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食疗的历史渊源及在肿瘤防治中的意义

食物最主要的是营养作用。其实不然，中医很早就认识到食物不仅能给机体提供营养，而且还能疗疾祛病。如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曾指出：食物“病人服之，不但疗病，并可充饥;不但充饥，更可适口，用之对症，病自渐愈，即不对症，亦无他患”。可见，食物本身就具有“养”和“疗”两方面的作用。而中医则更重视食物在“养”和“治”方面的特性。中医食疗源远流长，自古受到人们的重视。《神农本草经》以后，历代食疗类本草医籍众多，内容丰富。食疗类本草文献，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食疗效果的日渐突出，人们对食疗越来越重视，同时对食疗的研究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什么是食疗，食疗是指在一定的医药学理论支持下，利用饮食物或饮食方法来增进健康、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方法和手段。中国传统食疗是在中医学和饮食文化的基础上，利用饮食物及饮食方法来平衡、调和身体自身以及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达到上述目的。而西方食疗是在西医学指导下，精确地分析使用饮食物中的特定化学成分，以达到营养和治疗的目的。更经典的说法是：食物是人类治病最好的药品，食疗就是用食物代替药物而使疾病得到治疗、使细胞恢复功能、使人体恢复健康。高级均衡营养素能增强细胞营养代谢功能，使细胞获得了强大的能量;同时能激活细胞健康免疫基因，使细胞免疫活性增加、免疫细胞的数量成倍增加;能使免疫细胞有能力释放大量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并直接杀死侵入细胞的细菌病毒，直接中和清除被细胞吸收的物理化学物质;强壮的免疫细胞可直接吞噬病死的细胞和废弃的代谢物，帮助功能低下的细胞恢复功能，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有医药之父之称的希波克拉底说过：药物治疗，不如食物治疗，食物是人类治病的最好药品。他相信人体天赋的自然免疫力是疾病真正的终结者。食疗是指在一定的医药学理论支持下，利用饮食物或饮食方法来增进健康、防治疾病、延年益寿的方法和手段。另外，中医学中尚有“食治”“食养”“药膳”等提法。食治、食疗虽是不同的称谓，意义却是相同的;食养是利用饮食物及饮食方法来养生的一种方式;药膳是一种专门的膳食形式，是以一定的中药材配合饮食物烹制成相对可口且具保健、防治、益寿作用的膳食;或为达到保健、防治、益寿的目的而将日常膳食加以专门的运用。在概念上，食疗(食治)、食养、药膳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从它们的内涵与相关性来说，均可谓属于广义的食疗，故本文的“食疗类”是食疗、食治、食养和药膳含义的综合。

随着对食物的深入了解，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一些食物也具有疗病的作用，便形成了最初的食疗;同时也逐渐积累了药物的相关知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认识，至今食疗无论在医学、养生学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可谓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追溯食疗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其文曰：“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文中的“食疗”“食治”都表达了以饮食物来治疗疾病的意思。后世之所以常用“食疗”二字而不用“食治”，据考证是避当时李治皇帝名讳之故。食养、药膳也属于食疗的范畴，与食疗有着密切的联系。“食养”二字并用首见于《素问·五常政大论》之“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周礼·天官》中专设食医一职，“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可见那时食医就是负责调配天子的日常饮食，从而防病养生的，正所谓食养是也。至于“药膳”二字连用，早在《后汉书·列女传》中就有：“及前妻长子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之后，在历代很多史籍中都频频出现，如《北史卷八十·列传第六十八·外戚·胡国珍》曰：“(国珍)劳热增甚，因遂寝疾，灵太后亲侍药膳。”列再如《宋史·张观传》也有“蚤起奉药膳”等等。然而，从这些字段的文义来看，上述“药膳”之意，并非今之“药膳”的专门含义，而应该是“药”与“膳”之合称。而如今作为专门含义的“药膳”的正式使用，有学者考证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药膳食疗菜谱集锦》一书中。

关于食疗的起源，自古就有“药食同源”之说。古人在寻求食物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了药物的功效，应该说对于食物的了解更为深入，进一步发现了一些食物也具有疗病的作用，便形成了最初的食疗。(从周朝开始，中国人的思想理念由重饮(酒)转变为重食。周人充分吸收了夏、商两朝亡国之训，调整了政治理念，在与周人重礼仪、祭祀和农耕等条件的互相影响和促进下，大力推动了食文化的发展。在周朝之初，周公旦就以成王名义颁布了著名的《酒诰》以严令禁酒，转正社会风气，同时统治者又把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转向了“食”，并从此奠定了中国人重食文化的基调，于是便有了“商人重饮，周人重食”的古说。这种重食的思想，也推动着食疗的发展。所以在《周礼·天官》中就记载了最早的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此外，《礼记·月令》也有“孟春之月……食麦与羊”“孟秋之月……食麻与犬”之类的记载。类似这样有关食疗的论述，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屡有所见。可见，那时人们不仅重视食疗，而且已经总结出一定的食疗理论了。)随着医药学、哲学与饮食文化的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互动作用下，食疗本草专著萌芽于先秦，产生于唐代，初步发展于宋元时期。在内容上，这一阶段的多数著作以注重饮食宜忌，强调避免饮食不宜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指导养生者合理饮食，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为主要目的。在数量上，与后来的兴盛相比，这一阶段明显显得单薄。在成就与影响上，这一阶段又以唐代尤显突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孙思邈的《千金食治》和孟诜的《食疗本草》等，两书采用本草体例对饮食物加以论述，对于食物的宜忌、功治、采收加工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全面的记载，为食疗学这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总结起来说，明以前的食疗本草著作可谓量少而经典。

一、食疗的历史

原始社会人类在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有些动、植物既可充饥又可保健疗疾，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并开始利用火。《礼含文嘉》中记载：“燧人氏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可见火的发现是人类饮食营养养生保健的一次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陶器的出现和使用，食物的炮制不仅限于“火匕燔肉”和“石上燔谷”，烹调方法日益多样化，食物的味道也更加可口。此时期还出现了酒，在《吕氏春秋》中就已有“仪狄作酒”的记载，但最初只限于粮食作物和果实自然发酵而成的酒，此后又出现了复合成分的食用酒和药用酒。

商代的大臣伊尹改革了烹饪器具，并发明了羹和汤液等食品，开创了煮食和去渣喝汤的饮食方法。公元前5世纪的周代，出现了专门掌管饮食营养保健的“食医”。此后，醋、酱、糖、豆腐等调料及食品也相继出现。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理论专著，《素问·五常政大论》主张：“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书中高度评价了食疗养生的作用，也是食疗养生理论的重大进步。东汉名医张仲景治疗外感病时服桂枝汤后要“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在服药期间还应禁忌生冷、黏腻、辛辣等食物，可见其对饮食养生及其辅助治疗作用的重视。(隋唐时期有很多食疗专著问世，如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专论食治，他主张“为医者，当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体现了“药治不如食治”的原则。此后《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专著都系统记载了一些食物药及药膳方。宋代的《圣济总录》中专设食治一门，介绍各种疾病的食疗方法。宋代陈直著有《养老奉亲书》，专门论述老年人的卫生保健问题，重点谈论了饮食营养保健的重要作用。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编撰的《饮膳正要》一书，继承食、养、医结合的传统，对健康人的饮食做了很多的论述，堪称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了谷物、蔬菜、水果类药物300余种，动物类药物400余种，皆可供食疗使用。此外，卢和的《食物本草》、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及费伯雄的《费氏食养三种》等著作的出现，使食疗养生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在此阶段的早期，产生了中医学的第一部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虽未设专篇以论食疗，但散在于各个篇章有关食疗之理论已经比较全面且系统，不仅包括食饮有节、五味与人体的关系、饮食温度、饮食宜忌、饮食调养等理论，还涉及一些具体的食疗方法。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冥，急食咸以冥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是根据五脏各自的性能特点来分别论述五脏之补泻法的。根据这一理论，就可以指导后人如何以食物补泻五脏，更可以此衍生出各种食疗的方法。所以《黄帝内经》也可谓食疗理论的奠基之作。本草学方面，《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为后世本草著作之本。食疗类本草典籍的历史考察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食品中有25种可见于目前卫生部发布的75种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天然产物名单中，说明当时人们对食品性能的认识和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本草经集注》采用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将果部、菜部、米部分离出来，可谓食疗类本草著作分类方法之先河。

另外，此时期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五十二病方》《杂疗方》中也有一些关于食物疗病以及饮食宜忌方面的内容。《金匮要略》中则有“禽兽鱼虫禁忌并治”“果实菜谷禁忌”等篇目。总之，随着医药学理论的发展，食疗在当时已经受到了足够的重视。《神农黄帝食禁》7卷，书目首见于《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医师疏》引作《神农黄帝食药》。据此，孙星衍的《问字堂集》“校定《神农本草》序”中也认为“禁”乃“药”之误，且以此书为《本草》。严可均也有相同的看法，其《全上古文编》认为《汉书·艺文志·经方家》有《神农黄帝食禁》7卷，引食禁作食药，即本草矣。现据马继兴老师推断，《神农黄帝食禁》一书系将《神农本草经》和《黄帝食禁》两书合编，而且比较完整的佚文保留于《千金要方》卷二十六和卷二十四两部分。其主要依据为：《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所载154种食品中，有126种的文字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基本相同，而且此卷食品条文之后注明“黄帝云”的引文有48条，专门论述食物禁忌。综合各家之说，将此书视为食疗本草专书之萌芽是合理的。可以认为其内容应该是从《神农本草经》中辑录了部分食品，又附以《黄帝食禁》中相关的饮食禁忌而成，并为其后孙思邈的《千金食治》所参考。《千金食治》即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部分，《证类本草》称之为《孙真人食忌》，《本草纲目》引作《千金食治》，后人也多以《千金食治》称之，近代并有以此名单独成书者。作者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名医。《备急千金要方》约撰于公元652年，作者认为“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夫含气之类，未有不资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败，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难识”。故于书中撰“食治”一卷，以明五味之损益。本卷内容丰富，最早专门论述了食品养生和疗病之医用、药用价值。在此之前饮食著作”也有很多，但主要为食谱、饮食禁忌之类，而《千金食治》将医药学和饮食学结合起来，以本草的形式记载了饮食物的医药和养生作用，虽非食疗类本草专著，但其学术价值和开启性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本卷原名《五味损益食治篇》，以《黄帝内经》“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之说为理论指导，共收集了154种食品，分为果实29条、菜蔬58条、谷米27条、鸟兽40条。开篇为序论部分，总述食疗的原则、理论和方法，引用黄帝、张仲景、卫汛等有关食疗的理念。正文分述各食品之性味、良毒、功效、主治、宜忌，或有别名、食法、采集时间、产地形态等，内容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多有相似。卷中记载“黄帝云”之引文共48条，系注明关于食物禁忌之内容，如“茗叶”条末附有黄帝云：“不可共韭食，令人身重。”一般认为是引自《神农黄帝食禁》一书。另有引用“扁鹊云”“华佗云”“胡居士云”以及《五明经》等条文。以此保存了一些早期散佚的食疗文献。文中还涉及一些藻菌类食物，如“海藻”条曰：“主瘿瘤结气，散颈下硬核痛者。”与现代科学道理相暗合。孙思邈于《千金食治》序论中提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治病原则，并最先以文字形式提出了“食治”“食疗”的概念。这一理念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因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饮食有节”，是作者所重视的饮食原则，故于序论中多次强调“食不欲杂”“凡常饮食，每令节俭”“夫在身所以多疾者，皆由春夏取冷太过，饮食不节故也”。《周易·乾卦》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说，孔颖达疏曰：“‘同气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础柱润是也。言天地之间，共相感应，各从其气类。”之后，这一观点亦被应用于中医学而产生“以脏补脏”之疗法并盛行于唐代。这种动物脏器疗法在本卷中也有体现，如“青羊胆汁”条下有：“肺：平，补肺治嗽;肝：补肝、明目;肾：补肾气虚弱，益精髓”等。作者注重五味与人体五脏的关系，讲究合理的膳食搭配，提出一系列饮食宜忌理论，有“五脏所和法”“五脏不可食忌法”“五脏所宜食法”“五味动病法”“五味所配法”“五脏病五味对治法”等，并针对四时气候的变化，调节四季之五味所宜。是对《黄帝内经》理论的继承和发挥。文中关于饮食禁忌的内容已比较全面，包括饮食之季节、搭配、食法、多食、久食等，尤其提倡腐败、生冷之物不食等观点是十分合理的。这是因为，生食、冷食尤其是生肉，极难消化，严重损害脾胃、危害身体;再者，从人类进化的长远过程来看，熟食、热食，改变了人类的身材，使得胃腑大大缩小、腰部变细、下颌变小、双腿变得直立等等，促使古猿从爬行转变为直立行走。如今在很多国家依然保留着生食之风，并衍生出支持生食之说的种种依据，但是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告诫后人避免生冷之食，是顺应自然进化的选择，这种不食生冷之食的饮食思想早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使后人受益无穷。

先秦诸子百家的哲学理论中不乏有关食疗、食养者。虽然诸家之学说不同，甚或有天壤之别，而在食疗思想中，却存在很多共同的观点，其中以提倡饮食有节之说最为突出和普遍。如《庄子·外篇·达生》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墨子·经下》曰：“损饱者去余，适足不害。能害饱。若伤麇之无脾也。”《管子·形势》曰：“起居时，饮食节，寒暑适，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吕氏春秋·尽数》曰：“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脏之葆。”饮食不只在于饥饱之适度，饮食卫生和荤素等合理的膳食搭配也是食疗需要重视的方面。善于养生者，多提倡饮食以清淡为主，少食肥甘厚味。如《韩非子·解老》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吕氏春秋·本生》曰：“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论语·乡党》则曰：“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至秦汉，《淮南子·精神训》说：“五味乱口，使口爽伤。”到了魏晋时期，(政治残酷，很多士大夫逃避现实，兴起清谈之风，追求放达的生活，同时也把精力寄托于养生，从而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养生学著作，如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嵇康的《养生论》、张湛的《养生集要》等，他们都是强调节制饮食的)。此外，东汉时兴盛起来的道教非常重视养生之道，追求长生不老，他们崇尚“服饵”“辟谷”，这些观念虽然是极端的、不科学的，但也有符合饮食卫生的涵义在其中。重视养生、讲究饮食清淡、饮食有节等合理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食疗、养生的发展，也都体现在了食疗著作之中。

从周朝开始，中国人重食的思想理念渐渐产生，之后逐渐形成的重食文化便成为推动食疗学发展的恒定驱动力。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可谓食疗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虽未设专篇以论食疗，但散在各个篇章中有关食疗之理论已经比较全面且系统，不仅包括食饮有节、五味与人体的关系、饮食温度、饮食宜忌、饮食调养等理论，还涉及一些具体的食疗方法。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哲学理论中不乏有关食疗、食养者，其中尤以提倡饮食有节之说最为突出和普遍。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很多异域的食物，第一次比较大规模地扩大了食谱和药谱。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此时期虽未见食疗本草专著，但经本人研究，认为《神农黄帝食禁》一书作为食疗本草专书之萌芽是合理的。其内容应该是从《神农本草经》中辑录了部分食物，又附以《黄帝食禁》中相关的饮食禁忌而成。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王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经济是饮食的基础，只有当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饮食供应充足，人们才不再局限于追求吃饱、吃好的基本要求，才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对饮食物的研究之中。唐宋时期，已具备了这样的物质水平，也就是具备了食疗本草专著产生的经济条件。而到了元朝，则又成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开阔的时期。疆土的开拓以及开放的对外政策，必然为饮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隋唐五代，从西域传入的胡食广为流行。在《唐会要》中则记载了“西番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于摩伽佗国取其法，令扬州煎甘蔗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愈于西域所出者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很多异域的食品。据文献记载，主要有：葡萄、苜蓿、石榴、胡桃、大蒜、胡麻、胡豆、胡荽、蓝菜、胡葱、芫、胡瓜、无花果以及葡萄酒的酿造技术等。第一次比较大规模地扩大了食谱和药谱。之后，这种出使外邦的机会，就成为中国人扩大食谱的一种方式。此时期的食品种类得以扩展，还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使得草原地区的饮食和中原饮食以及南北方饮食之间互相融合，牛肉、羊肉、奶酪等食品从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南方的珍异食品也被广泛认识。这些食品很快就被编入到本草之中，从而也就有可能丰富食疗本草的内容。如在孙思邈《千金食治》中即有蒲桃、安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胡荽子、蓝菜、胡麻等异域食物的记载，如“蓝菜”条曰：“胡居士云：河东陇西羌胡多种食之，汉地鲜有。”《食疗本草》中也有胡葱等。可见这些食品已成为历代食疗本草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宋元时期，中国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饮食交流活动频繁，并且与北非、东非国家也有直接往来。与此同时，中国的饮食文化以及食疗文献等也不断传入域外。如成书约一千年前的日本丹波康赖所撰《医心方》中就收录了中国的食疗食养类著作共13种，分别为：《神农食经》、《神农经》、马琬的《食经》、崔禹锡的《食经》、卢仁宗的《食经》、朱思简的《食经》、孟诜的《食疗本草》、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以及不知撰者之《本草食禁》、《食科》等。饮食文化交流活动的空前活跃，一方面用于食疗之食药数量在逐渐增加，食谱得以扩大，丰富了食疗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食品的探讨，从而推动着食疗的发展，可见饮食文化在互相交流中得以提升和发展。食物种类和来源的扩大，黄粒稻从新罗引进，原产于亚洲西南山地的荞麦也传入内地并得以广泛种植，故可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已将荞麦收入其中。据考证蔬菜类的莴苣，隋代从呙国传入，菠菜唐代由泥波罗国进献。到了唐代《食疗本草》即有记载莴苣，称之为“白苣”。孟诜的《食疗本草》最早将菠菜收入，名曰“菠菝”。果品类也有玉角香、重堂枣、御家长、龙牙子等从新罗引入。另外，此时期传入的还有新罗的金毛菜、北戎族地区的北戎莲、原产于西亚的海枣、阿月浑子，南亚的菠萝，地中海的齐暾果以及波斯的三勒浆酒及其酿造方法等。宋代，饮食文化的交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将中国的茶文化、饮食器具以及各种饮食物输出的同时，也积极引进了各种优质的饮食物。如越南的占城稻，由于质量好，在此时期得以推广;天竺菜豆在宋真宗时引进;阿拉伯地区的千年枣、白砂糖、扁桃等也屡次进贡宋代朝廷。辽代，契丹族成为统治民族，与汉族的饮食互相融合，饮食文化更为多彩。契丹所产一些具有民族风味的特产如蜜晒山果、蜜渍山果、面枣、楞梨等各种果类也被传播。

金元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据《饮膳正要》记载，八担杏、必思答、马思答吉等从伊斯兰教民族地域传入。《本草纲目》记载胡萝卜也是此时传入的，曰：“元代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关于西瓜传入中原的时间说法不一，但在食疗类本草中，元代吴瑞《日用本草》最早收录了西瓜，曰：“北地多有之，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而种之，大圆如瓠。”西瓜先是先传入回纥地区，后来北方契丹破回纥，才得以广泛传播的。医药学的发展此时期，人们对医学的普遍重视，以及后来印刷术的发明等原因，共同促进了大量医药学著作的出版，如探讨病因方面的专著《诸病源候论》，方书类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济生方》《普济本事方》等，药学类的《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本草衍义》等。医药学知识在学术上、临床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尤其是金元时期形成的四大学派，更是在互相争鸣中使医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医药学著作丰富的同时，饮食方面的书籍也大量涌现，内容广泛，包括饮食烹饪类的各种食谱、食经，如崔浩的《食经》、韦巨源的《食单》、阳晔的《膳夫经手录》、陈达叟的《本心斋蔬食谱》、林洪的《山家清供》、吴氏的《中馈录》等，茶学、酒学类著作的盛行如陆羽的《茶经》、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轼的《东坡酒经》、林洪的《新丰酒经》等。这些饮食学著作虽不是食疗专著，却也包含很多食疗养生知识。食疗食养类著作则有孙思邈的《千金食治》、咎殷的《食医心鉴》以及《膳羞养疗》等。另外还有各种食疗方面的综合性著作、记载食疗资料的笔记小说、设有食疗门类的大规模类书等。此外，药食同源，很多医药类著作也涉及食疗的内容，据统计，《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载方160首，《圣济总录·食治门》载方285首，治疗29种病证。在医药学和饮食学进步的同时，食疗类本草著作作为两者有机的结合，逐渐形成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以《食疗本草》的产生为标志。

唐朝具备了食疗本草专著产生的条件。孙思邈的《千金食治》，即《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部分，虽为食疗本草专篇，然其内容丰富，最早专门论述了食物养生和疗病之医药价值，以本草的形式记载下来，并首次以文字形式提出了“食治”“食疗”的概念。在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食疗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书中尤其讲究合理的膳食搭配及“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食疗原则。作为现存第一部食疗本草专著，《食疗本草》是孟诜对自己所积累的经验、见解、唐代食疗学成就以及发展情况的融汇。该书内容广泛，关于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有进一步阐述，藻类食物的应用也有所扩展，食物宜忌所涉及的方面更加广泛。书中注重多个细节对食物疗效的影响，强调正确食用方法和产地的重要性，以及食药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同时对于采收时节的考察也详细而具体。作者不仅重视食物的功效，而且记载了很多食物的烹调和加工储藏方法，讲究味道的可口。《食疗本草》总结了唐以前的食疗学成就，并为后世食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南唐陈仕良的《食性本草》在分类上较唐代食疗本草更加详尽。饮食宜忌、食物形态、食物品种之间的差异是书中着重论述的部分。

宋元时期，饮食文化交流活动的空前活跃，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食物的探讨，从而推动着食疗的发展，一方面也丰富了食疗的内容，在整个食谱得以扩大的同时，用以食疗之食药数量也在逐渐增加。此时期，人们对医学的普遍重视，以及印刷术的发明等因素，共同促进了大量医药学著作的出版，在医药学著作丰富的同时，饮食方面的书籍也大量涌现，内容广泛，包括饮食烹饪类的各种食谱、食经、各种饮食学方面的综合性著作、记载饮食资料的笔记小说、设有饮食门类的大规模类书等。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元代一部重要的食疗学专著，成书于公元1330年。书中收载食物范围广、品种多。既有宫廷珍馐，又有普通百姓常食之物。某些食品在其他食疗类本草甚至本草书中都是罕见的。《饮膳正要》不仅增加了多种本草之未收者，对本草之认识也更加深入。此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研究元代蒙古族食疗及医药之重要资料。创造了蒙汉食疗学相互融合的典范，也反映了元代各民族医学交流的史实。食疗本草从产生到兴盛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宋元时期，是其发展最为缓慢的阶段，著作很少，相对也没有太多成就。经过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到了明代，才逐渐兴盛起来。

明代自然灾害频繁，百姓为求生存，被迫经常食用野生的植物果实、花叶、块茎、块根甚至粗糙而难以下咽的树皮等，如此危害身体健康自不必多说，甚至会因误食有毒植物而丧生。如朱槁所在之地处于环境最为恶劣的河南开封，李濂在重刻《救荒本草·序》中说：“若沿江濒临诸郡邑皆有鱼虾、螺蚬、菱芡、茭藻之饶，饥者犹有赖焉;齐、梁、秦、晋之墟，平原坦野，弥望千里，一遇大侵，而鹄形鸟面之殍枕藉于道路。面临如此刻不容缓之势，朱槁不忍百姓们的艰难困苦，“于是购田夫野老，得甲坼句萌者四百余种，植于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乃召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书一帙，名曰《救荒本草》。”这样当再遇上荒年之时，人们就可以按图索骥，寻得可食之物，而不至于误食中毒。正如《救荒本草·胡文焕序》所言：“与其束手以待毙，不若以此救之;与其茹草木而中毒，又不若以此指之。然则，著之者固仁心，而梓之者亦仁政矣乎!”饮食宜忌是书中的重要部分。在诸条之下，列有相关的饮食宜忌，包括食物配伍、妊娠食用时间、多食久食禁忌等，这些禁忌的内容占据了本书较大的篇幅。且在五畜类、诸禽类、虫鱼类、五果类之后分别列有“诸脯腊”“诸肉”“诸禽有毒”“诸鱼”“诸果有毒”等，专举各种“不可食”的具体情况。在诸多不可食中，又特别强调不能食用腐败生冷之肉类食品，如五畜类的“诸肉”条下有：“自死及疫死有毒，诸禽兽自死无伤处不可食，诸兽自死口不闭者不可食等，在卷末之“饮食所宜所忌”中也明确指出“鱼脍生肉甚宜忌之”。一瞰可见作者是十分重视饮食卫生的，这也与其著此书的目的之一相吻合，是为了防止“众人昧焉，故往往以千金之躯，捐于一箸之倾而不知”。既然是为了防止因饮食不当而伤生，故在叙述顺序上也将饮食宜忌放在食品的功效主治之前，以突出其重要性。整体上来看，《日用本草》基本上是按照食品的别名或异名、形态、产地、制作及食用方法、性味、毒性、饮食宜忌、功效主治而排列的，如“杨梅”条为：“有红、紫、白三色，会稽杨梅为天下之奇。味甘酸无毒，熟热微毒。多食损齿及筋骨，发疮致痰。忌生葱。干亦可作糖梅，主去痰止呕哕，消食下酒，止吐酒恶心，和五脏，除烦愤。烧灰服之止痢。此书重视食品之形态，描述得比较详细而具体，亦注重各个品种的区别。如“菊花”条曰：“花大而香者为甘菊，花小而黄者为黄菊，花小而气烈者为野菊。”“葱”条下则细分了楼葱、汉葱、龙爪葱、胡葱、冻葱、功葱等6种葱的不同品种。对于每种食品的介绍都甚为全面，这不仅表现在收集和对食品描述范围上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对食品不同部位记载的全面性上，如“桑椹”条记载了桑椹、桑叶、桑耳、桑花、桑白皮等5个不同的应用部位。

明代的食疗思想中比较重视“淡”和“鲜”之味。不只食疗养生著作，很多普通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在医药学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问世是本草史上的一个辉煌成就，收载多种食物药。之后陆续出版的一系列食疗本草方面的著作很多是以《本草纲目》为参考而集成的，总体来说，内容平平，没有较多创新之处和有成就的著作。如吴文炳的《药性全备食物本草》，主要记述了食物的性味、功用及饮食宜忌，也包括形态、产地、食用方法等内容。卷中还附有一些有关饮食养生、禁忌、食物加工处理以及食治诸方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并论述了百余种汤、酒、粥的功用及做法。穆世锡的《食物辑要》，文字简明，便于实用，内容比较充实，引用了很多文献。在本书所引诸多文献中，有很多已经亡佚，据此，可以或多或少地了解这些佚书之内容。此时期，作为食疗本草的一个独特分支——救荒类本草，以朱槁的《救荒本草》为代表，书中多数植物为作者亲自种植，并由画工据实物所绘，因此图谱真实而精致。此书之目的不在于治病，而在于救饥，故论述治病的内容很少。作为一部专为救荒而著之食物本草，有关食物形态的描述比一般食物本草更加详细，便于人们辨别应用。另外，书中一些对植物的加工处理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科学的。自从《救荒本草》出版后，此时期很多文人纷纷投入到了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行列之中，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此类专著。对野生可食植物的研究便成为这个时期的一股风潮。《救荒本草》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清代，并惠及了很多百姓。到了清代，对于食疗的重视有增无减，食疗本草的数量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食疗本草的发展状况既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条件有关，更受到同时期本草学成就和饮食文化水平的影响。清代本草学著作在数量和内容上都有新的发展，并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如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其溶的《植物名实图考》、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等。清代一些饮食养生方面的著作比较丰富，归纳其相关要旨，“饮食有节”一贯是养生家、饮食家所遵循强调的原则，之外，清代更加注重讲究饮食的清淡、新鲜和洁净，在很多著作中都有体现。此时期比较有价值的著作主要有：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内容详尽而言语简约;龙梧的《食物考》，作者将各食物之性味、形态、功用以及主治等编为四言歌诀，以便读者记诵，而且书中结合了一些民间经验，对于食品异名的记载也较为详细，以方便不同地域的读者;章穆的《调疾饮食辩》，以阐述药理为主，是此书的独特之处，对于今天药理学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身处困苦年代，而作者仍能以平静淡泊的心态著成这样一部食疗本草专著，对于每种食物都不简单附和前人之说，而是考之实，辨之详，实为一部值得颂扬的食疗著作。

明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动。工商业的发达，市民社会的形成，都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物质商品的丰富和城乡消费的提升。而文化上与传统思想的叛离，使得人们从明初在礼制和社会条件的约束下一向以节俭朴素为主的饮食活动转变为崇尚奢侈的饮食之风，打破了礼制的约束，追求“富比王侯”的饮食生活。此时期的文人们则纷纷流行结社，其目的或研究诗文，或评论时政，或品尝佳肴等，但皆以聚餐为重要内容，把聚餐作为一种高雅之举。因此，无论王侯权贵，还是市井平民，都对饮食倾入了更多的研究和精力。明代打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束缚，思想中崇尚放纵欲望，追求享受人间快乐。人们讲究饮食，因为饮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一种活动，而且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明代许多文人志士都将生活情趣寄寓于美食之中，讲究这种闲情逸致。人们普遍的把饮食活动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高雅的情趣。如秦淮名妓董小宛，就特别钟情于对食品的烹饪，她“一遇偶异，即加访求，而又以慧巧变化为之，莫不异妙”。久者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麂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鲳如鲟鱼，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可以笼食。另一方面，人们虽然极力享受美味，但同时又非常重视养生，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将养生进一步崇尚为尊生。如何将美味与养生结合起来?正如：“修养之士，不可不美其饮食以调之。所谓致者，非水陆必具、异品珍馐之谓也，要在乎生冷勿食，粗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饮。这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并体现在食疗养生著作之中。

因此，明代的食疗思想比较重视“淡”和“鲜”之味。高濂的《遵生人笺·饮馔服食笺》曰：“人于日用养生，务尚淡薄，勿令生我者害我，俾五味得为五内贼，是得养生之道矣。”这种观点不只在食疗养生著作被一再强调，其他著作中也有涉及。皆是倡导清淡之论，简短而精辟。清淡之食不仅有益养生，而且也不失其美味，明末清初时的李渔在《闲情偶记》中阐述了淡食之美所在：“论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曰松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忝在一字之鲜。”在饮食著作上，明清之前的著作已经比较丰富，到了明清两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饮食业的发展，人们以研究饮食为时尚，很多文人都积极撰写饮食著作，所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超过了前代，很多著作体现了较高的水平，如韩奕的《易牙遗意》、高濂的《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及《菽园杂记》、刘基的《多能鄙事·饮食类》等。在医药学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问世是本草史上的一个辉煌成就。之外，其他的本草著作如王纶的《本草集要》、陈嘉谟的《本草蒙筌》等也是比较宝贵的资料。临床医学方面，明代形成了以薛己、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为代表的温补派，成为一种独立的温病学说。而清代徐大椿、陈修园等则极力反对，在这种互相批评和争论的过程中，明清时期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都取得了更深的成就。于是，食疗本草也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医药学的进步及本草著作的丰富而兴盛起来。

清代的食疗本草对于后世的影响力虽不及明代，但数量上也非常丰富，除上述著作外，尚有丁其誉的《类物》、尤乘的《食鉴本草》、李文培的《食物小录》以及田绵淮的《本草省常》等，本草种类在不断的充实，表明人们对于食疗的重视与日俱增，对于食疗本草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最后，通过对食疗类本草专著的整理和研究，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讨论，主要包括：食疗类本草专著发展的历史趋势：从历史源流的角度看，其发展的速度和丰富的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不相同。食疗类本草专著的分类方法及演变主要表现在类别的逐渐全面性、分类方法的逐渐精细化和系统化方面。反映出了食物种类的不断丰富化和人们食谱的扩大。食疗类本草专著中所载品种的数量扩展：明代食疗类本草专著所载品种的数量大为扩展是与此时期《食物本草》(原题元·李果编辑，明·李时珍参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丰富的食物品种以及救荒类本草的作用密切相关的。与明代相对而言，清代食疗类本草专著的品种扩展速度较慢，幅度较小，但其品种朝向越来越齐备的方向发展。

清代在饮食养生方面的著作较为丰富，归纳其要旨，一是讲究饮食的清淡、新鲜和洁净，一是遵循强调“饮食有节”等饮食卫生的一贯原则。另外，注重简约并不等同于饮食的粗陋。粗菜细做，烹饪得味，都是清人所追求的。他们把饮食看作一门艺术，一门学问，重视讲究烹饪之道，对于烹调所用作料、调剂方法、火候的掌握、搭配之技艺、饮食器具等都不失其中的艺术。他们还试图从饮食之中体悟人生哲理，将饮食理论进一步升华。这些，在不少相关著作中都有体现。如李渔曰：“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主张食谱不宜繁杂，越简越好，若能只食一种食物，必然得以长生。嗜欲亦不可过度，适可而止。他明确强调蔬菜应该“摘之务鲜，洗之务净”，这是对饮食卫生的洁净要求。顾仲的《养小录》中也说：“养生之人，务洁清，务熟食，务调和;不侈费，不尚奇。食品本多，忌品不少，有条有节，有益无损，遵生颐养，以和于身。日用饮食，斯为尚矣。而袁枚在《随园食单》“须知单”中专有“洁净须知”，在“戒单”中专有“戒混浊”，都是有关饮食洁净之专论。该书还提倡粗茶淡饭，认为不可贪求贵物之名，以夸敬客人之意，曰：“不知豆腐之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余尝谓鸡、猪、鱼、鸭，豪杰之士也，各有本味，自成一家;海参、燕窝，庸陋之人也，全无性情，寄人篱下。”

食疗类本草专著的若干特征：纵观历代食疗类本草专著，它们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广泛性、全面性与融汇性，以及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变化性等特征。食疗类本草专著的历史作用、地位和价值：食疗类本草专著既是本草著作的一个分支，又是食疗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食疗的发展、养生的发展，以及整个本草的发展历史都有着环环相扣的互动关系。关于发挥食疗效用的一点现实思考：食疗事实上是一个个性化起决定作用的活动，必须遵循“因人制宜”的原则。

总之，食疗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健康文化的一部分。中医食疗与中国医学、中国药学、中国养生学相继相生、相辅相成，凝练于学界、流布于民间，各有传承，自成体系。在其数千年的脉流中，圣贤相继，著述累累，积淀下了深厚的食疗文献。食疗本草是食疗文献的基础部分，它在周初以来重食主义和养生理念的背景下循序发育，萌芽于先秦，成形于汉唐，繁盛于明清。又因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该时期应有的特点。

二、食疗的分类

粥类：粥即用米加水煮制而成，如加入药物同煮便称作药粥，亦可将适量药汁兑入粥中供病人服用。它包括了食疗与药疗的双重效果。如干姜是中医用于温中散寒的药物，但无补养作用，只适用于里寒之证;粳米或糯米可以健脾益气，却没有散寒力量。若用干姜与米合煮粥服食，就成为具有温补脾胃，治疗脾胃虚寒的食治良方。又如用糯米煮成粥，在煎煮时加入适量葱、姜，煮熟后兑入一小杯醋，既能治疗感冒，又能防感冒。由于谷米煮粥，加入药特别是补益性的药粥，可以正常当作早餐或点心食用，既可充饥，又作食治。粥类食品简便易行，在古今食疗中用的最多。

羹类：羹又称汤，它是以肉、蛋、奶、海味等为主体原料，制成的较稠厚的汤液。可作为正餐，亦可作为佐餐食用。如百合银耳羹，用百合50克，银耳25克，冰糖50克，先将百合、莲子、银耳加水煮熟，用文火煨至汤汁稍黏，再加入冰糖，冷后即可食用。具有安神健脑之功，每晚睡前服，治失眠、多梦、焦虑、健忘。

茶类：又称“代茶饮”，是指含有茶叶或不含茶叶的药物，经粉碎混合而成的粗末制品(有些药物不经粉碎亦可)。一般不用峻猛或过苦的药材。药茶用开水沏后或加水煮后，即可像日常饮茶一样频频饮之。如治疗风寒感冒的姜糖茶，即由生姜、红糖组成。又如菊花茶，即以中药菊花用水沏后频服，可治头晕、目眩，具有清热、明目之功。

酒类：亦称“药酒”，即用中药与酒相结合的一种液体剂型，可用浸泡法或酿制法制备。中医认为，酒能通血脉，去寒气，行药势。常用的药酒有枸杞酒、人参酒、鹿茸酒、健美酒等。但这种药酒的缺点是不能饮酒的人或肝肾功能差的人不宜用。

饮食营养治疗是现代综合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营养治疗是根据疾病的病理生理特点，给病人制定各种不同的饮食配方，以达到辅助治疗及辅助诊断的目的，以增强机体的抵抗力，促进组织修复代谢机能，纠正营养缺乏。合理的营养饮食，不仅饮食中所含的营养成分齐全，配方恰当，色、香、味、形美观，且应增进病人食欲，还应结合不同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制订营养治疗配方，尤其在恢复健康中起到药物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饮食营养治疗增进治疗效果与医疗和护理同等重要。

《黄帝内经》中提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说明药物主要是祛除病邪，而以五谷、五果、五畜、五菜等富有营养的食物来补益精气，这样，邪气去，正气方可早日恢复。又如“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也指出了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应重视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