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关系为中心的护理

对于老年人及其家人高质量的护理和帮助的规定而言,促进合作、参与和授权,以及认可不同形式知识和技能这样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表明,提升自治和独立可能不是合理的目标。实际上,在这一领域存在着显著的争议和分歧。某些人认为,只有赋予使用者和护理人员绝对的权利才是合理的目标,然而其他人认为合作关系必须基于一种认知,即每个人都带来某种价值且每种贡献都同等重要(更充分的探讨请参见Nolan等2007)。我们相信,这两种立场中后一种观念是正确的,并相信如果老年人及其家人,尤其是那些虚弱老年人,充分参与进来,那么护理人员可能必须帮助他们来做到这些。例如,Liaschenko(1997)认为护理人员需要结合多种知识进行护理。①病例知识,即一个特殊疾病的知识,如卒中;②患者知识,即个人情况,如家庭环境及能否获得家庭帮助等;③个人知识,即生活史、经历、特殊需要、爱好及志向。

同样,Griffin(1997)建议,护理人员需要利用多种知识,目的是尽可能确保最佳护理。

(1)结构知识:关于医疗和社会保健系统的运行方式。

(2)沟通方式:关于人与人之间运用的语言类型。这不仅涉及患者的“本地”语言,而且涉及专业术语的应用等。

(3)文化知识:关于不同群体广泛的信仰体系。

(4)社会知识:特定个人及其背景。

从业者“融合”这些不同类型知识的方式决定获得领会的完整程度(Harvath等1994)。然而,如果这样的“融合”将变成熟练的实践,那么这样的“工作”需要被视为很重要的工作。现在,在护理群体和老年组织中,人们普遍担心,当前重点主要放在了需用来“修复”疾病的“专业技能合并”方面,这对护理的人际关系方面是不利的(Goodrich和Cornwell 2008;帮助老年人2008;皇家护理学院2008;护理和助产委员会2009)。10多年前,Davies(1998)认为,未来最大的思想挑战之一,是在专业能力(技术层面)和护理(关系层面)创建一个新的结合点。为此,Brechin(1998 a,b)主张,护理需要从业者在信任、自立和相互依赖之间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

有些人认为,侧重于独立和自治可能产生“超高龄”形象,而很多虚弱老年人并不能指望达成(Feldman 1999),并且认为,如果我们要为大多数老年人提升现实目标,所需要的是对“正常”老龄化的更好理解(Coleman1997)。这将需要一个对独立性的更好认知,这种独立性在医疗保健环境中巩固了关系(Nolan等2004),条件是技术治疗的进步并不以基础人类层面上的护理为代价(Youngson 2007,2008)。

令人鼓舞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参与到“社会”进程的重要性,这种参与过程形成了医疗保健经验(Goodrich和Cornwell 2008),而且,也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阻止护理的“临床和技术”范围,这种护理中“人性和组织”相互重叠(Bate等2008)。然而,在这一领域逐渐达成共识的同时,如何确保这样的理想转变成现实依旧面临着挑战。为此,我们必须超越普遍原则的语言(Henwood 1992)并且以一种“普通,易懂,没有术语,共同理解”的方式提出潜在的复杂观点(Goodrich和Cornwell 2008)。我们相信,the senses framework可以提供很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