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手段,人为地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生物中去,通过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从理论上讲,通过这种手段,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所需的食品。例如,如抗病虫害、抗除草剂等基因转入农作物,就可以获得具有相应基因的品种。还可以缩短获得新品种的时间,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增加作物的营养价值,生产一些高附加值的物质,如有药用价值的物质、维生素、工业上用的生物高分子聚合物等。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诞生于1983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在基因操作过程中,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转基因食品对于健康和环境的长期影响,科学研究还不深入。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如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转基因产品进行管理和标注,以便进行监控。
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呢?
笔者前段时间看到一篇记者采访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教授的文章,认为可以为网民和读者解开心中的疑惑。现摘录如下:
记者:您认为在我国推进转基因作物新品种产业化有哪些意义?
黄大昉: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支持发展转基因技术,主要是由于它能大幅度提高食品的产量及品质。其意义为:①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我国粮食安全;②可能显著减少农药用量,减少家畜养殖污染,提高水肥利用率,改善农业生态环境;③调整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带动种子产业的发展;④增强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
记者:应从哪些方面评价转基因作物的安全?
黄大昉:主要是针对转基因作物对人畜健康及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进行评价。比如转基因水稻,既在环境安全性方面涉及一些珍稀种子(如野生稻)资源和地方品种的保护及利用的安全性问题,也涉及人畜长期食用的安全问题。
水稻是我国乃至亚洲人民的一种主粮,因此,在对转基因水稻进行食用安全性评价时,除了必须看它是否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惯例的规定外,还要根据我国和亚洲人种的膳食结构及大米的主要特点,额外增加环境安全性评价。例如对所有转基因作物都会进行是否存在对昆虫天敌和经济昆虫、益虫产生不利影响的评价。
记者:有人说目前的安全性试验可能是短期的,因此这种试验数据所表示的安全性并不代表未来5年、10年、50年、几百年依然安全。是这样吗?
黄大昉: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证明一个食品是否安全,只需要与现行的食品进行比较。而转基因食品与现行的食品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更为安全,因为它不会受到农药污染。一种转基因食品从开始研究到初步上市,要经过急性毒性、慢性毒性、过敏性试验等多种试验,需8~10年时间。此外,在评估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是超量的,采用这个量进行试验只是为了便于我们观察它是否可能会在更长时间里产生危害。迄今尚没有任何其他一种食品会经过如此严格的检测,也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存在健康和环境安全问题。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场争论的呢?
黄大昉:争议是正常的,人们接受新技术、新知识需要时间。由于没有充分预料到人们对这项新技术的关注程度,未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知识宣传,以致很多人本能地在争议过程中选择了反对的立场。但是经过争论,问题的焦点逐渐清晰起来—并非科学家与民众间的对立,而是新技术与旧知识间发生了冲突。
在欧盟,针对转基因技术的争论也曾经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与我国公众担心的问题相似。而技术竞争、市场保护和贸易冲突也是欧洲最初拒绝转基因作物的重要原因。但是经过科学家长期的宣传和努力,2010年3月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批准欧盟国家种植一种转基因土豆。这一决定被认为是欧盟委员会转变了以往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立场。此外,事实上已有7个欧盟国家推广种植了转基因玉米。
在我国,同样有必要实施转基因技术的科普宣传计划,以便使人们逐渐懂得转基因技术的背景、内容,了解它在提高农作物生产和环境改善方面的作用和风险等。
笔者认为不应杜绝食用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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