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及其作品

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特奥多尔·蒙森一年之后,1903年11月1日——还有29天就是蒙森86岁的生日,那天他中风了。当时他正站在家里藏书室的梯子上,想要寻找一本自己需要的参考资料。

要是天才只不过是强大忍耐力和高超智慧的结合,那就没有人值得我们去崇拜了。蒙森的书是这么的多,这么的厚重,就算所有的本奈蒂克修道院的院士写的书加起来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些书的内容是那么充实,所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有许多成果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另外,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窥探到他的真实性格。

德国人认为蒙森不仅是帮助德国成为罗马史领袖的功臣,并且还是一个奇怪但充满激情的政治家。1873—1882年,他是德国帝国议会的成员,因为激烈的极端主义使他失去了在莱比锡大学的职位——1874年再次被聘任——他由于猛烈地反对俾斯麦而被监禁6个月,但后来又极力支持这个曾经谋害他的人,帮助俾斯麦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宏伟蓝图。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蒙森是无可争议的古代历史的巨匠,是罗马史的灵魂。

在这里,我们要评价和介绍的,主要是后面这部分内容。奇怪之处在于蒙森的青年时期完全看不出来他会成为一个德国的民主斗士和罗马历史学家,他当时唯一令人震惊的是令普通老百姓无法企及的文化修养、对所有知识的急切渴求以及超乎常人的工作能力。

特奥多尔·蒙森于1817年11月30日出生在丹麦席莱斯维克的嘉定村庄。他在丹麦豪斯坦的小城镇奥斯洛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1834—1838年,他在阿东那的克里斯坦学院上学;1838—1843年就读于丹麦的基尔大学。在踏上德国的土地之前,他就得到了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提供的奖学金,资助其去意大利学习。蒙森是如此地忠实于丹麦王室,所以,当1836年从哥本哈根传来老国王费德烈六世生病的消息时,他感到非常忧虑。

但是,近30年之后,蒙森在哈尔参加选举,却主张将席莱斯维克和豪斯坦割让给普鲁士。这种改变还表现在另外一方面,他虽来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是嘉定和奥斯洛敌对派系的助理牧师或者副牧师,但他后来却成为极端民主派人士和极力主张“不可知论”的人。蒙森童年写的是关于祈祷和虔诚的文章,可是20年之后,他却让他的未婚妻雷玛小姐将这些手稿全部焚毁。

他放弃宗教而转换成民主人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在基尔大学受阿尔伯塔提那团体的影响。然而,就算在基尔,他还没有响应历史对他的呼唤,仍然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全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选择涵盖历史课程的哲学系,而是选择了法律,并且他拿到的也是法学的博士学位。就如巴斯托没有从事过医生职业却掀起了医药革命,蒙森从没有当过罗马史教师,却转变了民众对罗马史的认知。他毕业以后在莱比锡和柏林从事法律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在法律行业更容易找到工作。

然而,命运之轮缓缓转动,蒙森天性中对历史的喜好在适宜这个喜好发展的环境之中成长,使他很快就从法学家转变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

蒙森的成就主要归功于他的生长环境。他没有体验过生存的压力,但他了解何所谓贫穷、自律、尊严以及因为贫穷而必须工作。他年少时在海滨小镇喜欢游泳、划船和滑雪,这几个积极、有益健康的消遣活动锤炼了他健康的身体。蒙森从小被教导要有基督徒的责任感,长大后,就算他放弃了宗教信仰,也从来没有失去《圣经》中描述的美好品质,比如勇气、讨厌虚假、慷慨和坦率。

童年时,他总是在院子里面捕捉蜻蜓,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再放走它们。长大之后,他对于认定的懦夫从不嘴下留情。至于那些敢于和他争论,或者他认为愚笨、由于撒谎而犯错的人,他也绝不手软。不过他渊博的知识得益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他一生最优秀的老师,所以蒙森的知识在广度、深度和心智成熟上都要令人吃惊。

当特奥多尔还是个孩子时,他离开家去阿尔东那的克里斯坦学校学习,那时他带到学校的书籍就比现在我们许多大学生要多。他的父亲教会他希腊语,这样他就可以很容易地翻译文章;他学习拉丁语,这样就可以流利地说话和写字;他还学会了法语和英语。此外,因为他住所的环境,他又掌握了德语和丹麦语。但他在家中学习的内容,绝不是无聊和乏味的。虽然学习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是,他学习的环境充满了真正的人文主义。他的父亲依耶士·蒙森有一个特殊的爱好——诗歌,主要是德语诗,其他语言的诗也有。他的这种爱好感染了他的儿子,他让蒙森务必把贺拉斯的抒情诗、拜伦的诗、莎士比亚的戏剧、雨果的民歌,还有弗洛里安的寓言都翻译成德文。

阅读,是特奥多尔的第二大爱好。他一直坚持读书,在奥斯洛、基尔、莱比锡和柏林,读书都是他的主要工作。对知识的热切渴求是以艰苦的工作和减少睡眠换来的。他艰苦地工作着,并感到喜悦和自豪。虽然长期缺乏睡眠,但他健康的身体却使他丝毫没有疲劳的迹象。在基尔大学,他很容易地掌握了两个新的语种——瑞典语和意大利语。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在此期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西方文化,蒙森已经把有价值的部分都消化和吸收了。

和他一起学习语言的人都佩服这个法律专业的学生,因为他们是真的无法匹敌。他们无法理解,除了上课和娱乐,他怎么能挤出时间学习如此多的知识。最后,他们发现了蒙森的秘诀:他简直不需要睡觉,他在晚上学到的知识要比白天学到的多得多。蒙森总是最后睡觉和最早起床的人,永远都是这样。我曾偶遇过他3次,在1901年或是1902年,巴黎的里西留大街,大概是半夜12点到1点。他和他的女儿一起返回鲁瓦旅馆,这是他在巴黎固定的住所,到他工作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只用穿过一个小广场,不需要因为上楼梯和路程遥远而浪费时间。

在巴黎和罗马,卡米尔叶·朱利安和施托尔·佩斯各曾跟我说过他们在柏林向蒙森求教时发生的趣事。因为他们两个是外国人,所以引起了蒙森的兴趣,有时候蒙森邀请他们到家里闲坐,但总是约在黎明,甚至是早上5点。爱德华·赫利欧曾对安德烈·比利说:

“我晚上只休息两个小时,其他时间我都用来读书,我记得读过的每一个字。”蒙森也可以这么形容自己。哈纳克说:“蒙森孜孜不倦的夜晚照亮了众人的白天。”他无比渊博的头脑是配得上这样的敬语的。

他希望探索过去,希望让历史重生,他用诗歌的光明和璀璨让历史得以再现。蒙森其实可以放弃历史而成为一个诗人。他研究的领域是这么广阔,或早或晚会超越他从事的任何一个特定的学科。他以扎根于事实、冷静理智地思考而积累的渊博知识,必定会带来新的发展和对知识的强大集成,这些都很快让他声名远扬。

蒙森的事实感使他挣脱了陈规的束缚去发现真理。此外,无论什么样的研究主题,他的学术素养都让他首先去了解根本问题,所以他的知识储存将更深入、更广泛。在早期,他在学校的研究就经常突破学校常规的束缚,他的首篇文章已展现了大师的风范。1843年,基尔大学的教授要他把论文中涉及的古代抄录员和门卫的法律进行整理。蒙森突破当时普遍的做法,直接剖析法律的根基,马上给这个备受争议的议题带来新的思路。基尔大学的评审委员会面对他的评审证据,只有接受他的做法。蒙森的《抄写员和门卫法律剖析》虽然篇幅不长,遣词造句较为粗糙,但仍获得了最好的成绩,使蒙森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1843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罗马协会和法人浅析》。他写这篇文章,不是因为义务,而是源于他的学术修养。公元前133年,戴安娜和安亭纳斯的追随者将葬礼行业的规定刻在石头上,这段碑文于1816年被发现,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争论。蒙森在《罗马协会和法人浅析》的附录中详细探讨了这段碑文,基尔大学的教授极力支持蒙森的这篇论文,最终为他赢得了国王奖学金。

借此机会,蒙森来到了那不勒斯和罗马,在当地的美术馆中研究保存的历史文献,他独到的眼光看到了这些文献的范围和重要意义。虽然他开始这项工作时只有26岁,但他早已设计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原本会使他退缩的,但实际证明只是激励着他奋进。受基尔大学的讲师奥托·雅恩的感染,蒙森确定了研究罗马法真正知识的根本途径——必须以立法者铭文作为依据,他的目的除了搜集罗马法铭文,还包括所有通过手稿可以整理出来的拉丁铭文,以及阿尔卑斯往北的古代文章和意大利搜集的古代作品中包含的拉丁铭文,即使资料是在更遥远的地方被发掘,蒙森依然要去寻找。

特奥多尔·蒙森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发觉自己将成为未来的罗马史学家。但他已经有了成为铭文家的意向;1843年,他来到了意大利,其实是为前往大马士革打下基础。

其实蒙森的想法早已出现了很多年,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他们既没有设定一个现实的计划,也没有申请制订计划必需的资金。在德国,学者的想法也不一样。有的学者倾向于绘制基于文献主题的文学逻辑系统,其他学者则倾向于采用编年史的形式研究历史,蒙森谨慎地避开这些观点,不受其影响。

他向奥古斯都·巴克学习,把希腊铭文根据其来源进行分类。这不仅得到由奥托·雅恩的欣赏,也获得博吉西伯爵的赞同。博吉西伯爵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无人可比的,他经常写信给欧洲学者,给他们提供指导。1845年春天,蒙森公开表达了他对博吉西的感激之情,声明将博吉西作为他唯一的老师,并前往伯爵在圣马力诺的住所求教。他才高气傲,没有一丝犹豫,马上开始检查当地所有已经发掘的罗马铭文,并采取他认为正确的分类标准:按照区域和地点位置进行分类。通过这种地域性的分类来制定目录,才可以各归其位,准确地抽取时间和数据。

他并不理睬反对的意见,也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他认为等自己的工作有所成就时,政府自会给他支持,不过他获得了莱比锡出版商韦甘的青睐。韦甘在1852年出版过两本在那不勒斯发掘的拉丁文集。随后,蒙森和韦甘合著了《拉丁铭文集》的第十章。这件事情迅速地向世人宣告了对铭文的归类方式,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像毛利次·浩普特说的那样,希望之光冲破了黑夜的遮盖。

柏林学院紧跟蒙森的脚步,最终选择承担起整理拉丁铭文的义务,并将该工作指派给了蒙森。这样,蒙森接触到了最出色的收集专家。这些收集专家按照蒙森按地区分类的方式,相互协助铭文的收集工作。蒙森以他那套着天鹅绒手套的强有力的手腕领导着他的工作团队。以至于1903年11月1日,在德皇威廉二世写给蒙森遗孀的信中恰如其分地称赞了他的技能。由于政府已经多次见识了蒙森的厉害,可以看出德皇对蒙森的评价之高。

蒙森自己负责阿普利亚、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和东部省份。所有的铭文,无论什么样的来源,只要是尤利乌斯·恺撒之前的年代,他都要参与该项工作。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才对编年体做出妥协。在他的领导和署名下,铭文书集在1863年出版,并成为《拉丁铭文集》的第一册。随后出版的其他卷册都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好评。只有最后的第16册,是在蒙森去世后发行的,其他的15册都是由他监督发行的。所有卷册包含的铭文大约有20多万件,覆盖了全世界。就像蒙森预计的,随着古罗马世界探索的深入,重新补录的出版物甚至会像正编那样厚实。

就算只有《拉丁铭文集》上留下了蒙森的名字,也足以使他流芳百世。但是,尽管这项工作是如此巨大,依然不能耗尽他无限的能量。其实,这项工作好像只不过引起了他的兴趣,随着工作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探索领域,他巨大的作品产出量确实让那个年代的人们感到惊讶。

蒙森非常强调古时期经济的繁荣与衰败对那时制定法律的影响,这使他开始了研究钱币学,并于1860年发行了《罗马钱币史》。

蒙森在那不勒斯博物馆整理保存的铜铭文时,发现了一块特殊的铭文——不是使用拉丁语而是使用奥斯坎语。为了不在整理和翻译中犯错误,他认为必须将拉丁语和古代意大利所用的其他语言进行比较,由此在1950年出版了《意大利南方语言》。

蒙森非常敏锐,他对罗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能顺利解决遇到的难题。他的学生将他的文章整理为8本《文集》,收集了大约200篇杂文,每一篇都非常重要。

在《文集》里,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另外,他还完成了《民法大全》(1866—1870年)。

完成了在大学的工作以后,也许是因为爱国主义,蒙森劝说工件委员会编纂《日耳曼历史》,其涵盖范围最早可追溯到罗马帝国屈服于蛮族入侵时期。这部作品可以把恺撒帝国和日耳曼神圣帝国联系起来,更加强调德国有资格认为自己是罗马的真正传承者。蒙森把较轻松的工作交给他指定的学者,而他自己则负责任务最重的工作。

假如在蒙森年老的时候有人问他,他是否读完了古罗马及其相关的所有著作,他一定会诚实地回答是的。他已经收集整理了一位历史学家需要的所有的区域,他比所有人更有条件写出完整优秀的作品。经过扎实的知识积累,没有理由不进行一个全面的整理。

蒙森留下的两本著作代表了他的博学多才和原创能力,一本是《罗马公法》,所有研究、学习罗马政府机构的地方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受到启发,第二本是《罗马史》,这本书得到了全世界的称赞,并畅销全球。

我认为《罗马公法》的优点数不胜数。蒙森起稿于1876年,与他的《罗马刑法》一起完成。这是他高峰期的作品,他在这些作品里面探讨了所有的法律。现在,也许有很多人不再研读这本作品了,那是由于后人已经将他书中的精华吸收并发展了。对于那些研究古罗马建制的人来说,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这本著作。

我不得不承认,在1853年刚开始发行的《罗马史》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这本书编写的速度很快,那时蒙森还不到36岁,不管能不能避免,这本书的不足之处都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蒙森很少提到它的来源,使得读者非得接受他的观点。

其次,这本书并未写完。第一卷描写意大利的起源——唯一准确的开端,但第三卷仅只写到公元前46年,这一年恺撒赢得和参议院在非洲的战争,小伽图自杀身亡。第四卷原本应是描写帝国的发展衰败的,但蒙森大概并没有写过这些。至于第五卷,是第三卷出版了32年后才发行的(1885年),并且根本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不过是对帝国各区域的描述。其实这反映出了作者的前后一致性。他计划中的前3卷不是罗马的历史,只是意大利走向罗马的历史,与之类似,在第五卷,蒙森将帝国的范围突破拉丁的局限,而扩大到整个全国各地。尽管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这本书仍缺乏内部连贯性——真正的著作所具有的品质。虽然这部巨著足够恢宏,但还是有这些不足之处,就像所有的缺乏安全感的半成品建筑一样。

再次,该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失效了。由于蒙森的《罗马史》前几卷发行之后,考古活动有了很大的进展,很多新数据被发现,使得蒙森被他的继任者一一越过。

但是,《罗马史》尽管有如此多的缺陷,却仍然受到大家的追捧。

蒙森能够对过去很多人和事有新的见解得益于他令人不可思议的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鉴赏力,虽然他的一些比喻确实是有点缺陷的。比如,他把西塞罗说成受雇用的作家,把庞培比喻成一个伍长,把家兔当作唐·吉诃德先生,把马库斯·法乌涅斯当作他的桑丘。不管是习惯讽刺或是时间过于仓促,有时他的结论都跟事实会有很大出入,例如,他认为苏拉和克伦威尔是一类人,都是模仿乔治·华盛顿,是唐·吉诃德先生的翻版。不过这些比喻不过只有很少的50行而已,书中其他那些令人惊讶的比喻,却是多么直观精彩啊!

但是,假如我们觉得《罗马史》只不过勾起了我们的兴趣,那就小看它了。首先这本书完全能满足所有的好奇心,此外,我们还会不由自主跟随蒙森一起沉思。看看他的文字:“因为战争而有所得的人,必将因为战争而失去;但是用犁头耕种的人,则会永垂不朽。”在他写下下面这段文字时,我们会跟他一起思考,一起担忧:他称赞了古地中海各个国家建立的“灿烂文化”,然后说,“他们耗尽了创造的力量”,所以,新的族群“拍打着文明的堤岸,就如海水拍打着沙滩”,导致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直到有一天被新来者替代。他的头脑一次次参透最混乱的谜团。蒙森的《罗马史》,可能在一些方面确实过时了,但是在其他方面仍然是先进的,没有一个学者能离开它。

但凡是钻研古罗马史的学者,必须学习《拉丁铭文集》;但凡是研究法学根基的学者,必须学习《罗马公法》;但凡是把历史当作科学,也当作艺术去研习的人,都会痴迷于蒙森的《罗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