,恺撒的手下获得了这个职位,可是也因此闹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丑闻。在公元前53年的选举时,反对派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揭发了摄政者一方的候选人是如何在选举上做出那些无耻的阴谋的,因而脸上蒙羞的摄政者们不得不放弃了那些候选人。

联合执政团在选举的过程中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除了政府机关过于陈旧难以控制,投票过程中难以预料的因素以外,还有中产阶级内心一直以来的不满,以及复杂的个人因素等原因。可是最主要的原因却不在这里,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能够左右选举结果的往往是贵族圈里的人,他们会采取贿赂等方式影响选举的结果。贿赂数目很大,但是过程却非常谨慎。元老院里的那些贵族,也正是操纵着选举结果的那些人。在元老院里,他们虽然非常不甘心,但是却不得不做出让步,可是在选举上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尽情展示着他们的力量,因为投票是不记名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表现自己对摄政者的不满。直到公元前55年,克拉苏才得以在公民的同意下制定了严格的反选举舞弊法,可是贵族们对选举结果的决定作用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至少从以后几年的一些选举中能看出来。

陪审法庭则是让摄政者们感到头疼的另外一个问题。根据当中的基本组成成员可以得知,陪审法庭主要是由中产阶级组成,而元老院是由贵族们组成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公元前55年,庞培提出了陪审员财产标准议案,由此可以看出,反对派的主要力量实际上是在中产阶级,而大资本家们则依旧比较顺服。可是共和派却并没有彻底被隔离在法庭之外,因此他们也从未停止过权力的斗争——当然,他们是不会和摄政者直接进行斗争的,他们攻击的目标往往是摄政者的爪牙。这一类的控告往往是强有力的,因为按照规定,控告的案件将交由元老院的年轻人办理,可想而知,年轻人的共和思想总是热情而激进的,办起案来也更有效。

因此,从整体上而言,在选举和陪审法庭这两个阵地上,摄政者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在这两个领域之内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也很难进行威逼利诱。的确,虽然反对派可以在选举上取得成功,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摄政派拥有罢免一切行政官的权力,事实上,他们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反对派保留了刑事犯的处决权,这严重地剥夺了摄政者的一些权力。因此,虽然在选举和陪审法庭之上反对派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也基本维持了一些不错的战果。

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是摄政者很难控制的,这就是文学。哪怕是法律方面的反对也是具有文学性的,因为许多演讲稿也都是按照政治小册子的形式来发行的,更是一支锋利快速的箭。年轻的贵族,特别是乡镇里的中产阶级青年,他们尤其热衷于发行一些小册子和警示语,并且往往效果显著。这些年轻人包括老乡绅的儿子盖约·里西尼乌斯·卡尔伏斯,他的演说和发行的小册子常常让当权者语塞,而且诗也写得让人赞叹;也包括克里蒙纳的市民马尔库斯·福里乌斯·比巴库鲁斯;还包括维隆纳市的市民昆图斯·法果利乌斯·卡图鲁斯。他们的警句都写得一针见血,像一柄柄利刃,迅速穿梭在整个意大利的天空。

在那个时期内,意大利文学中充满了反对派的言论,他们对“伟大的恺撒”、“无与伦比的将军”进行尖锐的讽刺;他们嘲讽这一对相亲相爱的岳父与女婿毁掉了整个世界,只是为了将自己从凯尔特人那里抢夺来的物品带到罗马的街头大肆炫耀,为了拿出自己从西方的小岛上抢夺来的赃物宴请宾客,为了拿出大笔的金钱将年轻人的情妇买到自己的手中。卡图鲁斯等人的诗,往往包含着个人追求的无望和对政治的绝望之情,与之前的阿里斯托芬和狄莫赞尼斯的作品相类似。

在那3个摄政者当中最聪明的那一个是看得出来的,假如完全忽视这种反对的呼声是不可能的,想要下一条硬性规定来限制这种言论也是不可取的。于是,恺撒就用尽一切方法以个人的名义,同这一群人当中最知名的那一个交好。西塞罗之所以能够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特别是得到恺撒的青睐——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算是和卡图鲁斯,恺撒也愿意费尽周折地和他交好——恺撒在维隆纳认识了卡图鲁斯的父亲,并通过其父亲和他的儿子结交了。这个在前一秒还用尽了各种恶毒的话语攻击讽刺独揽大权的将军的年轻人,在后一秒竟然就受到了恺撒几乎是奉承的隆重招待。实际上,仅仅凭借恺撒的文学天赋就足以让他和这些著名的文学家相遇,以此就可以应对许多的语言攻击,例如他的《高卢记事》,就是以一种很简单而匀称的文体结构来描述他行军的过程。

然而说实话,包括诗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都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唯有自由,哪怕是奄奄一息的自由,都能够唤醒创作的热情。追溯历史,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真正优秀的文学都必然是反对专制统治的。如果说为什么恺撒在文学领域没有完全失败,那其中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心中依旧怀揣着创建自由共和国的梦想——虽然他的这个梦想既不能够向他的敌人们透露,也不能够向他的依附者们倾诉——事实上,摄政者们并没有完全控制住政治的走向,正如同共和派也没有完全控制文学领域一样。

文学领域的反抗虽然不能够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文学家们却越来越放肆,这一点令摄政者很困扰,对此他们必须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了。摄政者们在公元前54年对加宾尼乌斯进行了定罪以儆效尤。接着,他们又推出一个独裁者——尽管只是临时性的——让他来对选举和陪审法庭制定一些强硬的措施。罗马与意大利的主要统治者庞培,就成了接下这个任务的不二人选。可是,由于他的性格懦弱,做决定的时候总是犹犹豫豫的,因此错过了许多该下命令的时刻,这让许多该完成的事情没有顺利完成。

在公元前54年的年底,元老院的贵族老爷们接到暗示——不过并不是出自于庞培本人——罗马的事务处理需要一个集权者。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首都近来人员混杂,贿赂和暴力等行为充斥,甚至对选举和陪审法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让首都的治安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局面。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切不过是摄政者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的一些说辞。我们也明白,虽然未来的独裁者不敢将他想要的东西公之于众,但是元老们的心里却十分清楚,所以即使是那些最会溜须拍马的人也不敢将这些给他。为了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选举,还闹出了一出见不得光的丑事,它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骚乱,甚至因此导致选举也被耽搁了整整一年。执政官的位置空置了整整7个月,直到公元前53年7月才进行选举。庞培认为这样的状态对他而言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明确地向元老院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最快捷利落的方法就是尽快确立一个独裁者。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使用“指挥”这个词语。假如不是事情发生了转变,可能这两个字还要继续用下去。公元前52年,执政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公布出来了,昆图斯·麦特鲁斯·西庇阿和普布利乌斯·普劳提乌斯·希布塞乌斯是代表着摄政者一方的候选人,而自信大胆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也代表共和派参加了此次竞选。

米罗可以说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在借债和出谋划策之上他具有很高的天赋,尤为难得的是他还具有与生俱来的自信心,并且曾经有目的地精心培养过自己的这种自信。他不断地努力,想要成为政治冒险领域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们那一类人之中,他的知名程度仅仅低于克罗狄乌斯,两个人也因为这样的纷争成为对手。而如今,克罗狄乌斯已经被摄政者们拉入了自己的阵营,在摄政者的授意下扮演着民主派的角色,那么米罗当然就会被拉到贵族的阵营之中了!如今共和派就要和这个无所顾忌的人结为联盟了,他们已经承认这个人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分子,并且允许他参加一切的暴乱。实际上,共和派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得益于这个骁勇善战的斗士。正因为如此,伽图和他的许多朋友们也反过来支持米罗竞选执政官,就连西塞罗也不由得推荐了这个他的敌人的敌人,他长久以来的保护者;米罗自己则为了这个职位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金钱也好,武力也罢。选举的结果似乎已成定势。

可对于摄政者而言,这样的结果并不仅仅意味着是一项难以承受的失败,更隐藏着许多危险的因素,假如米罗成为执政官,那么他一定不会像多密提乌斯等人一样对摄政者们百依百顺。有一件事情完全出自于巧合,这天米罗与克罗狄乌斯在罗马城外不远的阿庇乌斯大道上相遇了,因而他们发生了冲突,克罗狄乌斯受了肩伤,不得已躲到了旁边的屋子里。虽然米罗本来并不想要伤他的性命,可是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与其使他受伤留他一条性命,倒不如杀了他更加安全,于是米罗便决定将计就计。因此他命令手下将躲起来的克罗狄乌斯找出来,乱刀砍死了。

摄政者的爪牙们——护民官提图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昆图斯·庞培·鲁福斯和盖约·萨鲁斯提乌斯·克利斯蒲斯——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阻止米罗成功竞选的难得的好机会,还可以为庞培争取到独裁者的地位。社会上的一些人,特别是刚刚从奴隶的身份被解放出来的自由人以及尚未被解放的奴隶,由于克罗狄乌斯的死让他们失去了保护人或者是未来的解放者,因此他们很容易被利用。于是,当克罗狄乌斯血淋淋的尸体被放在广场上展示起来后,在几个人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番演讲后,这些人就被煽动了,暴乱就发生了。

那些言而无信的贵族们聚集之地即将成为一大片火葬场。暴民们将尸体带到了元老院,并且一把火烧掉了元老院。接着,他们又冲向了米罗的住宅,直到米罗的手下射箭逼迫他们离开。然后,他们来到了庞培住宅和其他几个候选人的住宅前,大声呼喊希望庞培成为独裁者,其他人成为执政官;最后,他们来到了任临时执政官的马尔库斯·雷必达的住处,希望他担负起执政官选举的任务,当后者因权力所限不能答应的时候,暴民围住了他的住宅五天五夜没有散去。

这些暴民们的行为显然有些过火了。他们的煽动者本来只是想借助这样的机会将米罗剔出候选人名单,并因此取得独裁者的地位,但是要由元老院来授予这样的权力,而不是由这些粗俗鲁莽的暴民。庞培不得不率军平定了首都的这场暴乱,因为暴民的疯狂程度已经绝非任何人可以忍受得了的。与此同时,他还明确地提出了他想要的职权,对此元老院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庞培采纳了伽图和比布鲁斯的建议,除了保留各行省的总督职位以外,元老院要授予他“独一无二的执政官”,而不是“独裁者”的职位。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这只不过是元老院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罢了。

庞培独揽大权的计划合法化以后,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手段来对付共和派了——由于这一派别在政治社团和陪审法庭中都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于是他重新制定现行的选举法,并用另外的一项法律来进行加强,加大了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规定,那就是总督的职位必须是在执政官或者次执政官任期结束5年以后才能够授予。这项规定必然要在4年之后才能起到它的作用,然而在这之后的4年里,总督的任命就完全由元老院决定了,或者说,是掌控在元老院的领导人的手中。

陪审委员会依旧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它的抗辩权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尤为典型的是,限制了在法庭上的言论自由;由于到场证人的人数有限制,并且辩护的时间也是有规定的,所以除了事实证人外,不允许有利于被告的性格证人出场了。并且,那个阳奉阴违的元老院还在庞培的授意下进一步颁发谕令:在阿庇乌斯大道上发生的那场争执致死的案件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定了,所以,需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用来查明一切与之有关的罪行,并且委员会的成员由庞培亲自指定。除此之外,他还打算选举一个监察官,让他彻底清查乱民。

颁布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庞培的逼迫下进行的。接着,元老院便宣称国家已经面临危机了,于是庞培便召集了整个意大利处于兵役年限之内的人,将他们武装起来应对突发事故,并且宣誓。这样,一支可靠的军队就形成了,他们驻守在朱庇特神殿外,反对派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庞培都会采取武力的方式进行镇压。在审讯克罗狄乌斯被杀一案中,甚至还前所未有地派遣了卫护部队驻守在法庭上。

设立监察官的计划没有成功,因为虽然元老院的大部分人对摄政者言听计从,可是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担任监察官的职位。陪审团已经定了米罗的罪(公元前52年4月8日),而伽图竞选第二年执行官的计划也失败了。反对派在文学领域掀起的狂潮也被新制定的法规打压了下去,那令摄政者们感到害怕的合法政治辩论已经被废除了,文学家们也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君主制的专政。然而,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公务生活中,都是感到不满的,反对派的呼声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想要彻底消灭反对的声音,那么仅仅凭借限制公共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让它们永远地消失。实际上,在这种过渡时期,庞培的愚蠢和固执反而对共和派非常有利,他们可以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依旧频频取得胜利,而他只能够感受到失败的苦恼。

毫无疑问,统治者们总会假借维护公共秩序与和平的名义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和统治,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凡是那些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人都会被迫默许这些规定。但对于睁眼说瞎话这件事情,庞培做得未免有些过分了;他没有派他的死党去充当清查乱民的特别委员会委员,而是选取了其他派别中受敬重的人,伽图也在这些人的行列之中。同时,他还在法庭上展现他的威慑力,名义上是为了维持秩序,让法庭上不再出现以前那样骚乱的局面,实际上这不但阻止了反对派的言论发表,也堵住了本派人士的嘴。

摄政者这种“大公无私”的态度在法庭上可以清楚地看出。陪审团不敢将米罗无罪释放,但是共和党其余的大部分人都已经被赦免了,然而帮助克罗狄乌斯(实际上是帮助摄政者)的人却被不留情面地定罪了,他们当中还包括恺撒和庞培的左膀右臂——甚至连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希布塞乌斯、护民官普兰库斯与鲁福斯都在治罪的行列之中。他们为了帮助庞培而煽动乱民引起了暴乱。

为了将自己表现得大公无私,庞培并没有阻止法院定他们的罪,这正是他愚蠢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是他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为了保护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朋友而主动破坏自己定下的法规。比如,在审讯普兰库斯一案的法庭上,他出面担任性格证人,来保护几个和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被告——麦特鲁斯·西庇阿等——让他们不被定罪。这就是最真实的他,他总是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情,既想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独裁者,同时又想成为一个派别的领导人,结果没有一样可以实现。社会上的舆论将他形容成一个暴君,而他的手下却认为他没有能力或者根本不愿意保护他们。

可是,虽然共和派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但是偶尔他们也会取得成功(当然,这几乎都是得益于庞培的愚蠢错误)。摄政者们已经获得了独裁的地位,所以,勒在共和派脖子上的缰绳将会越来越紧;共和派屡屡受到打压,而君主政体却不断地加强。民众们已经开始习惯后者了。当庞培从重病中康复的时候,举国欢庆,这是只有在君主制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下,摄政者们彻底满意了。公元前52年8月2日,庞培辞去了独裁者的职务,和自己的好友麦特鲁斯·西庇阿共同担任执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