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克、制、化的关系。
《素问·藏气法时论》说:“……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不同药膳的性味,对于五脏不同的特性,选择具有缓和作用的甘味,收敛作用的酸味、燥湿,通泄作用的苦味,以及润而祛燥之辛味,治疗肝、心、脾、肺、肾五脏之病。《素问·藏气法时论》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泄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泄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泄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泄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泄之……”以上都是不同性味的食物,顺其五脏之所喜好,顺其喜则为补,逆其好则为泄。因此,在运用药膳时,必须根据药膳的性味功效食之,才可取得良好的效果。
五味与五脏的关系,到了宋金元时期,又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宋代医学家成无己注《伤寒》说:“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汗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风邪,内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为主,芍药甘草为佐也。金元时代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对五味和五脏的研究,提出了“脏腑虚实用药式”,为临床提供了实用的理论,同时把药理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们的倡导下,后来又提出了药物的升、降、浮、沉说,以及“引径极伎”说等理论,为中医药理论系统化,为药膳对五脏的应用有着重要的贡献。
此外,张元素还根据五脏的喜恶,对每一味药物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川芎散肝,细辛补肝,白芍泻肝,黄芩泄肺,知母、黄柏润肾等。他还明确说明同一味药物,由于五脏病变的不同,其作用也就大异。例如芍药,既能敛肺,又能泻肝。这些药学理论,至今在运用药膳治疗五脏时,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张元素对药物气味的厚薄、阴阳和升降浮沉的作用,无论是具体运用,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张元素对这些理论加以发挥,他说:“茯苓淡,为天之阳,阳也。阳当上升,何谓利水而泻下?经云:气之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而泄下亦不离乎阳之体,故入乎太阳也;麻黄苦,为地之阴,阴也。阴当下行,何谓发汗而升上?经曰: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所以麻黄发汗而升上,亦不离乎阴之体,故入于太阴也。”从而使这一理论在药膳对五脏应用上更为灵活了。
张氏倡导的药物“归经”,对药膳治疗五脏有重要的意义。《珍珠囊》一书中,对同一泻火药,其所归五脏有异。例如,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芍药泻肝火,知母泻肾火等。张氏对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五气六味,归经补泻的性能,编著了《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一书。他把每一脏腑该用什么药,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肺脏实证时,选用泽泻、葶苈等;除湿则用半夏、橘皮等;泻火用石膏、知母等;通滞用枳壳、杏仁等。虚证时,补毋用人参、升麻等;润燥用天门冬、贝母等;敛肺用乌梅、粟壳等。热证时,清宿热用黄芩、知母等。寒证时,温本寒用丁香、款冬花等;散标寒用麻黄、紫苏等。张氏的这一理论,对于辨证使用药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经等学说,对指导药膳的配方、功用是十分重要的。五味与五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谓五味入口,各有所归。因此,我们在食用药膳时,一定要做到辨证施膳。必须根据不同人员情况、天气季节、工作环境、患病情况、身体素质等因素,做到有的放矢地使用药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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