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组令人深思的数字

1.英年早逝，教训深刻　1999年1月15日《家庭保健报》刊载题为《一幕幕“英年早逝”的悲剧在呼唤——生命，需要第二次养育》的文章，列举了一些英年早逝的例子，读后使人心碎，更发人深思。其中数学家张广厚50岁、数学家罗健夫47岁、光学家蒋筑英43岁、气象学家雷雨顺48岁、煤炭专家栾茀52岁、数学家洪崇威44岁……而世界宗教学专家张越和物理学家陈杨去世时，分别只有33岁和37岁。音乐家施光南在55岁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音乐事业，人们熟悉的小说家路遥在42岁的大好年华就离开了人间。

其实，英年早逝并非自今日始，古代也有不少例子。《三国演义》中那位哀叹“既生瑜，何生亮”的周瑜，就是在过度的嫉妒情绪刺激下，在风华正茂的34岁就撒手人寰。贾谊被任命为太傅后，因自责未尽职悲痛而死，终年只有33岁。被世人视为智慧的象征的诸葛亮，忠心辅佐刘备多年，终日劳累，死时也只有54岁。

英年早逝的现象，并不是哪个国家的“特产”，日本10多年前提出的“过劳死”，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只不过提法不同而已。专家认为：过劳死与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信息量急剧增加、工作负荷量不断加大、生活节奏加快和心理负担过重等因素有关。不过，由于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过劳死的问题已不像当年那么严重了。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曾指出：“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尽管英国的科学家有这样的认识，而该国当前的现实是职工“过劳死”的现象仍很严重，为此，工会组织正准备与雇主打官司。WHO曾经指出：“工作紧张是许多在职人员健康的危险因素。”可见，因长期过度紧张和劳累而导致猝死，并非个别的社会现象，应予以高度重视。其实，过度疲劳和紧张可引起疾病，古人早有认识。例如，《黄帝内经》中指出：“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作伤。”古人主张：诸凡劳作，皆应以体力能够承受为度，不使过度；过极，就会损伤人体而诱发疾病，甚至致死。美国著名的排球运动员海曼以及短跑名将乔依娜之死，与此不无关系。

2.身体素质差，患病率高　从群体来看，中国科学院工会于1997年8月开始，对该系统全国在职职工1991年1月至1996年底的死亡状况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远低于1990年北京市人均期望寿命的73岁。1999年9月10日的《家庭保健报》报道，哈尔滨医科大学一位教授对近7年内的大、中、小学教师和科研人员17万人的调查研究表明：20岁以后各年龄段教师的预期寿命均低于相应年龄段居民对照组。调查者认为，影响脑力劳动者预期寿命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长期处于疲惫状态，容易形成焦虑、抑郁和烦躁等疾病。诸如此类的报道并不须刻意收集，而是不时见诸报端。例如，1993年中国科学院对100名在职的研究人员(包括学部委员)进行体格检查时发现，身体健康者只有18人；同年，对全院职工的体格检查结果表明，一些疾病的患病率很高：高脂血症占16.6%，心血管病、脂肪肝和高血压分别占16.2%、13.3%和8.8%。据报道，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曾对616人进行体格检查，发现其中513人有异常，占83.3%。当然，这种状况并不限于科技人员。某地对500名任期4年以上的企业经理的体格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平均年龄只有45岁的企业经营者，6种疾病的患病率竟高得惊人：高血脂、胃病、脂肪肝、冠心病、胆囊病和高血压分别占47.9%、41.2%、26.5%、18.7%、15.3%和15%。

《中国妇女报》2000年1月12日报道，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在1995-1998年对北京地区的843名25岁以上的女性(45～59岁者占30%)进行的调查显示，她们近些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而腹部肥胖是上述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35～44岁的女性贫血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城市女性贫血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白内障和骨质疏松的患病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成为这一年龄段女性的大敌。

《北京晚报》援引2000年第6期《新闻记者》杂志披露的资料表明，人称“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已死亡的在职职工的平均年龄只有45.7岁，其中死于癌症者的比例竟高达72.7%；因病住院的平均年龄为44.2岁；以心脑血管病和癌症的患病率最高。最近的一次健康检查发现，一半以上的新闻工作者处于患病和亚健康状态。

3.一些疾病的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　这也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倾向。兹分别以我国死亡原因中居前三位的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心脏病为例说明之。

以前属于老年病范畴的脑血管意外，近年来日趋年轻化。据《中国青年报》2000年4月3日报道，40岁以下因脑卒中(中风)而致死者比5年前增加了6倍以上。北京宣武医院对1972-1996年间住院治疗的3901例脑出血患者的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50岁或50岁以下发病的人数，1992-1996年间比20世纪70年代同期增长了2.6倍；40岁或40岁以下的患者增加了6.3倍；据分析，发生这种现象，与吸烟、饮酒、精神紧张和不良生活方式有关。

据《工人日报》2000年4月16日报道，1999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大城市有126万人死于恶性肿瘤，其中40～50岁者占了1/4。我国肿瘤高发年龄段，已由过去的五、六十岁提前到目前的40岁，而城市中胃癌、食管癌等的高发年龄则提前到了35岁。肿瘤发病年轻化的原因主要是生活节奏加快、环境污染、饮食不合理和缺乏锻炼。

据《北京晨报》1999年11月12日报道，北京女性的妇科肿瘤发病明显年轻化，乳腺癌的发病年龄已提前到了35岁；一度几乎消失的子宫颈癌不仅有抬头趋势，且发病年龄由原来的50多岁提前到目前的30多岁；而出现这种情况，与不重视体格检查有关。《健康文摘报》对此所加的副标题是“舍不得几十元体检，舍得百余元‘搽脸’”，对于一些人保健意识之差发出警告。

临床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在因突发心肌梗死而死亡的冠心病患者中，40岁以下的患者只占3%，目前已达到了13%，而且多数为经理、厂长等企业的“当家人”。这无疑与他们的心理负担过重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过度、“三高”食物过多和体力活动过少等)有关。

实际上，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的并不限于上述三种疾病。例如，《今晚报》报道，20年前，颈椎增生、腰椎增生和椎间盘突出多见于50岁以后，椎管狭窄则多在60岁以后发病；而目前增生病已常见于30多岁的人，中年人患椎管狭窄者已不算罕见，特别是50岁左右的女性。

4.心理和精神状况堪忧　以上只是身体方面的情况。实际上，中年人的精神和心理状况也令人忧虑。据《医学心理学》杂志披露，在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中，36～50岁的人占了80%以上。199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报道，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8岁左右的深圳市，其360万人中，有5.6万人患有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此前，《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有精神病患者60多万人，若以中年人占50%计算，也有30万以上。而天津市《今晚报》则报道，该市心理卫生中心指出：在心理疾病门诊中，90%是中年人。这些还不包括由于心理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机体生理变化和疾病，以后将要介绍的心身病。即使这样，仅从以上介绍的一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出，中年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或精神上都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由于心理因素而致病甚至致死的例子，古往今来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还有一个更令人瞠目的例子：奥地利的物理学家波尔茨曼，因为与一名否认原子存在的人激烈争论，被弄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最后在一家饭店里自缢而死。这种捍卫科学真理的精神值得钦佩，但是因此而以身殉“辩”，只能说是死得轻如鸿毛了。显然，问题出在此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中年人的心理和精神疾患何以高于其他人群呢？这是因为中年人已经进入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是力求实现高级需要的重要生命阶段，高级需要是他们的“主导需要”。他们在社交、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和追求，并为此而付出不懈的努力。但是，中年人面临着家庭负担过重、工作任务紧迫和社会活动频繁等诸多问题；在实现主导需要的道路上会受到个人能力、工作条件、资历、岗位名额等的限制，也会遭遇诸如人际关系之类问题的困扰，前进的道路上并不平坦，可能使自我实现的努力受阻乃至失败。由此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甚至诱发疾病，并非罕见。概括地说，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事业上的完美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经过从少年-青年-中年前期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后，绝大多数中年人在事业上都有明确甚至高标准的目标，这是这一人群主导需求中的主要需求。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所从事事业的佼佼者，很多人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一名言的信奉者，他们都在为实现这一愿望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其中的一些人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目标。应该说，他们是幸运的。但是，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各种原因，并不是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以职称为例，各单位的各级职称都有一定的比例，职称越高，人数越少，竞争也越激烈，能得到晋升者毕竟是少数，客观上就是一种压力。又如，最近有的大学实行津贴制，一级教授可以在原有的工资外每年再加5万元津贴，但是并非人人有份，这就是主观要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需要人们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又例如，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有所成，但是受到个人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机遇的不同，以及自己对该项工作策划的周密与否等的影响，遭受挫折乃至完全失败是难免的，这里也有一个正确对待的问题。是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还是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也是一个人心理素质的反映。

(2)工作热情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矛盾：任何人都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中年人尤其如此。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人至中年，身体状况已是今非昔比，绝大多数系统的功能都逐渐在衰退中，体力和精力已不再能适应高度紧张和持续工作的需要，如果再有某些疾病困扰，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倘若这种状况得不到及时改善，又会反过来增加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就可能诱发心身疾病。

(3)社会责任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大问题。它涉及诸如体制、政策、人事、经济和法律等非个人努力能解决的人文环境方面的因素，使你的抱负难以如愿以偿，甚至因此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这类事在现代历史上并非罕见。以最近发生在浙江杭州市的一件举报案为例：某公民发现正在修筑的钱塘江标准堤岸工程质量有问题，出于社会责任感，就向有关部门举报，可有关部门就是推三阻四，没人过问，最后还是通过关系将要举报的情况向一位省领导反映，内幕才得以曝光。工程质量问题受到了重视，而举报人却遭到了非难。对此，《光明日报》于1999年12月9日发表署名文章，呼吁公民监督需要权力。

前几年，深圳有一家公司，采取假注资、偷税等方式进行金融诈骗，数额达20亿元。有位叫杨剑昌的同志，在掌握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挺身而出，要为国家和受骗者挽回损失。不料骗子背后有靠山，在当地工商局、地税局移送材料后，在中办、国办、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纷纷批转后，在市纪委书记明确指示后，有关部门就是不立案。不仅如此，骗子倒把他告上法庭，明明有理，却当了被告，杨为此吃尽了苦头，刚40岁的人，被弄得满头白发，疾病缠身。几经反复，最后官司是赢了，但是骗子却携20亿元巨款外逃(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曾以“被告杨剑昌”作了报道和评论，《中国青年报》2000年6月25日也刊登了署名文章)。这也是一种现实，虽然并非主流。同样，见义勇为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也是一种社会责任；但是，由此而引发的被诬告或导致伤残乃至死亡事件，也屡见于报端。因此，无论是公民监督还是见义勇为，都在呼唤相应的法律保障。诸如此类的事，一方面要尽公民的义务，奋起举报和抗争；另一方面，应以平常心对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将会给心理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心身疾病发生的因素之一。

(4)信息量增多和技术发展与个人能力之间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量大增。就个体而言，即使拥有像计算机这样的先进设备和国际互联网这种快捷的通讯方式，也难以将其完全处理和容纳，因为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方面是新的信息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个人能力的限制，矛盾就产生了。1999年12月22日的《北京晚报》以“电脑时代的新病种袭来——我国发现网络性心理障碍患者”为题，报道成都市一中年男子自1994年起，由喜爱操作电脑而成为“网虫”，下班后，只喜欢在网上浏览，近来又发展为在网上与人聊天；终因连续32小时“泡”在网上。而出现突发性思维紊乱，以至用刀割伤手腕，造成失血性休克。专家称，这种行为是一种以前少见而以后将越来越常见的网络性心理障碍症。因为无节制地持续在网上聊天、浏览，会出现思维迟缓、生物钟紊乱、情绪低落，甚至出现自残的意念和行为。网络性心理障碍的早期，患者先是感到上网其乐无穷，随着上网时间的不断延长，开始出现记忆力减退。此时还只是精神上的依赖。其后可发展为躯体依赖，表现为每天起床后情绪低落，精神委靡不振，疲乏无力，以及食欲缺乏等，此时若上网，则可恢复正常。该病的晚期，可出现与生理因素无关的体重减轻，外表憔悴，一旦停止上网，会出现急性戒断综合征，甚至自残或自杀，危害个人和社会安定。目前对此病的治疗尚在探索中，无有效的治疗措施。因此，网迷们要学会自我节制。

总之，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这样的高层次需求，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目标可行性以及主观努力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非都能如愿以偿。这种情况要比获得成功的概率大得多。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去应对。

人们自然要问：这些中年人为何早逝？患病率为什么高？专家经过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约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保健意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