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人，人生如茶

宋茶三不点。

茶德，最初指的是茶的功能，比如茶能解毒，能使人兴奋。宋之后，茶多了与人品德相关的指向。

追溯茶德的起源完全没有必要，就像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常会听到类似“人生如茶”的感叹，这些句子本身与“人生如酒、如棋……”没有任何区别，都属于废话行列。只有在宋代那个具体而特定的环境里，我们才能找到“人生如茶”的实际意义。

宋代被称为古往今来读书人最好过的时代，后人统计说，宋朝没有杀过一个文人。崇文轻武造就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化盛世，也为茶叶带来了全面的繁荣。

宋代斗茶，总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可千万不要以为，那场面会有多壮观，其实有资格参与斗茶的人，每次不过数人而已。

在北宋，茶还是一种奢侈品，也不是日常的主要饮品，但无疑茶已经在各种民俗礼节中扎根。《水浒》里面的好汉解渴的时候只喝酒不喝茶，并不是都喜欢酒，而是茶太贵了。讨口茶喝不容易。宋人何梦桂在《状元坊施茶疏》写道：“暑中三伏热岂堪，驿路往来，渴时一盏茶，胜似恒河沙布施，况有竟陵老僧解事，更从鸠坑道地分香，不妨运水搬柴，便好煽炉熁盏，大家门发欢喜意，便是结千人万人缘。小比丘无遮碍心，任他吃七碗五碗去。”

如果到处有茶铺，想必就不用那么费力了吧。即便是喝得起茶的人，想去参与斗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涉及茶在北宋的地位。在《归田录》中欧阳修说：“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建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现在看来，宋代茶的发展与书写，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朝茶的美学话语，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实践。

欧阳修说：“吾年向晚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在他眼里，“茶为物之至精”。同时，欧阳修也非常有鉴赏力，他的好友梅尧臣对他的评价很高，“欧阳翰林最识别，品第高下无欹斜”。

欧阳修在《尝新茶呈圣俞》中为品茶做了宋代的美学定制：“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品茶需“五美”俱全，才能达到“真物有真赏”的境界，所谓“五美”即茶新、水甘、器洁、天朗和客嘉，可以具体分为三部分：自然条件（天朗、水甘），物质条件（茶新、器洁）和品茗者（客嘉）。假如这三者中有一样达不到要求，喝茶就不是那么美妙了。

茶要新，这是士大夫乃至朝廷的共识。就像他在《尝新茶呈圣俞》中说的：“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人情好先务取胜，自物贵旱相矜套，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痴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

茶贵新，皇帝要喝的建安龙凤团茶，因为要新，所以要快，二月的茶，三月就要喝到。《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其一》说：“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

欧阳修对自然环境以及名胜古迹的鉴赏，留下了大量今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诸如《醉翁亭记》《偃虹堤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等等，这是对先贤的追忆，欧阳修要与他们站在一起。

水的方面，欧阳修作《大明水记》，对陆羽《茶经》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则发出了质疑。江水在山水之上，井水在江水之上均与《茶经》相反。陆羽一人却有如此矛盾的两种说法，其真实性待考，或为张又新自己附会之言，而陆羽分辨南零之水与江岸之水的故事更是虚妄。水味仅有美恶之分，将天下之水列分等级实属妄说，是以所言前后不合。陆羽论水，嫌恶停滞之水，喜有源之水，因此井水取常汲的；江水虽然流动但有支流加入，众水杂聚故次于山水，其说较近于物理。

水贵活，千里之外采来的水，已成死水，何来甘冽？欧阳修对泉水的态度也暗示出自己的理想之水。

像欧阳修这般的权势人物，身边梅尧臣、范仲淹、苏东坡一类的才子云集，喝茶自然不用考虑没有人来，当然，最怕的就是来多了。按照陆羽的说法，茶至多只能分五碗，要是多出两个人，开始的时候只能在一边看着别人喝，等到下一泡才能品尝。所以在欧阳修的茶事里，与他喝茶的人总共也不过就那四五人。

而宋代品茶的“三不点”法则，则是从相反的角度为饮茶制定的规范。点，就是点茶或斗茶，要是自然条件不好，或者茶具不洁，抑或是在座有粗鲁之人，那茶就喝不成了。很显然，欧阳修是把唐朝茶的美学话语作了更为细微的规制，甚至是给出了品茶书写的范畴。

苏东坡就有诗来进一步强化这一美学观点：“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

苏轼喝茶的地方是扬州西塔寺，善品茗的和尚选的地方都是好山好水。有好茶，又赶上风和日丽的艳阳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茶具洁净，来的都是与自己趣味相投之人，诗文这才写得有感觉。要是对照他的“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就更加会突出这样的心态，茶在文人的笔下，已经是判定雅俗的分界点。

这样的观点，到宋徽宗写出《大观茶论》时，已经变成了“喝茶便雅”，连皇帝都号召有钱人多喝点茶脱脱俗气。“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很可惜的是，这个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后丢掉了江山，否则，一个真正的茶叶盛世必然在宋代产生。

与唐代不一样，宋代因为皇家的积极提倡，喝茶多了许多政治因素，也取得很大的发展。不仅有皇家专供的北苑茶园，还在宫廷中设有专门的茶事机关，对宫廷用茶评出等级，也为茶定制了专门的礼制，就连皇帝的赐茶，也成为了皇家对臣子、外族的一种重要沟通媒介。茶媒到了民间，则体现在重大事件上，比如乔迁、待客、订婚、结婚、送葬、祭祀等等，都能看得到茶媒的隆重。

究其原因，还是茶的产量不高，物以稀为贵，再加上风尚如此，以至发展成得茶者多有感激涕零的表现。在这点上，欧阳修做了很好的表率。

欧阳修为蔡襄的《茶录》作的后序中写道：“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序所谓上品龙茶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供焉。仁宗尤所珍异，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至嘉佑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获一赐，而丹成龙驾，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涕血交零而已。”那时的小龙团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好茶不可得。所以贵重非常，以致手持心爱不欲碾，反复传玩到饼面上已被抚摸得显出了凹陷，仍不舍得烹试。在茶贵新的年代里，一个小小的龙团被如此重视，算得上茶史上的奇观。

茶媒在君臣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在欧阳修《和原父扬州六题──明会堂二首》里，也有所体现。“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忆昔尝修守臣职，先春自探两旗开。谁知白首来辞禁，得与金銮赐一杯。”说的是茶，也是向皇帝表忠心。

茶品如人品，经过欧阳修之手，而成为中国茶人嘴边最爱念叨的句子。明代画家徐渭《煎茶七类》说得就更为明了：“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喝茶，是茶挑人，不是高洁之士，你就不要坐下来与我一起喝茶。

欧阳修留有《双井茶》一诗，说的也是人与茶的关系。“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茶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廿斤茶养一两芽。长安富贵王侯家，一啜犹须三日夸。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以茶喻人，佳茗之不可得，好比君子之质。而茶事与人事，已然是难解难分了。

在茶事上，欧阳修还主张政府少收税，降低茶价，让更多的国人喝得起茶，甚至还很早就提出茶对于国防的重要性。这样的观念太超前，要到几百年后，鸦片战争因茶而战，国人才能明白茶叶对这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吧？

朱熹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齐叔。”他批评张南轩（理学东南三贤之一，其他两位是吕东莱和朱熹）在《南轩集》里的两句话“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朱熹觉得，照张南轩的说法，“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这体现出朱熹的中庸之道，哪方面都不得罪。建茶是腊茶，江茶是草茶，欧阳修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江浙。”这两种茶不过是因为加工工艺而呈现出不同品质和口感而已，但斗茶就是斗人，也许这样才旗帜鲜明，比如“岕茶为名士，武夷（茶）为高士，六安（茶）为野士”（清蒋伯超《南溽楛语•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