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

以塔普苏斯之战结尾的一系列的胜利,不仅让君主派战胜了共和派,也将未来世界的决定权交给了盖约·尤里乌斯·恺撒——他大约生于公元前102年7月12日,是年56岁。他是罗马的新君主,是整个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一个统治者。他经受了史上少见的考验,是罗马堪称后无来者的天才,是古代世界的最后一个英雄;正因此,他的影响贯穿整个古代世界,直至古代世界的消亡。恺撒出身于拉丁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其血缘可以追至伊利亚特时代的英雄与古罗马王;他的童年及青年时光,过得跟当时的贵族青年差不多;他品尝过上流社会的苦酒与甜汁,饱受惠誉,他知道如何应景写诗,也懂得怎样同各种女人鬼混,将头发梳成浪荡子弟的模样,他更精通借钱却永不还钱的技巧。

但是,年轻贵族放荡不羁的生活并未影响恺撒天性中的刚韧,他不仅难得地保持着良好的身心状况,而且,他那出色的剑术和骑术甚至可以跟手下最好的战士媲美,他娴熟的游泳本领,在亚历山大里亚还幸运地救过他一命。为了争取时间,他常常夜间行军,其速度之快放诸当代也令人倍感惊讶,与庞培那种散步式的行军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是使得他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的心,像他的身体一样坚韧灵活。他能准确地安排包括未发生的状况在内的一切事务,他惊人的记忆力,使得他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而保持无比的冷静。不论是作为绅士、天才,还是君主,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普通人应有的心。终其一生,他对母亲奥勒利亚都怀着最真切的敬爱——他的父亲早早便去世了。他对妻儿们,尤其是他的女儿尤莉亚,也始终怀着令人尊敬的挚爱,这种情感也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与同时代那些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人,不论对方地位高低,始终都维持着温和而忠诚的关系。他从不像庞培那样舍弃自己的党徒及拥护者,不论际遇好坏,他对朋友都坚贞不渝,甚至在他死后,朋友们都无比怀念他对他们的关爱与支持。

恺撒对空想与理论的鄙视,是他整个非常和谐的性情中显得稍为突出的部分。年轻时期的恺撒曾被音乐、爱情、美酒占据心灵,但这些却未能影响到他的性格。热情与天才总是密不可分,但恺撒从未被热情夺去过本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恺撒也曾热烈地投身到文学中,但与亚历山大不同的是,后者会因为想到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而不能成眠,他却热衷于彻夜玩味拉丁文的名词与动词。他的诗作尽管不算上乘,他却仍然像当时的每个人一样,坚持着写诗。此外,他还迷恋着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另外,酒瓶伴随亚历山大终生并将他导入了毁灭,但如今这位懂得节制的罗马君主,却在早年的狂欢岁月结束后完全扔掉了它。

一般人的爱情,总会随着青春的逝去而结束,然而,恺撒不但在年轻时感受过爱情的炫目灿烂,即便到了中年,他的周围依然笼罩着它的光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若干恋情。他始终保持着迷人的样子——那样一种独特的男性美。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总是小心翼翼地用华丽的桂冠遮掩他的秃头,这是他十分在意的事情,倘若可以用他的一些胜利换取年轻时的秀发,他定然不会有任何迟疑。不过,无论爱情给他带来的感觉多么美妙,他都不允许女人们左右他。而他与克娄巴特拉备受指责的关系,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政治上的瑕疵罢了。

作为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恺撒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他的一切天才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冷静并且明智,这也伴随着他做的每件事,正因为这样,恺撒更加看重当下的生活,而不愿意费神去回忆或是盼望;这也使得他可以随时随地全力投入到某一种工作中,使他的才能在最细致的工作中得到发挥;得益于此,他具备了很多方面的能力,一切可领会的东西都在他的领会之中,一切可掌握的事物也都在他的掌握之内;他因此而镇定,从容地讲述着他的著作,谋划着他的战役;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有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表现,能够在顺逆中始终如一;因此,他拥有绝对的独立,宠臣、情人甚至朋友,任何人都不能对他施加影响。

正基于这种明智精准的判断,恺撒从来不对命运和世事产生臆测和猜疑,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人做事的得失。他慎重地考虑每件事的可能性,以做出最缜密的计划。但他也懂得尽人事而听天命,所以,他有那些为数不多的冒险行为也是理所当然的。不可否认,恺撒的理性主义中掺杂着些许神秘主义。好像最理智的人也会做出最任性的事,恺撒也会将自己的生命置于最危险的情形中,漠然生死。

此类秉性,正是孕育政治家最为适宜的土壤。严格来讲,早年的恺撒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因为他有着一个政治家的最高理想——挽救自己腐败至极的国家以及更为腐败的希腊民族,在政治、军事与道德上赋予其全面的新生。30年的艰苦斗争,使得他改变了对斗争方式的看法,但无论身处绝望之中,还是站在权力之巅,无论作为一个演说者、还是阴谋家,无论在联合执政时期、还是在君主独裁之后,他的这一理想从未动摇过。

恺撒没有什么单独的荣耀,他断断续续所进行的每一种零散的工作,都是其宏图伟业中的一个部分。他的成就,没有一项是游离在这之外的。作为写作者,他行文风格的简洁与完美,是其他作者不能模仿的;作为将军,他敢于抛开一切规矩与传统,总能用他那独到的观察能力找到克敌制胜的好法子。他像先知一样,擅长于洞破先机、未雨绸缪,即便是战败,他仍能够像威廉·封·奥拉尼恩一样,能在失败中保持乐观,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他用无人能及的魄力迅速地调动大军,这是他异于其他普通将领的军事才能。他的胜利不是来自军备的强大,而是来自于出兵的神速;不是来自长久的准备,而是来自于果敢的行动,即便是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对恺撒而言,所有的这些都是次要的。他绝对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大将军,但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同时还是一位聪明绝顶的政治家,他的士兵身份完全是附属。他跟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主要不同之一,便在于他不是以士兵作为自己事业的开始,而是从政治开始起步。刚开始,他本想像伯利克里和盖约·格拉古一样,不借助武力而达到目的,在整整18年的时间里,他作为人民派的领袖,一直严格限制自己采用政治计划与谋略。可是在40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承认,军事的支持是很有必要的,于是他成了军队的首领。

因此,恺撒日后仍然会是一名主职的政治家,而不是士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点,克伦威尔与其有些相近,他从反对派领袖,一跃成为军事首领与共和国国王。一般来说,作为清教徒的克伦威尔虽然跟那个放荡的罗马人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就两个人的轨迹、目标和成就来说,克伦威尔却是近代政治家中与恺撒最为相似的。即使在恺撒的那些战争中,这种即兴式的将军作风也很突出。就像拿破仑在埃及与英格兰的战争表现出来了一名炮兵中尉应有的气质,恺撒在战争中则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煽动家。有很多次——最典型者,便是埃壁鲁斯登陆战役——恺撒在行动上完全没有从军事角度考虑,这对于一军之帅来说,是不该出现这种疏忽的。因此,他的几次行动,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应该受到责备的,但是,恺撒军事才干中不足的部分,却由他的政治才华弥补了。

一个政治家所应有的品质在恺撒身上尽数得到了体现。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那宏伟目标中的一个部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目标,从未对这伟大的行动有过任何方面的质疑。他是一个战术大师,却竭尽全力去阻止内战,当他无法阻止时,还是尽量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虽然他是军事君主国的创建者,却有效地阻止了元帅的继承体制或军事政府的成立。尽管他取得了很多次战争的胜利,但相对于军事暴力来说,他似乎更倾向于科学与和平的艺术。

各种特质完美的协调,是恺撒作为政治家最为特殊的地方。不得不说,政治家是人类最困难的职业之一,但是在恺撒身上,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职业所应有的一切品质。除了竭力生活在当下,并遵从理性的法则,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从不在乎历史与考据的研究,除了一些常用的修辞及对称律之外,他从未将任何其他的要求放在眼里。他是天生的领导者,他领导人心,就像风驱使着云朵那样。无论是一般的公民,粗鲁的下级军官,温柔的罗马主妇,埃及与毛里塔尼亚优雅的公主,还是意兴风发的骑兵军官,斤斤计较的银行家,都在他的组织下为他服务。

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哪一个将军,能够把如此众多的水火难容、格格不入的人群聚集起来,结为盟邦,组成军队,并坚固地持续下去。这一切都彰显了他惊人的组织才能。没有哪一个摄政者能够像他这样,对他的追随者做如此明确的判断,并将他们安排在最为恰当的位置上。

恺撒始终清醒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是君主,未曾装作国王。即使在他成为罗马的绝对主人之后,他的行为举止也不过像一个党派领袖,还是那么圆通平易、和蔼近人,除了在自己的同僚中间居于首位外,他似乎并没有其他什么愿望。许多人都曾把军事指挥官的架子带到政治上,但恺撒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不管他和元老院的关系变得多么紧张,他都不会逞凶耍横。他身为君主,却从未被暴君的眩晕笼罩。在所有的世界伟人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在大小事情上从来不冲动行事的;他总是依照着自己作为统治者所承担的职务行事。回顾他一生的事迹,他或许会为一些错误的判断而难过,但一定不会为冲动犯错而悔恨。类似于亚历山大杀掉克莱托斯,焚毁波斯波利斯之类的事情,倾恺撒之一生,从未有此精神错乱之举。

总之,恺撒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这一点,他应当是伟人中独一无二的。他能清醒地分别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绝无可能的,就算在成功的顶峰上,仍能识别出这成功的自然界限。凡是有可能的,他便会去做,决不会为了那些最好却虚妄的事情而忽视次好但可行的事情。对于那些难以补救的恶毒之事,他从不灰心地放弃解决。他知道应该在何时听从命运,与亚历山大在希帕尼斯、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撤退不同,他们的撤退都是被迫的,他们因为命运的这一安排而勃然大怒,责怪命运太过吝啬,只给了自己有限的成功,然而,恺撒在泰晤士河与莱茵河却自行选择了撤退,甚至在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也是如此,似乎他只是想去整饬一下边界,而不是为了征服世界。

这就是恺撒,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他的某个优点,却不能准确地概括与形容他。他的天性,如同一块清澈的琥珀,关于他的传说,简直要多过古代任何的同类人物。对这样一个人,我们的看法可以有深浅之别,但不可能有矛盾之争。不管有无识别能力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伟人身上所展示出来的一种特质,可惜的是,这种特质却无法在生活中从某个人身上全部展现出来,其秘密便在于它的完美。无论就其个人品格还是历史成就而言,恺撒都是一个集许多相对立的特质于一身却又能够始终持之平衡的人。他有着超强的创造力,同时又有极其透彻的判断力;他不再年轻,但又尚未年老;有着坚定的意志力,又有着超强的执行力;他满腔共和理想,同时又是天生的王者;他天性的至深处是个十足的罗马人,但在为人处世中,他又始终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在其中融合了希腊人的秉性——总之,他像是一个完人。

正因为如此,他身上缺少其他历史人物所具有的那些所谓特点,而事实上,那些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粗看之下恺撒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比如,他年轻时的浪漫行为,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地位相同、天赋相当的年轻人的共同行为;他缺乏诗才但擅长推理,也是罗马人的通性。恺撒另一个人性的地方,就是他完全符合时代和地域所赋予他的影响,因为人性绝对不是抽象的,活着的人必须要反映某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所拥有的特质。恺撒之所以可以称作完人,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时代感,也因为他比任何人更符合罗马的民族性——作为其中的一员,他非常看重现实。而他的希腊文化素养,也是一早便融合在意大利的民族性之中的。

画家可以绘画出任何的东西,但那些“至高的美”,却是最抽象、最难以描摹的。同样的道理,史学家想要栩栩如生地再现恺撒这个人物,也面临着这样的困难,遇上这种千年难得一见的完人,史学家也只能沉默。恺撒身上的这种“正常”,他们虽然可以描述,却找不到除了“没有缺点”以外的说辞。大自然的精髓,便在于将这种“正常”与个体的独特性同时赋予它的某一件作品,而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亲眼见到这种完人,我们只能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人杰实在少之又少。

当然,这与时间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这位罗马的伟人站在年轻的希腊英雄亚历山大身边,他们所处的地位也一定不是平等的,而是前者高于后者。因为这个时候的世界已经衰老,恺撒所前进的道路,已经不再是那样一条欢乐地向着无限的未来滚滚而去的康庄大道了。他的世界里的一砖一瓦,都是用废墟建立起来的,而他本人也满足于这样一方历史为他创造且划出了界线的舞台,他靠着这个舞台为他提供的一切资源,尽量小心翼翼地站稳了脚跟。正因为这样,后代的追梦者们将诗歌的光芒和神话的霓虹都加诸亚历山大身上,而完全越过了这一位辗转于血与火但缺乏诗意的罗马真正的英雄。但无可否认,恺撒为之后2 000多年列国的政治生活铺设起了同一条道路,这才是影响深远而值得他以之为耻的事情。

若要清除古老衰朽的一切,让共和国得以重生,国家就必须将内战的余孽清除,赢得一个和平的环境。在这个工作上,恺撒采取的态度就是在现存的党派之间协调通融,但由于其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对立方,因此,他的这种“协调通融”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协调,也就是说,君主制度可以理解为,贵族与人民放弃了在竞技场上刀兵相见,而换了一个新的场合重新较量。

因此,共和派固有的争执到此算是告一段落。苏拉的雕像在法萨鲁斯战役的消息抵达之后便被推倒了,而此时,恺撒却要求重新竖立起来。他这样做无非要表明一种态度——类似这种大人物,只有历史才有资格去评判。同时,他也取消了苏拉法例的最后一条,召回了秦纳动乱与塞托里乌斯动乱中被放逐的人们,并将公职候选人的资格还给了这些被放逐者的后代。在这次内战之中失去元老院席位的人们,以及遭到弹劾或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公民身份与权利的人们,尤其是因为公元前52年颁布的例外法而被弹劾的人们,此时都重新获得了他们的身份和权利——但有一条,谋财害命者除外,他们仍将被剥夺公共权利与地位。例如,整个元老院派中的米罗是唯一没有得到赦免的人,因为他是那个派系中最狂妄大胆的一个。

与处理过去的问题相比,解决如今的党争问题则更为艰难;现存党派的一部分是恺撒的支持者,一部分是已经被赶下台的旧贵族阶层。通过恺撒颁布的一系列要求大家放弃党争的敕令,以及他的一些政策,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拥护者对他的不满情绪,要远远超过那些被赶下台的旧贵族阶层。恺撒当然希望自己的政策可以达到当年盖约·格拉古所设想的那种效果,但是,他的支持者们的目标却早已经背离此道。人民党的政治纲领一再被篡改:从改革变成了革命,从革命变成了反政府,从反政府变成了反财产的战争。他们甚至在私下设想着实施恐怖统治。如今,他们竟然开始向卡提林的坟墓献上花束,就像当年对待格拉古的坟墓一样。此前,他们之所以听从恺撒的号令,是因为他们希望他能在卡提林失败的地方取胜。

但是,他们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恺撒无意追随卡提林的路线,债务人至多能够指望少还一点点,却换汤不换药。于是,那些党徒们愤怒了,共和党究竟是被什么人战胜的?因此,这些乌合之众在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与庞培派勾结,趁着恺撒不在国内,也就是公元前48年1月至公元前47年秋的这一段时间,兴风作浪,煽动起了内战。

军事执政官马尔库斯·西利乌斯·鲁福斯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债务人,但还算是一个好贵族,身上还有着几分教养以及才干。他凭借高超的演说水平,将话讲得流畅激烈,因此成为恺撒在广场上最热烈的竞争者之一。他提出了“使债务人得到6年免息”的法规,但遭到了反对,之后,他又提出了另一条法规,要取消所有因为贷款和房屋出租而获得的利益,为此,恺撒派的元老院把他革了职。

庞培派在法萨鲁斯之战的前夕,似乎有过一阵子得势的样子。鲁福斯以及米罗——这个为贵族而战的街头老战士——取得了联系,一起谋划着要反革命,打出的口号则正是要为了共和政体而革命,取消债权以及解放奴隶。米罗从他在马西利亚的放逐地离开,在图立依地区召集庞培派的党人以及当地的奴隶牧民武装,而鲁福斯则策划着利用武装奴隶夺取卡普亚城。而鲁福斯的如意算盘却被卡普亚的民兵发现了,并被民兵扼杀了此次行动。而昆图斯·佩迪乌斯率领的一个军团进入了图立依区域,击溃了聚集在此处的帮派,并以杀掉两个头目而告终。

然而,护民官普布利乌斯·多拉培拉作为第二个呆子出现了,第二年(公元前47年),他再度提议设立有关债权与房租法;这个人就像他的先驱鲁福斯一样无力还债,但是却没有鲁福斯本人那样的才干。他联络他的同事卢西乌斯·特累贝利乌斯,阴谋煽动。性质恶劣的打斗以及街头暴动频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意大利指挥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率领军队进行干涉。此时恺撒也提早从东方返回,这才使得这种失控的情况终于停止。但是恺撒毫不在乎,因此这都是一些没有脑子的计划,以至于之后不久又开始对多拉培拉信任有加起来。恺撒认为这种仅仅因为钱财而兴起的盗贼一类的活动,参加者都是一群乌合之众,行动又不牵扯政治活动,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足以平息这些。恺撒无意因为自己的君主制度就向这种只能维持一时的共产主张示好,也无须大惊小怪。

贵族派保持活力的同时,人民派则继续崩溃,但是恺撒并未太过紧张。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的目标并不是消灭人民派,而是不惜耗费大量时间铺设一条道路,一条可以通往压制与调和的正确道路。为此他采取了大大小小的措施,在小的方面,也是出于他自然的正确感,尽量避免用那些空洞的嘲讽来激怒面临崩溃的一派。他也不会为征服了自己的同胞而大肆庆祝,他每每提及庞培,言辞无不透露着敬重;在元老院复位之后,他下令把被推倒的庞培像重新竖立。

对于政治迫害,恺撒尽可能地避免。对待那些恺撒派中与立宪派私通的叛徒,没有做任何查询。从法萨鲁斯与塔普苏斯敌人司令部取得的载有叛徒证据的文件,恺撒看都未看,就亲自丢入火中。这样就能使他自己及他的国家免除了对可疑人物的政治审讯。再者,凡是跟随罗马军官或行省军官而对抗恺撒的普通士兵,一律免罪,只有那些在尤巴王麾下服役的罗马人除外;这些人的财产充公,作为叛国罪的惩罚。

即使对敌军的军官,直至公元前49年西班牙之战的军官,恺撒也给予无限制的原谅;但后来他察觉到他太过宽容,当然对其中的首脑人物进行惩罚是必须的,因此他下令将所有在敌军服役的军官,或者伊利尔塔战役之后在反对派的元老院保持席位的人,剥夺财产与政治权利,终身不得再踏入意大利的本土。内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死亡的人,财产充公。至于那些曾经得到过恺撒的原谅,却还是倒戈去了敌方阵营的人,则判处死刑。

这些规定,在实行上却大打折扣。虽然重新投入敌营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执行死刑的人却寥寥无几;至于充公财产的判处,在执行上也有很多麻烦的地方,首先债务要予以还清,寡妇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也要归还,甚至还有一部分的产业需要留给死者的子女。更何况,许多本应该放逐,或者财产充公的人,基本都被赦免了,或者只是交了一些罚金而已。举个例子,在乌提卡被迫加入元老院的非洲资产家们就是如此。至于其他的人,基本上他们向恺撒申请赦免,最后他们的自由以及财产都平安无事。甚至有几个拒绝申请赦免的人,比如原执政官马尔库斯·马塞鲁斯,最后也都得到了自动赦免,公元前44年颁布的大赦令,把那些没有撤销掉的罪状也都一并赦免了。

共和派并没有因为得到宽谅而跟恺撒讲和。共和派内部普遍存在着对于统治者的愤恨以及对新秩序的不满。当共和派失去了公开抵抗的机会之后,他们开始称呼恺撒为王,但是这样的称呼遭到了护民官的反对,而这样的护民官则被共和派称为殉国者。共和派态度坚定地试图在内部反对以及秘密煽动,实施阴谋。在“国王”出场时,没有人有任何恭敬的行动。到处都是招贴和嘲讽诗,向人们揭示恺撒的独裁面目,用这种污蔑以及向群众示好的方式抨击新君主制度。当讽刺新君主的戏剧被某个喜剧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喝彩声如雷,而反对派的小册子中,最时髦的题材就是对伽图的推崇。而由于此时的文学已经不再拥有自由的环境,这样的小册子竟然更加受到群众的青睐。

的确,恺撒和他的干练心腹们,用以回报这些伽图派的是反伽图的文章,甚至不惜完全站在共和派的领域上与之作战。于是共和派与恺撒派围绕着死于乌提卡的英雄们进行论战,就像当年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围绕着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而战一样。但是由于作为裁判的群众们是站在共和派一边的,因此恺撒派在这场论战中并不占优势。除了威胁作者而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像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菲古鲁斯和奥鲁斯·西西那样有名而又具有危险性的文人,相比于其他的放逐者,更难以获得回返意大利的准许。而在意大利国内的反对派则要受到检查,而且受到的惩罚完全是由检查一方随意定的,因此面临着更加麻烦的约束。

除此之外,更多的方式和手段被运用到暗地里对于新君主及其政体的反对中。觊觎者和共和派的反叛在帝国各处不断蠢动;内战的火焰一会儿从庞培一派燃起,一会儿由共和派挑起。而在首都,到处都流传着谋杀新君主的阴谋。但是恺撒只是张贴告示公布这些阴谋,而不曾因为这些阴谋安排身边跟随大量的长期卫士。

不管恺撒多么无视自身的安全,却不能对这普遍的不满所蕴含的危险视而不见。虽然他自己明知反对者是不可改变的,虽然亲信们不停劝说,但是恺撒依然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绝大多数的反对者仍旧获得他的赦免。他这样做亦不是一个高傲者对异己的轻视,也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基于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因为对付一个被击败的党派最好的方式是吸收到国体之内,而不是扫除到国体之外。

立宪派实际上不仅包括贵族,而且包括了意大利公民中所有拥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而恺撒崇高的目标需要这些人的合作。他要实现自己那古罗马国新生的计划,就需要大量有才华、有教养、有继承的和天生优点的人物,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在立宪派中,所以,他很可能把对反对者的原谅认作是胜利的好的回报。因此,除了除掉反对派中那些重要的头头之外,那些第二级和第三级领导人物,特别是年轻的,则完全原谅他们。再者,对于这些人,也不是让他们天天停留在消极的抱怨之中,而是要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新的行政体系中去,而且重新获得荣誉与官位。

战争的胜利只是更艰巨任务的开端,恺撒此时的情况和日后的亨利四世与奥伦治的威廉相似,取得了革命战争胜利的人会如何,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在消灭了敌人之后,他就不仅仅如辛纯和苏拉一样只是自己党派的领袖,而是要像恺撒、亨利四世与威廉·封·奥拉尼恩一样,要用举国的福利来替代本党的一些片面的计划,所以,他必定会面临各党派联合的敌意,而且自己的党派也许也会产生敌意,他的理想越纯粹,这种情况越真。立宪派和庞培派们在口头上说要效忠,但是心里却厌恶君主制度,至少对君主是厌恶不已的。至于那即将崩溃的人民派,当他们发现恺撒的目标不再是他们的目标时,就开始谋反。就算是恺撒的亲信,一旦发现他们信仰的领袖原来不是要去建立一个“强盗联合国”,而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对一切人都公正的君主国时,就都变得愤愤不平,因为当时被击败的一派兴起就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这种不但要强迫他的敌人,也要强迫他自己本派的人,从而使国家进行重新组织,没有一派愿意接受。

此刻,恺撒的地位还没有他胜利之前那么稳固,但是他的损失让国家获得了利益。由于党派之间的对立被消除——他对异己分子十分宽容,也允许每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仅仅是因为这个出身不错的人,参与行政。他在用人的时候并不太考虑被启用对象过去的政治立场。他把全国的力量都集中在他的大计划内。各党派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都聚在了一起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国家就渐渐走上新的方向。当然,恺撒也十分清楚,这些协同一致都是表面现象,大家对他的厌恶一致性远远高于对新秩序的认同一致性。当然,恺撒也知道,当各个不同派别的人被引导进入联合体共事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没有那么敏锐的冲突感和对立感,也只有这样,政治家们才有可能推动时间机器去进行它的工作——因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冲突,会把老一代送进黄土,新的和谐终究会达成。恺撒不想追究那些恨他、想要谋杀他的人,和所有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他效忠于自己的祖国,不为报酬,甚至也不为人民的爱戴。他甚至牺牲同代人对他的爱戴,以此来为后代谋福祉。最重要的是挽救罗马帝国,让这个国家重新焕发她应有的生机。

有一件事我们应当记得,恺撒做的事不是仅仅开始,他要的是完成;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项工程最早在盖约·格拉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追随者们一直沿着这条道路探索,有的人忠实于盖约·格拉古原本的思想,有的人就不太忠实于此,有的人成就大些,有的人成就小些,不过这些追随者们都没有垮台。恺撒从一开始就继承政治遗产成为人民党的领袖,就是一个民主派,他30年间不曾改旗易帜,也并不隐瞒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他成为君主之后,他仍然是民主派。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一切民主派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遗产(除了卡提林和克罗狄乌斯的荒唐计划),他对贵族和贵族阶层是真正恨之入骨的,他始终坚持对罗马民主的最基本构想:减轻债务人的负担,扩张海外殖民地,全国各个阶层逐渐平等,行政权从元老院分离出来。——从这几点看,恺撒实施的君主制度和已有的民主体制差别不大,而且,君主制成为帮助他完成民主制度理想的工具和媒介。

恺撒实行的君主制度在本质上区别于东方的专制政体,而是盖约·格拉古的政治理想,也是伯里克利与克伦威尔在实际上建立过的:由国家推举出一位领袖,并赋予领袖无限的信任和权力来代表国家。恺撒的政治观念严格说来并非首创,而是他在现实上实施了这一系列构思。他把这一构想实现得如此壮丽辉煌。如果他本人能够亲眼看到,或者他在历史的镜子中看到,那么无论他处在什么时代,也不论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都会赞叹这一切。他对历史的伟大和人性的伟大的领会能力不同,赞叹因而也不一样。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那种不分时代背景就随意定性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观,是十分单纯而不负责任的。的确,历史是有提供前车之鉴、教诲当今时代的职责,但那份教诲不应当是浅显意义上的,不是随便看看书就可以在那些旧纸堆里发现时代病原之所在的,也不是单纯拿以往的一些病症就可以为现在的时代开药方的。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人类文化的早期显示出了一种创造出“文明”的有机条件:这些条件是那么相似,而可以自由组合的方式又是各种各样的,并引导后人、鼓励后人去独立性地创造发明,而不是单纯的奴性地模仿。

从这个意义上说,恺撒和他治下的罗马帝国虽然取得了无人可及的伟大成就,但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这依旧是对近代专制制度的最强烈的指责。因为有机体不论如何渺小,都无限地超越了最人工化的机器;同样的道理,只要是自然成长的体制,不论其有多少缺点,都无限地超越人为的绝对专制,即使这种专制在当时是十分辉煌的。因为自然成长的体制是大多数人意志的自由表现,是会成长的,因此是一种灵活的表现形式,而人为的专制则是它现状的样子,这个才是死气沉沉的。

在罗马的军事君主政体中,自然律被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这个体制在免于外力以及天才创造者的冲动中形成,使得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比任何类似的国家都要纯正。这一点吉本早已指出了,自从恺撒时代开始,罗马的体制便只有其外在的一致性,只是机械一般地反复运作;而内在的部分,即使是在恺撒自己统治的时期里也已经完全枯萎,死去了。恺撒在政府的早期,仍然在自己的灵魂里梦想自由民主的发展与自己的绝对统治结合为一体,而朱利安一族中的皇帝们,即使是其中天资聪颖的皇帝们也向我们证实了将水火同时放在一个容器中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恺撒可以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必然的,也是可敬的,他的成就本身就是或者说可能是一种福祉。但是,由于奴隶制是其古代社会组织的基础,而没有宪法这种共和的表现,而500年的城市体制又演变成了寡头式的绝对统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军事君主政体乃是最合理的,也是影响最小的。当弗吉尼亚州以及卡罗莱纳州的蓄奴贵族不得不像他们的先驱——苏拉治下的罗马人——那样行事的时候,恺撒主义便可以得到历史的认可了。尽管在别的历史条件下恺撒主义可能既是谋篡也是讽刺,使那些不好的恺撒主义可能迷惑那些没有头脑的人误入歧途,使得卑贱的人有了谎言以及欺诈的机会,但是历史却不会否认真正的恺撒的荣耀。历史是另一本《圣经》,虽然它不能阻止被傻子误解的命运,但是也不能避免被坏人当作手中的武器,但是历史可以对他们做出报复。

最初被称为“狄克维多”(独裁者)的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从公元前49年,恺撒从西班牙回国之后,首先采用的就是这个称呼,但是几天之后又将它放下不用了。第二年参加决定性战争的时候,用的名字也仅仅是执政官而已。但是等到秋季法萨鲁斯战役之后,他又重新启用这个名号,并且一直取得这个称呼。最初由于新君主的任期没有确定,由公元前45年1月1日开始任职,任期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4年的1月或者2月,就宣布了新君主为终身任职,正式去除了以前有所保留的部分,确立了他“终身独裁者”的称号。

而这个独裁者职位,不论是前期短期任职的独裁者或是之后的终身独裁者,在旧体制之中都是没有的,这是由苏拉所设计的至高无上的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由宪法指派,但受宪法所控制的唯一最高行政官,而是由人民的特别谕令赋予的,他得以筹备发令,统治整个国家,这个职位所拥有的权力是一种无限制的政治特权,取代了共和国时期的权力划分。由这个总原则性的特权再进一步,便可以由各个法案赋予决定是发动战争或维持和平的权力,而不需通过元老院以及人民,可以选派各行省的总督职位,并且随意处置军队与经济。

因此可以说,恺撒享有的特权是凌驾于其他一般行政官之上,甚至可以说是凌驾于传统意义的政府权力之上的。他并没有取消在指派行政官的过程中,由公民议事集会选定人选这一程序,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是他在让步了。他仅仅提名一部分的次级执政官以及职位较低的行政官。同时,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特殊指令,可以册封贵族,这在以前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独裁者实际上还拥有其他行政官的选任权力。恺撒本人并不担任检察官的职位,但是他却将检察权的用处挖掘到了极致,尤其突出表现在了选派元老这件事上。他常常同时担任独裁者和执政官,有一次甚至没有其他人和他一起担任执政官的职位。但是恺撒自己并不愿意一直兼职执政官,他甚至拒绝了有人提出的“由恺撒自己担任5年一期或者10年一期的执政官”的提议。

由于恺撒已经是祭司长了,因此他没有监督宗教的必要,也就自然拥有占卜官的职位。与此同时,很多新旧的荣誉称号也落在他身上,比如“国父”的称谓,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出生的月份,这种种个人崇拜式的表现,发展到最后简直已经被神化。其中有两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恺撒被赋予的不可侵犯性和护民官已经是一样的了;另一个是,除了其他各类职位为他带来的称号以外,他还被赋予了“元首”的名号。

但凡拥有判断力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恺撒想对国家永远施展他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简而言之,他想用一个简单明了的称号来适应这个新体制。事实上,创造一个没有实权的名号肯定是错误的,有了权力却少了一个恰当的称号也是错误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很难确定恺撒心中所存在的最后形态是什么样子,当然这里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此时处于过渡时期,难以将房基以及永久建筑相区别;另外就是恺撒的崇拜者们,甚至不经过恺撒本人的同意,就将一大堆的权力、地位以及荣誉称号冠于他头上去了,这种行为无疑是他所厌恶的。

新的君主制度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执政官的职位就能实施的,因为行政官的职位是由选举产生。另外,恺撒显然想要把这个曾经最高的官职变成一个空名,因此在他接受这个职位之后,任期未满时,他就将这职位交给地位次要的人手中,因此,“独裁者”这个名字就成了最明显以及最常用的称号了。当然我们不排除恺撒仅仅是想要将这个名字旧有的含义运用起来——就是在特殊的危急时期拥有特殊处断权。再者,这个称号明显和新的君主制度不符合。因为这个称号有着例外的、不民主的性质在里面,而这个由反对派提出创造的称呼,显然也不适宜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称号的。

反过来看,“元首”这个新称号特别适合这个新的君主政体,因为这个称呼是全新的,而且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新酒装在旧的瓶子里或许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个称呼(完全是为了新的事物而出现的新名称,它涵盖了加宾尼乌斯法之中对民主领袖的所有含义,尽管在这个法中,对于这些含义的表述并不清楚)明确地限定:人民领袖独立于元老院之外,因此权力长久掌握在手中。在恺撒后期的硬币中我们可以看到“元首”这样的字号,而在恺撒关于政治犯的法令上,这个名称也代指君主。因此,后世往往将元首和君主制度并用。恺撒或许有意将至高的祭司权力与民众的最高领袖权合而为一,用以提高这个职位的民主及宗教含义。

显然,这种新形式的建构并不仅仅只是以创建者本人的一生为期限的。但是恺撒似乎没有决定“如何继承”这个麻烦事。他究竟是打算通过选举来选择继承人,还是像他的养子后来声称的那样,用遗传的方式继承,我们只能保留这个疑问,但是也不排除恺撒将这两种形式结合——让统治者的儿子继承王位(像克伦威尔、拿破仑);如若统治者没有子嗣或者子嗣不能胜任,那么就以选定养子的方式选定继承人。

在法律上,元首的职位是以罗马城之外的执政官以及总督职位为基础的,因此其中最为重要的权力就是军事指挥权,他同时还享有最高司法权以及行政权。但元首的权威确实凌驾于执政官以及总督之上,并不受到时空的限制,并且在首都内也行使这份权力。另外,和执政官不同的是,它不会受到同等权力的同事的限制,而且,之前加诸在王的权力上的所有限制也都逐渐不能使用于元首。

简单地说,元首不仅仅是旧日王权的革新,因为执政官和王不同,执政官的责任仅仅在时间、空间、同事上有限制,必须同元老院或社团合作。新的君主制中几乎没有任何成分是旧王制没有的,最高的军事、司法以及政权权威结合在王一人手中,国家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的权力,并且有这个命令必须执行的力量,元老院被降格成为咨询议会,只做劝告而无约束力的议会。恢复了贵族阶级与城市长官制度。

但这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恺撒的君主制度跟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古罗马君主制有很多内在的相似性,古罗马的王们虽然也是这样集各种大权于一身,但是他们统治下的社团都是自由的,他们与平民站在一起,作平民的守护者,并用此来对抗贵族。恺撒也不是破坏自由的人,而是来摧毁贵族那些让人不堪忍受的枷锁的。恺撒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向古代看齐的人,但是在这里却返回到了500年以前去寻找自己政府的榜样,这样看来也没什么奇怪的。由于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一向被各种特别法限制着,因此王位从来没有过时,事实上,在罗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10大执政官的时代,苏拉摄政的时代,以及恺撒本人的独裁时代,王权都在共和国反复出现,实际上,但凡是特殊的权力由时势所需的时候,总会有和有限的命令权相对应的——无限的“命令权”出现,这个实际上就是王权。

即使是在表面的形式上也能看出来这是对古代王位的恢复。人类想要创新是很困难的,因此才会将以前保留至今的形式认为是非常神圣的遗产,因此恺撒很明智地选择将自己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相提并论,这种行为就好像后来查理曼大帝将自己和恺撒、拿破仑相提并论一样。恺撒并没有偷偷摸摸地这么做,而是开诚布公地这样做,之后他的继承人们也都是如此。事实上,这样的行为只是为了给新制度找一个具有民族传统本色的、清晰的、合乎民情的表达形式。

七王的雕像自古代起就一直在首都矗立着,这是罗马通俗历史中常常搬上舞台的7位国王,恺撒现在下令将自己的雕像也矗立在他们身边,作为其中的第八位。恺撒穿着阿尔巴国王的服装出现在公共场合。关于政治罪行的新法令,他与苏拉法最主要的不同部分在于——在社团名位之外,又增设了元首名位,这个名位与社团名位是平行的,作为人民活生生的个人代表。政治宣誓的仪式上,除了需要向朱庇特以及罗马人的家神之外,还要凭借元首的守护神之名宣誓。在古代的普通观念中,君主制度的外在标志就是君主在硬币上的铸像。从公元前44年开始,恺撒的头像便出现在罗马国的硬币上了。

因此,关于恺撒对他自己地位的表示已经是非常明确了,他非常清楚而且正式地以罗马之王的身份出现。可以想见,恺撒其实并不想要用“元首”来称呼自己的职位,而更希望以旧日的“王”称呼(尽管实际上不可行,也没必要)。即使他在世时,也有很多他身边的朋友或者敌人都觉得他有意加冕为国王,实际上,他最热诚的拥护者曾多次,用不同的方式提议他加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在他担任执政官时,也就是公元前44年2月,这个家伙几乎当着民众的面,要他将王冠加给恺撒。

而这所有的建议,恺撒都一概拒绝,尽管他的这种拒绝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些建议而导致的共和派的反对呼声,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不是真心在拒绝。有的人认为他是在故意挑唆人提出这种建议,以便能够让群众做好思想准备,接受这个不合理也不受欢迎的罗马加冕大典。这种猜测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猜测直接忽略了此时恺撒面对的反对力量多么巨大。

这些建议很可能是他的拥护者那种自发的热情招惹起来的,也可能是恺撒指使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专门做出这种献王冠的举动,而目的就是要在公众面前表示断然拒绝,以停止那些风言风语。而这次的拒绝却被恺撒写在了国家日历上,表示以后这种事不要再提了。原因可能是恺撒愿意用一个方便的称号,而人民往往很注意事情的名称,而忽视了事情的本质。因此他决意避免使用“王”这个几乎沾染了古代诅咒的称呼,在恺撒时代的人民心中,大多都认为这个有东方暴君的意义,不像他们自己的古王努玛与塞维乌斯,因此他就决定用“元首”的名称来行使王权了。

但不管他心中为自己竖立什么称号都好,实际上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此,朝廷也就立刻充斥着荣华、枯燥以及空洞的风气来。恺撒在公开场合出现时,穿着已经不是执政官的紫条宽袍,而是古代君王的正式紫袍。他不再需要站起身来,在金座上就可以接见元老院。他的生辰以及凯旋,都作为节庆来庆祝,历书中充满了他的誓言,他若在首都露面,远远便有军队护送,军队的前方便是他重要的仆人。他的居住区附近的房租都大大增长——因为能够与他见面变得特别重要。由于求见者太多,使得觐见变得特别困难,以至于恺撒自己都发现,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得不用通信联系,至于那些地位很高的人,为了见他也要在接待室等好几个时辰。

人民感觉到恺撒已经基本不是一个同胞了,这种程度已经在恺撒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外了。他的周边开始产生一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包括旧贵族以及新贵族。这种君主政体下的贵族源头都是由一个观念而来——王室的贵族可以用来掩盖寡头政体的贵族,“父族”可以掩盖所有的贵族。原先的父族仍然是存在的,只是仅仅紧密团结着而没有了重要的特权。但由于一直没有新的家族加入到这个族群中来,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日渐萎缩,到了恺撒时代,还存在的“父族”氏族不超过十六个。

恺撒本人就是其中一个父族出身,由人民的命令获得权力,拥有创制新的父族家庭的权力,因此他建立起一个新的父族贵族体系,用它对立于共和派贵族。这样的贵族既可以显示出古代的优雅,又可以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无足轻重——这简直满足于君主政体的一切诉求。新的君主也在这所有的方面显示自己的形象。

实际上在权力无限的君主制度下,宪法的余地变得特别少,那种以公民、元老院以及数字行政官合作为基础的旧共和国已经无法持续下去。恺撒将旧传统彻底恢复,公民集会与国王并存,这是主权(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元老院也回到受到咨询时向统治者进言的最原始作用,而统治者则将一切行政权都集中在身上,像古代的王一样,身边没有设立独立的官员。

在立法方面,这位民主君主也恪守“人民只有在国王召集之时才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这一条古罗马金言,而恺撒自己做事也按照人民的谕令批准。当然,古代战士集会所含有的半政治意义以及半道德意义的力量与权威,已经不再可能重新注入这个时期所谓的公民议会集会之中了。

在古代的体制之中,公民的立法行为尽管受到限制,但却是真实的、充满活力的。但是在新的体制之中,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影子。因此,公民议事集会不再需要附加任何特别限制。——多年的经验及事实已经表明,无论是寡头还是君主的各类政府,都可以和这种徒有形式的主权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恺撒时代的公民议事集会的实际重要性只剩一点了,就是它在原则上保留了人民的主权,因此构成了一种防止绝对统治的保护措施。恺撒同时也恢复了古代国家法治的另一箴言——唯一行政长官的命令,在任期间都是无条件有效的。至于立法权,仍然只属于国王与公民的联合制定,国王在退位之前,其敕令都是与法律平等的。

民主王至少在形式上将主权分给了社团,但他并没有意愿将权威分给元老院——尽管元老院是以前的统治机关。恺撒的元老院和之后奥古斯都的元老院很不相同,恺撒的元老院只是一个最高的国家议会,恺撒只向他们征询法律意见,并且借它的名义发布比较重要的行政命令。从有些例子可以看出,有些以元老院名义发布的命令,并注明某某元老参与了策划的命令,其实元老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元老院最开始本来就只有“思考性”的地位,后来元老院虽然在实际上逾越了这一点,但是法律上元老院仍然没有改变过这个地位,因此将元老院贬回原位是没有什么法律障碍的。但是恺撒仍然需要防范元老院的实际反抗,因为元老院一向是罗马反对恺撒的焦点。这种关系就像是雅典最高法院以及伯里克利的关系。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元老院的人数已经从至多600名(战乱使得这个数字更少)增加为900名,而为了保持这个数字,每年准许进入元老院的分子——也就是指派的财政官——从20名增至40名。

元老院人数的异常增加完全是君主的意思,为了使得每年的人数固定增加,他甚至通过法律手段取得永久性的影响力,就是选举机构必须选择财政官候选的前20名,而这20人由君主推荐。此外,元首还享有权力将财政官的荣誉以及任何最高的职位——元老院的席位授予他中意的人,即使此人还不是贵族。

这种特殊推荐与授予自然是给那些新秩序的拥护者,因此除了地位高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平民以及性格可疑的人进入那个崇高的元老院——比如那些以前被弹劾去职,或被法院判决去职的元老;西班牙以及高卢来的外地人,这些人到元老院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学习拉丁文;甚至有些连骑士头衔都没有的次属军官;被解放的奴隶之子,也有声誉不好的奸商。

起先就非常排外的贵族肯定会因为元老院的组成人员改变而愤怒,认为这是故意败坏元老院的行为,但是恺撒并不是那种会采取自我败坏的人,但恺撒虽然认为元老院必须存在,却也决定不被元老院控制。他改变元老院的意图可能就是为了使元老院不再那么专断独行,而是让它变得和古代一样——成为一个代表所有阶级的国家议会,代表则是来自各个阶层的聪明人,因此没有必要将出身低的人排斥在外,自然也不该排除外国人。古王把非公民加入元老院,恺撒也吸收那些非意大利人。

如此,贵族统治被放在一旁,新元老院也对君主唯命是从,国家的治理就完全落入君主的手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仍然由“元首”亲自裁决,恺撒所处理的国事都是我们这种小人物无法想象到的。而这主要的原因还不在恺撒本人的迅速果决,而有着更为普遍性的理由。当我们看到恺撒、苏拉、盖约·格拉古和一般罗马政治家所展示的那种能力,超出人性能力了,原因并不在于人性的改变,而在于现代的家庭组成和以往不同。罗马的家庭是由家中解放以及还未解放的奴隶共同组成的有机体,他们的心灵能力都可以为主人提供成果。懂得运用这些的心灵的主人,做事就像拥有很多心灵一样,这是集中作业的机关办公的理想状态。我们现在的办公室也在热烈地模仿这个,但是效率却差很远,因为过去的奴隶制度的力量远大于现在的资本力量。

恺撒懂得怎么样去使用这个优点。但凡有特别亲信的职位,他就派他的奴隶——由奴隶解放的自由民或者出身卑微的追随者去担任——只要其他的方向可以通过的话。从他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恺撒这个组织天才在运用工具时产生的成效,但是其中的工作细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方面说,机关的运作就像是制造业,工作的成果不是由个人成果展示出来,而是以工厂成果的方式呈现。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恺撒手下的人没有一个会对恺撒的工作产生个人影响,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恺撒的全盘计划,他掌控的是整个整体,是唯一的主人。他身边甚至没有技术高超的助理,那些都只是他的劳工而已。

在具有严格政治意义的事情上,恺撒尽量不用代理人,哪怕只是细小的方面。比如他经常不在罗马,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时间里,代理人也不是君主的合法代表——“城守”,恺撒一般都是用没有官职的亲信人,一般都是恺撒的银行家,例如来自加得斯的听话却又狡猾的腓尼基商人卢西乌斯·科尼利乌斯·巴尔布斯。

在治理上,恺撒最小心的就是国库的钥匙,他必须把这个被元老院从颓弱的诸王手上夺取来,又以此建立统治权的东西牢牢掌握住。只能把它托付给绝对忠于他而且只会忠于他的仆人。虽然国王的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是分开的,但是恺撒将整个金融财政系统牢牢握在手心,像一般的罗马贵人治理产业一样治理国家的财政。各省的税收以及主要的铸币工作都是交托给解放过或者还未解放的奴隶,从来不让元老院的人沾手,这个重要的步骤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阶级——“王室管家”,即财政官。

不过,各省总督——在他们的财政权已经由皇室的税收员接管以后,他们仅仅剩下军事指挥权。而由于地理位置极其独立,权力特别集中的埃及一直没有被恺撒划成行省。这个尼罗河上的国家总是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从帝国的统治中脱离出去,在最近的危机中,意大利的党派首脑一度想要在埃及立足。恺撒没有将此地宣布为行省,而是把拉各斯王朝仍旧留在埃及,也是这个原因,埃及军团指挥的位置仍然像收税员那样由下级人员担任,并没有交给元老院。

但是,恺撒在整体上认为罗马的军队不能像东方国家那样,由仆从指挥。因此,他任命的比较重要的总督都是由卸任的执政官担任的。就算是不大重要的总督,也至少是由卸任的次执政官担任。公元前52年的法规规定:担任执政官与总督之间至少应有5年间隔。但是这个规则到了现在可能就不算数了,因此在罗马担任执政官之后可能直接就升任总督了。另外,以前总督职位的分配完全是由人民或者元老院安排的,或者在行政官之间调换甚至是抽签,但是现在则完全由君主说了算。恺撒从来都不缺合意的总督候选人的原因如下:执政官在一年的任期没到的时候可能就被诱导着卸任了。这样可以为接下来的任职者带来足够的时间,而次执行官的数量也被从每年8人增加到每年16人,而“元首”拥有其中半数以上的任命权

(财政官也如此)。元首有权力让任职的次执政官以及财政官有名无实,也拥有召回总督的权力,尽管照例执政官的总督任期不能超过两年,财政官的总督任期不能超过一年。

有一段时间,元首连首都的治理都想要假手于人,于是交给他提名的执政官。他重新启用旧王时代的城市助理之法。另外在几次他本人不在首都的时候,将首都的治理交给他指派的一个或者几个助理,但是没有征得人民的同意。这些助理们可以联合起来执行一切治理任务,甚至连铸币这种事情都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名义进行,只是不能用他们的铸像。公元前47年到公元前45年头9个月,恺撒没有指派谁来担任次执政官,也没有管理官以及财政官,公元前47年,甚至在年前才指派了执政官。而整个公元前45年,只有恺撒一人担任了执政官。

现在除了新君主具有民主派背景这一点不同以外,看起来简直就像已经恢复了罗马城内古代的帝王权威一样。也就是说,执政官、次执政官以及公物管理官和财政官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国王如果不在的话,由国王留下的城守治理,另外就只需要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护民官和平民管理官。但恺撒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他自己没有接受王的称号,也保留了这些与共和国历史交织的职位,包括执政官、次执政官、公物管理官以及财政官。虽然还是保持他们的权力,但是地位却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共和制的政治基本观念是将罗马城与罗马整个帝国的概念一视同仁,因此,罗马城的执政官便是整个帝国的执政官了。但是到了恺撒这里,这些观点全都改变了。恺撒所任命的执政官根本形同虚设。从此之后,罗马城的行政官只是帝国其他城市的行政官之一,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个职位唯一的好处就是,卸任后可以担任总督。

自此,罗马社团现在所遭受的命运就像以前那些被它所消灭的社团一样了,以前它对罗马帝国行使主权,但现在,它只剩下简单而有限的社团自由权了。数量增倍的不仅仅是次执政官与财政官了,平民管理官也平添了一倍的人数,而为了监督首都的供应品,甚至谷物管理官也增加了两名,平民管理官和谷物管理官的人选由社团直接选择,这个选择不像选择执政官的候选人那样受到多种限制。总之,古代遗留下来的保护公民自由的举措都没有遭到大的更改(但是这不是说那种死板的护民官不会遭到严重的干预,有时很可能连元老院元老的身份都被剥夺)。这样的话,这些重要的事务都需要直接由元首本人决定,政治交给他的仆人,军事交予他的副官,而市内行政官员替代了旧有的共和政府官职。恺撒仍然站在专制统治的顶点。

而精神遗产部分恺撒几乎不做重要的变动。罗马国教对新王制度的作用和它以前支持寡头政治一致,仍然可以服务于现有制度。此时,元老院保守派的宗教政策就过渡到了新王的手中,当法罗将罗马神学的大贮藏所——《古代神事》付诸出版时,将这部著作献给了恺撒——以献给“大祭司恺撒”这个名义。对于朱庇特的崇拜之情已经将余晖转向了新王,还有那濒临消亡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现在已经沦为“恺撒崇拜”的工具了。

在法律方面,重新启用了古代的国王审判。古代的国王审判,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国王可以不考虑人民的求情,而在民事诉讼的审理中也可以不听任陪审团的意见。而恺撒也像是以前那样确实取得了直接审理任何案件的权力。当他不在城内的时候,这个工作交由他的城内助理完成;若是他本人在城内,那么他便可以独断专行地审判案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古代的帝王一般,如果审判被指控叛国的罗马公民的话,他就在罗马广场审理,而有时也会在他的房屋内审理类似附庸王侯等罪行。由此可以看出罗马公民在这个过程中唯一还保有的特权就是能够见证审判过程的公开性。但是此类由国王亲自审理的案子毕竟只是大多数案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刑事与民事案件中,以前共和制的审理程序基本都保留下来了,刑事专家们组成委员会,主要处理刑事案件,而继承法庭则承担起了民事案件的审理,当然也有直接由专门的陪审员处理。在首都,司法执政官监督管理法律过程,而各地则是由总督负责所属地区法律过程的监督指责。政治犯的审理,则即使是在现在的君主制度下也是需要参考陪审委员会的意见的。恺撒发布的新法令将应当受到惩罚的行为都明确地规定起来。对言论的指控统统不予成立,而且不采取死刑,顶多是流放。而陪审员的人员分配如果仅仅只是元老院或者骑士阶级的话,前者不符合寡头政治的愿望,后者则违背了严格的格拉古派的理想。因此恺撒让陪审团的人员配置以科塔的协调法为基础分配,意图协调各个党派。但是陪审团还有另一个条件就是采用公元前55年庞培的平民保护官法为原则,要求每位陪审团团员必须拥有40万赛斯特尔茨以上的财产——使得低阶层的人员是不可能进入陪审团的。因此,一直在争取这个陪审权力的元老院与有产者们,两方终于得以平分这个苹果。

由护民官下达最后的判决之前,任何案件都可以在国王法庭以及共和国护民官的法庭进行审理。就算是君主也没有权力推翻由有资格的司法人员做出的判决,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由不正当的贿赂、暴力以及类似情况导致判决不公。另外,由于受害者对判决不满也可以向行政官的上司提起上诉,同时由于所有的行政官,至少所有的行省总督,都被视为统治者的下属,他们的任命都可以直接上诉给恺撒,因此造成了之后向恺撒直接提起上诉的情况变得十分常见。

这些在司法上的新创举,包括最重要的普遍上诉权都不能对罗马司法上的种种恶果起到绝对的改善。因为只要是蓄奴国家,奴隶在“事实上”都是交由主人处置的,那么国家的司法程序就必定存在弊端。虽然只有奴隶犯错使得奴隶本身失去了对主人的价值,或者实在使主人不满意的时候,主人才会像对待一头常常顶撞东西的牛一样处置奴隶,而这里的区别也仅仅在于主人会把牛送进屠宰场,奴隶则是卖入竞技场罢了。即使自由人是有法律程序保护的,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的影响,从严肃的法律程序演变为派系斗争,常常要运用偏袒、金钱和暴力。

在此情况下,行政官、陪审员、诉讼当事人,甚至是作为观众的公众都可能是始作俑者。而最可怕的就是来自律师的伤害了,律师可以利用在法庭上有如寄生虫一般疯狂繁殖的诡辩来使是非观念消失。在罗马的刑事审判过程中,一般人不大容易分辨出意见与证据的边界,因为都被律师一张如簧巧嘴说得模糊掉了。这个时期一位罗马律师凭借多年的经验说:“任何罪名,不论是否真的存在,都能被放在一个普通的被告身上,并且一定会被定罪。”在这个时期中,许多刑事抗辩都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其中有提出证据或者反证的情况几乎没有,全都是极其不严谨地确定罪行的。

民事诉讼中则更是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地方,它也明显地受到派系斗争的影响。例如在公元前83年至公元前81年,在有关普布利乌斯·昆提乌斯的审理中,起决定因素的其实是秦纳和苏拉谁在罗马城内占据上风。如果秦纳占据上风,那么审判结果必定与苏拉占据上风的结果不相同。律师们经常把法律程序弄得一团糟,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们本身就完全不懂法律条文。但这类案件性质决定了律师的诡辩没有那么容易混淆是非,因此,这个时期的民事诉讼案件远比当时的刑事案件少一些诽谤,而且更合法一些——虽然仍然不能符合我们严格的考验。

恺撒在限制律师的这种诡辩上比之前的庞培更加严厉,下达的政策也更为有力。恺撒手中的执政官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加之有效的监督,还有陪审员的严格派定,使得那些出现在法庭上的腐败以及恐吓现象变得少起来。但是原本被摧毁的且已经被腐败等不良现象消磨殆尽的是非观念,以及对法律的尊重,要重新被大众接受就比较困难了。由于那些犯罪以及邪恶的根源没有被消除,即使立法者在立法中力图驱除这些邪恶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成效。只能等待时间这个可以治愈一切的良药了,但是是否可以起效也还是未知数。

罗马此时的军事制度与汉尼拔时期如出一辙。军官由统治阶级选派,军队则由各个行省的人员以及平民、仆从构成。在政治及军事方面,将军基本是靠他所驻扎省份的资源,无论幸运或者不幸运,他都算是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了。而军队中间唯一用于联系的纽带就只有团队精神,因为士气以及民族精神都基本荡然无存了。在政治上,军队已经没有自己的立场,完全依靠指挥官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军队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国家工具了。军队的好坏已经完全看指挥官的优秀程度:如若指挥官是个肚大肠肥的无能者,军队也就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如果遇上优秀干练有眼光的领导者,军队就会发挥出民兵永远都无法媲美的完美能力。

但是当时的军官阶级早已堕落不堪,元老以及贵族等高阶层者已经不能适应军旅生涯。以往最吃香的参谋官职位,现今已经无人问津。从军的骑士阶级争夺的职位必定是军事护民官,而出身军旅的贵族都更希望能够派至没有敌人的省份,例如西西里等地。骁勇善战的将军则被人斥为亡命之徒。这个时代士兵的平庸,通过庞培能够成为被崇拜的士兵偶像这件事就能显示出来。军官甚至比士兵更容易逃亡以及兵变,而不论军官如何纵容士兵,仍然每天都有不少要求解除军官官职的提议。恺撒曾经亲自记录下当时军营的混乱:当下达进攻阿里俄维斯塔的命令时,一片诅咒声和哭声充斥整个军营,有人在准备遗嘱,有人甚至在要求休假。

服兵役的法规依然还在,但是征兵入伍却非常不规范,使得整个军队几乎没有了出身比较好的人,而这种人一旦入伍也许会在军队待上30年。骑兵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他们穿着喷满香水的骑装,骑在名贵的马匹上,几乎只出现在首都的节日典礼上,俨然就是马上的贵族卫士。而公民的步兵其实不过完全是佣兵队伍罢了,由最低的阶层组成,至于属民供应的骑兵以及轻步兵中属民的数量也日渐增加。军队作战核心的百夫长职位,以前只能按照军规由士兵升职上去,现在往往当作馈赠或者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同时军队的补给也因为政府财政理财的杂乱无章以及各级行政官员的贪赃枉法,而变得短缺并没有保障。

因此,不可避免地,军队常常掠夺行省的住民,甚至经常出现兵变甚至临阵逃脱的现象。即使是数目足够可以作战的部队,也经常因为这种基本的情况临阵溃败。比如公元前57年,庇索的马其顿军队便是如此。只有庞培、恺撒以及加宾尼乌斯此类干将才能整合这些乌合之众,让他们成为能征善战的军队,但这样的军队与其说是属于国家的,还不如说仅仅属于将军个人的。至于一向遭到罗马人厌恶的海军则更是腐败了,也因此始终没有被国家化。在寡头政治之下,几乎所有能够出问题的地方都出了问题,简直腐朽不堪、不能收拾了。

恺撒的措施仅仅是重整军纪罢了。他所谓的重组罗马军事系统的举措,根本没有涉及系统本身的改变,他似乎认为不需要,也不可能彻底改革,因此他的做法如同汉尼拔一样,他下令:30岁以下者,凡是担任市政官员以及担任市议会会员的,都至少需要先在骑兵担任军官3年或去当6年步兵。这说明他想改善陆军的素质,但恺撒能够感觉到罗马人尚武的精神已经衰落,他们无法再以服兵役为荣。恺撒也因此不打算重建罗马公民骑兵,对征集制度以及服役期限的缩短都更好地做了规划。底层罗马公民仍然是步兵的主要兵源,同时属民依然提供骑兵与轻骑兵。当然,令人惊奇的是,恺撒没有对舰队做任何改革。

恺撒采取了两个在他看来极具冒险性的新办法来改善骑兵不甚可靠的现状——一个是征召外国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入伍;另一个则是指派军团副官。在此之前,率领军团的军事护民官一般是由公民指派一部分,再由相关总督指派一部分。军团内的指挥由军团内的6个军事护民官轮流担任,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将军才委任其中一人为暂时的司令。再后来,这个副官,也就是上校的职位,一般不再由他们的顶头上司指派,而是直接由最高司令直接委任,并且在后来成为永久建制了。这两种变化其实是恺撒参照着加宾尼乌斯法处置的。这个对于军事体制的改革主要原因是以下3点:第一是缺乏有能力的高级军官;第二是军队需要更有力的权力集中;第三则是用来平衡总督对于军队的影响力。

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元首成为永久的军事领袖,取代了以前那些徒有虚名的监督从而成为最真实有力的最高统帅,将整个军事控制权握在手上。最高统帅以及特区指挥官,他们之前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全权的,而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呈现怎样的状态,我们则缺乏足够的数据给予证明了。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次执政官与执政官,或者执政官与独裁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也就是说,在行省之中,总督虽然拥有最高权限的军事权威,但是元首有权在任何时候由自己或者委任代理取得这个权威,凌驾于总督之上;另外总督仅仅在他的行省之内拥有此最高权力,而元首则在全国范围内都拥有这个权力。以前,总督拥有权限派任军事护民官以及百夫长,而现在可能连同副官的派任,都变为元首的权限了。同时,征兵、放假以及重要刑事案件的处理,可能也交由元首来完成。在此基础上,总督的权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而不在乎军队的散漫,或者直接变为直属上司的私人部队。

但是,尽管恺撒军事独裁体制如此明显,但他却并不想将他的权威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由于国家的版图仍然需要大规模的戍边战役,所以他认为常备军是必须的。在他以往的战争以及最近的内战中,都是为了平复西班牙而努力,并且在非洲广袤的沙漠边缘以及莱茵河沿岸布置了强大的保卫据点。他甚至计划将据点扩张至幼发拉底河以及多瑙河沿岸去。他筹划了3年,打算一劳永逸地彻底消除数批敌人,发动了远征——远征帕提亚人的战役,却败北了。其外,基提的布莱比斯塔斯王正在多瑙河的两岸扩张地盘,因此恺撒正打算征兵攻打他。恺撒也打算如同他在高卢设置的边区一样,在意大利的东北方也设置边区来保护意大利本土。

恺撒并不像亚历山大那样追求无止境的征服,但是也有传闻说恺撒意欲从帕提亚进军到黑海,再由黑海至多瑙河,同时兼并西提亚和日耳曼,直至到达在那时的观念里被普遍认为离地中海不算特别远的北海,最终从高卢再返回意大利。但我们找不到任何非常权威的证据来证明恺撒确实有这种匪夷所思的计划。但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确实需要花费好几个世纪去吸收融合周边的一系列蛮族。因此,这个征服计划就算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也不过就是个莽撞的好大喜功的计划罢了,几乎和亚历山大那个没有经过仔细考量的远征性质一样。但是事实上,从恺撒以及他的政治继承人对不列颠以及日耳曼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恺撒可能仅仅希望仰仗着诸神的保佑来保证帝国已经拥有的土地,他或许无意向外扩张。他的计划也就是为了保证他认为的边界稳固而已——保持幼发拉底河防线,把东北不稳定的国界线发展到多瑙河沿岸,以易于防守。

我们不能把恺撒看作亚历山大以及拿破仑那样的征服者。他并不希望军队成为他君主政体的基础,他不希望军事权威凌驾在民事之上,而是成为国体的一部分,并且尽可能地隶属于文人政府。他将战功赫赫的高卢军团解散了,就因为他们的团队精神不符合文人政府的政策。恺撒给予了他们光荣的称号,将他们的名字刻在新建立的市镇中永留纪念。恺撒并没有像苏拉那样,让士兵住在自己的半军事殖民区里,而是让他们分散,分给他们土地,尽可能往整个意大利的各个地方派遣。只有一个地方不可避免地聚集了许多跟随恺撒的老兵,那就是坎帕尼亚。

恺撒还用各种方法来解决文人政府的国家中需要保持的常备军的问题,可以临时遣散,并且限制服役的年数,使军队可以较迅速地变动人员。而服役年满的士兵仍然可以照例成为农民。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军队驻扎到边界去,到远离意大利人文、生活与政治中心之外,用以抵抗外国敌人。

恺撒身边并没有像真正的军事政府那样有一批拥有特权的卫士。将军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固然需要既有的特别卫队,但这个传统到恺撒这里却失效了。他的禁卫军是由传令兵组成的,没有精锐的战士,因此传令兵也不是值得作战部队忌妒的对象。恺撒为王之后,仍然像当将军时那样不起用贴身侍卫,尽管元老院多次提议他设置精选卫队,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其实他的四周危机四伏,布满了暗杀者。恺撒甚至还很快遣散了他刚到首都时一直使用至今的西班牙卫队,身边一直只有一个侍从官,这也是按罗马惯例,跟随最高行政官的侍从官而已。

恺撒以及他所在党派的最高理想,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让人民信赖,在罗马建立一个伯里克利那样的政府。他在整个过程中放弃挣扎,为此付出了前无古人的努力,希冀能够抵抗军事专制的观念。但显然这个理想是超过了事实的可能性,也是恺撒这个始终保持着乐观理性的心灵中唯一超出了明智判断的地方。他心中所构想的那个非常人性化的政府,必然会随着领导者——他的消逝而消逝,就像是伯里克利以及克伦威尔的政府一样。

恺撒想要秉承罗马之前7位国王的道路,单纯用法律还有正义去领导人民。这是作为罗马的第八任国王,在他活着的一生中,他都是不可能亲眼看到的。同样不可能的还有,他试图将常备军纳入到国体之中以控制这个想法,因为军队在之前的内战之中已经领略到取得权力的甜头,却忘记了服从的天职。

因为此时的罗马已经到了全民蔑视法律、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人如果对这一点冷静判断和考量,必定会觉得恺撒在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士兵们经过马利乌斯的军事改革之后,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公民,而军队至今给予法律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支持,从坎帕尼亚的兵变与塔普苏斯的战场表现也可见一斑。在恺撒的命令下,无数刀剑已经出鞘,但是已经抽出的刀剑不可能那么听话地回到刀鞘内了,更何况恺撒现在已经不能把他解散了的军队重新控制起来。

命运的力量永远凌驾在天才之上。恺撒建立起的是他最厌恶的军事专制体制,而恢复文人政府治理国家的理想也不过镜花水月。他用军事政权替代了以前贵族与银行家的专制政体,结果国家还是被少数的群体操纵与统治着。而这样创造的意义最后变成一个错误,乃是位居最高权力者的特权。对于国家来说,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伟人们为了达到理想却导致辉煌的失败。在紧随其后的几个世纪之中,罗马没有被警察国家替代军事政体,这是恺撒的功劳。恺撒以后的皇帝们,尽管许多与恺撒走的路不同,但他们都只用军队来对付公敌而不会用此对付公民,这也是恺撒的功劳。因为他们都对军队还有国家怀有敬意,不可能让军队成为警察来管理国家。

因为罗马帝国的土地辽阔,又没有巨大的外债,所以罗马的财政困难并不算大。而罗马如果说曾经陷入到不断的经济困境之中,究其原因,却不是因为岁入的不恰当,而是几年内岁入的大幅上涨。原先每年的岁入大概2亿赛斯特尔茨,而俾泰尼亚—本都斯行省与叙利亚行省也纳入版图,在此基础之上岁入又增加了8 500万。这个增加以及加上不断上涨的奢侈品税等新来源,远远超过坎帕尼亚公地损失的税收。而被充公的卢库鲁斯、麦特鲁斯以及庞培和伽图的财产也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国家财政的困境处理不善只占到了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例常以及异常的花费。例如属于例常的首都谷物分配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量。公元前63年伽图增加了这项费用,自此以后每年3 000万赛斯特尔茨花在这上面,到了公元前58年以后,连象征性的谷物费也不收了,于是这一项就减少了国家每年岁入的1/5。而且向西里西亚、叙利亚及高卢增加驻军,也增加了新的军事预算。包括海军的特殊花费,例如公元前67年海盗大围剿以后5年,用掉了3 400万赛斯特尔茨。另外战争与准备战争其实也是很大的开支:庇索装备他的马其顿军就花费了1 800万赛斯特尔茨,庞培为了维持西班牙军也大概花了2 400万,而恺撒的高卢军所用数目也与这个数字类似。

这部分的开销多而且繁杂,以罗马的财源并不是不能负荷,但是罗马人的行政效率跟之前已经没法相比,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民众的民心松弛和部门官员的不知羞耻、贪赃枉法造成的。国库不能及时地支付这笔开销,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政府无法获得这么庞大的财源。两个负责督事的财政官也都是每年都会轮换的年轻人,自然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对于那些长期的办公部门,之前当然是极其受人尊重的,但是也转变为现在习以为常的腐败之风,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官职是可以买卖的。

但是,当恺撒的内阁主导起财政时,整个财政机制大机器的轮子和弹簧这才开始有了活力,而且有序可循。盖约·格拉古的两个主要谋略,一个是直接税的出租,另一个是谷物的分配。这两个部分之前像是两个毒瘤一样给财政造成巨大损害,现在也部分被取消和被修改。恺撒和格拉古不同的地方在于,恺撒不用大资产家和首都民众来压制贵族的办法,而是把它们放在一边,把国家从这些寄生虫的吸附中解救出来。

由于这些原因,恺撒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舍弃格拉古的办法而采用了苏拉的办法。间接税继续采用出租制度,这是可以长远实行的的良策,而且(这也是根据罗马的财政箴言提出的,税收要简便易行,恺撒遵守了这一点)坚决执行不被取缔。但是直接税至此之后被划分为两个税种,根据国家的所需直接供应,以定额的金钱作为税收,由当地的税务员进行征收。例如非洲与撒丁尼亚谷物和油的供给,还有小亚细亚的岁入。

恺撒还废除了首都执行统治社团的谷物配给特权,他们也不再享有被该地属民供养的权利。这样的政策无疑使更多的贫苦民众能够得到温饱。由伽图重新核准的塞姆罗尼乌斯法的颁布,使得罗马的公民人人都可以享受一定的免费面包谷物。在32万要求谷物配给的登记者中,恺撒排除了其中有生计来源的登记者,剩下15万人,并且以这个数目作为一个固定的供给最高额度,以每年的调查作为根据,把死亡或迁移的配给名额发放给其他的匮乏者。

这样的方式,让原本拥有特权的社团丧失了其政治特权,贫苦民众从中得到了一些基本的生存资源,这种方式使精神性和历史性的原则诞生。社会各个阶层都逐渐认识到由于利益关系依赖性在日渐增强,在此之前的古代,国家只是保障贵族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但政府并不顾普通贫苦民众的利益,民众一直都处于水深火热的物资贫乏的生存环境之中。希腊文明在梭伦及梭伦以后的立法中立下原则,社团有责任给匮乏者提供帮助,更确切地说,恺撒把救济一切贫困者作为国家机制一部分,这一方式不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局限性的市政措施,而是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方式表现人类的同情心与人类的不幸一样重要。

除此之外,财政上的收入和支出也做了彻底修改。主要的措施是减免税收,不少的社团,甚至是整个地区都受益,有些是由于被授予了罗马或拉丁的公民权间接免税,一些是由于直接免税。但是仍然还是以降低为主,免税为辅。就连行省中税收最重的亚洲,也改成了直接税,甚至减免了1/3。以新的岁入为例,伊利里亚社团特别是高卢社团,年缴纳仅仅4 000万赛斯特尔茨。

其他方面,有许多像非洲小雷普提斯那样的城镇就提高了税捐,作为战争时期的一些行为的惩罚,不久之前被取消的意大利各港口原本丰厚的税收,现在又开始急征。这项税收主要加在了东方进口的奢侈品上。这些措施的执行都为罗马揽获了丰厚的财源。另一边,还有因内战导致的自然而然的收入,高卢搜刮来的战利品,首都的现有储蓄款,从意大利、西班牙庙宇里掠来的宝藏,以及强迫贷款、强迫奉献或依附社团或统治者们缴纳的罚金所得的款项,甚至是法律案件的罚款,或者直接命令罗马富翁所缴纳的收入款项,特别是战败方资产的充公。就仅仅加入反对派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的罚款就高达1亿赛斯特尔茨,单是庞培的产业进行变卖后就得到7 000万赛斯特尔茨。这些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纵容战败贵族依附于庞大的财力东山再起,只能依靠强制手段以战争费用为惩罚借口才能彻底地削弱他们的势力。恺撒选择把这部分财源充公,因而缓和了愤恨。而且,他和苏拉的不同在于,他不会放任心腹,一旦他们有诈欺之罪也决不包庇。他的心腹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在购买充公产业时,他也都按价索要款项。

支出方面,粮食配给量的限制成为缩减支出的重要举措。恺撒对匮乏者的粮食配给,以及由恺撒开始才有的油类供给——主要用来给罗马人沐浴,这些供应主要由撒丁尼亚岛特别是非洲给予供应,因此其全部或大部分与国库的支出分开。但军事上的开支则迅速增加,由于常备军的规模扩大,军饷不断增加造成的——年薪由之前的480赛斯特尔茨提高至现在的900赛斯特尔茨。这些举措都是必须的。要想保住边界,就不得不改变前线防卫部队缺乏的现状,增加军力是首要的选择。而增加军饷,这就有利于恺撒笼络军心。但这种举措的执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罗马本身的历史原因相关。在古代制定的军饷标准是每天1.33赛斯特尔茨,而现在的购买力、生产力提高,首都工人一天的薪水都涨至3赛斯特尔茨,但是军队还能以1.66赛斯特尔茨召集到士兵,是因为这个钱不再是士兵的全部收入,仅仅只是作为士兵的军饷和外快。这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恺撒通过改革军事制度,把日薪定为2.5赛斯特尔茨,加重了国库负担,但是其影响仍然是利大于弊的。

恺撒自动或者被迫支出的财政款项实在巨大,特别是战争所支出的款项数额巨大。还有一个很坏的例子无法忽略掉,恺撒在内战期间对士兵和一般民众所做出的承诺也是巨大的,他承诺给每个参战的士兵2万赛斯特尔茨,给每个不参加任何一派的首都公民300赛斯特尔茨。这个承诺太大了,但是作为一个有魄力的王者,他不能食言,而且他对匮乏者的慷慨也很大,同时在建筑上又花费得难以计数——在共和国最后几年内,他对建筑的修筑疏忽得特别厉害。恺撒在首都兴建的建筑,部分是在高卢之战的时候建的,部分是那个时候以后建的,总价值高达1.6亿赛斯特尔茨。

恺撒对财政管理的成效可以通过财源的增加反映出来,公元前44年3月,国库里存额达到7亿赛斯特尔茨,加上他个人采库的1亿,远远超过共和国最盛时期财库总额的10倍。

摧毁原先旧的派系,建立新的国家体制,扩建有效力的军队及井然有序的财政等诸多工作,这些并不是恺撒工作最困难的部分。意大利的真正复兴需要将整个帝国的所有部分,包括罗马城和各个行省进行脱胎换骨的组织重建。下面,让我们来试着描述下帝国旧秩序和新的开端的具体概况。

早在很久之前,拉丁各族的优良品性就在罗马消失,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首都的统治族群比任何此等级的社团都更容易丧失本身的特质,在罗马城中,上层的统治者从城市的公共生活里撤出,不再以固定的城市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而是在整个国家中找到他们的家园。大批的外国居民,比如各种利益驱使的商旅、部分懒惰的群众、罪犯、经济与道德都陷入破产的人,共同形成了新的大都会。随着整个帝国行政能力和效率的提高,文职不再是虚职,商业也不再只是市民集会而往帝国统治者集会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小的宗族社团和其他的社团不再存在时,罗马的一切社团生活宣告终止。罗马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进行着很多正当或者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比如投机、淫糜、阴谋、学习犯罪的手法,甚至可以逃避法律的监视,这些不正当的商业行为会成为大都市的本质弊端。但是一些偶然性弊端,导致的害处也许更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大都市会像罗马那样缺乏维持生计的能力,完全依靠进口和奴隶制家庭小型制造业。所以长久以来,自由工业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发展,古代社会的毒瘤——奴隶制度——在罗马将它的一切恶果都展示了出来。没有哪个地方比聚集在罗马大城里的望族和暴发户宅院里的奴隶要多,也没有哪个地方比罗马奴隶的人种更加复杂,有叙利亚人、弗里济亚人、利比亚与摩尔人和希腊人的混血,还有基提人与伊比利亚人,并夹杂着日增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他们的自由散漫导致了道德的败坏,形式上的道德和精神上的道德之间出现一道裂痕,这一点在城市里有教养或半有教养的奴隶身上非常直接地体现了出来,其严重性远远超过了乡村里只知道干活的奴隶。

但是,跟奴隶相比,更大的败坏群体是那些“在法律上”解放了的或“一定意义上”解放的奴隶——一群行乞的乌合之众及暴发户们。他们不受奴隶制的束缚,但是又得不到公民的权利,在经济上甚至在法律上依然依赖着他们的主人,但是行为却充满了自由人的肆意妄为。这些人比谁都更加向往大都会的生活,为大都会种种投机的利益吸引,而零售商和小工业几乎被他们垄断。他们对公民选举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大,更是主导街头暴动的角色,导致很多商店和商场无法正常营业也是他们的作品。

政府不但对这种现象不管不问,甚至还由于自私的政策给予了纵容。本来那些被判过死刑的人不准留在首都,但是警察执法时对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令也就形同虚设了。而人民集会需受到监视,这个法令刚开始是被忽视的,但是后来因为对人民自由的不正当限制而遭到禁止。公共节庆更是铺张浪费,就连7个普通的公众节庆日——罗马节、平民节、众神之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与胜利女神节,加起来一共就有62天,还要再加上角斗士表演和其他的娱乐活动。而谷物粮食的低价供应本来是不得不做的救济贫民的措施,但是粗心轻浮的态度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谷物面包的物价起伏巨大,让人难以相信,但是谷物配给又像是官方的一个邀请,导致缺粮公民和懒惰的民众纷纷聚集到罗马城。民众的物资极端匮乏,使得民众常常忍饥挨饿。社会治安动乱,首都的法制已经无法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烧杀抢掠等诸多盗匪行为成为独大的行业,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岌岌可危,甚至很多人预谋杀人时都要把人诱至罗马城。没有哪个民众敢不带武器就进入首都郊外。

罗马城外的混乱景象和城内的相呼应,没有经过任何疏浚的台伯河,只有桥梁是唯一用石材重修过的。七丘之城也未铲平,也许只有垃圾堆被稍微整理了一下。街道规划更是杂乱无章,狭窄、弯曲、陡斜,甚至人行道都铺设不良。房屋建设更是毫无章法,仅仅只是满足投机建筑商的利益,完全不考虑小业主的需求。房屋建设以砖材修建,形状高而且窄,让人发晕,结果是建筑师大赚特赚,小业主像乞丐一样。在贫民窑里出现了以抢占小业主生存空间为代价建起的富人的豪宫,正像它们的主人抢占了这些可怜虫的国家地位一样。这些豪宫的大理石柱和希腊雕像与腐朽败落的神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神庙上的木头雕刻尤其显得灰暗凋敝。

对街道、河岸、火警及建筑方面的官方监督是非常失责的,水灾、火灾与倒塌事故频发,相关部门官员却冷眼旁观。如果说这些政府“要人”有所听闻,那也无非是向占卜师寻求答案。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要对那时候的罗马有什么印象,就可以这样设想:是伦敦吗——但是有新奥尔良的大批奴隶人口,加上君士坦丁堡的警察,还有近代罗马人游手好闲,再加上1848年巴黎政治骚乱的一部分,而这就是西塞罗与他的那派人所哀叹的共和国的荣光。

恺撒对以上的社会还是抱有积极改善的态度,而非一味地哀叹。当然,这种改善不可能改变罗马已经成为一个大都会的事实,更加不能使罗马具有意大利的风格,恺撒也并不打算这样。就如同大都会亚历山大里亚也是混合了希腊风、犹太风、埃及风及世界各种特质。亚历山大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摸索适合希腊——东方帝国的首都。民族大混合的局面已经决定新的罗马——希腊帝国的首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特定的民族风格,而且也不仅仅只存在意大利一个社团。这样的原因导致恺撒接受了异邦神祇崇拜,例如埃及神,甚至还有犹太人在首都举行怪异的宗教仪式。罗马城里混杂的各种民众是多么的让人厌恶,但是恺撒并不反对其扩充,不仅如此,在节庆时除了使用拉丁与希腊语之外,他还鼓励他们使用腓尼基、希伯来、叙利亚和西班牙语等进行表演。

民族混合的现状已经无法避免,恺撒也默认其作为大都会的基本特质。更重要的是对整个罗马城里存在的可耻可悲生活状态的改善,由于奴隶制这个万恶之源已经根深蒂固没法彻底根除,所以他只能通过限制城内奴隶的总数,他在其他地方也实行过,但是这种方法还是存在疑问。同时首都的自由工业仍然难以进行。幸好由于他大兴建筑业,使用了这部分空余待业的劳动力,为很多无产阶级提供了微薄但正当的收入。

同时,恺撒尽力处理自由的无产阶级。由于首都的谷物配给变成了数目固定的贫民救济,虽然不能解决首都大量无业游民的涌入,但还是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护民官对于那些从事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投机分子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因为有大量的海外殖民,无产阶级也变得日渐减少。单单是恺撒当政的几年,就有8万殖民者被送往海外,这些人的大部分是首都的无产阶级。事实上,科林特的殖民大部分是解放过的奴隶。依照之前的惯例,解放过的奴隶是不准任城中任何荣誉职的,但是在殖民地,恺撒允许他们加入当地的议会,这种政策可以说是对殖民的鼓励。

这种殖民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必然的,而合理的殖民政策也使得无产阶级的不幸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当时的聪明人都明白,无产阶级数目的不断增加只能通过无限制扩大殖民数目的方式来制约,恺撒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长期使用这样的政策来达到减低首都犯罪率的目的,而且首都重要的必需品的价格也在想办法控制。国库的重新组织及管理让他具有控制力,同时设置了两个谷物管理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包商和首都的市场。

罗马一直被法律严厉禁止的结社问题总是无法解决,现在,政府体制上的改变使其得到了遏制,因为共和派的消失自然也让选举的腐败和暴力随之消亡。另一方面,因为在克罗狄乌斯法下成长起来的帮派被解散,整个会社制度也受到了政府更加严格的监督。那些长久以来存在的商会,像犹太人的宗教结社,只要向元老院备案即可。但是如果想重新成立一个长期的有固定义务与集会的会社,就要严格地得到元老院的许可和元首的首肯了。

另外,警察和司法方面的改善也相当大。特别是法令,对于暴行的处罚力度加强了。从前共和国时期的一项不合理的法规规定:凡是被定罪的犯人,如果自动放逐出境,是可以减免其一部分刑罚的。现在这条也被取消。历史上保留下来了恺撒时期大部分详细的警令。例如,屋主需要负责街道的修补工作,用切过的石块将人行道沿着一定的宽度铺设,首都狭窄的街道只有夜晚才能行车。至于警察的监督也和以前一样,把全城划分为4个管理区,由4个主要管理官负责管理各自区域里的警察。

恺撒执政是首都建筑修建的一个繁荣时期,超过之前无政府时期和共和时期,更是罗马贵族没法相比的,无论是他花费的金额上还是对建筑幅度上,都远胜于马西乌斯与埃米利乌斯那些平庸之辈。他大肆动工土木的好处,除了以上提到的缓解了城中就业压力,相对他的继承者大肆兴建庙宇与其他的华贵建筑,他修建的建筑对民众的生活及当地商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他下令在马尔斯广场上新建了尤里乌斯会场,可以松缓罗马市场的压力,因为罗马广场是主要的公民集会场,有法庭、货币交换所,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民众从事他们所需的日常活动;恺撒还在卡皮托山与帕拉丁之间建筑了一个新的法庭。

这些改善只是恺撒计划的第一步,他的计划还包括兴建新的元老院,新的气派的大集市,足以与庞培的剧场媲美的新剧场,罗马的第一座图书馆——以亚历山大里亚被毁的图书馆为参考模型的拉丁与希腊公共图书馆,及一座远胜从前的十分富丽堂皇的战神庙。他的更大的利民贡献是淘干庞普提努斯沼泽,修建新运河导引台伯河水到适当的人工港。这种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改造,消灭了首都人民长期困扰的敌人——疟疾;这个工程还扩大了有限的城市建筑空间,使得罗马城得到了一个长期以来渴求的安全海港。这些改造让人感觉元首似乎可以移山填海,能够与大自然对抗。

然而,恺撒这些计划的顺利实施虽然带来了极大的成效,让罗马城更加井然有序,但是也让罗马城失去了政治上的优越性。罗马城与罗马国是一体,其实这个观念本来就显示了其荒谬性,但罗马共和国的中心观念却认为两者是一体的,认为罗马城与其是共存亡的关系。只有在恺撒当政时期,这个观念才被弃置,罗马城的地位与其他大城市无异。实际上,恺撒的市政命令不仅仅是发给首都的,也发给每一个其他的城市。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恺撒不仅仅在努力地治理国家,也给予每一个东西它应有的恰当的称谓。帝国时代的罗马,由于没有能力像别的社团一样有稳定的财源,它在本质上甚至还不及其他城市。共和国时的罗马,更是一个盗匪聚集之地。但这就是罗马国,在罗马国君主时期,尽管罗马已经开始用三大洲的光荣与黄金和大理石来装饰,但是也掩饰不了里面腐烂了的贫民区的现状,总的来说,就是掩盖一个罪恶而已。

虽然恺撒在首都的主要任务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来扫除混乱,但是要补救经济方面深层次的崩溃就没那么容易了。经济上最严重的问题在前文已有所述——农业的逐渐消失和商业人口的不自然上升,读者们还不至于忘记意大利农业的衰败状况。虽然政府采取了很多办法来防止小农群体的消亡,但是在这一时期内,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也许亚平宁山谷和阿布鲁兹山脉除外——农业都不再是经济的支柱产业。

实际上,不管是用前文所说的伽图制度还是用法罗对我们讲述的制度来经营农庄,区别都不大——除非罗马城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前,‘农庄里的谷仓’地位远远高于地主的住宅;而现在,相反的情况十分常见。”法罗如此说。在以前,意大利塔拉西那、巴耶海滨、图斯库卢姆和提布尔迪诺这些原本是耕作区的地方,现在大批兴建罗马贵族的别墅,有的地方甚至拥有了一座小城镇的规模。别墅区内有连绵不绝的花园;有沟渠、淡水池塘和咸水池塘(用以养殖淡水鱼和海鱼);有专门的蜗牛和鼻涕虫养殖场;有专门狩猎兔子、鹿和野猪的狩猎场;也包括鹤与孔雀等禽类。

和单纯的慈善救济相比,大城市的奢侈成风更加改善了穷人的生活,增加了贫困者当中辛勤人的收入。贵族们饲养禽类和养鱼的成本都十分惊人,其金额之巨大,往往一间鸽舍的鸽子就价值10万赛斯特尔茨。在禽类的饲养与繁衍都流程化之后,鸟类粪便就成为农业的重要肥料:一个鸟贩子一次就能够提供5 000只欧洲鸫鸟,每只价值3德纳尔;一个鱼贩子每次可以供应2 000条鳗鱼;连卢西乌斯·卢库鲁斯所留下的鱼都可以卖到4万赛斯特尔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在首都勤恳劳动的此类产业的从业者都能够发家致富并长久受益。在同一时期,一个法勒利附近的小养蜂人,他拥有一亩百里香养蜂场,一年的蜂蜜就可以卖到1万赛斯特尔茨。

果树种植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甚至都到了在精美的大理石果廊用餐的时候,贵族们用钱买名贵水果来当作自己培植品种向来宾展示。在这一时期,小亚细亚樱桃和其他国外水果开始大面积在意大利种植,来自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蔬菜、玫瑰与紫罗兰都供应充足。在首都,撒克拉大道旁的“美食市场”里售卖的时令水果、各式蜂蜜和鲜花饰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一般而言,种植园主制下的农庄经营方式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在利蒂河、福西努斯湖及其周边地区、利瑞斯以及沃尔图诺河畔,实际上,也即整个意大利中央区域,经济状况都一片繁荣。甚至精明的地主接管了与奴隶耕种的农场有关的工业项目,在良好的基础上,纺织厂、砖窑和零售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农庄上。意大利本土的酒和油除了供应本国市场外,还有相当的数量出口到国外。

在这一时期,有一篇言简意赅的专业论文,把意大利比喻成一座很大的果园。一位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则用诗篇说:他的故乡是一片得到了良好灌溉的草场,粮食丰收,葡萄藤爬满整座山丘,大地上的“装饰品”也是以笑容示人,怀抱大片大片的花园。这显然是诗人每天都会见到的日常景象,而这些恰好可以为我们提供缅怀托斯卡纳、亚沃罗等地昔日繁荣盛况的素材。

如前文所述,意大利南部和东南部有发展畜牧业的传统,畜牧业总是在这些地区长盛不衰,但在这一时期,畜牧业的发展却如逆水行舟;不过,农业的兴盛好歹拉动了这些地区的一部分增长。畜牧业的杂交改良花费了从业者们很多心血,也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培育种驴的从业者可以有6万、10万乃至多至40万赛斯特尔茨的收入。这段时期意大利的畜牧业比之前小农场的经营状况好很多,因为资本市场运作良好,业主们也十分用心。还有很多农牧业甚至超出了意大利的地域,一些农业家去了各个行省养牛,甚至还开垦大片的土地。

在小农阶级崩溃的废墟上,私人农场开始繁荣发展;在此基础上,私人银行也随之发展起来,意大利和犹太商人在各个行省和保护国存在竞争关系。举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何那时所有的资本都流向罗马:在罗马的金融市场上,规定的6分利息比同时期任何一个地方都高出半分来。

这种经济模式是以建立在土地和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而存在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产生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乞丐和百万富翁之国”这个贬义词用来形容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是最恰当不过的。在奴隶制国家有一条铁律:“靠奴隶生活的富人是高贵的,靠出卖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是低贱的。”在这一时期的罗马,于公于私,这一铁律都被严格恪守。在这一时期,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奴隶制充分发展的国家,中产阶级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些表面上看去像中产阶级的人,实际上都是些富裕的地主和商人。他们要么就是文化过高,要么就是毫无文化,他们只沉浸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内,对公共领域漠不关心。商人阶层内这样的人不少,他们大多出身于解放的奴隶和暴发户,拼命想装出有教养的样子——实际上,没有几个是真正有教养的。

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是这种人物的典型代表,他的名字也时常见诸这一时期的文献:他靠在意大利和埃壁鲁斯经营农庄,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做金币交易生意而发家。不过,他从来只是在商言商,不问政治,拒绝担任任何公职,也从不从事和国家相关的金融贸易。他既避免贪心吝啬,也并不随大流追逐奢侈生活(他每天只用100赛斯特尔茨餐费就是最好的例子),自在地往返于城市和乡村,既享受两种不同生活的美好,也和罗马、希腊的贵族交际,还醉心于文学和艺术,享受乐趣。

相比于新贵族,意大利的老式地主地位更为稳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在公元前81年剥夺公权时被杀的赛克斯图斯·罗西乌斯描述了农村新贵们的生活:他亲自计划和管理所聚集的财富有60万赛斯特尔茨之巨,主要投资于13片农庄,他不是那种外表极为华丽的贵人形象,甚至不曾去过罗马;他样子笨拙,和元老院们的贵族比起来,就像他粗陋的家奴和城里贵族们家奴的差距。他们一直都谨慎保留着先祖的金科玉律及高贵的语言,因为他们相信这能体现出他们的贵族身份,这些是城中的贵人和商人无法相比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家的栋梁和精英,于是那些想要获得社会上层的认可、得到财富和名望的投机者,他们没有乡绅的社会背景,就想尽办法得到一块地聚集自己的财富。他们投资农庄,想方设法谋求乡绅的地位,即使自己得不到,也想办法让他的儿子得到。凡是有大的政治运动,或者有文学动向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这个阶级的巨大贡献。例如这一阶级出身的法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他们都在反对新君主制度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对地主生活进行了生动描述,从西塞罗的论文第二卷中所作的优美导论就能明显地看出来,而这本书本身也真算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这些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蓬勃发展的地主阶级,与贵族和乞丐两个阶级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贵族和乞丐是罗马社会的主要阶级,史料中已经无法找到明确的数据资料反映当时贫富人口的比例,但是可以从早此50年的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中得知,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2 000户。虽然之后罗马公民的人口发生了些改变,但根据已有的事实客观来看,贫富人口的比例有增无减。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贫民太多而且几乎达到赤贫。而富人更富的情形可以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到证明,他说,在马利乌斯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拥有一片200万赛斯特尔茨的农庄才能被称作富有”。根据个人财富的报告我们可以推测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巨富卢西乌斯·多密提乌斯·阿希诺巴布斯向2万士兵许诺,从他个人财富中给予每人4英亩地。庞培的农庄价值7 000万赛斯特尔茨,演员埃索波斯的农庄价值2 000万。富人中的大富豪马尔库斯·克拉苏事业之初财产是700万赛斯特尔茨,最后,在除去了大笔开销之后,仍有1.7亿之巨。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使所有人不分贫富和阶级,在经济和道德上都处于溃乱状态,虽然两者在现象上并不一致,但是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假如说匮乏的物质使一般人都寻求政府的救济而免于饥饿,那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表现的堕落和懒惰与乞丐无异(当然,国家的救助助长了他们的懒惰)。而罗马民众早就习惯了追求各种低俗的娱乐,宁愿进剧院也不去工作。酒家与妓院这些行业十分兴旺,这些地方的老板们也因此成为很多投机煽动家争取的势力。

角斗士表演一直是道德滑坡的象征及滋生场所。组织一场角斗士表演可以使演出者一夜暴富。这个时候,角斗士表演又有了很多刺激民众观看的新花样,比赛规则规定战败的角斗士之生死不是依照决斗法定,也不是以胜者的喜好而定,而是完全依据观众的反应而定。胜利者要在现场观察观众们发出的信号,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把匍匐在地的失败者一剑杀死或者是将其宽恕。这种方式得到观众的热烈反应,很是流行。这也意味着“自由”的价值观早已陨落,导致这个时代在战场上缺乏的勇气在竞技赛场上得到了盛行。同时,在竞技场上,章程明确规定,失败者在被杀死的时候也不应该躲避,甚至不能出声。事实上,由于物质的匮乏,自由人甚至把自己卖作角斗士,以求食宿温饱。在公元前3世纪,平民们也遭遇了饥荒和匮乏,但是他们却没有签订这种条约出卖自己的自由之身。在那时法学家也认为这种角斗士的卖身契约并不合法:“在规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囚禁、鞭打、烧或杀都不可反对。”

在贵族社会中这样的事倒是没有发生,但就本质而言,他们和穷人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情况更为糟糕。富人们向那些穷人们发起了挑战,既然穷人们在人行道上横躺竖卧,那么贵族就整日高卧在床,睡到正午才起,生活十分奢侈又没有任何其他趣味。穷人们面临匮乏,像乞丐一般,贵族们在政治上大肆挥霍,在剧院里也是如此,二者的腐败可以相提并论。执政官的职位可以用高得惊人的价格买到——公元前54年的第一选举区就花了1 000万赛斯特尔茨。而在剧院里,装潢十分奢侈浪费,真正有教养、有兴趣欣赏戏剧的人的兴趣也被破坏了。

罗马城中的房租比乡城的高4倍。首都的一栋房子曾经以1 500万赛斯特尔茨的天价出售。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马尔库斯·雷必达的房子在苏拉死的时候曾经是最好的,但一个世代后,在城中连100名也排不上。像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乡村华贵们的别墅,其中有一座房子售价400万赛斯特尔茨,因为带有一个鱼池。现在有地位的大人物至少要拥有2套别墅,一处要地处繁华的罗马城附近的萨宾或阿尔巴山区,另一处要在坎帕尼亚浴场附近,最好还有个靠近罗马城外的大花园才符合他们高贵的身份,更加奢靡的是那些修得像华宫一样的坟墓,现在保留下来的几座就足够反映当时的铺张奢华,由这些坟墓我们就可以知道罗马当时的富翁们死后为了追求时髦而动用了多少石料。

上流社会华而不实的攀比追求成为社会风气,购买马匹和纯种良犬成为时尚。一匹供人观赏的马匹随随便便就能卖到2.4万赛斯特尔茨;购买精美的家具也是富人们另一项倾心的活动:非洲柏树做的桌子要卖到百万赛斯特尔茨;还有紫衣料或透明的薄纱也风靡一时(演说家霍特西乌斯有一次为了他的一个同事揉皱了他的衣服而打官司,要求赔偿);当时人们对于珠宝的狂热更是达到疯狂的地步:这些玩意儿在这时第一次取代那些更精美、更具艺术感的金饰。庞培打败米特拉达梯时,胜者的肖像用珍珠镶拼,连餐厅沙发与架子都镶银,包括厨器都用银造,而这些现在也已经不再流行。

奢靡的风气也体现在旅游上,在西塞罗写给西西里总督的信件里,他提到了总督旅行奢华的景象:在玫瑰花初开的季节,他像俾泰尼亚王一样坐着八抬大轿,坐垫用马尔提斯薄纱裹着玫瑰叶,头上顶着个花圈,鼻子周边还放着一个装满玫瑰的网眼袋子,连出入卧室都是这种阵仗。

而所有的奢侈当中,最奢侈也恰恰是最粗俗基本的物件:餐桌。别墅里最中心的物件就是餐桌,整个别墅的活动安排都是围绕着餐桌开设的。餐桌自然也就成了最为奢侈的摆设。餐宴上的讲究和花样越来越多,排场也越来越大。不仅随着季节变化,餐室要有所改变,而且包括别墅内的画廊、水果廊、鸟舍或鹿园等也成为临时餐宴娱乐的场所。请来的“俄耳甫斯”们已经穿好了戏装,开始演出,吹起早就排练好的华丽的喇叭曲子,再加上新奇的训练有素的鹿和野猪蜂拥而出,都让贵族们津津乐道。当然,餐宴上的美食仍然是主题,好的厨师自然不必再夸耀,主人们也时不时向宾客们侃侃而谈着厨子们的叮嘱,以显示自己对烹饪的内行。鱼类和牡蛎早就代替了烤肉,就连意大利本地的河鱼和意大利出品的酒水都已经上不了台面。就算是在一般规格的聚会上,也要添上3种来自西西里的、雷斯博斯的和开俄斯的外国酒,而在一个世纪之前,高档宴会上除了法勒利酒之外,只再添上一巡希腊酒而已。在演说家霍特西乌斯的地窖中,一共有1万桶外国酒,每桶3.3夸脱。出现这种现象,意大利酿酒者抱怨希腊群岛的竞争也就不奇怪了。

哪怕是任何一个最专业的自然学家找起海陆奇珍来,也比不上当时吃客们的热情。人们对于奢华淫乐的狂热到了一种疯狂的境界,很多无法想象的行径也常常出现。比如在大摆宴席当中,吃客们餐后服用催吐剂,接着又赶去参加其他的宴会。奢侈享乐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独立成一套系统,以至于产生了专门的教授,以教会青年们怎么过奢侈生活。

这些无聊的疯狂行径不值得我们再过多细数。罗马人虚荣心旺盛而缺乏原创能力,他们也只不过是把来自亚洲和希腊的奢侈再做得夸张一些,进行愚蠢的翻版模拟罢了。就像乌拉诺斯吞掉自己的孩子,到了克洛诺斯也会这样做。这些无聊的攀比对哄抬物价起到了不可推卸的作用,物价的增长甚至到了一些自身也参与奢侈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农庄化为乌有,那些平常并不参与奢侈宴会、只满足自己最基础的生活必要的人,则看着自己祖传的财产一点点流失,毫无办法。一般情况下,导致贵族家族毁灭的原因是参与执政官的竞选,但是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精美华丽的住房建筑和装修,人们对享乐的种种追求,也都是让人倾家荡产的原因。

在这个时代里,大量的借贷自然与巨大的花费成正比。约公元前62年,恺撒在抵债之后,仍剩下2 500万赛斯特尔茨的债务。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24岁时就有债款600万赛斯特尔茨,14年后增至4 000万。库里奥债款6 000万,米罗7 000万。巨额的借贷维持着罗马贵族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可以从选举看出来,执政官竞选人为了有足够财力选举,大举借贷,使本来4分的月利翻倍至8分。欠债人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宣布破产,也不会变卖产业,特别是田产,一直拖延,又靠继续借债的手段来维持,表面还要装出一副富有的模样。这样恶性循环直至垮台时更加的悲惨。米罗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最终债权人只得到了4%。

这种从富有急剧转变成倾家荡产的大起大落中,在这种一贯的奢靡挥霍当中,真正得利的是那些头脑清醒、懂得收放的放债人。这样,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严重起来,到了公元前3世纪最严重时候,在名义上,债权人拥有债务人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态度:其一,债务人对债权人马首是瞻,完全屈从,——甚至到了在元老院投票和发言都要看债权人眼色行事的地步了;其二,就是兵戎相见,用暴力和阴谋不择手段地铲除债权人。秦纳的叛变就是这样的,卡提林、西利乌斯与多拉培拉的起兵都是由此而起的。这和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种混乱的经济秩序下,任何一个金融或者政治事件都极有可能会导致混乱,而在内战中发生的事我们都不要提了,比如资本大面积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都在同盟战争及米特拉达梯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道德和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贫穷已经不单单是难堪和耻辱,而且是罪恶的来源——并且是唯一的来源。为了钱,政治家们卖国的卖国,官职权力可以用金钱交换;公民们卖身的卖身,官职和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买到。而那些高贵的女人,也像妓女那样,身体只是换取金钱的本钱。人们满口的证词和誓言也失去信用。当时的著名诗人坦言:那时候的人们发誓也只是为了“躲债”,诚信已经荡然无存。以至于拒收贿赂不是因为正直,而是有意地为难行贿者。有史以来,人类世界各种道德沦丧的罪行都无法和罗马相比,其中的各种丑态已经足以超越人们的想象力,甚至达到了可怕和变态的程度。奥鲁斯·克吕提恩乌斯诉讼案中暴露出来的意大利乡镇家族中的罪恶,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类似的情况。

但是,虽然整个社会都已经病入膏肓,但是这时候的人们在表面上都还是保持着他们原有的光鲜亮丽。原本拥有的社交活动还是继续进行,社会关系里的各种拜会、礼数还是很有秩序,甚至那些有地位的家庭必须由主人或者管家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地位高的人才能得到单独接见的礼遇,一般的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只有在会客时间结束时才能得到同时接见(据说,这种礼仪的创始人是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约·格拉古)。无论是有没有实质来往的人,都以“友谊”为由书信满天飞,礼貌地到处问候拜访。正式的业务信函却很少出现了。

和上述现象一样,请客吃饭、节日走动等礼尚往来,早就不复原先的单纯,而是成为社交习惯。罗马人就是连死也得顾及他的那些数不清的“邻居”们,因为要死得有面子的话,就要给每个人送一份纪念品。在那时,罗马的商业也和现在的某些所谓“商业圈”一样,真诚的亲情和真挚的友谊不复存在,以至于业务的开展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是一套虚情假意。这样一来,场面上的“友情”就似鬼魅一般,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而在所有的罪恶中,“友情”又是最为罪恶的。

和整个时代的奢侈成风相对应的是妇女的解放。女人们早就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妇女们打官司的律师。他们专门代理富裕寡妇们的产业纷争和诉讼官司,用自己的商业和法律知识取得了妇女们的信任,也为自己赚得了可观的收入。

但是女人们的独立自主不单单是摆脱了她们父亲或者丈夫的经济监护,在爱情上,女人们也开始不断追逐,并且手段繁多。舞女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也丝毫不逊色。著名的首席女歌手喜色利丝甚至因此“名留青史”。不过,贵妇们的“自由艺术”,使这些有执照的舞女们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贵族家庭里,私通成了最平常的事情,甚至到了除非涉及特殊的丑闻,都不足以供人作谈资的程度;另一方面,遵纪守法则成了可笑的行为。在公元前61年的妇女节,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和大祭司长的妻子在祭司长家通奸,这样的事简直道德沦丧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要是在50年前,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难逃被处死,但现在他甚至都没有受到调查,就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在4月的水榭节,政治活动就此暂停一天,贵族们就在巴耶和普特奥利举办庆祝典礼。对于平民们来说,庆典的主要看点在于其中或明或暗的各种关系——当然了,还包括在平底船上或者岸上举行的音乐和歌舞演出。

不过,女人们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胜利的领域。她们还从政、加入各个党派,充分运用自己的资本和诡计参与到政治倾轧当中去。在西庇阿和伽图的政治舞台上,有很多的女性政治家,她们都有自己的男宠——下巴上没有胡子,声音细声细气,走路操着小碎步,戴着首饰和围巾,穿着绣花长袍,脚蹬女士便鞋,打扮得就像妓女——你看到这些不觉得见鬼才怪!

贵族们的婚姻观,尤其是他们对于离婚的看法,我们就以他们眼中最道德、最优秀的英雄马尔库斯·伽图为例看看就知道了:他的好朋友要娶他的妻子为妻,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妻子让给了他的好朋友(还让得毫不犹豫、毫无羞耻),后来他的好朋友去世了,他又把自己的妻子娶了回来。独身主义和婚内不生育已经十分普遍,尤其在贵族阶层十分流行。贵族们早就把婚姻当作负担,他们只是为了责任和公义才结婚。伽图和他的追随者们的主张更为激进:他们主张,富人应该保持财富集中,而为了不分散财富,就不能多生育子女。这是在一个世纪以前,被波利比乌斯认为是希腊衰落的主要原因。罗马人曾经为之骄傲的“多生育”的荣誉,如今都已经去哪了呢?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拉丁裔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在其他行省,出现了人口分布不均的情况:有的地区人口爆炸,有的地区则荒无人烟。意大利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亚平宁半岛(也即意大利本土)的人口已经不足以支撑罗马帝国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更不用说保卫整片地中海区域的安全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很多由罗马帝国公派出国的人还往往滞留不归。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帝国境内的种族成分日趋复杂,连身处统治阶级的贵族们也越发对意大利本土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由于长年征战,军队不断减员,这种伤亡,在内战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还有一部分战士因为长期在外服役,已经很久没有回过意大利本土了,甚至有人背井离乡二三十年。绝大多数商人和一部分地主,大部分时间——甚至终生在国外生活。商人们由于市场和货物的关系经常需要在各地之间奔波,这更成为他们对家庭生活和对自己的祖国感到疏远的最直接原因。

但是这些也给意大利带来了一定的回报:大批解放或者未解放的奴隶们,来自小亚细亚和阿拉伯世界的手艺人和商贩们,他们大批涌向意大利,主要聚集在首都,也分布在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和勃隆度辛等港口城市。不过,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和要塞城市,这些人却绝少进入。这些城市的人口继续锐减,有几个地区的情况特别严重,牧区阿普利亚在当时是最荒凉的地区。首都罗马周围的地方,因为农业陷入恶性循环和疟疾横行,情况一年比一年差;曾经繁华一时的拉比西、伽比和波维拉等城市,已经衰退到了在拉丁节的时候找不到代表出席的程度;图斯库卢姆依旧是拉丁最兴旺最受人尊重的社团,但是其中的组成成员日渐单一,最后几乎全部由居住在罗马的图斯库卢姆乡绅家庭组成,这些成员,也仅仅只是保留了图斯库卢姆的公民权;然而,在图斯库卢姆社团中,登记在册的拥有选举权的自由民数量还不如一个意大利内陆的小社团。图斯库卢姆曾经是罗马兵员的主要来源地区,肩负罗马帝国国防的重任,现在却几乎征不到兵。当然,也不是全部的地区都这么糟糕,意大利中部地区和坎帕尼亚的情况就很好。不过,整体的状态依旧如法罗所言:“大部分曾经人口繁茂的意大利城市都陷入了‘普遍的荒凉’。”

寡头政府当政的意大利出现了种种最为可怕的情况。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乞丐世界与富豪世界已经到了无法缓和的程度。二者的差距越大,对比越清晰,两者之间的财富高峰与贫穷的深渊之间的距离越是让人眩晕,就有越多的人拼命向富豪阶层攀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直接从顶峰跌入谷底。这两个阶层的鸿沟越大,对稳定的家庭生活产生的破坏性就越大。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引发了堕落和奢侈的社会风气,导致了种种贪腐和罪恶,引发了太多为争夺财富而发动的战争。

赤贫和巨富一起,把真正的意大利人驱逐出了意大利本土,让这个半岛上充满了奴隶,也笼罩着沉寂的氛围。这些现象十分可怕,但意大利并非孤本个例。在奴隶制国家,凡是资产家组阁政府的,其衰败方式似乎也必然如此。神所创设的美丽新世界就这样一次次被摧毁,仿佛存在轮回。山河色彩斑斓繁复处处色彩不一,而天下的阴沟却都一般,所以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和普布利乌斯时代的希腊相似,而它们又都近似于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同样是首都的贵族阶层摧毁了中产阶级,过度的奢侈造就了商业和农庄经济的虚假繁荣,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在道德的外衣下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倾轧和官场腐败。这种古代的资本主义盛行,其危害性远远大于近代资本主义,因为自由人的贫困,远胜于奴隶的富有。在现代文明里,到了在北美洲种下的种子成熟之后,世界也许还会收获一次恶果。

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那些可以改善的部分,也需要足够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足够长的时间。最优秀的政府也充其量像个优秀的医生一样,不可能让腐败器官里的体液重新变得新鲜;面对这些无法根除的罪恶,它能做的也只是排除一些妨碍自然复原的东西,好使整个国家有时间也有能力进行自我修复。新政府的举措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排除一些最不利于国家机器运转的沉疴,比如姑息无产者、对罪犯的失于惩罚、卖官鬻爵等都在其中。不过,政府的举措不仅仅是禁止危害国体的事情发生。尽管突发潮涌是没有任何堤防可以阻挡的,不过恺撒可不是那种因此而停止行动的人。一个国家和它的经济运转如果能够遵循规律,那自然最好,但如果它们早就偏离了自然律令的轨道,恺撒就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使国家运转“恢复正常”。他会出台政令使国民回归家庭生活,颁布法律和命令来改革经济。

为了防止意大利本土人口过分流失,同时使商人和贵族们能够把所在地当成家乡,恺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缩短兵役的服役年限,禁止元老们因个人原因迁出意大利本土居住,其他阶层的意大利自由民,在适婚年龄的(20岁到40岁),不在意大利的时间,不得连续超过3年。恺撒在出任第一届执政官期间,就曾设立卡普亚殖民区,规定:有多个子女的意大利自由民,必须先迁到此处居住。现在恺撒作为元首,他提议,给人口多的家庭发放补贴,以资鼓励;而且他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给予离婚与通奸最为严厉的惩罚。

恺撒制定了严格而详细的法令来限制奢侈行为。华贵的墓碑被禁止使用;紫色长袍和珍珠的穿戴被规定了时间、年龄和阶层(并且完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规定了宴会花费的最高限额,有些过分奢侈的菜肴则被禁止上桌。这些法令并非是恺撒首创,只是恺撒这位“道德领袖”下定决心要严格执行这些政令。为了彻底贯彻这些政令,他派出管理员来监察市场情况,责令贵族阶层的宴会要上报以备检查,一旦出现被禁止的奢侈菜肴,就没收充公。这些监督行动都十分温和,只能让奢侈的风气由公开转入地下。如果伪善算是伪君子对正直的致敬,这种表面的简朴(较之以往大面积的奢侈成风)就算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改善了。

恺撒调整金钱与农业关系的政策,其意义更为重大,前景十分光明。恺撒推出的第一条政令是关于资金的短缺与债务危机的,由于资本的过分集中,于是有了一条法令:每个自由民持有金银等贵金属的价值,其上限不得超过6万赛斯特尔茨,这一政策的推行,初衷在于缓和民众对高利贷放贷人的盲目仇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条政策颁布的时候附有说明,解释说这项政策仅仅是为了加强以前的某一项政策而已。这就表明,恺撒也许并不愿意推行这样的政策,而这一政策的推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债务问题比金钱与农业的关系重要得多,并且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一部分恺撒的追随者们强烈建议取消一切已经产生的债务,就如前文所述,恺撒并没有这么做。但早在公元前49年,恺撒就出台了两项关于债务问题的政策,向债务人做出了重要妥协:一是尚未结清的利息一概取消,已经结清的部分,自动归入应当归还的本金数额当中;二是债权人不得拒绝债务人为还债而抵押动产或不动产,财产的估价以发生战争之前的估价为准。

第二条政策有其合理的部分,其合理之处在于,如果债权人在“事实上”成为了某些财产的持有者,而这些财产又恰好是他放贷的金额,那么他应当承担普遍贬值带来的损失。不过,取消利息和以利息代替本金的做法就不太妥当了:债权人不但没有利息可赚,还要承担贬值所带来的本金损失。这就是在单方面保护债务人而损害债权人了。无论放高利贷的人行为恶劣到什么程度,这种做法都是不公正的。

要想弄懂民主派为什么一直强烈要求取消一切债务,我们就要来回忆一下民主派对于利息和债务问题的一贯观点了。早在公元前342年,经过平民们的不懈努力,终于出台了法令,禁止收取利息,不过贵族一直不承认这项法令(贵族们通过控制次执政官来控制民事诉讼);但自那时起,“一切债务,禁止征收利息”这一法令就是有效的。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民主派,一直认为自己是古代民主派的追随者,坚持一切利息都不合法,甚至在十分混乱的马利乌斯时代他们还出台法令加强了这一原则。

可以肯定的是,恺撒和民主派在利息的问题上观点一致。在他所有的关于债务问题的法令和政策中,他只是提出债务人可以用现有财产抵债,对于取消利息,恺撒一直保持沉默。——或者说,他是在沉默中自责。和其他党派领袖一样,恺撒也带有派系性,他不可能直接对民主派的倡议表示反对。尤其当他是在去埃壁鲁斯之前做的决定,而不是他在法萨鲁斯之战取得胜利之后做的,对现有合法秩序和对债权人合法现有财产的侵犯,恺撒并非始作俑者,这些只是征得了恺撒的同意才得以实施。不过,他还是坚决拒绝取消一切债务。他的决定激怒了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引发了西利乌斯和多拉培拉领导的不自量力的叛乱。叛乱迅速地被镇压下去,这倒是恺撒信誉的一个证明。

恺撒的金融和经济政策不单单为债权人提供暂时的帮助,他还立法以削弱资本的可怕力量。在这一时期,恺撒颁布了一项最为重要的法令:自由是人永久的权利,不是可以交易的财产,只有国家机器才可以剥夺罪犯的自由,债权人则无权剥夺债务人的自由。在不成文法中增加这一条,我们推测,恺撒或许是受到了埃及和希腊等更为温和、更为人道的立法体制的影响。这一法令刚好和罗马早期的财务破产法令完全相反,恺撒做出了巨大贡献。自恺撒时代起,这一原则一直得到认同和贯彻,直到今天。

早期的罗马法规定:如果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就会成为债权人的奴隶。对于这条法令,波埃特利乌斯法做出了小幅度的调整,变为:如果债务人只是暂时缺少资金而非真正无力偿还债务的,可以将自己的财产抵债,以保持自己的人身自由。但是,对于真正无力偿还债务的人,500年来的法律一直都没有做出调整。债务人直接以财产抵债,只有特殊情况出现,比如债务人失踪、死亡或者放弃自己的公民权利这三种情形当中的任意一种。使债务人能够以抵押现有资产的方式还债,终结债务(无论现有资产能否抵偿债务),恺撒在这一点上居功至伟。而现代行使的破产法令,其源头也在此。这样一来,虽然债务人在名誉和政治权利上有不小的损失,但是他能够以自由人的身份开始新的经济生活;以前的债权人只有在保证债务人不至于再次破产的情况下才能继续讨债。

恺撒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派,他将罗马人的自由从资本当中解放出来,随后,他将会进一步限制资本的力量,同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利息的厌恶:他设立了意大利本土放贷的最高限额,资产家们能够放贷的数额和他们在意大利本土拥有的地产成正比,或者是地产数额的一半。法令颁布后立即实施,凡违反者,以罪犯论处,交给特别陪审团处置。

如果这些法令和政策能够全部得到贯彻,每一个意大利本土的商人都会被迫成为地主,吃利息为生的资产家和高利贷者在意大利将会完全消失。间接地,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抵押给债主的土地也在减少:因为债主如果想继续放债,就必须再购买更多的土地。由此可知。恺撒不是完全禁止利息的存在,而是允许利息有限制地存在。

恺撒规定的最高贷款限额很可能不单单在意大利本土实施,可能其他行省也执行这一规定。同时,他还规定了意大利本土和各个行省的最高税率:月利息不得超过1%,利息不能够再生成利息;当利息的数额大于本金的时候,不允许继续产生利息。这些法规,最早是由卢西乌斯·卢库鲁斯在小亚细亚省设立并实施的(也许是以埃及和希腊为蓝本),他的继任者当中,有几位政绩还是不错的,违反了这一规定,不久之后,其他行省的总督不断有人采用这一规定。最终,在公元前50年,由元老院颁布法令,此规定在罗马帝国各个行省开始统一实施。卢库鲁斯制定的法规没有遭到抛弃和删减,而是成为帝国法的一部分,并且还成为了罗马和现代社会利息

立法之滥觞,这也是恺撒的功劳。

在限制资本的同时,恺撒也在着手恢复农业的发展,力图使农业恢复到对罗马帝国最有利的状态。因此,为了政策能够成功推行,必须要有更加优良的法律管理和提高警察的执行能力。内战之前的意大利,社会秩序混乱,意大利本土公民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管理罗马治安的雇佣兵队长,他和他手下的雇佣兵们,在还没有开始着手处理首都政治状况时,就已经变成了强盗和土匪。他们在埃特鲁利亚森林里抢劫村庄、奸淫女性,可谓无恶不作。现在恺撒对警察的管理使人民生活更加安定,其中,农民阶级最为受益。他着手修筑一系列公共工程,目的同样也是加强社会稳定。例如,修筑亚平宁山脉到亚德里亚海的大道,目的是刺激意大利内陆运输业的发展;降低福西努斯湖周围的征税,促进马尔西地区农民的生产。恺撒还采取了更多直接的措施,使意大利农民直接受益。例如,恺撒规定:意大利的畜牧业主,雇用的牧人最少要有1/3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猖獗的盗匪因此得到打压,也为自由的平民无产者提供了就业平台。

在土地问题上,恺撒在当执政官的时候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他比提贝利乌斯·格拉古更果断,采取的措施也更为得当。他并没有完全不计一切代价,虽然他很想恢复小农地位,但他也没有发布反财产的革命性政策(当然,是以法律的名号作为掩护)。和所有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他秉承“把一切公众财产的安全作为一切政治的基础”的政治箴言。只有能够保证小农的财产安全,才能够寻求改善意大利小农的经济发展,刺激生产力提升。恺撒认为,小农问题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问题。

虽然如此,恺撒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无论是起源于格拉古或苏拉,只要是公民的私权,无论涉及到财产还是继承权,都得到了他的真诚尊重。另一方面,恺撒恢复了28人委员会,并授权28人委员会对所有意大利的土地及其所有权做出严格编制(他甚至不允许出现对土地的浪费和疏忽,哪怕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不行)。随后,他下令把所有的土地都标列出来,包括宗教团体实际使用而在法律上归国家所有的土地,把这些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与萨姆尼的冬季牧场,凡是属于国有的部分,一律还为公地;如果这些土地不够进行分配,就由政府公款购买意大利田庄供农民耕种。

在选择新的农民时,恺撒优先考虑了退役老兵,这样一来,因为征兵产生的巨大财政负担在顷刻间转化为恢复农业的有利条件。因为恺撒征兵的兵员,基本都是自由的无产者,现在,这些无产者转化成了农民(与此相对的措施是,对于维依和卡佩纳这类衰败的拉丁地区,在派遣移民时给予优先考虑);同时,恺撒规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20年内不得转让土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方案,因为如果完全允许土地自由流转,那么不久大多数重新分配的土地就又会集中到大资产家名下,而如果像提贝利乌斯·格拉古和苏拉时期那样,完全禁止土地的出售,最终政策也会沦为一纸空文,是不可能得到执行的。

一方面,政府加大革除意大利国民生活中的不良因素,积极提倡健康有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给予新的君主国适当的社团生活,让更多的罗马人才活跃起来,为国家出谋划策。公元前49年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公元前45年为意大利本土颁布的市政命令——这一条市政命令已经成为未来的基本法,这两条行政命令显然有两种用意:一是清除社团中一切不良分子,虽然还没有动用警察的力量;二是全面禁止集权的出现,社团活动中大家享有完全自由:公民有权选举自己的行政官,在民事和刑事审判两方面,他们也有完全的权力。当然,在集会结社的权力上要被限制,而这种限制是和当时的警察法规相关的。

这些法令都是恺撒为了改善意大利的经济状况而颁布的。很显然,由于这些法令的不彻底性,例如:依旧允许很多旧政策存在,严重限制了自由贸易等弊端,这样就无法对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做出彻底的改观。但当时的客观条件是,意大利的经济状况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虽然如此,恺撒还是知难而上,并没有像苏拉一样因为绝望而只做形式上的改革。今天,我们在评价恺撒当时的政策时,我们可以说,他作为一个罗马政治家和一个罗马人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他也并不抱希望这些政策就可以彻底改变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与此相反,他想通过另一条路挽救这个已经濒临崩溃的国家,想要了解这一点,就请一起回顾一下罗马帝国时期各个行省之间的状况吧。

首先,从地域上来说,共有14个行省,包括欧洲7个,亚洲5个,非洲2个。欧洲的有近西班牙、远西班牙、阿尔卑斯山北高卢、意大利高卢与伊利里亚、马其顿与希腊、西西里、撒丁尼亚与科西嘉;亚洲的是亚细亚、俾泰尼亚与本都斯、西里西亚与塞浦路斯、叙利亚、克里特;非洲的为塞勒尼与阿非利加。恺撒还新设了3个行省:勒顿尼斯高卢,比利时,另外把伊利里亚独立出来,作为一省。

在西方世界历史上,历届政府对这些行省统治的残暴程度都远远赶不上这一届寡头政府。当然,其中的全部责任并不需要罗马人来承担。在他们之前,罗马全境几乎都已经留下过各个统治者的铁蹄印:希腊人、腓尼基人、亚洲人……这些统治将罗马早期一贯传承下来的自由和是非观念统统摧毁得干干净净。在这些行省,平民成为被告的,都要到罗马亲自为自己做辩护。罗马总督拥有巨大的权力,肆意干涉各个附庸社团的司法和行政、宣判死刑、勾销市政议会的会议记录。在战时,他拥有对军民格杀勿论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使用,往往伴随着名誉的极大损失。例如,在本都斯的赫拉克里亚被围困的时候,科塔将所有的危险位置都用民兵防守,以保存意大利兵员,而遇到紧急境况的时候,他就把所有修筑工事的工程兵都安排在自己身边。罗马的所有官吏和他们的随从都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约束,在行省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拿法律当作遮羞布或者直接连遮羞布都扯掉。——总之这一类的恶性事件在行省天天发生,并无一天例外,但这些毕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于被当作奴隶,至于究竟是叙利亚的统治者、伽太基的监督还是罗马总督充任地方的暴君,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行省居民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否会受到影响,而在这方面,暴君的恶性虽然时有发生,但受害的总是单个个人,并没有造成群体性事件。要说他们的物质生活所受到的最严重影响,那就是对他们的经济剥削,其受害者是每一个居民,剥削的严重程度则前所未有。

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罗马人运用了他们在处理金钱上的惯用伎俩。最开始的时候,罗马人对行省经济的压榨还是建立在有原则而较为平和的基础上的,可是渐渐地,他们做得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腐败了,增加了各种不平等的税捐和邪恶至极的税法。而由于军队的驻扎带来的负担,可以通过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得到证明,那就是罗马军的冬营给省民们带来的摧残,就相当于是被敌人蹂躏了一般。在以前,省民们缴纳税费,就可以免除承担军事防卫的责任,因为这些事情是由罗马人负责的;可是现在,例如撒丁尼亚在内的一些省份,他们需要省民自行承担军事戍卫的责任,甚至在正规军中,除了其他的任务外,整个为骑兵服务的重担都落在了他们头上。

而在一些特殊的征收方面——比如为首都的贫民准备的粮食(补偿很少,或者说几乎就没有补偿),还有那些价格昂贵但是却经常会征收的海军装备和海岸防卫设备(用来抵御海盗),还有为罗马人的戏院或是打猎方面享乐而提供的昂贵的艺术品、野兽或是其他的东西,以及战时的军需品——这都是些频繁而不计其数的压榨。从一个最直观的方面就可以看出事情的严重性:在盖约·威勒斯管理西西里的这3年里,雷欧提努阿的农民数量从83人减少到31人,穆托卡的农民数量从183人减少到86人,赫尔比塔的农民数量从252人减少到210人,而阿尔利昂竟从250人减少到了80人。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之下,西西里的这4个土地最肥沃的地区,59%的土地主竟然宁可让他们的土地荒废也不愿意耕种了。根据确切的记载,剩余的这少部分农民并不是一般的小农,而是有地位的农场主,甚至大部分还是罗马公民。

在其他的保护国内,虽然他们残暴征税敛财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负担却不会有丝毫的减轻,因为压迫他们的除了罗马以外,还包括当地的统治者。在卡巴多西亚和埃及,不仅农民破产了,国王也破产了,农民是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赋税,国王则是因为招架不住大债主罗马。真正在进行敲诈的,除了总督,还有那些身为总督的“朋友们”,他们打着总督的幌子招摇撞骗,然后获得重返首都的权利。

这样一来,罗马的寡头政府就如同是一帮强盗,他们以大规模、专业化的团伙作案方式在各个省进行掠夺。这帮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怜悯之情的,因为他们还需要和律师及陪审员共同分配赃款,他们需要掠夺更多的财产,这样才越有保障。掠夺已经成为一件充满荣耀的事情了,大强盗瞧不起小强盗,小强盗瞧不起小偷。假如有人破天荒因此被定罪了,那么他就会四处吹嘘法院曾经证明过他弄到了多少钱。这就是如今的罗马人在行省中的所作所为,然而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担任总督的时候都一文不取,只努力博取属民的感激和本国人民的赞许。

但是,比这一切更加厉害的是意大利商人对本省居民的欺凌和剥削。他们占据着行省当中最肥沃的土地,还把持着油水最丰厚的领域——商业和金融业。意大利有权有势的人无暇去顾及他们在海外的农庄,这些地方全部交予管理员全权打理,除了打猎之外,从不会出现在那里——而与此同时,就连阿尔卑斯山北高卢都开始出现了狩猎园,而且它的面积竟然达到了20平方英里。

高利贷在这段时期内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实际上早在法罗时代,伊利里亚、亚洲与埃及地区的小地主们就已经背负起了来自罗马或者非罗马地区债主的债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曾经平民是贵族的奴隶一样。有的时候,对城区社团贷款的月息竟然可以达到4分。那些能力特别强又有很大影响力的商人甚至会得到元老院颁发的使节名位,有时也会由总督直接颁予他们职位,更有甚者,他们能调遣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以此来帮助他们的生意。根据可靠的资料,曾经有一个军事银行家为了收取他来自塞浦路斯的撒拉米斯镇的利益,竟然将市议会的议员锁在了市政厅内,导致其中的5个议员被活活饿死。

这两种压迫中的任何一种都已经令人忍无可忍了,更何况大多数的情况下两者之间还会相互勾结。除了这些以外,对于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灾难,罗马政府至少应该负有间接的责任。在连年的征战中,大量的资金被吸走了,而被罗马军或者蛮族毁掉的更是不计其数。因为战争时期警察的无能,盗贼肆虐。在撒丁尼亚和小亚细,抢劫已经成为当时很常见的行为;而在非洲和远西班牙,由于治安混乱,城市以外的建筑物都需要修建围墙和守望塔。面对资金短缺和哀鸿遍野,罗马总督通常采取的方法就是禁止黄金谷物等产品从行省出口,可是这并不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大范围的经济困难,外加地区的动荡和官员们的压榨,社团生活显得困顿不堪、难以为继。

然而这种潦倒的景象并不是暂时的,它持续了几代,压力越来越重,从塔霍河地区一直蔓延到幼发拉底河流域。早在公元前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这样说道:“他们毁灭了所有的城镇。”就连西班牙与那波高卢地区——相对来说,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还是算稍好一点的——情况也不例外。在小亚细亚地区,就算是像萨默斯与哈利卡纳苏斯这一类的城镇也已经被掏空了。同那些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们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按照罗马政治家们的话来说,哪怕是那些拥有超凡忍受力的亚洲人都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了。任何痛恨罪恶、堕落和不公的人,都会痛斥罗马贵族们的残忍行为,都会对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遭遇到的不幸感到痛心。就连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对这一观点表示公开的认同,说“罗马”已经成为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的词汇了。有一次,本都斯赫拉克里亚的市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杀死了,这一类事情发生后的唯一遗憾就是太少了。

当新主人亲自去视察他的“农场”的时候,元老院就在暗地里偷笑着。一直以来,国王都被认为是无能的象征,而现在,的确需要一个充满热情并且能力很强的人来挽救这个名号了。岁月可以抚平过去的伤疤,恺撒小心翼翼地任由岁月执行它的任务,希望不要造成新的伤疤。

经过了一番改造,行政系统已经完全不同了。苏拉下属的总督们,在他们的行省之内具有独立的主权。而恺撒下属的总督们则像是听从主人调配的唯唯诺诺的仆人;而这个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且终生任职,相比于那些年年更换的小暴君们,他和属民们的关系更加自然和融洽。总督的职位当然还是从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16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中选出;但是由于元首直接指派了8位次执政官,并且总督的任命完全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中,所以总督的职位实际上就是由元首赐予的。

实际上,总督的权力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虽然他们依旧掌握着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管理的权力,可是却已经丧失了军事指挥的权力,所有的军事指挥权都掌握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一个人的手里,更何况总督的身边还有来自最高指挥所的副将。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家官员担任着税收的职责,因而在今后的过程中,总督被其助理部门包围着,而后者会因为军事系统中的规定或者是更加严厉的规定而对元首百依百顺。在过去,总督和他的财政官就像是来到行省四处搜刮的强盗,而恺撒手下的行政官却是除暴安良的好官。过去,护民官不仅无能,而且还和统治者们狼狈为奸,现在的总督和他的属下们必须对严厉而公正的君主法庭负责。而对于横征暴敛的现象,在恺撒担任总督的初期就对此严加打击,直到现在更加严厉,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越明文规定的内容;至于税吏,假若他们敢有半点放肆不公的地方,那么根据当时的家法他们会被主人重新降为奴隶。

特殊的公共负担也被缩减到了一个合适的比例,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一般的负担则会从实质上得到减轻。而在税法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种种规定之外,让省民受益颇大的还有以下几项:扩大了减免税的范围;大范围地降低了直接税;什一税的规定仅仅在非洲与撒丁尼亚生效;完全免除了收取直接税时的中间人。虽然现在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证实,恺撒是否追随着他伟大的民主派前辈赛多利乌斯的脚步,免除属民们安置驻军的责任,是否坚持了军队必须自主建立永久性兵营,可是他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士兵们肆意宰割他的属民,至少当他从一位谋位者成为一国之君后绝对不会这么做。在他的政策指引下,他的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完全符合他精神的军营;久而久之,这些兵营就演变成了城镇,在和蛮族交界的地方形成了一条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想要遏制官员们的不法行为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想要将省民从罗马人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则更为困难了,因为要打击罗马资本的势力,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可能比罗马资本本身更加危险。根据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只能够打压那些滥用职权的事件(例如严厉禁止以政府使节的名义来谋取金钱),并且制定高利贷法及其相关惩罚——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的行省——以此打击暴虐和高利贷行为。然而要真正地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中解脱出来,最彻底的方法就是用更好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足生活。

为了能够减轻某些省份中无力偿还债务者的负担,恺撒曾经多次修订了临时性的法规。在公元前60年,恺撒担任远西班牙省总督期间,曾规定债务人将其2/3的收入给予债权人以此来还债。在卢西乌斯·卢库鲁斯担任小亚细亚总督的时候,他也曾下令直接取消了部分极为过分的利息欠款,剩余的部分就由债务人1/4的土地生产以及房租的自然增值或者奴隶来偿还。在内战之后,恺撒在各个行省是否也采取了相似的偿还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已述的现实和他在意大利所实施的种种规定来看,似乎可以肯定恺撒是完全奔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换言之,至少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因此,当元首竭尽所能地减轻罗马行政官和资产家对省民的压迫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焕发朝气的政府能够吓走边境的蛮族,击退海陆的盗匪,如同拨开乌云重见阳光一样。无论过去的伤痛有多么悲惨,现在饱经风霜的人们却因为恺撒的到来看见了一个可以忍受的时代,就是数百年来的第一个具有人道的明智的政府,目前的和平政策是由政府的力量维系的,而并不是源于软弱无能。难怪在这位伟大的解放者逝世之后,在他的灵柩前最伤心痛苦的除了最优秀的罗马人外,就是这些属民了。

然而,恺撒省政改革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清扫这些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在当时——罗马共和国时期,在那些贵族和民主派人士的眼中,行省就是罗马人的一个大庄园(事实上他们的确也是这么称呼的),可是现在这种想法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作为罗马人私有农庄的行省就要渐渐消失了,要为即将诞生的希腊—意大利国提供一个更加明亮宽敞的家,组成家的各个部分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为了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是每个部分都为所有的部分而存在,而所有的部分也为每一个部分而存在。这个崭新的家有着全新的面貌,能够在这样一个焕然一新的、辽阔美好的国家生活,就是克服曾经的悲哀和错误的最好方法——而这是旧意大利望尘莫及的。

当然,众所周知这种观念并不是最新的。因为好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在向周边的行省殖民(虽然殖民者自己并没有察觉),以此来为扩大意大利的疆土做准备。首个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意大利人民离开意大利半岛向海外殖民的人是盖约·格拉古——他首创了罗马民主君主制(民主专制),是征服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计划的构造者,是迦太基与那波殖民地的创建者。而罗马历史上的第二个民主政治天才家昆图斯·赛多利乌斯就已经开始将拉丁文明带入西方蛮族社会,引导身份高贵的西班牙青年人穿罗马服饰,教他们说拉丁语,在他建立在欧斯卡的训练机关里学习更加高深的意大利文化。在恺撒成立政府机构的时候,各个行省和保护国之中都已经有了数量众多的意大利人,只不过他们不是很集中和稳定。我们可以试着回忆一下,除了在西班牙的正式意大利城和南高卢以外,赛多利乌斯与庞培曾经在西班牙都召集过多少军团?恺撒在高卢,尤巴在努米底亚,立宪派在非洲、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与克里特又曾经召集过多少军团?早在塞托里乌斯战争时期,拉丁的七弦琴(虽然是音质较差的),就已经在科尔都巴镇诗人们的手中赞颂着罗马将军了。尤其是在恺撒死后出版的希腊诗翻译集——其作者是最早的非意大利籍著名诗人,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的普布利乌斯·特林提乌斯·法罗·冯·奥德——是多么的优美。根据这些就可以得知,当时的意大利文化在各行省的繁荣程度和意大利人数之多。

从某个角度来看,拉丁和希腊文化的交织就和罗马城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在拉丁民族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时,改进并吸收了除希腊以外的各个被征服地区的民族特色,因为希腊文化是被直接照样接受的,没有经过混合。无论罗马军团走到哪里,传播希腊文化的老师们都会紧随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一种征服者。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了在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有希腊教师定居的迹象,并且在欧斯卡的教育机关里他们教希腊文的同时也教拉丁文。最高等的罗马文化只不过是在拉丁文掩饰之下的希腊文化和艺术,而罗马人选择向西方的蛮族灌输希腊文化,希腊人自然不会提出任何异议。希腊人(特别是居住在边界的那一部分,他们民族的文化受到蛮族的侵略,所以仇恨的感情更加强烈)实际上已经把罗马人看作是他们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可以为希腊文化一雪前耻。其实,庞培在东边建立起来的那些城镇就仿佛重现了数百年前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

新建立的意大利—希腊帝国拥有两种语言和一种民族意识,这种局面虽然并非首创,然而却将这种空洞的计划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将最初的零星努力转变为坚实的基础,这却要归功于罗马的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民主政治家。

想要把帝国的政治化二为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努力发展国家内最主要的两个民族,并且大量吸收和这两个民族并存的其他野蛮民族(或者说是被他们称为野蛮民族的民族)。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犹太人跟罗马人与希腊人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将其看作是第三个民族;在那个时代,这个民族似乎已经无处不在了,就算是在恺撒新建立的这个帝国中,它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民族,处处隐忍却又从不放弃,四海为家却又无以为家,手握权柄却又无处为权,大卫与所罗门的继承者,对于这些人而言,也不过就是像现在的耶路撒冷对犹太人而言一样。毫无疑问,那个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这个民族宗教和心智合而为一的外在表现。当然这个民族指的不仅仅是他的臣民,还包括这样大量分布在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团体。

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与塞勒尼这两个城市,犹太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组织。在这种组织和区域的分布上而言,就和我们当今社会城市中的“犹太区”相类似,可是它的地位要自由一些,它们由被誉为是“人民的主人”的最高法官与治理者来监督管理。在恺撒统治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之前,罗马有着众多的犹太人,他们之间的感情深厚,这可以从当时的一个作家说的话中就得到证明,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总督在行省触犯了一个犹太人,那么是很危险的,因为当他回到首都之后,会遭到其他犹太人的不满。就算是这个时期,犹太人主要的事情还是从商。犹太商人跟随着罗马商人四处走动,就像罗马商人尾随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行商一样,而各地的资本也像流入罗马商人之手一样流到了犹太商人的手中。

在这个时期,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西方人对犹太人的观念及其习俗表现出来的厌恶之情。犹太人的习俗,尽管在当时最流行的民族大混合时期没有成为流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有一点却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大政治家们既无法忽视也不能够躲避,因而恺撒就采取了和他的先驱亚历山大一样的做法,采用正确的手段对犹太民族进行培育。当年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对犹太民族进行的培育,几乎和大卫王对于耶路撒冷神殿制订的计划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同样地,恺撒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也给予了犹太人相当大的权利和优惠,对他们的特殊崇拜予以保护,防止罗马和希腊当地的教士对他们进行侵害。

当然,这两个伟大的统治者并未曾想过要让犹太民族和意大利—希腊民族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然而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接受政治组织——没有打开过这潘多拉的盒子——所以他们对待政治是处于毫不关心的态度上的,一方面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时刻准备好接纳其他民族意识了,所以他们对这个新诞生的帝国很快就能适应——这个全新的帝国是在100多个国家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的民族性从一开始就有些复杂模糊。就算是在古代时期,犹太人也是世界主义的催化剂,所以他们就在恺撒的帝国里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严格来说,他们是世界公民,而他们的民族意识,归根结底就是人性罢了。

然而,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中大部分人依旧是拉丁人和希腊人。完全属于意大利人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结束了,可是有一部分的谣言却完全是因为贵族之间的愤怒和猜忌所产生的,比如,恺撒曾经一度想毁掉意大利和罗马城,这样他就可以将国家的中心迁到东方的希腊去,将特洛伊或是亚历山大里亚作为新的首都。实际上,在恺撒的整个计划之中,拉丁民族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他颁布的一些法令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他所有的法令都用拉丁文书写,只有在需要扩散到希腊地区的时候才会采用希腊文。通常来说,他在自己的君主国家,对两个主要民族关系的处理,就和当初在共和国时期联合意大利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凡是希腊人民存在的地方,都会对他们加以保护,而意大利民族则会根据环境条件尽量扩充;其他民族都要被吸收和同化为意大利民族。

最后的这一个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假如希腊人与罗马人站到了完全平等的位置之上,那么在几个世纪之后在拜占庭发生的惨况就会提前上演了。因为希腊人不仅在智性上要远胜于罗马人,并且他们大量本国的文化使者被动或者主动地迁入意大利,而他们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视的。来自希腊的侍从控制了罗马的君主,这是在君主制最开始就显现出来的问题。在这样的一大堆令罗马人又羡慕又痛恨的名单之中,最早的一个代表就是庞培的心腹用人来自麦特奥法里斯·冯·米提莱纳,因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他软弱的主人,所以他很可能是导致庞培和恺撒分裂的最具影响力的人。所以,在他死后,希腊人甚至将他当作神一般崇拜;这并不是毫无缘由的,毕竟他开创了帝国初期的贴身男仆政治。

所以,政府拥有非常充沛的理由阻止希腊主义在西方的扩张。如果说西西里能够从什一税的压迫下解脱出来,并且他的诸多社团都获得了拉丁权利,这是因为在适当的时机,西西里要求和意大利拥有平等的地位。恺撒肯定会计划将这个小岛融入意大利国土中,因为,虽然这个小岛在意大利投机者的统治之下已经变得一片荒芜了,可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注定将成为意大利国土中最好的一个省份,而不是近邻。凡是希腊文明存在之处都被予以保护。马西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就分别代表着西方和埃及的希腊文明巅峰,虽然各种各样的政治危机都试图对它们进行控制和破坏,可是它们却依旧能够完整地保存着自身优秀的民族特色。

而另一方面,罗马政府通过殖民和拉丁化的手段,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全力倡导拉丁文明。从前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没有通过政府特别法令授予给社团或者私人的行省土地,在法律上都属于国有土地,而土地持有者的持有权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取消。显然,这样的规定起源于将法律同残暴蛮横之间相结合。然而,为了能够快速处理这些注定灭亡的民族,这样的做法却是十分有必要的,因而,恺撒也将这种规定保存了下来,并且将它从民主派的党派理论升级到君主体制法律中的一个基础性原则。

高卢自然就成为了罗马民族扩充的直接场所。在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不少居民在很早之前就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在公元前49年,山南高卢在波河以北的众多社团的许可之下被允许全体加入了罗马公民联合会。实际上,自从在40年前该省获得了拉丁权利之后,就已经完全被拉丁化了。而由于英苏布里人和维内提人在恺撒的军团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他们在罗马广场乃至元老院都赢取了一席之地;罗马一些排外者总是会嘲笑凯尔特腔中特有的拉丁语的土气,说他们说话喉间总是带着咕噜咕噜的声音,换言之,他们的语气,缺少了一些“首都特有的难以描述的优雅”。可是,早在恺撒时期到来之前,山南高卢就已经因为拥有大量的农民,而在意大利占据了一席之地;从那以后的几百年来,它一直都是意大利礼仪和文化的避难场所。实际上,除了在首都的拉丁文教师之外,就数山南高卢的拉丁文教师得到的赞美最多了。山南高卢就这样和意大利充分融合了,而山北省则延续了之前的状况。除此以外,因为恺撒的征服,领土不断扩充,许多边界地区成了内地的行省,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它们比任何地区都适合在这样的时机成为意大利国土的一部分。

在帝国之中既不属于希腊也不属于拉丁文化的那些地区——它们距离完全被意大利影响和同化还很远——恺撒只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意大利文明中心,为将来实现全面的平等化做一个早期的铺垫。除了最贫穷而且最不重要的撒丁尼亚以外,这些步骤在其他的每一个行省都会实施。在北方高卢,拉丁语虽然没有在公开的谈话中得到全面的运用,但是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莱芒湖畔成立的诺维奥杜努姆(尼翁)殖民地,就是采用意大利建制最北边的城市。

西班牙应该是当时罗马帝国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了。恺撒派遣了大量的殖民来到重要的海港城市恩波里亚(这里的原住人口是以希腊人与伊比利亚人为主)定居,让他们和当地原住民在一起生活。并且,根据最新得到的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的殖民者很有可能是由首都的穷人组成的,直接遣至乌尔苏(奥苏纳)镇(毗邻安达卢西亚中心的塞维利亚),可能还包括该省的其他几个城市。而古代富裕的商城加得斯,恺撒在担任次执政官的时候就对该市的行政制度进行了重新规划,公元前49年,他以元首的名义授予它完全的意大利自由市的权利,这样的地位就类似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图斯库卢姆一样,使之成为了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不是由罗马建立,却得到了完全的罗马公民权的社团。很多年以后,西班牙的其他一些社团也相继取得了同样的权利,而获得拉丁权的社团就更多了。

在非洲,盖约·格拉古的未竟计划也已经开始实施了。在这片罗马人宿敌的土地上,恺撒派去了3 000名殖民者,并且还有大量的佃农。罗马属迦太基——一个叫作“维纳斯殖民区”的地方——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优越,所以有着惊人的繁殖速度。该省的省会,第一大商业城市乌提卡,也已经因为获取了拉丁权而恢复了生机。在那片刚刚划进帝国领域的努米底亚土地之上,由罗马佣兵队长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和一帮人统治的西尔塔及其他社团,获得了合法的罗马军事殖民区的地位。然而,被那个疯狂而冲动的尤巴和立宪派走投无路的残余势力毁灭掉的壮丽城镇,它的恢复速度却远比被毁灭的时候慢得多,直到现在,看到那些荒芜的遗址还能够让人们想象到当时被毁灭时的惨烈程度。但是,这两个新的朱利安殖民区,迦太基与西尔塔,却变成了非洲—罗马文明的新中心。

在荒芜的希腊,除了其他的计划——比如在布特罗托恩(科孚附近)成立罗马殖民地——恺撒还需要抽出时间来恢复科林特。他不但安排了大量的殖民者到这里来定居,而且为了避免在环绕伯罗奔尼撒航行时带来的危险,还打算在瓶颈之处开挖一条运河,让意大利和欧洲的航运可以通过科林特—萨罗尼克海湾。就算是在那遥远的希腊东方,恺撒也建立了一批意大利殖民区,比如在黑海沿岸的赫拉克里亚和辛诺普;意大利的殖民者和当地的原有居民共同居住在这里,如同辛诺普一样,叙利亚海岸的贝利托斯港也获得了意大利的建制。就连在埃及,控制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岛也建立了罗马驻扎站。

这些命令的实施使得意大利的市镇自由权已经遍布全国各个行省了。在那些全体人员都拥有公民权的社团里——实际上就是指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所有城镇、山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公民殖民区及自由市——他们在处理当地事务的时候,拥有和意大利人同等的权利。可是罗马的统治者——换言之就是各个省份的总督——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问题:那些正式开始行使自治权的拉丁社团和其他一些已经解放了的社团(是指包括西西里的和那波高卢在内的若干社团,他们都不属于公民社团)都拥有如此大的市政自由的权利,这导致总督除了通过他的行政名义以外,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对他们进行干预。毫无疑问,在总督的统治下行省中已经出现了这样完全由具有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社团了,例如像阿奎利亚和那波;然而像山南高卢,就是由意大利建制的社团组成的总督省。可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全部都是罗马公民居住的行省,那么其他省也会争相效仿,这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响意义。

意大利同其他行省之间最重要的实质性区别就这样消失了。而它们之间的第二大区别——意大利在平日里不会有驻军——也在渐渐地消失。如今的军队只会驻扎在那些需要防守的边界地区,因而像那波与西西里在内的这些地区就已经没有了驻军,该省份的指挥官也只是名义上的而已。当然,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间的区别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市民司法的执政官以及次执政官都在意大利,并且管理着其他行省军事司法的总督和次总督。可是,现在的民法和军法程序已经趋近相同,并且由同一个元首统治,行政官也只不过是名称上的不同而已。

颁布的所有这些市政法律和命令,都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对于恺撒来说,虽然这一切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至少在步骤上是脉络清晰的。如果说曾经的意大利是属民们的女主人的话,那么现在她已经成为了新成立的意大利—希腊国内所有人的母亲了。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各省份已经实现了完全平等了,从而确保了在恺撒的君主统治之下——就像共和国发展的繁荣时期一样——每一个拉丁化的地区都可以和她的姐妹们及母亲站在平等的地位之上。毗邻的那些地方,例如希腊的西西里和高卢南方这些地区,它们拉丁化的速度很快,因此它们都获得了充分的政治平等。而其他的省份在准备工作上就要落后得多了(例如在此之前曾经是罗马殖民地的南高卢的那波),在这些行省之中,较大的一些城市,像恩波里亚、加得斯、迦太基、科林特、本都斯的赫拉克里亚、辛诺普、贝利托斯和亚历山大里亚,它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意大利的或希腊—意大利的社团,渐渐成为了意大利文明的中心——就算是在遥远的希腊东部,帝国的民族和政治也渐渐走向了平等。

地中海沿岸地区在城市罗马社团统治下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地中海国,而恺撒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补救城市罗马社团在这里犯下的两大暴行。罗马已经从保护者的角色演变成了政治上的暴君、经济上的掠夺者,迦太基和科林特这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被毁就是罗马态度转变的最大标志;然而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为它们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了,这就表示着这个新诞生的国家将领导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走向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并且让它们彼此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恺撒将自古以来就闻名遐迩的科林特加上了一个新的名称,这看来也是十分合理的:“尤里乌斯的荣耀”。

新的帝国已经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民族性,然而,毕竟这是在人工干预下形成的,而不是自然发展成的,所以依旧缺乏个性。但与此同时,它还需要制度方面的统一,体制上、行政上、宗教上、法律上、币制上和度量衡上,这些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但不一定能和各地原有的制度并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所有的一切并没有完全准备妥当,毕竟恺撒的君主国才刚刚建立,还有许多事情是需要留给未来的,他所要做的就是为数百年后打下基础。然而,我们已经可以依稀看出这位伟人所描绘的轮廓了,观察他在这方面的计划比观察他在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那些建筑还有趣。

关于制度与行政,我们已经说到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中的几个重要部分了——把主权从罗马市议会转到地中海君主国唯一的统治者手中;并且将市议会升级成为帝国议会,代表意大利和其他行省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将罗马市的城市组织作为典范,推广到其他省的社团城市之中。但凡是具备加入这种联合国家的社团,都可以先得到拉丁权,紧接着获得罗马权;由于赋予了这样的权利,使之渐渐自动造就了一致性的社团组织。

可是仍然有另外的一个问题需要立即处理。帝国现在急需一个这样的机构,它可以清清楚楚地向政府汇报每个社团的人口和财产数量——换言之,就是现在需要改进对人口和财产的调查制度。首先,需要对意大利的调查工作进行改革。按照恺撒的指令,要对罗马的每一个社团进行详细的调查,社团中的最高领导人要负责将每一个公民的姓名标注清楚,并写上他的父亲或者解放者是谁,具体地区、年龄及财产数量。这个统计表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到罗马监察官的手中,由他们尽早制作一张罗马公民及其财产的统计总表。

对于其他行省,恺撒也有着相同的构想。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颁布了全帝国的度量衡规划和普遍调查命令,从这件事情的根本性质就可以看出,这为中央治理所需的数据收集提供了普适性的工具。在这方面,恺撒也想恢复共和国早期阶段实施的一些办法,让整个国家都实行他在意大利所采取的那种调查方法。毫无疑问,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一个问题,恺撒打算恢复荒废了好几个世纪的总调查制度。

不必说,在宗教和法律上是不可能有完全彻底的平等的。尽管新帝国以宽大的态度来容忍各个地方特有的信仰与法规,可是它仍需要遵守一个与意大利—希腊民族性相对应的共同的宗教,这个宗教应该超越各个城市的一切宗教法规。很多世纪以来,大家都将意大利和希腊的宗教崇拜混为一体了,不管是在外部的运用之上,还是在内部的调整之上,都让这两个民族的神的概念重合到了一起。因为意大利诸神形象具有较大的弹性,所以很容易就会把朱庇特和宙斯混淆,将维纳斯和阿佛洛狄忒混淆等。实际上,意大利—希腊的宗教已经基本形成了。之前说到过的法罗神学作品中,就曾经分析过罗马人和希腊人“共认”的那些神的形象同罗马其他社团中特有的神的形象之间的差别。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还是有人认识到了二者的不同的。

对于刑法,因为政府采取的是直接干预的方法,而且有法律明文规定,所以想要得到整个帝国的统一性并不困难。民法方面,最早在商业往来上得到运用,并且立法的只是一个具文,所以联合帝国所需要的民法规定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从商业法中演变出来。的确,罗马城市法依旧是以十二铜表法中所包含的拉丁民族法作为基础。尽管后来也在法律的细枝末节上进行了种种修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废止了之前起诉时所需的种种复杂手续,现行的方案只需要首席法官对某个陪审员的一张纸令。总的来说,民法就是在十二铜表法这个可敬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由一大堆特别法组合起来的混合体,唯一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就只有英格兰的成文法了。因为想要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这份付出的努力加上那古老的法律勉强能够做到。可是,毕竟那是400年前颁布的一部城市法,又补充了那么多杂七杂八的附文,作为一部需要在大帝国内实施的法律,其自身肯定不可避免地具有种种无法弥补的缺陷。

但是这部法律本身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补救方式:那就是商业交易。长久以来在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进行的灵活交易,已经使得一套国际性的与商业特别有关的私法产生了。罗马城的法官也以此标准为判断事务的依据。比如当一个案子既不能按照自己民族的法律规定来解决,同时其他民族的法律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依靠整个交易体系中被共同承认的是非观。较新的法律便是以这个为基础的。罗马城的公民在交易的过程中,旧有的法律在“事实上”已经变为无用的了,已经被新法所替代了。十二铜表法之上的国际法与民族法的法律法规相互调和妥协之后,就形成了新法的立法基础。婚姻法、家庭法,以及遗传法上,主要参照的还是各地的民族法,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乎时代的修改。而有关财产、所有权以及契约方面,则主要参照的是国际性法规。

在钱币还有度量衡方面,拉丁以及希腊系统之间早已有了共同的交换标准。自很古老的时代开始,度量衡之于商业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在币制上,银币开始铸造之后不久也就有了公准。但是古代的公准仍旧觉得不够,因为希腊世界中长度与钱币的种类繁杂而且共同存在。因此必须将罗马的钱币以及度量衡在全帝国推行起来,让它成为全帝国正式交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标准,而非罗马的钱币以及度量衡只能在特定的地区流通,或者可以按照固定的比值兑换成罗马的。这一切显然是恺撒计划中的一部分。

罗马的币制是以两种可以相互流通的贵金属为基础的,两者有固定的关系,黄金主要按照重量进行流通,而白银则主要铸成银币流通。事实上在国际的交流贸易中,黄金的地位远超白银之上。在帝国早期,各个地区是否要强制执行流通帝国银币都是个问题。无论怎样,整个帝国承担主要流通任务的还是没有被铸造过的黄金,尤其是罗马不允许各个行省以及保护国铸造金币,因此,除了整个意大利之外,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西西里、西班牙以及许多地方,尤其在西方,德纳尔都成为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正式货币。但是帝国的铸币是从恺撒开始的。他同亚历山大一样,只准许一种普遍公认的金属在铸币上占据首位,以此来标志新君主国涵盖了文明世界。恺撒当时铸造金币的数量之大,只要一个例子就能说清楚——在他死后7年,在一个宝藏之中就发现了8万枚这种金币。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排除可能有投机者参与的可能性。

银币方面,罗马的德纳尔在西方早已奠定了基础。等到恺撒封闭了马西利亚的铸币厂,这唯一一个能与罗马竞争的铸币厂以后,罗马的德纳尔就在西方彻底确立了统率的地位。在若干西方的社团之中,小额银币或者铜币的铸造仍然被允许。南方高卢的某些拉丁铸币厂仍然铸造3/4的德纳尔银币,北方高卢的几个地区也仍然铸造1/2德纳尔,西方的一些小地区甚至在恺撒时代以后仍然铸造一些小额的铜币。但这种小额的铜币完全按照罗马的标准铸造,也只能在特定地区内交易使用。

恺撒像那些早期的政府一样,似乎并不想统一东方的币制。在东方,大批容易降低成色或者破旧的粗制银币仍然在使用,甚至在埃及,一种和现在的纸币性质一样的银币在某种程度上仍在流通。叙利亚的商城如果改换币制的话,也会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在东方,德纳尔后来成为合法货币,成为官方计算的唯一媒介。而地方硬币则在有限的地区之内流通,但是交换价值则要比德纳尔低很多。这或许并不是一时导入,可能在恺撒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毫无疑问,它是恺撒帝国货币的重要补充用品。而恺撒铸造的新金币却几乎和亚历山大一样重,无疑主要用于东方。

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则是在日历上的。奇怪的是共和国的日历仍然沿用的是公元前450年的历书,也就是10大执政官时期的历书。这个历书由于无能的数学家进行了错误的运算,使得真正的时间比之提早了整整67天,导致百花节的时间不是4月28日,而是7月11日。恺撒终于纠正了这个错误。在希腊数学家索西杰内斯的帮助下,按照欧多克索斯的埃及历法以及合理的闰日的加入,正式制定了意大利农历。以前每年以3月1日为起点的传统被定为1月1日。这一日,本来是作为最高行政官交接的日期,因此在人民的生活中是重要的日期。这两项改变都是由公元前45年的1月1日开始生效的。与它同时投入使用的是朱利安历。意大利农历在恺撒的君主体制解散了以后仍然是文明世界的规范,到了现在也仍然是。另外为了说明历书上每一个日子的名称是星辰的升降,还颁布了一个详细的、由埃及星象观察所得的但是可能并不算精确的星辰历书。在这方面,罗马与希腊世界也站在平等的立场上。

这是恺撒在地中海世界的基础。在罗马历史中,这是第二次对立双方的力量都无法和解的情况下,社会问题成为危机。第一次危机的时候,罗马靠着融入意大利而获救,因为新的大家庭中,原有的对立力量被消除了。现在,罗马的危机也因为其他地中海各国融入或准备融入意大利而被解决了。旧有的意大利之中,贫富之战可以导致国家毁灭。到现在,意大利已经成为横跨三大洲的国家之后,那些贫富之战就失去了战场或者说失去了意义。公元前3世纪,罗马社团几乎要被这种贫富的鸿沟吞灭,但是拉丁殖民地将这个鸿沟填好了。但200年后,更深的鸿沟出现了,则被盖约·格拉古与尤里乌斯·恺撒的阿尔卑斯山北与海外殖民地所填平。

而历史只对罗马赐予了这样的奇迹,而且还不止一次奇迹。这两次的危机从罗马本身来看,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但是历史却使罗马获得了新生从而拯救了它。当然,这样的奇迹中衍生了许多罪恶。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是建立在萨姆尼和埃特鲁利亚民族的尸骨之上的。同样的道理,无数原先有活力的国家还有部族,用自己的退场成就了地中海帝国。这是一种有新的希望还有生命可以从中衍生出来的腐败,其中有些部分到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被替代的、被征服的都是次等的民族,他们的命运注定了要被文明同化的进程摧毁。

历史的发展所宣告的命令都是由恺撒执行的,他以摧毁者的身份行动,只是在回应这种审判。但凡他发现了文化的芽苗,不论是姊妹国希腊还是在自己的本土,他都予以保证。他挽救了罗马的文化,并且使其新生。同样,他的这种保护使罗马文化得以新生,让希腊文化得以重生。我们可以确信恺撒的灵魂里一直有着亚历山大的影子,因为他一直所做的就是伟大的亚历山大没有做完的工作。他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而且相辅相成的任务:总体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发展,或者说,国家和文化。它们曾经在胚芽时期就结合在古老的希腊—意大利人的生活中,那时,他们生活在远离地中海海岸与岛屿的地方,过着放牧羊群的原始生活,但是他们分离成希腊人与意大利人,从此分隔开了两个本来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与文化这两个要素。此后,许多个世纪中都是处于这种被分离开的状态。但是现在,特洛王之子与拉丁王之女的后裔,从一个没有明显特性文化或者世界的文明之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文化终于与国家相遇,产生了最好的成熟果实。

这是恺撒为他的工作制定的大纲,他按照这个大纲所要求的努力工作。他的后代在之后的许多世纪中仍然按照这个大纲努力,尽管可能没有他那样的才智和热情。恺撒一生其实完成的部分甚少,多半都仅仅只做了一个起步。至于他的计划是否完善,自会有敢于和这样的伟人站在同一高度的人裁定。我们则没有看出这个计划的重大的缺陷。如果将这个计划比喻成一座建筑,那么这些和谐地构成整个整体的每一块石头,都伟大得足以使人不朽。恺撒任罗马元首的时间仅仅5年半而已,还比不上亚历山大的一半,在其间,因为有7次大战争,所以他留在首都的时间没超过15个月。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却为世界规划了今后的目标,大的方面可以在文明世界以及野蛮世界之间界定边界,小的方面他甚至还能关怀消除首都的污水坑,而且他仍然有时间去戏院观看竞赛剧目,并且写下即兴小诗给予奖赏。

他执行他的计划的时候非常迅速准确,而这种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同样证明了计划的完善,这种执行上令人惊叹的部分一点都不输于计划本身,只有连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考证,才能保证这样迅速地执行。新的国家大纲是为未来所设计的,那就让无穷尽的未来来完成它的构建。在这种意义上,恺撒有时说他“活得够了”,或许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了。正是因为这个“建筑”是无尽的,所以恺撒活着的时候永远都忙碌着,用同样的巧妙,同样的活力,永不停歇地在这建筑上添加一块又一块的石头,从来不推翻以前做过的,也从来不曾拖延。就好像他只有今天,没有来日一般。因为这样,他的工作还有创造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就算是在2 00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以工作者以及创造者的身份,活在许多国家还有民族的记忆之中。这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元首——恺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