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是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历代医家和人民群众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运用相应历史时期的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成就，不断地完善、提高而发展的。因此，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反映了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上自晋、唐、宋、金、元，下迄明清的许多医家，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在各自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均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1．魏晋隋唐时期　晋·王叔和著《脉经》，丰富了脉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一部针灸学专著。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病因、病理和证候学专书。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从理论到临床均有新的发展。

2．宋金元时期　自宋以后，迄至明清，许多医家在继承了前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勇于创新，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使中医学术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各种专科和综合性论著层出叠见。其中，金元四大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力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用药多用寒凉，火热在表，治以辛凉甘寒，所以被称为“寒凉派”。刘氏之火热理论，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发展，对温病学说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主张“邪去则正安”，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所以被称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学说，治疗重在升补脾阳，被称为“补土派”。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因此被称为“养阴派”。金元四大家各具特色，各有创见，均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促进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

3．明清时期　薛立斋、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大都重视脾肾，善于温补。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发展又取得了突出成就。吴又可创立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戾气学说”的新概念，提出了治疗传染病的较完整的学术见解，著成《温疫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天士《温热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温病条辨》，创三焦辨证；薛生白《湿热病篇》，指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王孟英《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这些温病学家大胆地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温病学在证因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说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在治疗急性热病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新中国成立后　中医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及方法上均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当代中医学理论的研究，以系统整理、发扬提高为前提，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多学科、多途径地逐步揭示了中医学理论的奥秘，使中医学理论出现了不断深化、更新，并有所突破的态势。

在中医学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方面，以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中医学基础》为标志，构筑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体系。在中医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除运用文献方法研究中医学理论的本源，进一步揭示其学术内涵外，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学理论则是当代中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泛系理论与辨证论治、天文学与五运六气、太极阴阳理论、运气与气象、控制论与治法理论、气与场、气与量子力学等研究成果的发表，使中医学理论研究与当代前沿科学相沟通，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创新意识。

运用现代医学及其他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特别是实验方法，使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从经学的、经验的、自然哲学的方法上升为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如从肌电、皮肤温度、皮肤电阻、血流图、超声波、激光及同位素追踪、微观解剖、内分泌、神经化学等多方面研究，证实了经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关于经络的实质，则提出了神经体液说、低阻抗说、皮质内脏相关说、第三平衡系统论、波导论和液晶态说等学说，这些学说尚有待进一步验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