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获奖经过

在1901年,诺贝尔组委会的筛选工作还不够成熟。那时候的瑞典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国家,因而由她的学院来授予这个备受瞩目的奖项似乎有点力不从心。那年的获奖者是苏利·普吕多姆,一个名气不太大的诗人。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服的决定,所幸的是获奖者的国家是法国,法国科学院的威望弥补了获奖者名气不足的缺憾,这样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才得以不受冲击。然而,争论仍然是很激烈的,主要是由于瑞典学院在筛选作家时“有意”撇开两大巨头:左拉和托尔斯泰。尤其是托尔斯泰未获奖所引起的争议要算是当年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对托尔斯泰落选表示不满的信件大批地寄往瑞典学院。对于这些不满意见,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做了如下的答复:这个优秀的候选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由于他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竞选章程,候选人应由合格的个人或团体进行推荐。这是多么没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又无法指出它的错处。这个借口激怒了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他们马上进行了反驳。在这些抗议者中,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教授文学的批评家马上向瑞典学院递交了一封推荐信,还寄去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

法国的抗议也在同步进行着。法国科学院的米歇尔·布雷亚和巴黎大学的利希滕伯格都推荐了托尔斯泰。然后,哈勒维也亲自给瑞典学院写了一封推荐信。哈勒维之前曾经和梅尔哈克一起为奥芬巴赫写过一些轻歌剧的歌词,之后他就一直进行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长时间的辛勤工作,使他成为巴黎文坛的老将。他在188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因此其推荐信是很有意义的。

这样,托尔斯泰就完全具备了候选人的资格,瑞典学院无法再回避。因此,瑞典学院不得不向公众表示其态度,由常任秘书负责此事。根据学 院的规定,常任秘书的任务就是要用充足的说辞来解释学院某项很难被众人接受的决定。时任常任秘书的C.D.威尔逊博士据说非常“高兴”并及时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威尔逊博士善于用客观的理由遮盖主观的反感。他的理由如下:《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当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但不幸的是,他透露出对道德的不相信。此外,他作为一个作家,没有全面理解宗教就公开批评《圣经》。虽然按照他的文学成就是可以获奖的,不过,假如真的让他获奖,那么这个奖项代表的“理想观”势必会滋长他的革命性理论的作风,让它更加的危险,瑞典学院不愿发生这种情况。

这种理由使托尔斯泰非常不满,所以他自己提出放弃竞选诺贝尔文学奖。这样,既然他自己都不想去竞选,那么他的支持者也只得作罢。

那一年除了托尔斯泰,很多优秀的作家都参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左拉由于其人文主义的作品使其忠诚的支持者波西罗再次推荐了他。还有帕里斯、米斯塔尔、乔治·梅瑞狄斯、叶芝、卡尔杜齐、安东尼奥·佛加沙洛、霍普特曼、显克维支、尤哈尼·阿霍都加入了角逐。其中一些人后来多次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有几位最终得偿所愿。

苏利·普吕多姆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主要归功于法国科学院的集体行动,导致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这才是最有效的推荐方法。1902年,瑞典学院仍采取与往年相同的筛选方式,尤其看重采取这种推荐方式的候选人。诺贝尔组委会以推荐信上的签名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甚至都不做实际的调查。瑞典学院选择这种方式的原因是避开因为受流行文学的影响而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无法接受时间考验的作家。

另外在1902年还有一个大新闻,即英国第一次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伦敦作家联合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挑选代表英国的作家,他们采取英国的传统做法完成了这项工作:将所有候选人集中在一份名单上,并寄给联合会的每位成员,以供他们做出选择。此项工作在1月份就已成功完成。埃夫伯里勋爵作为联合会的发言人及时将他们的决定告知了瑞典学院:伦敦作家联合会高票通过由斯宾塞先生作为英国作家的代表参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斯宾塞的48名支持者差不多都是英国文学界的大腕,他们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团队,并共同签署一封极具分量的推荐信。这个团队的成员包括巴里和达博逊,还有一些流行作家,如瑞德·哈葛德、柯南·道尔和阿瑟·平内罗。在文坛和史学界还有埃德蒙·格斯、博雅思、沃尔特·斯基特和爱德华·道登。

虽然斯宾塞的作品技巧精湛,但它透露出来的陈腐气息却让瑞典学院厌恶。永远没有人知道瑞典学院是否会在英国作家联合会的影响下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决定。因为几天之后,与斯宾塞齐名但却更被大家看好的蒙森凭借其驰名世界的《罗马史》帮瑞典学院摆脱了窘境,他的推荐者是德国腓特烈二世和莱布尼茨共同创建的普鲁士科学院,也是很有地位的。

蒙森的著作符合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对参选作品的界定,因为历史学属于文学分支中的人文学科。其实,这本著作自身已经具有出色的艺术造诣。蒙森的笔风非常简洁,擅长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在历史事件的刻画上带有浓重的戏剧感,但他却在《罗马史》的后序中谦虚地称“本书的完成很需要耐心,阅读它也是如此”。

他的著作在全世界流传,并以多种语言版本发行各地。由此可见,他的书绝对不是枯燥无聊的,不像他说的那样“很需要耐心”。在全世界的国家中,蒙森的罗马史被一致推荐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学著作之一。基于此,瑞典学院于1902年为蒙森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为:“当代最伟大的编史大师,这点在他的巨作《罗马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蒙森的颁奖辞迅速登上了德国各地新闻的头版头条。对此,蒙森用自己一贯的大气恢宏的行文风格给瑞典学院写下了致谢信,内容如下:

“当我听到这个有点突然但却慈善的决定时,我觉得我那处于纷繁复杂阶段的生命恍如到达了顶点。除了这些,我无法用其他的言语来表达我内心的欢喜。但是,由于我目前需要集中精力去完成一部法律著作,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现在遇到了困难,所以眼下这个时刻无法亲临贵院。虽然我们在德国的生活非常困苦,但是,这项崇高的荣誉让我觉得自己所受的苦、所承受的生活的艰辛都是值得的。”

蒙森没有出席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12月24日,他在德国的瑞典领事馆领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蒙森对这项崇高荣誉感到欢喜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蒙森一共有16个孩子,生存下来的有12个。5个待嫁闺中的女儿仍然和他一起生活,帮忙做些家务。获得诺贝尔奖后,蒙森可以维持子女往后的生活了。卸下了这个重任,蒙森便于第二年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