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情绪因素与肿瘤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精神情绪因素与肿瘤发生有关系。公元2世纪的医学家盖仑就观察到情绪抑郁的妇女患癌的机会比情绪愉快的妇女大得多。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也有相似观察记载,如《景岳全书》记载,“噎膈一证,必以忧愁、思虑、积劳、积郁或酒色过度损伤而成。”

18世纪至19世纪的医学文献记录了许多生活困扰和不幸事件与癌症关系的病案。

1701年,节恩德隆医生描述了两个因生活不幸事件发生乳腺癌的病例,“爱默生夫人在女儿去世后极度痛苦,开始感到乳房肿大起来,很快就开始疼痛,最后形成一个顽固的癌,短时间内就破坏了大片乳房组织,此前她的健康状况是极佳的。”“某船的大副前些日子被法国人拘捕入狱,他的妻子由此深感痛苦,结果她的乳房开始肿大,并很快就变成无望的癌症,而且已经进展到很晚的地步,使我无法承担给她治疗的责任。此前她从未申述过她的乳房有什么不适。”

1870年,佩吉特医生在他的《外科病理学》中写到,由于深深的忧虑,久久未能实现的愿望,极度失望,而随之而来的是癌的生长和增大,这样的病例太常见了,以致我们几乎无法怀疑精神压抑是其他有利于癌瘤生长的因素之外的重要的补充因素。

1893年,斯诺的《癌症及癌过程》记述,在伦敦肿瘤医院门诊和病房见到的250例乳腺癌或子宫癌患者,43例有可疑的机械外伤史,这43例患者中15例患者还自述最近正经受一些很伤脑筋的事,另外32例谈谈自己工作的艰苦和生活的贫困,156例患者叙述自己在发病前不久遇到一些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情,剩下19例在病史上找不到致病因素。斯诺总结,在各种癌症的病程中,精神因素是所有病因中最强大有力的,而在最常见的几种精神因素中,苦恼忧伤是最为多见的,其次是使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和生活贫困,这些因素是引起其他精神因素的直接诱因,值得注意的是白痴和疯子往往很少受到各类癌症的侵犯。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劳伦斯调查一组癌症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童年起就开始经历失去父母或亲属的悲伤,丧亲的遭遇养成了他们缄默的个性,成年后变得不爱交际,缺乏热情和理想,郁郁寡欢,他们漫长的一生经常沉溺于无望或孤独中。卡罗琳博士对1337名医学院学生进行了长达18年的跟踪,发现患癌的人往往是表现沉默内向的人,他们通常的感情特点是压抑而非放纵。德国巴尔特鲁斯博士调查了8000多名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大多数恶性肿瘤都发生在涉及失望、孤独和其他懊丧的严重强烈的精神压力频繁发生的时期。

丧偶、经济困难、事业挫折;从前地位显赫,突然变得失去尊重与关注;从忙碌的工作上退休,突然变得无所事事;辛勤培养子女,把全部感情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而子女工作成家后纷纷离开自己;婚姻关系恶化。这些使人都会心理上产生极大失落感,失去生活目的,丧失对未来的希望,肿瘤也往往趁虚而入。

20世纪70-80年代,心理学家对癌症患者的个性特征进行研究,提出“C”型行为模式概念,即癌症易感行为模式。“C”型行为模式具有以下特征,过分压抑内心情感不向外表达,焦虑,应激反应强。据统计,具有“C”型行为特征的人癌症发生率比非“C”型行为特征的人高出3倍以上。

生物医学模式的疾病观要求对每一种疾病都要从器官、细胞、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和(或)化学变化,并确定其生物的和(或)物理的特定病因,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由于心理和情绪的变化难以从器官、细胞、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和(或)化学变化,并确定其生物的和(或)物理的特定病因。因此,在生物医学模式下,心理和情绪的变化不能成为肿瘤的病因,只能算是可有可无的偶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