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法国工人大罢工
自从2010年3月由法国冶金工业联盟（UIMM）雇主联合会起草的一份退休制度改革草案公布以来，法国的社会生活就被一连串罢工运动所打乱。这次大规模运动是由来自各个领域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共同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并在2010年9月末和10月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走上街头的罢工人数估计在300万以上。
事件回顾
时间：当地时间2010年10月12日
事件：2010年9月份以来，法国工会举行了4次全国罢工，欲废除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
改革法案：通过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逐渐延长至62岁并提高缴费比例，减轻政府在退休金支付方面的财政压力。
影响：罢工导致法国交通网瘫痪、学校停课、炼油厂停工，燃油供应面临短缺，埃菲尔铁塔闭门谢客。
一、养老成为世界性难题
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当人们进入老年，退出劳动领域，其养老需求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得到保障：（1）个人工作期间的积蓄；（2）家庭其他成员的赡养；（3）依靠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保障方式逐渐趋于衰落，由政府支持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当前世界上大约有40%的工人、30%以上的老年人是由正规的社会保障方式提供养老保障的。在许多发达国家，养老金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10%。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已越来越成为工作与休息、劳动收入与再分配、利己主义与共同责任以及货币学与社会权利之间的联系中心。
由于收入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越来越长，而家庭中孩子人数的减少，使得许多国家的老年人口赡养率不断提高。1990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近5亿，约占总人口的9%，而这一数据到2030年预计将增加2倍，达到14亿，约占总人口的16%，且新增老年人口将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半数以上在亚洲，29%在中国。
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使制度性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面临日益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压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1）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增加；（2）人们的实际工作年限减少，养老金计划的缴费年数减少；（3）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在职人员的人口比例减少，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缴费基金减少。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口老龄化呈加速趋势，这引发社会保障支出的危机，被称为“未来的定时炸弹”，日趋庞大的养老金支出对各国的财政状况影响很大，造成各国（尤其是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扩大。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结果，也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做出的回应。
以欧盟为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了应对高福利的支出对财政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各国制定了不少改革措施。
（一）提高退休年龄并缩小男女退休年龄的差距
多年来，欧盟的许多国家存在提前退休的现象，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整个80年代，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政府对此或鼓励或默许。而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迅猛及提前退休计划的实施成本上升，欧盟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纷纷改变策略，倾向于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金的支出压力和就业压力。
另外，为了降低老年工作者从劳动市场上的退出量，很多成员国还实施了另一套措施，即鼓励并安排接近退休年龄的人从事所谓的“非全时工”。
（二）采取各种形式减少养老金的发放量
减少养老金的发放量，涉及大多数公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地公开削减容易引发众怒。如1995年11月15日，法国右翼朱佩政府向法国国会提交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方案，将特别养老金制度中支付全额养老金的参加年限从37．5年提高到40年，结果引起声势浩大的以公共交通部门为中心的全国性罢工。此后，各国都采用隐蔽的间接手段来达到目的。
1．改变养老金的给付基础
这是当前用以削减支付规模的一种普遍趋势。如奥地利从1996年开始将缴费期从35年提高到37．5年，而且养老金支付的计算办法也作了不利于提前退休者的修改。
2．变相转移负担
在意大利和瑞典，为了抑制未来养老金支出的膨胀，政府已采取新动作使养老金的支付更多地与个人贡献而不是与过去的收入挂钩。瑞典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指导思想是：养老金是公民“工资的延续”，而不是任何人到一定阶段就可以领取的公民工资。
3．其他措施
有的国家则更多地考虑在支付的基本养老金和补充津贴方面，在领取者得到的附加收入上增加限制条件。比如，丹麦做出养老金及最低收入保证纳税的规定，芬兰则直接将公共部门雇员的最高养老金由退休前工资的65%降低至60%。
（三）调整养老金的融资方式和结构
当前，欧盟部分成员正在试图减轻雇主的资金负担，以便在存在较高失业率和面临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的情况下，抑制高额的劳动成本，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北欧国家，养老金支出一直依靠一般税收来融资，保费贡献处于较次要地位，而目前他们正在考虑提高保费贡献的作用。
（四）补充养老金代表未来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
欧盟有关专家认为，基本养老金发展变化的余地已经不大，而且往往入不敷出，难以满足未来养老保障的需要。而补充养老金（即主要由企业和雇员摊款建立的储蓄养老金和私营基金会养老金）的发展前景广阔。随着补充养老金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为补充养老基金的有效经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也就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一项任务，几乎所有的成员国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定。
二、中国养老的严峻现实
“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一句心酸的歌词道出对养老问题的担忧。有人说：“21世纪是老年人的世纪”，中国尤其如此。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04亿，到21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届时，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专家预测，中国人口红利期将在2033年关闭。之后，社会总抚养比迅速上升，在21世纪后50年，达到80%以上，即每10个劳动年龄人口至少抚养8个老年人。
而现在，距离这个窗口期，只有21年。
老年人口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庞大老年群体所引发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截至2010年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达到2132万，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和“十五”时期相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高龄化趋势显著，农村老龄问题加剧，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养老保障问题突出，社区照料服务需求迅速增加，老龄问题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
我国20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64亿，占总人口数的12．57%；2005年为1．74亿，占总人口数的13．38%。虽然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的最低线。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排斥了8亿农村人口，基本排斥了1亿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二）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
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产生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年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预计到2050年将上升至33%。在人口频繁流动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面对“银发浪潮”的冲击，“未富先老”的中国显然准备不够——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匮乏。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老龄化挑战，如何抓紧时间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
（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
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我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中国老年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赡养负担加重。
35年前，中国有赡养老年人能力的成人与老年人的比率是6∶1，但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再过35年，这一比例将锐降为1∶2，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较优的养老金制度对于赡养老年人来说无疑至关重要。然而，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一大负担。在我国，光凭征缴养老保险费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养老保险支出，财政每年都必须向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补贴，并且还在逐年增长。这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世界性难题。
（四）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
老年人是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2000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01年为1815万人；2004年增加到3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862亿元，比2003年上涨31．6%。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由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浙江省养老现状分析
2011年3月1日，《都市快报》A07版报道了一件让人痛心的事——老夫妻双双在家自缢身亡。有数百网友通过新浪微博转发这篇报道，并留言评论。
2月26日，杭州中山北路×××号，一对老年夫妻双双在家悬梁自尽。他们都是杭州一家设计院的退休高级工程师。
老夫妻唯一的女儿嫁在德国。26日傍晚，女儿接到父母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觉得活着没多大意义了，房门钥匙就放在门底下，让女儿联系邻居到家里看看。女儿马上联系邻居，邻居开门一看，两个老人分别在两个房间的门框上悬梁了。
老先生77岁，姓毛，籍贯上海，某设计院翻译，懂五种外语，老同事都叫他毛工；老太太75岁，姓吴，籍贯宁波，老同事都叫她宝弟……
【案例评述】子女远行，老人独居，这是趋势，老的、小的该做些什么？
悲痛的心情总会平复，但是我们的思考应该继续……
根据《浙江省2009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分析》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762．39万人，占总人口的16．18%，比上年同期增加33．01万人，增长4．53%。嘉兴市、湖州市和舟山市老龄化系数继续保持在全省前3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9．16%、18．31%和18．05%。老龄化程度最低的为温州市，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85%。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518．44万人，占总人口的11%，比上年同期增加16．17万人，增长3．22%。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为115．95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21%，比上年同期增加5．89万人，增长5．35%。全省共有百岁老人1048人，比上年同期增加52人，增长5．22%。
近年来我省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人数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近两年，均以每年4．5%左右的速度增长，并呈现以下特点。
1．浙江省老龄化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省老龄化程度仅次于上海，列全国第二。事实上，浙江老龄化水平不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亚洲和世界的平均水平。
2．浙江省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
浙江大部分老年人口分布在农村。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例，全省566．9万60岁以上人口，其中农村占60．3%，城市和镇所占比例分别为23．4%和16．3%。浙江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在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5%，而城市和镇这个比例分别为10．1%和10．0%。
3．老龄人口在区域之间分布不平衡
浙江老龄化程度排在前三位的是嘉兴、湖州和舟山，排在最后三位的是丽水、台州和温州，浙江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分布为北高南低。
截至2009年底，全省已有83个市（县、区）由政府或有关部门发文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共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组织2173个，经培训持证上岗的居家养老专职护理人员2838人，由政府补贴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3．49万人。省老龄办对2009年完善生活照料网络建设成效明显的184个社区给予每个社区2万元的专项经费补助，2008年和2009年两年间已累计补助355个社区，补助专项资金710万元。至2009年，全省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各类老年公寓有252所，建筑面积122．15万平方米，床位总数35026张，入住老年人26417人；托老所331个，建筑面积31．72万平方米，床位总数16262张，入住老年人10301人；老年医院16所，床位总数1645张；临终关怀医院3所，床位总数255张。
尽管当前浙江省对养老事业非常重视，设置大量养老机构，逐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保障水平逐年提高。但是，由于当前政府的养老着眼点还主要是在保障层面而不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产业层面，所以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重在“老有所养”而不是“老有所享”。以杭州市为例，2009年全市每百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机构床位数仅1．94张，而全省平均水平为2．4张，国际平均水平为3张。杭州市福利中心有850张床位，2006年就已住满，有1400人排队等待入住；杭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有床位450张，2008年住满，排队等待入住的有300人。杭州要净增机构床位17000张左右，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需求。[1]因此，财政部门需要加大投入，同时引入市场机制，积极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多渠道兴办养老机构发展相应的服务业。
[1]参见《日本鼓励多代同居 美国有倒按揭养老》，《都市快报》2010年5 月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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