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隐，高蹈人格

茶与东方隐士。

茶被视为一种高洁、清廉的方外之物，经过日本人改造后的茶道伴随着禅宗在西方的传播，形成独特的东方隐逸文化。从19世纪90年代至今，一百年来，寻找东方隐士和模拟隐士成为西方文化的显学。但耐人寻味的却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也是东方自我批评隐逸思想危害中国的时刻。

明代，陈继儒在《茶董小叙》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茶类隐，酒类侠。

陈继儒为夏茂卿的《酒颠》与《茶董》作的序言，其中对茶、酒的评说历来被人广泛转载，其中这句“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类侠，茶类隐，酒固道广，茶亦德素”说得多么有意思。左手酒一壶，右手茶一杯，酒神与茶神轮守，沉醉与清醒，是世道如此，还是人非要如此？

世人饮茶，虽有性情爱好之别，但更多时候，茶事牵扯着荣辱与寄托。

所谓“独饮得茶神，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也是从唐宋的喝茶定制原则而来，并无太多新意。

“觞政不纲，曲爵分愬，诋呵监史，倒置章程，击斗覆觚，几于腐胁，何如隐囊纱帽，翛然林涧之间，摘露芽，煮云腴，一洗百年尘土胃耶。”茶事不新鲜，酒事的弊端自古皆然。喝酒无礼仪，许多人一喝就坏事，几杯黄汤下去，受点小委屈就开始抱怨、满嘴胡说八道，诋毁上司，翻椅掀桌，可谓丑态尽出，置官态不顾。倒不如自由自在出入于山林间，采茶品茗，“一洗百年尘土胃”一句将酒的坏话说尽，弃酒饮茶，算是正道。

但一个热爱喝茶的隐士，怎么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呢？

《明史》里说陈继儒“幼颖异，能文章，同郡徐阶特器重之。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太仓王锡爵招与子衡读书支硎山，王世贞亦雅重继儒，三吴名士争欲得为师友”。

陈继儒在两次科考败北后，没有像文徵明那么执着地考到老，而是宣称：“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所虑雄心壮志，或有未堕之时，故于广众大庭，预绝进取之路。”

他烧了秀才衣服，退隐小昆山。设馆课士，广交朋友，达官贵人、穷困儒生来者不拒。他成为清谈领袖、社会名流后，也没有像文徵明那样接受举荐，进入仕途。恰恰相反，他辞去了一切，终日在山中做“无根清谈”。

问题也出在隐士们的喝茶清谈上。蒋士铨给予了陈继儒“隐奸”的称号，诗文说：“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如果这只是对他处世的一种偏见，那么顾炎武的指责就太令人难安了。他说明代之所以灭亡，一个是因为李贽对中国传统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再一个就是以陈继儒为代表的这些山人做足了隐士姿态，清谈误国，最终导致汉人进取精神的衰落。

不要小看了顾炎武的判断，哪怕是离我们很近的1915年，陈独秀还在其著名的《敬告青年》上告诫当时的中国青年，退隐是一种误国行为，在“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一节里，他说的有些危言耸听。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当然，介入这场民族性争论的还有著名的鲁迅，陈继儒完全成为了笑柄。隐逸遭遇的危机，远非陈独秀、鲁迅等人所言那般。

隐逸思想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还是19世纪末的事情，当时进入中国的一些西方人，拜访中国隐士成为必需的行程。1871年，约翰·汤姆森在其长江游记中，讲述了他拜访一位中国隐士——这人已经面对荒草和洞穴思考了很多年。后来的美国人比尔·波特更是把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初探访中国隐士的故事写成《空谷幽兰》，在这本书里，他列出一些怎么在中国寻找隐士的线索，有山有水有茶的地方，一定会有隐士。

从逻辑上说茶带来隐逸是荒诞的，但茶折射出来的隐逸人格却值得关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还是不忘揶揄陈继儒几句：“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

越过先人的杀伐之气，我们再次回到茶的现场。

我们以茶作为一个线索，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历程。就像“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德追溯禅宗到唐代诗人寒山那里一样，我们也以陆羽等人为中心，上下追溯一番。

隐与仕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在这里，我们无意展开论说。只想就对陆羽造成影响的几个人，比如伊尹、扬雄、张衡等展开叙述，尽可能简要地说清楚问题。

生活在夏朝末年的伊尹，亲眼目睹了政治腐败带来的民不聊生，怀有一身绝技的伊尹只能隐居山林。直到他70岁时商汤崛起——他感知到这股力量会带来清明的政治，于是发生了前文所述伊尹变身为奴的一系列故事。伊尹通过自辱其身而达到所求，绝非我们今天的励志故事中所讲的那么简单粗暴。

对伊尹的故事的另一种版本是，他一直在深山隐居不出，商汤闻其高才及贤德大义，于是派人前去请他出山，但屡次遭到拒绝，直到第五次，伊尹才肯出山。其后的事迹大致相同。

在隐士的追述中，伊尹也许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隐居策略引发了后世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隐居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一种策略而已，《周易》上的解释是“天地闭，贤人隐”；另一方面，有些人是真的隐士，他们之所以被人记录，不是他们本身的意愿，汉代著名的商山四皓，一直拒绝出仕。只有在班固讲述的故事里，他们才出山确认了一位新皇帝的合法性。赞同完全退隐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庄子，他的“无为”理论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陆羽是否真的愿意做一位真正的隐士，现在早有了答案。他拒绝了授衔，独自到山中，像战国农家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只不过是多经营了一样植物——茶。要做到这点，陆羽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子——这些在许多想做隐士的人那里，几乎成为一种“累赘”。

隐士有着丰富多样的选择，陆羽的选择可以归纳为无条件隐逸；但另一些人，做不到陆羽这样，他们只能作有条件隐逸。开创了朝中隐士先河的东方朔在宫中撒尿，箕子用漆涂身，接舆披头散发装疯卖傻，他们的累赘太多。

隐逸的完善理论，在扬雄晦涩的《法言》里，几乎随处可见。

有人问扬雄：“君子只要保持自己的道德修养就够了？何必还要再结交朋友？”

扬雄回答说：“天地以自然之道相交，才能生育万物；人们以礼仪相交，才能获得成功。”

伏羲画八卦，于是找到天地的秩序，不然，礼仪多样，连圣人亦无从选择。选择一种秩序，然后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

有选择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孔子才能周游诸国去传达教义，在鲁国没有人理会你，你可以去齐国，再去楚国……问题是，秦一统天下后，路径被堵死，就再也没有机会选择，人只能隐退——

入江出海，择林穴居……

不这样，还有别的办法么？

有人再问扬雄：“如何才能保持贞、正、义、利而通达？”

扬雄回答说：“时机不可出时便潜藏退隐，这就获得潜之正；时机适合时便腾飞，这就能获得义之和。无论潜隐还是腾飞都由自己决定，与时势机遇相符合，这就是通达顺利。”他进一步说：“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孔子也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扬雄的隐士观总结下来就是：懂得看时势，为人不能太死板。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怀抱社会责任，之后不管你身在哪里——隐居在山还是为官在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高尚的理想，勇于去承担。这也是孟子激赞孔子的地方，“时圣”者，看得清时局，与时俱进。

要是承担不了呢？扬雄接着说：“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天命如此，与我有什么关系？

扬雄的观念直接影响天文学家张衡，后者不仅为他的《太玄经》作了详细注解，还画了一些必要的图说。张衡做了官，时不时充当皇帝的顾问，提提反对意见，但心中还是有一套为人处世原则。“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意思就是先哲扬雄的教诲，虽理论高深，但我仍不敢违背；不选择仁者居住的地方怎能住下？不追寻义士的足迹如何能前进？

自幼熟读张衡著作的陆羽，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尽管在《茶经》里，留给扬雄的只有一句话，也尽管，陆羽选择的隐逸方式与他们都不一样，但扬雄该说的都说完了，方式多样。这也可以理解，为何陆羽尽管做了隐士，依旧会关注天下大事。

另一位深受扬雄影响的思想家王充说：“士愿与宪共庐，不慕与赐同衡；乐与夷俱旅，不贪与蹠比迹。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细，於彼为荣，於我为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就是隐士能不能靠文章来获

得名声？陆羽写了一本茶书，这个完全退隐的人在世时就获得了“茶神”的称号，难道这不是一种沽名钓誉？

陆羽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回答，但扬雄有。扬雄批评了孔子、东方朔、伯夷、柳下惠，乃至许由等一干隐士对名声的看法后，转而推崇他的老师严君平（庄遵）和李弘。

严君平一辈子隐居于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据说他每天收够一百个铜钱保证生活费，就收摊回家闭门读书，也教授《老子》。严君平说卜筮固然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但可以惠及大众，当遇到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时，便可以言明厉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当然，严君平的成就不只是这些，他的《老子指归》被认为是禅宗兴起的源头，而围绕这本书的争议至今还未平息。

既然卜筮可以传道，文字可以传道，那么茶也可以。

陆羽教导每个人：“用绢素写茶经，陈诸座隅，目击而存。”

茶道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