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模式日趋成熟

医学模式是人类对健康观、疾病观、死亡观等医学观念和卫生需求的总体概括，是研究和实践人类健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的医学模式，反映不同历史阶段医学发展的目标、特征、水平和价值取向。值得指出的是，医学模式的演绎绝不是非此即彼。一种新医学模式的诞生，并不是对前一种医学模式的完全否定或摒弃，往往只是部分的修正、深化或升华，从而使新的医学模式更加成熟。

神灵主义医学模式。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是唯心主义的医学观，是人类原始初民的医学模式。由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不可避免地处于愚昧落后状态，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只能是超自然的，认为是上帝和神灵主宰人类的生命与健康，疾病是天谴神罚。因而，人们谋求健康只能祈求神灵的庇护，盛行的巫医巫术就是这种医巫同源的典型例证。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旨在“降魔、辟邪、护佑、祈福”，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并常常使人误入歧途，即使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心理作用，也只不过是精神上的慰藉而已。

自然哲学医学模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过对宇宙万物和宏观世界的反复观察和探索，初步了解和掌握了疾病的影响因素和发病规律，有了朴素的整体医学观念，医学模式开始从唯心主义走向朴素的唯物主义，并形成了粗浅的医学理论。如中国源于《易经》的古代医学理论体系，从整体观阐述了人体本身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和外邪“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的病因学说，并形成了阴阳五行的病理学说。与此同时，西方医学史上的“胆汁说”等，也是强调人体自身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由此摸索和推测疾病发生的始因。相较而言，医易同源的中医学比当时的西方医学更接近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机械论的医学模式。18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和实验科学的兴起，机械学和物理学有了极其快速的发展，笛卡儿（R.Descartes）的《动物是机器》和拉美特利（Lamettrie）的《人是机器》两篇文章相继问世，成为机械论医学模式的代表著作。机械论的医学模式形象地把人体比作是一台机器，把血液循环看成是由心脏和动、静脉血管组成的血泵，把肺看成鼓风机，把胃当成研磨机。机械论的医学模式形象地阐述了人体器官的某些功能和工作原理，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只是一种机械运动而已，保持健康就是保持机器的正常运转，生病就是机械发生了故障，医病就是维修机器。机械论的医学模式虽形象地阐述了某些器官的功能，但把人的某些生理功能机械地等同于人的生命活动，却完全忽视了人体生命活动的复杂性和能动性，更忽视了人类个体的心理性和人类群体的社会性。

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医学模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医学开始进入实验医学阶段，生物医学得到迅猛发展，不同学科分门别类地对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状态下的各种生命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人体生命的奥秘和疾病的病因、病程乃至病理都逐步被揭示出来，生物科学的长足进步，使医学模式进入了生物医学模式阶段。生物医学模式认为，疾病事出有因，多是由生物的、物理的或化学的原因引起。生物医学模式是近代医学的重要标志，人们已经采用预防接种、杀菌灭虫、抗菌解毒等手段，有效地消灭或控制了许多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各类传染病。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可以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医学模式。虽然生物医学模式曾对医学发展和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研究的深入，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它不仅不能完全地解释现代卫生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还束缚着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美国医学家恩格尔首先指出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是“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躯体）变量来说明，在它的框架内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事实上，仅用生物医学模式解决不了，诸如结核病和性病，尤其是艾滋病等疾病的预防、发生和流行，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溃疡病、精神病的发生等问题。因为这些疾病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心理素质、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及文化水平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因此，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接受，并且已成为目前主导的医学模式。

综合医学模式。在现代医学模式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有识之士又先后大胆地提出了诸多新的医学模式，如“生物—心理—道德—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道德—环境—社会医学模式”，以及“健康状况是个人生物学因素、环境、卫生服务和生活方式的函数”等多元化医学模式。但是，这些不同提法的医学模式都尚待斟酌，并须经受实践的考量与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