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与药物调补的成熟与定型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为饮食与药物调补提供了理论依据。《素问》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即运用食物、药物对人体虚弱、不足的情况进行补益，且饮食要适度，过则伤人成灾，偏食嗜欲都会损害人体健康）。其中还记载：“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驺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将食物用于治疗的利弊说得非常清楚，理论原则已经分明。华佗对饮食与药物调补也颇有研究，他曾提出“食物有三化，一火化，烂煮也；一口化，细嚼也；一腹化，入胃自化也。”这是关于消化生理的正确描述。张仲景对饮食与药物调补的应用和禁忌也有专论：“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四季不食脾。辨曰：春不食肝者，为肝气王脾气败；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又，肝旺之时，不可以死气入肝，恐伤魂也。若非旺时，即虚，以肝补之佳。余脏准此。”“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此期王叔和提出“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有所犯者或有所伤者，或当时虽无灾苦，积久为人作患。”到隋唐时代，孙思邈已经成为饮食与药物调补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奠基者，他提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急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足以除病也……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把食疗放在第一位，善于食疗者才是良医。同时孙思邈还兼容并蓄，广罗百家，其搜罗的可用于食治养生之方，包括神仙服饵、炼丹服石方、外国的天竺食疗、医家方、百姓方以及不少药酒方，还提出关于饮食的方法和宜忌：“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多则难消也。常欲令如饱中饥，饥中饱耳”；“每食不用重肉，常须少吃肉，多食饭”；“饱食既卧，乃生百病”等，他还提出以脏补脏，运用食物针对性的治疗疾病，如用谷白皮粥治疗脚气、鹿羊靥治甲状腺肿、猪肝治夜盲症等。到元代蒙古族人忽思慧，主管宫廷饮食、药物补益，时任饮膳太医，积10余年饮膳经验，集诸家本草、名医方术、谷肉蔬果等有关补益的内容，撰成我国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其以单品序列述食疗作用，以大量篇幅论饮食菜点、主副食及点心的配膳和烹制方法，并说明其食疗作用；以膳为主，以药为辅；重在饮食美味，寓治疗于饮膳之中；以饮膳美味为先，食之并无药味或药味不重，帝王食之津津有味，民间食客亦喜闻乐见，就此开创了一个药膳的新时代。后来医家都借此不断发展，形成了食养、食治、药膳三者兼备，有理论，有方法，以饮食为主的完整保健医疗体系。

现代的饮食与药物调补仍沿袭传统思路和理论方法，加以科学的现代理论实验分析，深入发掘，各种营养成分的分析、微量元素作用的研究、治疗原理的揭示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并不能取代或离开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