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信息共享和医疗保健中的诚实意识复杂地联系到一起,但是Tuckett(2005)认为,比起患者护理人员给予了这两者更少的重视。Tuckett的文献综述利用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研究来证明他的判断。在这一综述中,逐渐清楚的是,证据基础依赖于相对的小规模研究,并且可能呈现相互矛盾的那些研究结果,需要与人们的具体性格特点相比较地去考虑,这些人们参与到了不同的研究中。换句话说,从孤立的研究中进行归纳时需要注意,因为研究结果可能对研究的特定群体是独有的,而不是适用于老年人的广泛群体。正如我们现在所阐释,尽管需要注意,但是很可能从研究中提取重要信息来指导护理实践。在1980年Casselith等基于小范围的研究结果,认为老年人寻求较少的细节信息,喜欢较少地涉及治疗决策,并且“想要最小限度或仅仅好的信息”。这可能受到Erde等(1988)完成的重要研究的挑战,该研究包括224位普通的门诊患者,其中绝大部分都想得到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一项涉及住在社区中的156位老年人的调查中,也显示一种期望得到诊断的反应的强烈倾向,如果他们有阿尔茨海默病或者癌症的诊断(Holroyd等1996)。有趣的是,其中1/3的人表明,如果是他们(丈夫或者妻子)被诊断为痴呆,他们则不愿意他们的配偶被告知真相。这产生了一个潜在的护理困境,亲属可能要求护理人员不要将信息透漏给患者本人,但是患者本人可能渴望得到这一信息,而且很多国家患者本人有权力获知个人医疗信息。Maestri-Banks和Goseny(1997)进行的一项研究报道称,如果亲属要求不要给老年人透漏诊断信息,56%来自老年人病房的抽样护理人员将会尊重家属的这一愿望。
最近,Jenkins等(2001)调查了居住在英国的3000余人,其中13%年逾70岁。他们报道老年人更愿意让医师告知他们像癌症一样的糟糕诊断,并且想获得额外的信息和参与制订他们的护理决策。Ajaj等(2001)意见与其一致,报道说调查的270人年龄在65－94岁,其中88%想要获知他们的健康状况。
由Smith和Sullivan(1997)进行的一项研究,将养老院的老年人和护理人员分别对待最重要护理行为的观点进行比较,该研究揭示了两组人群之间某些有趣的差异。一个显著的研究结果是,老年人把“工作人员应该对他们坦诚”看作是最重要行为之一,但是这一护理特性并没有出现在护理人员认为重要的前十项行为中。然而,护理人员和老年人都强调相互倾听和使用简便语言的重要性。Tuckett等(2009)通过要求养老院的老年人和护理人员按照一套量表来对项目进行排列,调查了护理行为的相对重要性。在该项研究中,老年人和护理人员都把“解释和帮助”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分量表,然而这一分量表包括关于对老年人坦诚和告知他们健康状况或疾病及治疗前景。通过Tuckett等(2009)合理得出结论,所有老年人都渴望得到同样级别的信息这种认为并不合适,而且对于护理人员弄清个人的偏好非常重要。
老年人对于这一方法的观点的证据基础具有启发性。Tuckett(2007)显示养老院是可疑意识和相互伪装之地。这意味着什么?在研究结果中,养老院老年护理中的护理服务人员和老年人,说到家属针对护理服务人员的要求是“不要告诉妈妈”。也就是说,都理解家属要求不要透漏亲人健康状况的信息。矛盾的是,护理服务人员显示,他们知道养老院老年人常无论如何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而且养老院老年人们显示他们观察“安静谈话”而且亲自经历家属的要求“不要告诉妈妈”。因此,养老院老年人对已知情况怀有疑虑并且进行核定,以及(或)养老院老年人和护理服务人员假装不知道实际上是什么情况(相互伪装)(Glaser和Strau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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