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制度体系

健康保障制度是人口健康制度化建设的保障形式，是以处置公民面临的健康风险为目的的制度安排，是政府或社会对群体健康和个体健康干预与保障的共同行动，包括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商业健康保险制度等，其宗旨与核心在于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制度势在必行，但改革之舟不可能一帆风顺，迷航、偏航、搁浅、触礁在所难免。但是，只要目标明确，符合国情，又解决了“船”和“桥”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成功地抵达彼岸。

建立健康保障制度，其关键是要根据各国的国情，不仅在于制度设计，更在于制度落地。具体地说，要坚持健康保障制度的导向性、公平性与有效性，解决路子往哪里走？票子从哪里筹？银子往哪里用3个主要问题。

一、掌控健康保障制度的导向性

建立健康保障制度是个大课题，更是一个大舞台。先谈银子往哪里用，后谈票子从哪里来，似乎有悖常理，但是只把健康资源投入到疾病，特别是危重病人的救治上，银子再多也难免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况且，只投向个体，不投向群体，也不能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更无法有效地增加人口健康的资本存量。

在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固然医学的功能绝对不可或缺，但又是极其有限的，把健康资金投到其他非医学风险因素的项目上，或许综合效益会更明显一些，正所谓有时建一所医院，不如建一座净水厂或一个“运动场”。统计资料显示：如果在疾病的预防上投资1元钱，我们就可以节约8.5元的医疗费以及100元的抢救费用。所以，健康资源应优先投向健康促进、健康保护与疾病预防等上游环节，再兼顾中游与下游环节。

对世界各国来说，解决公民健康资源都是不可逾越的难题，有鉴于此，我国的卫生体制改革自然也同样步履艰难，但2009年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迈出了可喜一步，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戴，实为建立系统的健康保障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实现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性的本质，是通过平等和再分配制度化实现社会和谐，具体体现在健康水平、健康服务、健康筹资上，必须坚持整体保障、共同保障、基础保障。总的原则是坚持以全民健康保障为立足点，以健康服务可得为支撑点，以实现全民健康为落脚点。

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快速，曾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在医药卫生改革初期，关注的重点是“疾病”，是“医疗费”，而非“健康”，也曾走过一些弯路。如健康覆盖目标过窄，医疗市场运作过度，医药价格增长过快，居民个人负担过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突出，健康保障的导向性、公平性、可及性、有效性曾经遭受质疑，但仅仅归罪于医院、医生显然有失公允。卫生改革前的数据显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1980为21%，2004年为53.6%；同期政府卫生投入比重却逐年降低，城市享受各种社会医疗保障人口比例也不断下降，1993年为72.5%，2003年为49.6%。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系统筹资公平性方面，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难以位居前列。

健康保障资金的筹集，在不可能由国家“统包”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合力、社企参与、个人分担的原则。政府对健康决策、建章立制、筹措资金、健康干预和监督服务，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健康保障运行的大部分成本应由政府财政筹资，健康保障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份额中应占3%以上。农业、水利、交通、卫生、体育、食品、住房、环保等政府职能部门同为人民健康事业恪尽职守；企业和个人缴纳医疗保险，同时建立商业健康保险或社团捐助基金。个人也必须从健康是纯福利事业的“框框”中解脱出来，树立“花钱买健康划算”的理念，毕竟多数人也有这个能力，个人“掏腰包”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体现，况且比例有限，也并非是家庭中最大的开支项目。对于弱势群体的医疗费用，国家应给予补贴或减免。有的国家，如新加坡采取医疗储蓄、医疗保护（大病统筹）和医疗基金的综合医疗保险模式，其经验独特，也值得研究与借鉴。

三、增强健康保障制度的有效性

健康保障投资的有效性与医疗提供或保险效率不同，旨在于提高健康资本存量。因此，最大限度地保障全民健康，是检验健康保障有效性的唯一标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和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提高健康保障的效益性，必须完善公共支持体系、实行初级卫生保健、优化投资付费方式、加强政府干预力度。

创建社区服务系统。以初级卫生保健为重点，拓展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服务功能，建立全科医师制度，对于超过基础保障的医疗需求，通过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予以解决；加强或重建县、乡（镇）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形成健康保障网络；同时，也要重视省（市）大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建设，提高疑难重症病人的救治能力。

优化资金付费方式。在社会医疗保险集成式、合同式和赔偿式3种付费模式中，一般采取合同式付费方式，并积极探索按服务的人头、单元、项目或病种付费的途径。

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其标准是使有限的健康投资获取最大的人口健康效益。政府是公民健康的第一负责人，使命所系、调控所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健康保险制度，一定要依法行政，加大调控和监管力度，规避医药行为失控，遏制医药价格飞涨，并制定基本的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服务设施标准和相应的管理办法，防止主观消费、诱导消费、重复消费、过度消费，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健康保障的效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