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

殷盼盼　朱艷桐（蘭州大學）

2014年吐魯番學研究成果豐碩，據不完全統計，本年度中國大陸共發表學術論文155篇，專著及文集14部。總體呈現以下特點：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是重點；出土器物的保護與研究仍佔有重要地位；對以往學術研究成果的反思與評價更加全面、深入；民族、宗教、藝術、社會文化及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繼續發展。現將2014年的吐魯番學研究成果分類概述如下。

一、歷　　史

本年度吐魯番學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史、法律史、軍事史以及經濟史四類。

政治史方面，侯宗輝《敦煌漢簡所見烏孫歸義侯質子新莽朝及“車師之戰”考辨》（《簡帛研究二〇一三》）考證了《敦煌漢簡》所收88、89A、89B、90號簡的内容，指出與之同一探方所出漢簡内容主要是天鳳三年之前的西域形勢及王駿到西域後出擊焉耆前的軍情分析，“車師之戰”非某次具體戰役，而是新朝時匈奴及西域諸叛漢政權數次侵擾車師諸國的記録。楊榮春《北涼高昌太守隗仁史跡鉤沉》（《吐魯番學研究》2期）認爲隗仁祖籍隴西天水，出自高車，隗氏在西晉時期進入高昌，成爲當地豪族。其北涼高昌太守的任期爲玄始九年（420）到緣禾四年（435），政績值得肯定。李文娟《麴氏高昌及其對絲綢之路的貢獻》（《甘肅金融》10期）介紹了麴氏高昌國的政治外交政策、經濟文化面貌、麴氏家族的聯姻及麴氏後裔的生存狀況，在此基礎上總結出麴氏高昌對絲路暢通和絲路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貢獻。張玉祥《論隋朝在新疆的管理方式》（《黑河學刊》6期）論述了隋朝管理新疆的方式，即對高昌實行册封、和親及通商遣使等。陳國燦《玄奘與高昌王國》（《吐魯番學研究》2期）指出玄奘於貞觀三年（629）三月從長安出發，六月中旬到高昌。在高昌前後停留四十餘日。於貞觀三年八月一日從高昌出發繼續西行，行前高昌國王麴文泰爲玄奘的西行做了周密安排。張付新、張雲《從高昌佛教看玄奘西行及其歷史作用》（《綏化學院學報》12期）簡要介紹了玄奘的生平，著重敍述了他西行求法的經歷及高昌王麴文泰對其提供的幫助。樊英峰、胡元超《唐曹欽墓誌本事索隱》（《乾陵文化研究》8輯）對陝西出土唐曹欽墓誌進行録文，研究其生平、政治軍事生涯，指出曹欽跟隨侯君集參與了貞觀年間平定高昌的戰役，官職爲“香谷折衝都尉、交河道總管”。劉子凡《〈唐成公崇墓誌〉考釋》（《文獻》3期）考釋了洛陽出土《唐成公崇墓誌》誌主成公崇的主要任官經歷，指出其在取得折衝都尉後又出任西州都督府别駕，是武官由府兵系統遷任邊州文官的典型範例。其西州别駕的任職可以與5件吐魯番文書中的“崇”字簽署相合，可以確定的任官時間是開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733—736），是現唯一可確認身份的西州都督府别駕，而西州都督府移治西州後，西州州府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胡倩雯《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平闕》（《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1期）整理了敦煌吐魯番出土公私文書、寺院文書、四部書中平闕詞彙的使用情況，指出實際運用時平出和闕字没有嚴格規定；部分詞彙在平闕式的運用中與文書的性質關係不大；超出平闕式的詞彙運用“與文書的背景及其所處地方的宗教信仰有較爲密切的關係”；唐以前古籍的唐人抄本則不用平闕，唐人所撰、涉及本朝人事的古籍用平闕。焦露《賜予與回報：唐代國家與父老》（《西華師範大學學報》4期）一文使用吐魯番出土文書説明父老協助官員完成定户等、分配土地、協助里正管理水利事務，體現了其在朝野溝通中的中介性，這屬於“自下而上的回報之禮”，與“自上而下的賜予之禮”相對應。楊林坤《西風萬里交河道——明代西域絲綢之路上的使者和商旅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探討了明代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朝貢貿易、商旅及貢使群體等相關問題。其中包括對吐魯番地名的變化、經過吐魯番的絲路交通、吐魯番與中原的使者和商旅往來以及使者的身份、吐魯番地區的著名貢使及家族、明代對吐魯番朝貢僧侣的管理及明人對吐魯番的記載等問題的論述。彭曉燕著、邱軼皓譯、劉迎勝審校《察合台汗國的外交與遣使實踐初探》（《西域研究》2期）一文使用吐魯番地區出土的蒙古語文書研究察合台汗國的公文格式。濮德培著、牛貫傑譯《比較視野下的帝國與國家：18世紀中國的邊疆管轄》（《史學集刊》4期）以“1724年年羹堯與青海的統一”和“吐魯番人的放逐”爲例，探討了清代邊疆政策的實施，認爲“吐魯番人向内地的遷居是‘自願’的”，而促成他們内遷的“重要因素是清政府拒絶保證緑洲的安全”。年羹堯與提議在吐魯番駐軍的岳鍾琪兩位邊疆總督“均把民衆的劃分與活動和開拓疆土視作帝國範圍的擴張”。趙劍鋒《晚清俄國駐新疆領事館考述》（《新疆大學學報》4期）一文考察了包括吐魯番領事館在内的晚清俄駐新疆的領事館、歷任領事、領事館機構編制、職責及影響等問題。張建春《清及近人的達坂城後溝詩文與“白水澗道”》（《西域研究》3期）根據清紀曉嵐、祁韻士、林則徐、陶保廉、張蔭桓及近人黄文弼的詩文，指出後溝達坂是從吐魯番到烏魯木齊交通中“白水澗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確定唐代是否已經存在。

法律史方面，李天石、李常生《從出土文獻看六朝時期西北地方法的特點——以鄯善、河西、高昌諸政權與中原的比較爲重點》（《南京師大學報》6期）指出吐魯番及河西諸政權國家基本法制上的特點爲：以南方六朝漢族政權爲正朔所在；法律制度上以漢文化系統爲主導，也有變通；文化上保持了與漢晉文化的高度一致性。黄正建《唐代訴訟文書格式初探——以吐魯番文書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利用唐代法典和吐魯番文書分析訴訟文書的稱呼、格式及特點，認爲唐代的訴訟文書稱爲“辭牒”，普通百姓用《辭》，有品官吏用《牒》，其内容則稱“狀”。後“狀”的用法泛化，與《辭》、《牒》混淆，唐晚期出現訴訟文書《狀》，作爲訴訟文書的《牒》被淘汰。並且指出唐代訴訟文書没有統一稱呼，多用“辭狀”，後演變爲“訴狀”。岳純之《從一份吐魯番文書看唐律的變化》（《煙臺大學學報》1期）將吐魯番文書《賊盜律》殘片與《唐律疏議》、日本《養老律》進行比較研究，認爲從永徽律疏到《賊盜律》殘片所代表的武則天時期的唐律及其疏議，再到《唐律疏議》，皆發生了形式與内容的變化，説明《唐律疏議》雖源於永徽律疏，但已幾經變化。白京蘭《軍府體制下清代新疆的司法體系及運作》（《西域研究》3期）一文研究了伊犁、塔城、烏魯木齊、吐魯番、哈密、回疆地區的司法機構與職能行使，並指出軍府體制下新疆司法體系及運作的特點。

軍事史方面的研究有：張安福、胡志磊《漢唐環塔里木烽燧佈局的演變》（《史林》2期）指出漢代烽燧設置的重點在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進行點綫式佈局，而唐代則在整個環塔里木地區及天山北麓進行面狀佈局，平定高昌後，在交通要道上都設置烽燧，形成了西州烽燧帶，漢唐烽燧佈局變化的原因在於西域局勢和西域防禦理念的不同。孫麗萍《德藏文書〈唐西州高昌縣典周達帖〉札記》（《西域研究》4期）對德藏Ch2403（TⅡ1976）號漢文文書進行釋義，將其定名爲《唐西州高昌縣典周達帖爲從山頭諸烽抽三人赴葦所事》，此文書是吐魯番出土的唐代西州高昌縣典周達下達給山頭烽的帖文，推測文書中出現的山頭烽、横城在永昌谷附近，其年代約在貞觀至永徽、龍朔間。孫繼民《黑水城金代漢文〈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册〉兩個地名的考證》（《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對《西北諸地馬步軍編册》進行録文，並考證出文書中的“也尨河”爲今臨潭的“冶木河”，“通祐堡”係由宋代洮州東南部的“通岷寨”改名而得，爲現今臨潭境内名爲“流順”的村鎮。關於屯田的研究有：張安福、王玉平《唐代西州屯區民衆的生産與生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期）一文側重於唐代西州屯區民衆的社會生活，研究其勞動群體的構成、屯墾活動和社會觀念。杜倩萍《屯田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西域研究》3期）通過高昌文化圈的形成和輻射，諸族生産生活方式的交融與變遷，養蠶織絹、紙張及印刷術、漢文書記、建築藝術等在西域的傳播與交融，西域棉花、果樹種植技術與動物馴養方法、樂舞傳入内地等實例，闡明屯墾對漢族與西域地區諸族文化互動的影響。劉安志《新資料與中古文史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收録吐魯番學相關研究文章9篇，部分内容涉及唐代府兵的問題。

經濟史研究同往年一樣，是吐魯番學研究的重要陣地，研究成果遍及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及賦役制度、度量衡、農業生産、貿易等方面。户口管理制度的研究成果有：張新國《從吐魯番文書看唐前期的户籍管理措施》（《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期）認爲唐前期的户籍管理較爲嚴格，管理措施主要體現在户主的確定，嚴格登記家庭成員年狀、身份、户籍的變動信息，民户的户等、賦税、授田數額等方面。張新國《吐魯番文書〈武周趙小是户籍〉探析》（《文獻》6期）聯繫其他吐魯番敦煌文書研究了《武周趙小是户籍》，認爲户主爲趙小是，文書反映的“丁口虚掛”現象與唐代地方官員的考核標準和刑律有關，指出寡婦的“户籍合籍”有三種方式，“合籍”可以減少寡婦應授田數額且不影響政府徵行賦役。楊際平《論唐代手實、户籍、計帳三者的關係》（《中國經濟史研究》3期）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唐代手實、計帳、户籍的實際編造過程，釐清三者關係，彌補糾正傳世史料記載的疏漏，指出“里正所責的民户手實是造户籍的主要依據，計帳不是造籍依據”，計帳的數據來自户籍稿。李明瑶、柳軼《吐魯番出土“唐欠田簿”文書中户等考釋》（《蘭臺世界》35期）指出吐魯番出土“唐欠田簿”文書中“四等”、“六等”是户等的另一種記録形式，記載於“四等”之後的“上上户”可能爲漏記補充或是上等户中的特殊户。王祥偉《從吐魯番文書看唐代世俗政權對西州寺院經濟的管制》（《吐魯番學研究》1期）指出唐廷通過限制寺院僧侣人數和土地規模、向寺院徵税課役、控制及放良寺院依附人口、掌握寺院財務收支狀況等措施管理寺院經濟。

土地及賦役制度方面，張新國《唐代吐魯番與敦煌地區受田差異初探——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期）指出吐魯番與敦煌兩地的受田差異主要體現在“受田數額”、“居住園宅”面積、“田地四至”記載與“田地稱謂”方式四方面，差異的原因在於耕地面積、人口數量、授田標準、水資源狀況、舊制度五方面的不同。張振華、魏麗琴《高昌國田租制度管見》（《蘭臺世界》3期）扼要梳理了高昌國的貨幣地租與實物地租兩種田租方式。楊際平《談北涼時期高昌郡的計貲、計口出糸與計貲配養馬》（《西北師大學報》2期）據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北涼計貲、計口出糸與計貲配生馬問題，認爲計貲出糸的本質不是户調而是田租的一部分，或是田租的附加税，計口出糸不是因爲徵納對象的不可分割，而是爲方便政府收繳，計貲配生馬的實質是計貲承役。徐秀玲《唐前期西州僱人代役研究》（《四川師範大學學報》4期）整理了唐前期西州僱人代役契約的基本内容和格式，研究了僱傭雙方的身份、僱價與僱價銀錢的購買力變動、替役人的義務等問題，認爲僱人代役契約出現的原因與西州人口減少、錢主們“因種麥、秋收等事宜”及政府的默許有關。裴成國《高昌國“作人”問題再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期）梳理了高昌國時期“作人”的概念，指出“作人”的身份具有依附性和一定的自主性，自主性體現在其擁有不完整的經營權，且要承擔國家的一部分徭役，“依附人口在高昌國人口中的比例較大，但仍然受國家控制，對當時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徐秀玲《麴氏高昌國時期僱價問題探討——兼論高昌寺院銀錢的使用情況》（《歷史教學》14期）對麴氏高昌國時期僱工的僱傭價格、僱傭報酬的支付方式及特點、高昌寺院在繳納賦税及其他日常經濟活動中的支付手段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度量衡的研究成果有：楊榮春《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度量衡——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求索》9期）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依據探討了高昌郡時期的度量衡單位、度量衡的進制關係、人的日食標準等問題，指出此時期高昌郡的度量衡承襲中原漢制。張顯成、高魏《量詞“步、石、斗、升、參”意義辨正——以出土文獻爲新材料》（《成都師範學院學報》7期）通過研究傳世史料、出土簡牘帛書、吐魯番文書，指出“步”還可作爲面積單位量詞，是“畝”的下一級單位，“石、斗、升”至少在漢代還有“大”、“小”之别，“參”既作爲重量單位也用作容量單位。

農業生産方面，陳躍《漢晉南北朝時期吐魯番地區的農業開發》（《陝西學前師範學院學報》5期）概述了史前、兩漢時期吐魯番地區的農業開發情況，梳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吐魯番的農業情況及軍墾農業、水利灌溉、農作物種類等問題，並分析了該地區農業開發的歷史特點。李艷玲《公元5世紀至7世紀前期吐魯番盆地農業生産探析》（《西域研究》4期）指出5至7世紀前期吐魯番百姓個人佔有的土地面積大爲縮小；農業生産結構中，以糧食生産爲主，粟的種植最爲廣泛，糜、大麥、桑樹、葡萄、棗、棉花等生産亦佔有重要地位；並探討了施肥、水利灌溉、農時觀念等生産技術問題。王曉暉《高昌西州時期吐魯番地區的農業生産技術》（《古今農業》3期）從農田水利灌溉系統、農田施肥增産、“易田制”以及農業生産工具改進四方面論述了漢唐時期吐魯番地區農作物産量的提昇以及農業生産發展等問題。張波《古代高昌農業初探》（《新西部》15期）從自然地理環境方面分析了高昌農業發展的環境條件，梳理了高昌農業發展的歷史和農作物、經濟作物的種類。李方《中古時期西域水利考（五）——柳中縣、蒲昌縣水渠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利用吐魯番文書考證了八條蒲昌縣和柳中縣的水渠，並對其所處位置和年代進行了推測。李方《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中古時期西域水利研究（七）》（《西域研究》4期）研究了唐代高昌城西北部渠、武城渠、芳其渠、白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佈、存在時間、與高昌國水渠的關係及水渠周邊的土地狀況。李方《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續）——中古時期西域水利研究之八》（《吐魯番學研究》2期）對高昌水渠中的左官渠、樹石渠、堅石渠三條水渠的位置、流向、使用時代、與高昌國水渠的關係、水渠周邊的土地等問題作了考證。鄭燕燕《中國古代麻作物析論——以于闐、吐魯番及敦煌文書記載爲中心》（《唐研究》20卷）詳細梳理了和田、吐魯番、敦煌地區出土文獻中記載的大麻、麻子、胡麻、油麻、烏麻、黄麻、野穀、亞麻等多種麻作物，並將之對應爲現代麻作物。楊榮春《吐魯番出土〈北涼神璽三年（公元三九九年）倉曹貸糧文書〉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在梳理前人對66TAM59：4/6號文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録文與考釋，認爲該文書係官府公文《符》，並指出神璽三年（399）二月前段氏北涼勢力就延伸至高昌，且實行了“常平倉”制。

貿易方面的研究有：張爽《5—7世紀高昌地區的馬匹與絲綢貿易——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爲中心》（《北方論叢》3期）通過馬匹的買賣與飼養，將高昌官府、絲綢、小農連接在歐亞大陸絲綢貿易體系之中。高昌地區小農無力購買馬匹，政府則以差科的方式强令官民配養，小農爲維持生計必須進行絲織品生産，出售給胡商以换取銀錢；同時官府也花費大量銀錢向胡商購入馬匹，亦爲胡商在當地收購絲綢提供了資金。張安福、卞亞男《安西都護府與唐代龜兹商貿的發展》（《中國農史》4期）運用吐魯番、庫車等地的出土文書指出安西都護府治龜兹，保證了龜兹安定的社會環境，屯田的發展及絲路的發展，擴大了龜兹地區的消費與商貿群體。榮新江、朱麗雙《從進貢到私易：10—11世紀于闐玉的東漸敦煌與中原》（《敦煌研究》3期）論述了10—11世紀于闐玉以朝貢和貿易的方式不斷流向敦煌和中原，同時也輸送到沿綫政權如沙州歸義軍、甘州回鶻、西州回鶻，轉而東漸。康柳碩、曹源《關於“高昌吉利”錢幣的幾點猜想》（《甘肅金融》4期）推測“高昌吉利”錢初鑄於鞠（麴）^[1]乾固時期，起因與一次佛教寫經有關，目的在於消災彌禍，“吉利”意爲“大吉大利”。王旭《從券書到契紙——中國傳統契約的物質載體與形式演變初探》（《湖北大學學報》6期）運用吐魯番出土的契約文書和傳統史料相結合探討了中國古代契約名稱從“券”到“契”的轉變、物質載體、契約書寫形式的變化以及單契和賣契的普遍流行等問題。姜伯勤《拜占庭通往敦煌吐魯番之路》（徐文堪編《現代學術精品精讀：西域研究卷（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討了東羅馬帝國與敦煌吐魯番之間貿易往來的道路交通問題。

二、社會與文化

關於社會生活的研究成果有：張國剛《唐代家庭與社會》（中華書局）運用傳世史料、墓誌及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唐代家庭的形態、家産分割、家庭與家族關係、農村家庭的生計、夫妻關係、父母的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唐代婦女的生活、寡居婦女的生活、男女婚嫁年齡、佛教戒律與家庭倫理、世俗家庭的宗教信仰、婚姻禮俗與禮法文化、漢唐“家法”觀念的演變、唐代鄉村基層組織及演變等問題。相關論文還有米婷婷《高昌墓磚對女性的記述》（《吐魯番學研究》1期）指出高昌墓磚中部分採用“××母×氏”或“××祖母×氏”格式記述的墓主可能與胡人有關，墓磚内容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經歷了由簡到繁的三個发展階段，唐西州時期的墓誌中女性形象的四個特點是：品行高尚、善於持家、孝悌友愛及賢妻良母。翟桂金《唐代貧女難嫁現象探析》（《寧波大學學報》6期）結合傳世文學史料和敦煌吐魯番出土户籍文書，指出中唐以後存在貧女難嫁的現象，並分析其原因爲受到北朝財婚習俗的影響，科舉制的推行造成女性地位相對降低，而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李文瑛、康曉靜《新疆青銅時代服飾研究》（《藝術設計研究》1期）分析了小河墓地、哈密天山北麓墓地、哈密五堡墓地、吐魯番洋海一號墓地出土的服飾樣式、面料、飾物，探討了青銅時代早期、晚期的服飾特徵、發展及東西服飾文化交流的問題。賀菊蓮《漢唐時期西域飲食文化交流探析》（《貴州民族大學學報》4期）引用吐魯番出土文物及文書，説明漢唐時期包括吐魯番在内的新疆天山南北、新疆東西部、新疆與中原王朝以及新疆與南亞、中亞之間的飲食文化交流關係。高愚民《從阿斯塔那出土文物看唐代西域女子髮式藝術》（《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期）研究了阿斯塔那墓葬出土女俑和圖像中的10種女子髮式。凌妙丹《吐魯番出土隨葬衣物疏名物時代初探》（《吐魯番學研究》1期）將吐魯番出土的68件衣物疏中有明確紀年的45件和其他紀年存疑的23件中的名物分别進行統計與對比，從而大致推斷年代不明確衣物疏的年代範圍，並將推定的年代範圍與已有研究進行比對，指出這種方法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孫麗萍《吐魯番古墓葬紙明器考論》（《吐魯番學研究》2期）指出紙明器陪葬習俗出現於紙在高昌普及之後，前涼及前秦統治之前，最初是作爲絹帛的替代品，後形成喪葬文化，晚至麴氏高昌及唐西州時期，人們藉助紙明器來炫耀墓主的身份與地位。紙錢可能與紙明器同時出現，源自古代陪葬束帛和寶貨的習俗。陳陗、沈澍農《中國藏吐魯番中醫藥文書研究》（《西部中醫藥》6期）對現藏於中國的數件吐魯番本中醫藥文書進行了詳細的録文與校注，糾正了以往録文中的錯誤。張傳官《吐魯番出土〈急就篇〉殘卷二種補釋》（《敦煌研究》4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補充考釋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和巴達木墓出土的兩種《急就篇》中的10處文字。

文化方面，張艷奎《吐魯番出土72TAM169：83號〈《論語》習書〉初探》（《吐魯番學研究》2期）對吐魯番出土72TAM16：83《〈論語〉習書》中的“友”及“朋”字進行考證，指出“友”並不是“有”的别字，“朋”因書寫問題導致其看似“用”字，“友朋”意爲有自己的學生和朋友從遠方而來。趙貞《中村不折舊藏〈唐人日課習字卷〉初探》（《文獻》1期）指出吐魯番出土的《唐人日課習字卷》是唐人習字作業中保存最連續、完整的一件，所記載的“放”、“假”事宜與正史記載相契合，學生會受到“當直”、“行禮”、“社”、“迎縣明府”等社會活動的干擾，並判定此文書出自西州州縣學生之手。方韜《吐魯番殘卷〈左傳〉服虔注研究》（《石家莊學院學報》1期）對吐魯番出土服虔注《左傳》進行録文與考釋，並與傳世本《左傳》杜預注進行比較，指出杜注更爲精煉，條目在繼承服注的同時也有所取捨，從注釋效果看，兩注各有擅長。張宗品《從古寫本看漢唐時期〈史記〉在西域的流播——中古時期典籍閲讀現象之一側面》（《古典文獻研究》17輯上）梳理了包括德藏唐初吐魯番寫本《仲尼弟子列傳》殘片（Ch.938v）在内的西域出土的與《史記》相關的文本，研究寫本形制、異文、文獻特徵，指出其讀者群包括軍士、士人、學者，並探討了其傳寫閲讀情況及西域《史記》的衍生文本與文獻衍生現象。張建偉《高昌廉氏與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中央民族大學學報》4期）一文梳理了蒙元時期高昌廉氏廉希憲、廉右丞、廉野雲、廉惠山海牙等先後在陝、元大都舉辦的廉相泉園雅集、廉園雅集、玄沙寺雅集等文化活動，指出廉氏雅集促進了各民族士人的交流。李文浩《論清代以來吐魯番地區傳統民居的漢文化現象》（《貴州民族研究》9期）從清代吐魯番地區與内地的政治關係、移民屯田、商業發展和商户興起等角度，分析了中原漢文化對該地民居建築的影響。周泓《多元生成文化區論説——以新疆歷史地緣文化區爲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6期）論述了新疆多元歷史文化區的組成與其内部不同地緣文化區的特點及文化構成，包括吐魯番文化區。

三、民族與宗教

民族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鶻方面，拓和提·莫扎提《中世紀維吾爾歷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書研究了中世紀天山中東部維吾爾（回鶻）王國的建立發展歷史、社會的公權力與亦都護政權、回鶻文法律契約文書、高昌及龜兹石窟藝術、維吾爾文明與文化等方面問題，以及粟特人的歷史、語言、宗教並補充了其入華史事，梳理了日本對西域的探險及對中世紀維吾爾歷史文化的研究情況。黑文凱《公元745—840年間回鶻對西域地區的爭奪》（《魯東大學學報》1期）梳理了745—840年間唐、吐蕃、回鶻在對包括西州在内的西域地區爭奪的史實。付馬《唐咸通乾符年間的西州回鶻政權——國圖藏BD11287號敦煌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期）研究國圖藏BD11287號敦煌文書，認爲其所記史事的發生年代很可能爲866—869年間，並梳理了西州回鶻在咸通七年到乾符年間的勢力發展過程。付馬《回鶻時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354號文書所見北庭城重建年代考》（《西域研究》2期）一文將德藏吐魯番出土回鶻文Mainz354號文書與考古資料、傳世史料和其他出土文獻相印證，指出“西州回鶻的北庭城曾在866—869年間的戰事中被毀”，文書中所記載的重建可能發生在公元900年後。張鐵山、朱國祥《回鶻文〈金光明經〉中的漢語借詞對音研究》（《新疆大學學報》1期）以土耳其文版《回鶻文〈金光明經〉》爲底本，窮盡吐魯番、敦煌出土的回鶻文《金光明經》中的漢語借詞，運用譯音對勘法，歸納漢語—回鶻語的對音規律。馬小玲《回鶻文歷史文獻學理論芻議》（《伊犁師範學院學報》4期）在述評回鶻文文獻（包括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文獻）研究概況的基礎上，探討了研究意義、内容、思路、方法、主要觀點、預期價值等問題。白玉冬《有關高昌回鶻的一篇回鶻文文獻——xj222 0661.9文書的歷史學考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期）對蒙元時期的xj222 0661.9回鶻文文書所反映的史實進行考釋，認爲文書第一部分反映建國初高昌回鶻勢力强大，曾攻打怛邏斯、焉耆。第二部分記載11世紀遭受契丹打擊的阻卜投奔高昌，高昌回鶻對其安置處理之事。文書中的Bätägi为乃蠻部之前身别貼乞部，即殘留在高昌的黠戛斯餘部。烏雲《新疆佛教石窟中的古代民族服飾考略》（《甘肅社會科學》4期）考察了新疆佛教石窟中的龜兹、回鶻、粟特、蒙古、漢民族的服飾，並對各民族服飾的整體面貌及特點進行了初步探討，其中柏孜克里克石窟中的回鶻形象受到了關注。凱旋《九姓烏古斯的民居與服飾文化初探》（《河西學院學報》4期）介紹了11世紀伽色尼王朝的迦爾迪奇所著《紀聞花絮》的研究狀況及其主要内容，並與出土文書、傳世史料及壁畫相結合，探討了高昌回鶻的民居和服飾等社會風俗。

另有一些其他民族的研究，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三聯書店）一書匯集了其已刊的關於“粟特人的遷徙與聚落”、“粟特商隊與祆祠”、“入華粟特人的多元文化”三方面的論文，研究了吐魯番地區的粟特人與粟特聚落。楊發鵬、李偉靜《交河溝西康氏塋院20號墓主人爲康姓粟特人辨析》（《敦煌學輯刊》3期）認爲M20墓主人應爲因某種原因而葬於康氏塋院的漢人，並進一步論證龍朔年間遷入高昌的粟特人已經完全漢化的觀點是不合理的。許序雅《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朝對來華九姓胡人的管理》（《西域研究》2期）一文將來華的九姓胡人分爲著籍者、非著籍者、“投化胡家”和“胡客”四類，並分别探討唐朝政府對之採取的不同管理方式。李樹輝《突厥語文獻的紀年形式和斷代方法》（《語言與翻譯》3期）利用吐魯番等地出土的突厥語、回鶻語文書，分析了突厥語文獻的七種紀年形式，並總結出突厥語文獻斷代的八種方法及其實用範圍和利弊所在。趙毅《明代西域人内遷研究二題》（《昌吉學院學報》2期）分四階段梳理了明朝西域人内遷的過程，其中宣德至成化年間爲内遷高潮期，且以土魯番人和哈密人爲主。明朝與土魯番爭奪哈密的鬥爭和後來明朝與土魯番關係的惡化都影響西域人口的内遷和對之的安置政策。阿不來提·艾合買提《淺論吐魯番郡王統治下維吾爾族的經濟情況》（《黑龍江史志》1期）介紹了吐魯番扎薩克制的産生，對吐魯番地區的統治，以及最終被郡縣制取代的過程，著重討論了扎薩克制郡王統治下吐魯番地區經濟落後的原因。段晴《于闐文書所見古代于闐的典押制度》（《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破解了于闐文書中困擾學界多年的一個詞彙，提出古代于闐典押制度中既有對實物的典押，也有對人和水的典押，大大推進了于闐社會典押制度的相關研究。

本年度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迪拉娜·伊斯拉非爾《吐魯番發現回鶻文佛教新文獻研究》（民族出版社）對國家圖書館藏回鶻文《畏吾兒寫經殘卷》、新疆博物館藏勝金口本《彌勒會見記》殘葉、吐魯番博物館藏回鶻文《慈悲道場懺法》殘葉進行原文换寫、轉寫、注釋及譯文，並與漢文版本進行比較。張鐵山、朱國祥《試論回鶻文〈玄奘傳〉專有名詞的翻譯方式——以回鶻文第九、十卷爲例》（《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以Kahar Barat刊佈的回鶻文《玄奘傳》第九、十卷爲基礎，對回鶻文專有名詞的翻譯進行分類，並將其與漢文本原文進行對照，探討回鶻文《玄奘傳》的翻譯方式。王振芬《承陽三年〈菩薩懺悔文〉及其相關問題》（《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指出旅順博物館藏《承陽三年〈菩薩懺悔文〉》是研究北涼“承陽”年號行用時代的重要資料，殘片書寫時間爲承陽三年，節録《菩薩善戒經》部分内容，用於授菩薩戒。九卷本《菩薩善戒經》中的地序品及一卷本《菩薩善戒經》最遲在元嘉四年譯出，元嘉八年以後求那跋摩和其弟子纔譯出其他諸品。李亞棟《〈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誤漏數則》（《吐魯番學研究》2期）補充和糾正了2007年出版的《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中的多處誤漏。楊富學、張艷《回鶻文〈五臺山贊〉及相關問題考釋》（《五臺山研究》4期）對柏林收藏的三件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寫本《五臺山贊》殘片進行譯釋，研究了回鶻五臺山信仰、文殊信仰的流行情況。楊富學《高昌回鶻摩尼教稽考》（《敦煌研究》2期）論述了高昌回鶻摩尼教的由來、興盛、流行狀況，以及10世紀中葉後高昌地區摩尼教與佛教、景教並存的情況。任文傑、石妙春《吐魯番地區摩尼教古文獻藝術特徵解析》（《裝飾》12期）概述了吐魯番地區摩尼教文獻的裝幀形式、書寫材料、書寫工具、藝術特點。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鶻“波斯外道”辨釋》（《中國史研究》2期）指出宋代史料中記載的10世紀後半期兩次與西州回鶻使臣易難入朝朝貢的“波斯外道”阿里煙是來自西州回鶻的景教徒，並推測宋代史料將景教稱爲“外道”可能受到了唐代《歷代法寶記》的影響。楊富學、彭曉靜《絲綢之路與宗教文化的傳播交融》（《中原文化研究》5期）指出絲綢之路上種類繁多的宗教並行發展傳播又相互融合，表現爲教義的互相融攝、宗教術語的共用、表現形式相互借用。吐魯番地區宗教融合表現在不同風格的宗教遺跡和宗教文獻資料中，高昌回鶻境内佛教、景教、摩尼教和諧相處的景象與唐武宗“會昌滅法”有關。

四、語言文字與文學

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有：蔣宏軍《略論唐代西域的優勢語》（《新疆大學學報》3期）利用吐魯番及新疆其他地區出土的文書、石窟榜題、傳世史料，研究了漢語、粟特語、吐蕃語、于闐塞語、突厥語對唐代西域社會的影響，並分析了這五種語言可以成爲唐代西域優勢語的原因。《高昌館課》記載了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地區向明朝呈來的部分函件、公文，馬克章《明代〈高昌館課〉與漢語在西域》（《語言與翻譯》4期）研究認爲這些文件中的漢文文本是西域各族操漢語者的手筆，可證明代漢語在西域各地的通行。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熱西提《從吐魯番到敦煌——Turpan（吐魯番）一名語源、語義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3期）研究認爲Turpan（吐魯番）屬於印歐語系古地名，語音上與敦煌（敦薨）爲同名異譯詞，與“高昌”一詞皆意爲“高大、結實、堅固的城堡”。趙紅《吐魯番文獻與漢語語料庫建設的若干思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3期）指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漢語史語料庫建設研究”的漢語語料庫建設過程中異體字應該通過鏈接等技術保留原字形等問題。范舒《吐魯番本玄應〈一切經音義〉研究》（《敦煌研究》6期）對散見於各地的吐魯番出土的玄應《一切經音義》進行了綴合與定名，並對其校勘價值與版本價值進行了論述。張磊《新出敦煌吐魯番寫本韻書、音義書考》（《浙江社會科學》3期）一文考察了5件大谷文書中的音義書殘片，對其對應經書、文字、寫本情況加以考證，並指出其在版本流傳、寫本體例等方面的價值。鄧文寬《“寒盜”或即“譀盜”説》（《敦煌研究》3期）對敦煌吐魯番買賣契約文書中常見的“寒盜”一詞的字面意思進行解釋，指出“寒盜”的原形當爲“譀盜”。毛秋瑾《裴行儉與唐初書壇——兼及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期）介紹了裴行儉的仕宦經歷、習書經歷、在初唐的書法地位及影響，並討論了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書法藝術特點及其與裴行儉的關係。李天天《吐魯番磚誌異體字及其書法意義探析》（《書法》12期）對《吐魯番出土磚誌集注》與《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所見的異體字進行了舉例研究，指出了漢字發展的特點及異體字出現的意義。

文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新朋《吐魯番出土〈駕幸温泉賦〉殘片新考》（《文獻》4期）新認定了大谷文書中6件《駕幸温泉賦》殘片，可以與之前確定的10件殘片綴合，確證了大谷3180號爲《駕幸温泉賦》殘片。關於童蒙文學研究，有張新朋《大谷文書别本〈開蒙要訓〉殘片考》（《敦煌研究》5期）對大谷3574等11件文書殘片和大谷10313（A）、10313（C）分别進行了考釋與綴合，指出兩者均爲《開蒙要訓》，此兩種《開蒙要訓》是不同於之前已經認定的敦煌及吐魯番本《開蒙要訓》的“别本《開蒙要訓》”。

五、考古與文物保護

考古與文物保護是吐魯番學研究的基礎，本年度在此領域成果豐碩。出版專著有：吐魯番博物館、吐魯番學研究院編《絲路遺珠：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産文物精品展》（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圖片的形式再現了高昌、交河故城的出土文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編《西域文物考古全集》（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分“研討與研究卷”、“精品文物圖鑒卷”、“不可移動文物卷”三大卷39册對新疆的古城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石刻等文物資料進行整理出版。

發表考古簡報三篇，分别是：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西區2004年發掘簡報》（《文物》7期）公佈了2004年對阿斯塔那西區9座墓葬的發掘情況，墓葬形制均爲斜坡墓道土洞室墓，隨葬品多爲陶、木器和文書，並公佈了文書的圖片和録文，推測這批墓葬年代應在唐西州時期。吐魯番學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魯番加依墓地發掘簡報》（《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2013年12月到2014年1月間吐魯番加依墓地217座墓葬的發掘情況，詳細梳理了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推定墓葬時間爲公元前10世紀至前2世紀，當時的人群以遊牧爲主，文化屬“蘇貝希文化”。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Ⅱ區M411的搶救性發掘簡報》（《吐魯番學研究》2期）是吐魯番學研究院考古所2014年7月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Ⅱ區M411進行搶救性發掘的成果簡報，對墓葬地理位置、墓葬形制和出土的17件陶器和1件泥燈做了介紹，判定此墓爲唐西州時期遺址，推測此墓被盜之前應有數量可觀的隨葬器皿。

出土器物的研究有：祖力皮亞·買買提《從考古發現看吐魯番蘇貝希文化的木器製作技藝》（《吐魯番學研究》1期）介紹了吐魯番蘇貝希文化遺址出土木器的加工工具以及砍削、雕刻、鑽孔、粘合、抛光等加工技術，指出吐魯番出土的史前時期木器種類齊全，製作技藝精湛。魯禮鵬《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木案類型學研究》（《吐魯番學研究》1期）將阿斯塔那墓出土的24件木案分爲單體類和拼接組合類兩大類進行特徵分析，總結出兩者在製作工藝和器型上的特徵，對這些木案進行了斷代分期。張統亮《吐魯番大墩子出土陶器探析》（《鴨緑江》6期）分析了大墩子出土陶器少且很少有大型彩陶的原因，並對其器型、紋飾及所藴含的時代背景和文化信息進行了介紹。艾克拜爾·尼牙孜《新疆出土的青銅至早期鐵器時代馬鑣的研究》（《吐魯番學研究》1期）將新疆地區近年來考古發現的馬鑣分爲無孔帶槽和有孔兩類進行了介紹，對之進行分期，並與同時期歐亞草原遊牧文化區出土的同類器材進行比較研究。張弛《黄文弼在新疆考察所見古代西域十二生肖文物》（《吐魯番學研究》2期）梳理了自漢至唐十二生肖的發展與變化，認爲西域長期存在兩種生肖文化系統，一類以中國的十二生肖紀年爲載體，表現在陪葬生肖俑上；另一類以佛教造像爲載體，與宗教生活相關。巴音其其格《試析阿斯塔那出土織錦覆面的文化意義》（《絲綢之路》10期）一文整理了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織錦覆面，並將前輩所論述的文化内涵分爲“冠服制度説”、“身份象徵説”、“靈魂崇拜説”、“避免恐怖説”及“其他”五類，認爲覆面中包含著中原喪葬習俗，其紋飾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陸錫興《吐魯番眼籠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期）指出吐魯番文獻中的“眼籠”是一種眼罩，鑽孔眼籠的作用是“爲了保護眼睛少受風沙和陽光的侵害”，墓葬出土眼籠分爲實用器和明器兩種，並推測金屬眼籠産自吐魯番本土。衛斯《吐魯番三大墓地隨葬彩繪木鴨習俗研究——兼與張弛先生商榷》（《吐魯番學研究》2期）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巴達木墓地出土彩繪木鴨進行了考證，指出隨葬彩繪木鴨除漢人外還有“昭武九姓”等少數民族，彩繪木鴨不是酒具，其原型來自内地戰國時期至唐代隨葬品中的“鴨俑”，其文化意義更多的是爲“滿足死者對曾經有過的美好生活的留念和追憶”。高啓安《吐魯番出土“草編粽子”名實辨考》（《吐魯番學研究》1期）對將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搜集到的連綴草編物定名爲“粽子”的觀點提出質疑，指出此物實爲香囊。劉思源《我國墓葬死者口中含幣習俗溯源》（《新西部》11期）對阿斯塔那墓葬死者口含錢幣的現象進行溯源，指出漢代以前，死者口中所含的玉、貝等物並不具有貨幣性質，漢唐出現的漸多的口含流通貨幣的現象可能與外來文化的推動有密切關係。張淑萍、艾麗《隴中：中國民俗剪紙之源——吐魯番出土剪紙的再論證》（《甘肅高師學報》3期）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8件北朝時期的剪紙進行介紹，分析其花紋的文化内涵，指出中國剪紙藝術的源流可能爲隴中地區。孫維國《新疆發現裝飾獵獅紋樣文物的特徵及其文化源流初探》（《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期）整理了5件阿斯塔那出土的織物與箭箙上裝飾獵獅紋樣的文物，並指出這批紋樣呈現了“狩獵者與獵物相分離”、“世俗生活内容佔主導地位”、多民族文化交融、具有“明顯的時代風格”四大特點，認爲此紋樣受到了中亞波斯文化的影響，且可以追溯到西亞兩河流域文化。金少萍、王璐《中國古代的絞纈及其文化内涵》（《煙臺大學學報》3期）綜合運用傳世史料、阿斯塔那出土織物實物、卷軸畫、石窟壁畫、唐三彩、陶俑等文物資料，研究了絞纈的名稱、類别、功用、技法、對藝術的影響等問題。

遺址調查與文物保護的研究成果有：張安福、田海峰《環塔里木絲綢之路沿綫漢唐時期歷史遺存調查》（《石河子大學學報》5期）介紹了吐魯番、龜兹、樓蘭、莎車、尼雅等地漢唐時期環塔里木絲路沿綫城址烽燧、環塔里木佛教遺址。毛筱霏、趙冬、張衛喜《高昌故城遺址主要病害與保護措施研究》（《世界地震工程》4期）分析了遺址的土體賦存環境及化學、物理特性，指出遺址土體穩定性是遺址面臨的最大問題，可通過加固地基、基礎托换及錨桿錨固等措施進行遺址保護。陳義星《飲馬傍交河，故城幾春秋——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保護》（《中華建設》9期）介紹了交河故城遺址保護的“打點滴”法，並介紹了自1992年以來對保護交河故城而做的投入和保護計劃。鄭海玲、周暘、徐東良、瑪爾亞木·依不拉音木、趙豐《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出土唐代米色絹襪的現狀評估》（《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期）使用掃描電子顯微鏡、紅外光譜、熱分析、氨基酸分析等方法對出土的唐代米色絹襪進行評估，指出其“纖維表面粗糙、結構疏鬆，熱分解温度明顯降低，氨基酸含量發生變化”，保存現狀差。李媛《唐代白色絹襪修復報告》（《吐魯番學研究》1期）詳細呈現了阿斯塔那古墓群M150號墓中出土的一雙絹襪的修復過程，並提出文物長期保存的環境要求，推測該襪子的製作過程，認爲可能是作爲冥器之用。楊麗蔚《淺議出土立體紡織品文物的解體修復與復原》（《吐魯番學研究》2期）簡要介紹了立體紡織品文物解體修復過程中應遵守的原則和注意的問題，並以阿斯塔那麴氏高昌張氏墓區出土的一件“唐黄底褐色幾何紋錦雞鳴枕”與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彩色絲綫編織鞋”的清理及修復過程爲例，進行了説明。吐魯番學研究院技術保護研究所《吐魯番新區徵集的察合台文文書清洗修復報告》（《吐魯番學研究》1期）從文書現狀、清洗修復原則、清洗室及儲存室的環境狀況、清洗修復過程等幾方面介紹了對從吐魯番市新區徵集的1000餘件察合台文文書進行清洗修復的情況。

六、藝　　術

對石窟、壁畫及造像藝術的研究專著有：上海藝術研究所、新疆藝術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地區文物局主編《高昌藝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對高昌地區的繪畫、雕塑、建築、音樂、舞蹈、服飾、書法、篆刻、工藝美術、戲劇等藝術形式進行全面研究，並附有圖版。論文有黄劍華《佛教東傳與絲路石窟藝術》（《美育學刊》2期）詳細介紹了絲路沿綫龜兹、于闐、吐魯番、敦煌、河西等地區的佛教遺址、石窟建築以及具有濃厚犍陀羅藝術風格的壁畫等文化遺産。熱娜·買買提《柏孜克里克第20窟〈佛本行經變圖〉中的瓔珞紋樣小考》（《裝飾》7期）研究了柏孜克里克第20窟《佛本行經變圖》中瓔珞的造型、紋樣、材質與顔色，認爲其具有濃鬱的宗教特徵、外域特徵及獨特的高昌地域特徵。鍾麗娟《淺談唐代絲綢之路景教繪畫》（《絲綢之路》10期）梳理了部分現存景教繪畫藝術，其中包括高昌故城遺址中景教寺院内的《棕枝主日圖》。陳玉珍、陳愛峰《大桃兒溝第9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圖像考釋》（《敦煌研究》6期）著重分析了大桃兒溝第9窟中殘存壁畫的内容，指出第9窟壁畫爲佛教密宗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並將其與莫高窟第465窟及西藏江孜白居寺的圖像進行比對，指出第9窟圖像與莫高窟第465窟出自同一底本。阮榮春、李雯雯《西域佛教造像的源流與發展》（《民族藝術》5期）分西方古典樣式、犍陀羅樣式、印度樣式、東方埃及樣式、波斯樣式、中原樣式及西域本土樣式等幾個方面，論述了西域地區造像的藝術源流及其發展變化。馬世長《新疆石窟中的漢風洞窟和壁畫》（《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文集》，商務印書館）對龜兹、疏勒、高昌石窟中的漢風洞窟形制和壁畫進行了研究。

劉玉婷《從阿斯塔那出土織物分析唐代服飾圖案的藝術形式》（《金田》7期）分析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服飾上的圖案紋樣及其構圖形式。鄺楊華、劉輝《漢唐刺繡圖案構圖研究》（《絲綢》8期）對絲綢之路沿綫出土的200餘件漢唐刺繡的圖案構圖進行分析，指出構圖類型有並列式、二二錯排式、對稱均衡式、幾何骨架和自由式。葉爾米拉、雷歡《傾國傾城之桃花玉面——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仕女俑鑒賞》（《文物鑒定與鑒賞》12期）賞析了吐魯番阿斯塔那206、188、214號墓出土仕女俑的妝容，認爲與中原地區同時期的女俑頗多相似，反映了我國嚴謹的厚葬制度。牛金梁《阿斯塔納張雄夫婦墓出土彩塑俑的造型風格辨析》（《裝飾》5期）通過分析張雄夫婦墓出土彩俑的著裝、人種、俑的製作材質，指出張雄墓中出土的彩塑泥俑存在漢、胡兩種不同的造型風格，既反映了兩種文化，也體現了從麴氏高昌到唐西州的時代變遷。

書法藝術方面，毛秋瑾《敦煌吐魯番文獻與名家書法》（山東畫報出版社）研究了敦煌吐魯番寫本中與王羲之書法有關的寫本的書寫年代、書寫者身份、書體與書法風格等問題；介紹了裴行儉的經歷、在初唐的書法地位及影響，並討論了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書法藝術特點及其與裴行儉的關係。

七、學術綜述與書評

本年度發表的綜述性文章有：黄曉新《新疆歷史文獻綜述》（《新疆新聞出版》4期）指出新疆歷史文獻具有總量豐富、多民族多語種、文獻價值高、分佈範圍廣的特點，介紹了其類别和收藏情況。陳麗萍、趙晶《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綜述》（《2014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主要對《敦煌秘笈影片册》刊佈以來，學界的各項活動和相關成果作了簡要介紹和總結，指出研究成果的特點。朱艷桐《2013年吐魯番學研究綜述》（《2014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將2013年吐魯番學的8部專著、6部論文集以及131篇論文分爲文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宗教、考古、藝術、語言文字、學術評價、專著與文集共十一個類别進行了全面的概述。張宗品《近百年來〈史記〉寫本研究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期）介紹了包括德藏唐初吐魯番寫本《仲尼弟子列傳》殘片在内的各國藏《史記》古寫本，並對文本校勘、傳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分析了未來的研究方向。陳習剛《吐魯番唐代軍事文書研究述論》（《唐史論叢》19輯）梳理了吐魯番唐代軍事文書的主要刊佈情況，分軍府、軍鎮、征鎮征行、鎮戍、烽鋪、軍馬、軍屯幾方面對研究現狀進行述評，並總結了其學術價值，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彭麗華《唐五代工匠研究述評》（《井岡山大學學報》2期）將學界對唐五代工匠的研究成果分爲依托傳世典籍、依據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依托《天聖令》三個階段進行概述。李梅《20世紀以來〈彌勒會見記〉研究綜述》（《西域研究》2期）詳細梳理了20世紀以來《彌勒會見記》的文本、版本、釋讀、成書年代、文學體裁、宗教、語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撰、畢波譯《粟特語基督教文獻研究近況》（《新疆師範大學學報》4期）梳理了近年來新疆特别是吐魯番地區發現的粟特語基督教文獻的研究成果，並指出這批文獻的價值。甘大明《粟特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四川圖書館學報》2期）介紹了穆格山、吐魯番、蒙古國等地出土的粟特文文書、碑刻等文獻的整理刊佈情況與研究成果。王靜《新疆境内出土景教遺物綜述》（《西北工業大學學報》2期）詳細介紹了吐魯番和阿力麻里出土的景教遺物及文書，對吐魯番水盤遺址景教寫本的整理刊佈與研究情況作了梳理，介紹了高昌城東門外的建築遺址内壁畫的研究成果。楊斌《卜天壽所抄五言詩作者及“側書”問題述評》（《蘭州教育學院學報》8期）梳理了吐魯番出土文書《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十二月新三臺詞〉及諸五言詩》中第5首詩《他道側書易》的作者、“側書”的理解等相關研究成果，並認爲此詩可能産生於敦煌吐魯番地區，且吐魯番的可能性更大。于業禮《新疆出土醫藥文獻研究概述》（《中醫文獻雜誌》3期）分漢語和胡語兩類概述了新疆出土醫藥文獻的研究現狀，指出當前的研究存在研究還比較零散、從事研究的專業醫學人員較少，以及研究僅限於文獻研究而未能與臨牀相結合的问题。

書評主要有靈均《走出書齋　面向現實——讀〈文本解讀與田野實踐：新疆歷史與民族研究〉》（《西域研究》3期）敍述了王欣《文本解讀與田野實踐：新疆歷史與民族研究》一書各章的主要内容，總結該書的4個特點，認爲該書既有“文獻解讀與文本分析”，又注重“田野調查”。尹波濤《何謂西域，誰之新疆——〈文本解讀與田野實踐——新疆歷史與民族研究〉讀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期）概述了王欣《文本解讀與田野實踐——新疆歷史與民族研究》一書的主要内容，認爲作者能夠巧妙發揮新舊史料各自的特點，合理運用，且注重將研究視角放在民族遷徙、融合的背景下，但此書也存在問題，如缺乏嚴謹的體例。孫麗萍《〈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評介》（《華夏文化》4期）指出石墨林編著、陳國燦校訂的《唐安西都護府史事編年》匯集了歷代史料和出土文獻中與唐代安西都護府的相關記載。孫麗萍認爲此書有兩大亮點：史料後的提按訂正了史料記載的失誤；編年體總的編纂體例下靈活運用多種編纂方法，並指出此書存在的問題是個别史料未予收録引用。

八、其　　他

吐魯番學研究史方面，高奕睿、橘堂晃一著，郎朗天譯，肖小勇審校《日本的中亞探險：大谷探險隊及其與英國的聯繫》（《西域研究》1期）介紹了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所藏關於大谷光瑞西域探險的資料，論述了大谷探險隊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密切聯繫，並指出這些零星資料的價值所在。馬曼麗《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隊及其敦煌、于闐探寶》（氏著《塞外文論——馬曼麗内陸歐亞研究自選集》，蘭州大學出版社）介紹了大谷探險隊在敦煌、于闐地區的考察經歷。孫麗萍《黄文弼與新疆考古》（《華夏文化》1期）簡述了黄文弼在新疆考古、吐魯番學、簡牘學等方面的重要貢獻。王新春《黄文弼與西北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簡牘學研究》5輯）介紹了黄文弼西北考察的經過，梳理了其所獲文獻的保存、流散、整理與刊佈情況。羅慧《饒宗頤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3期）主要介紹了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的創辦時間、經費來源、運營模式、主要貢獻與成就、學術交流活動以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的學術活動及貢獻等。

吐魯番文書研究方面，張遠華《〈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本與釋文本對照（二）》（《吐魯番學研究》2期）爲作者同名文章（《吐魯番學研究》2013年1期）的續篇，編製了十册録文本與四册圖文本《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對照表，内容包括墓葬編號、墓葬時代、文書名稱、録文本與圖文本所在的册、頁、數量。趙彦昌、李兆龍《吐魯番文書編纂沿革考（下）》（《檔案學通訊》1期）是作者同名文章（见《檔案學通訊》2013年6期）的下篇，梳理了全面繁榮階段吐魯番文書國内外的編纂活動和編纂成果。武宇林《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西域文物資料考述》（《圖書館理論與實踐》5期）對《大谷探險隊將來——西域文化資料選》中列舉的部分西域文物及文獻資料進行編譯考述，包括天山植物、石窟墓葬圖片、阿斯塔那出土染織品、敦煌古寫經。另有兩篇文章論述了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價值與意義：張涌泉、秦樺林《手寫紙本文獻：中華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浙江社會科學》3期）概述了敦煌文獻、吐魯番文獻、黑水城文獻、宋元以來契約文書、明清檔案等寫本文獻的刊佈情況，論述了手寫紙本文獻的特點與地位，指出現階段急需創建手寫紙本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劉後濱《古文書學與唐代政治史研究》（《歷史研究》6期）提出簡牘、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南宋徐謂禮文書等，對於從政務運行角度研究唐宋政治制度史具有重要作用，但也要注意這些資料的局限性，並指出唐令及《天聖令》的整理與研究能夠起到溝通傳世史料與敦煌吐魯番文書的作用。

總體而言，隨著新資料的發現與公佈，本年度的吐魯番學研究在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物保護與研究等領域的研究更加深入，選題不斷豐富，對以往學術成果的反思、檢討與總結更加全面。但要注意在推進精細化、專業化研究的同時，也要注重整體性理論體系的研究。

【注释】

[1]原文为“鞠”，現改爲“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