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文獻基本情況研究綜述

宋雪春（上海師範大學）

英藏敦煌文獻指斯坦因（M.A.Stein）分别於1906—1908年第二次中亞考察和1913—1916年第三次中亞考察期間在莫高窟藏經洞所獲的全部敦煌文獻，包括現藏於英國博物館（又稱“大英博物館”）、英國國家圖書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以及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的所有藏品。所謂英藏敦煌文獻的基本情況，指的是其來源、數量、保存情況和主要内容等。本文擬對一百多年來學術界對以上問題的研究情況試作回顧。

國人對英藏敦煌文獻的專門考察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向達調查了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共寓目漢文、回鶻文寫卷500號左右。向氏不僅對大批文獻作了詳細記録，還拍攝了七十餘種珍貴照片^[1]。1957年，劉銘恕依據縮微膠卷編成《斯坦因劫經録》^[2]，與翟理斯所編《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3]各有短長，可互相補充。1982年，張廣達赴倫敦、巴黎調查英國圖書館和巴黎國立圖書館等處敦煌文獻的收藏情況，並帶回一些草目性質的材料。1985年，榮新江詳細考察了英國圖書館東方寫本與圖書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英國博物館東方古物部、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英國皇家亞洲協會圖書館等機構所藏敦煌西域文獻的收藏和研究情況^[4]。1991年，方廣錩和榮新江應邀分别爲S.6891號以下的佛教文獻和社會文書殘卷進行整理和編目，均取得重要成果^[5]。在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之際，郭鋒、劉忠分别梳理和評價了英藏敦煌漢藏文獻的來源、收藏保存、整理編目及刊佈的相關情況^[6]。自1981年至今，《敦煌寶藏》^[7]、《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8]、《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9]、《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10]等大型圖録的相繼刊佈，使學界全面認識英藏敦煌文獻的整體面貌成爲可能。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以出版的方式得以回歸，十分便於國内外學者的查閲和研究，尤其改變了國内學者過去在資料佔有方面的不便和缺憾。

一、來　　源

英藏敦煌文獻主要是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亞考察在敦煌藏經洞所獲收集品。榮新江詳細考察了英藏敦煌文獻的具體來源，介紹指出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考察期間走訪莫高窟，掠走藏經洞出土文獻24箱、絹畫和其他絲織品等文物5箱；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再到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又獲得570件敦煌藏經洞寫本。郭鋒補充論述了斯坦因對敦煌文獻的“掠取”時間和細節：1907 年6月13日，斯坦因帶著裝滿7箱的手稿和裝滿5箱的繪畫品及織物品，離開莫高窟去安西繼續他的考察；10月2日，斯坦因派遣蔣孝琬再次深入莫高窟，獲取230個捆包近3000件漢文吐蕃文及中亞語言文字寫卷寫本；1914年3月底至4月初，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亞探險中再赴莫高窟，依然拿到王道士私匿下來的570份卷子寫本^[11]。王冀青從檔案材料著手，以1907年斯坦因與王圓籙及敦煌官員之間的交往爲綫索，考察了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探險中，充分利用當時的官民矛盾和衝突，並通過蔣孝琬的周旋和幫助，從王圓籙處騙取大批藏經洞文獻的經過^[12]，補充了斯坦因劫掠敦煌寶藏的具體時間和所涉人物的細節，頗具參考價值。

二、數　　量

斯坦因在兩次中亞探險中共獲取了24箱出土文獻，外加570件寫本、5箱絹畫和其他絲織品等。近百年來，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英藏敦煌文獻中的漢文、胡語文獻，以及絹畫等文物的確切數量也逐漸明晰。

（一）漢文文獻。翟理斯（Lionel Giles）自1919年即開始著手編目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13]至1957年終於出版，該目著録了斯坦因收集品中漢文文獻的1—6980號和19號印本。除此之外，尚有數千件殘卷和殘片未予編目。20世紀80年代，黄永武主編的《敦煌寶藏》著録英藏敦煌文獻至7599號。1991年，榮新江在對翟理斯編目剩餘殘卷進行調查時，指出英藏敦煌文獻中漢文寫本已達13677號^[14]。1995年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獻》第十四册著録至13650號。2007年，方廣錩據最新掌握的資料，指出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部分目前已編至13900號，其中前7000號相對比較完整，後7000號大抵爲殘片，還有20餘號木刻品另行編號，同時在非漢文部分也夾雜了100多號漢文遺書，如此漢文部分總計可達14000號左右^[15]。

（二）胡語文獻。斯坦因所盜劫的敦煌文獻中除了數以萬計的漢文寫本外，還有大量用藏文、于闐文、梵文、粟特文、回鶻文等文字書寫的卷子。方廣錩指出：“至2007年，英藏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部分包括梵文、于闐文、粟特文、藏文、龜兹文、回鶻文等各種文字寫本的總數在3000號以上，但至今缺乏完整的目録。”^[16]比利時佛學家瓦雷·普散（Vallee Poussin）曾爲敦煌藏經洞所出藏文寫卷編目^[17]，其成果《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録》^[18]著録765號藏文佛典。由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合編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計劃出版全部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圖版，至目前已出版六册，圖録編號至5371。

（三）絹紙繪畫等。斯坦因自藏經洞所劫敦煌絹紙繪畫等文物的數量也相當可觀。1918年，任職於英國博物館的魏禮（ArthurWaley）編成《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品目録》^[19]，對英國博物館和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藏品分别著録，共計收入絹紙繪畫、板畫、刺繡等500餘件。該目是研究敦煌繪畫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三、保存與修復

有關英藏敦煌文獻的保存狀況，體現爲保護與修復、庋藏地點的變化兩個方面。

（一）保護與修復。早在20世紀30年代，王重民自巴黎訪英考察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簡單介紹了這批文獻的庫藏方式：“用書架先繞四壁一周，中間復並列二排，恰成一隸書之‘目’字形。架上遍置長方盒，盒有隔，成爲上下二層，每盒長可二尺，寬約尺半，駢置經卷於其中。蓋其寬適爲經卷之長度，而其長又適可容駢列之經卷從二十乃至三十也。則每盒視卷子之粗細，容四五十卷或六七十卷不等。盒面施以緑漆，頗秀雅。”^[20]近年來，方廣錩考察了多國收藏機構之敦煌文獻的保存情況，指出：“英國圖書館的敦煌遺書現存放在恒温、恒濕的書庫内，絶大部分備有特製的專用藏櫃。每號遺書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擠不靠，整齊碼放。”^[21]同時指出印度新德里博物館所藏敦煌遺書都展平夾在玻璃板中陳列^[22]。

郭鋒詳細介紹了近百年來大英博物館和英國圖書館對敦煌文獻進行保存和修復的大致歷程，指出修復和保存技術隨著時代的推進也在不斷地革新：初期的修復工作，主要是簡單地用薄紙條襯粘到卷子破損處的背面；1919年，翟理斯開始主持編目整理工作後，英博修復室採用了新的裝備修復手段，即使用厚灰紙和漿糊來修補卷子和製片；“二戰”後至70年代，先後嘗試過用厚牛皮紙作襯紙，用馬尼拉紙修復卷軸，用薄紗襯裱兩面有内容的寫卷，麵糊之外，使用了動物膠製粘劑；後來轉向使用中國字畫的裝裱技術，採用宣紙、絲片和棒軸來裝裱修復寫本。直至90年代以來，碎片的修復和保存纔有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對缺失部分做必要填補，梳理寫本紙纖維邊緣，將梳開纖維粘在鑲邊紙上；一是對較小的製片採取了透明塑膠膠片夾包的形式，“即把殘紙弄乾淨後，輕輕撫平，再夾入兩片非常堅硬的聚酯膠片中”^[23]。方廣錩概括了英國圖書館對敦煌文獻的保護和修復經歷的幾個重要階段：絲網加固、硬紙粘貼、仿造書畫裝裱、塑膠硬膜夾護等^[24]。

（二）庋藏地點的變化。榮新江介紹了斯坦因收集品初藏和分藏的情形，他指出斯坦因收集品中的考古文物材料入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東方古物部，文獻材料入藏於東方印本與寫本部^[25]。1973年，英國圖書館成立，原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敦煌文獻，全部移入英國圖書館東方寫本與印本部收藏。另外，郭鋒轉録了吴芳思通過檔案信件整理的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的分配比例和分藏原則：各種語言文字文書分高、中、一般三個檔次判定寫本價值。總數的4/5歸英博，1/5歸英印事務部圖書館。繪畫品，中國風格的歸英博，印度風格的歸英印政府；寫卷寫本中，漢文歸英博，吐蕃文、梵文、婆羅謎文歸英印事務部圖書館；蕃漢雙語文書，3/5歸英印事務部圖書館，2/5歸英博^[26]。另外繪畫品也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了分藏。

四、主要内容

英藏敦煌文獻内容的逐步披露得益於國内外學者對斯坦因收集品的整理編目和刊佈。不同時期的編目數量逐漸由少到多，著録條目也呈現由粗略到精詳。

（一）漢文文獻。斯坦因劫經自1909年錮閉在不列顛博物院的東方部，因“一戰”爆發等原因很少向外流通。1923年，羅福萇所譯《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27]即本於法國人的轉録内容。1936年至1937年間，向達赴英倫調查敦煌寫本和漢文古籍，由於遭遇敦煌寫卷保管員翟理斯的百般刁難，只查閲了五百多號卷子。向氏所撰《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28]是其在倫敦收集敦煌俗講資料的記録，收録了敦煌俗文學作品四十餘篇；《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録》^[29]則是作者查閲敦煌寫卷時記下的簡要目録，成爲當時人們利用查找敦煌藏卷的指南。其後，王重民編輯了《倫敦所見敦煌群書敍録》^[30]。此外，北京圖書館所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海外敦煌遺籍照片目録》著録了王重民、向達、于道泉攝自大英博物館的所有敦煌文獻照片，稿本存於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因未刊佈流通，覽之者不多。

1957年，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31]正式出版，該目録把全部斯坦因所獲敦煌漢文資料分爲佛教文獻、道教典籍、摩尼教經、世俗文書和印本五類，並對每號寫本或印本著録新編號、題名、卷數及品第、題記，以及書法、紙色紙質、長度等詳細信息，最後是斯坦因編號^[32]。與此同時，劉銘恕歷時三個月編成的《斯坦因劫經録》^[33]，用題記、本文和説明三種方式對不同寫卷的内容和特徵進行著録^[34]。總體而言，翟目對佛典的比定和分類貢獻很大，而劉目在四部古籍和一些世俗文書的考訂上頗多貢獻，可補正翟目之不足^[35]。

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按編號順序著録了斯坦因部分S.1—7599和碎片1—1 9 7及印本P.1—9號^[36]。《敦煌遺書最新目録》^[37]主要是爲配合《敦煌寶藏》使用的工具書。臺灣學者編製的《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録提要》^[38]，在翟理斯、劉銘恕、黄永武等編目的基礎上，對S.1—7599做出分類整理。全書依四庫全書分類法排列，唯宗教典籍另外分類，不入子部。對每一件寫本，著録其書名、作者、斯坦因編號、卷子長度、紙色、全文完缺情況及起訖句，有題記者則照録全文，後爲説明，記録同卷其他情況，或對寫本年代、内容略加考訂。該書在四部古籍的考訂上有所貢獻，且分類編排，便於研討，但未能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39]。

翟理斯對英藏敦煌漢文文獻分類著録僅至S.6980號。數十年間，S.6981以下數千號寫本一直未公佈，其中包括四部書、佛典、道經、公私文書等許多富有研究價值的文獻資料。1991年，方廣錩和榮新江應邀分别爲這批殘卷編目。榮新江編製的《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按館藏編號順序排列，一號之内若有不同内容則分别著録。每號文書除擬定標題外，還記述有文書的外觀、内容、專有名詞、題記、朱筆、印鑒、雜寫、年代及與其他寫本的關聯等情況的提要。該目爲學術界瞭解S.6981—13677號敦煌寫本中的非佛教文獻提供了極爲方便的研究綫索，是研究敦煌學和古代文史必備的工具書^[40]。S.6981以下佛教文獻6400餘號，方廣錩《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録（斯6981號—斯8400號）》即這批文獻的階段性編目成果。由於認識的不同，該目增收了諸如法堂請益文、齋文、發願文等具有雙重性質的文獻，並補充了榮目對非佛教文獻收録的少量遺漏。爲了展現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的整體内容，該目還納入榮目已經著録的編目成果，使之成爲一個完整的按流水號編輯的目録。囿於客觀條件的制約，該目僅著録至8400號，其後的内容會集中體現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該叢書計劃出版英藏全部敦煌漢文文獻，每册均按英國圖書館收藏敦煌文獻的流水號刊佈圖版並定名，册後附有所收文書的條記目録，涵蓋和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前已經出版40册，編目至2433號，對於讀者認識英藏敦煌文獻的總體面貌具有重要意義。

《英藏敦煌文獻》主要收録英藏敦煌文獻中漢文佛經以外的社會歷史文獻，其中第十二、十三、十四卷收録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六九八一以後的文獻和木刻本，英國國家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木刻本和絹紙畫上的題名、題記，和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漢文佛經以外的文獻。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按照《英藏敦煌文獻》的流水號順序對每一件文書進行釋録，預計出版三十卷，目前已出版至十一卷，在瞭解英藏敦煌非佛經文獻的具體内容方面有重要的參考價值^[41]。

（二）胡語文獻^[42]。1912年，時任大英博物館東方古物部主任的巴内特（L.D.Barnett）編成《斯坦因收集品中的中亞語言和梵文寫本草目》，是對斯坦因收集品中民族語言寫本的最早編目。但該草目没有正式出版，僅有列印本藏於英國圖書館東方部閲覽室。藏文非佛教文書則由湯瑪斯（F.W.Thomas）負責整理編目^[43]，其撰《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44]第二卷刊佈了敦煌的藏文世俗文書。巴考（J.Bacot）、湯瑪斯和圖森（Ch.Toussaint）三人合撰《敦煌發現的吐蕃歷史文書》^[45]收録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吐蕃王朝編年史》，可謂敦煌古藏文中最重要的文獻。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于闐文寫本，主要由劍橋大學的貝利（H.W.Bailey）整理刊佈。1975年，日本學者田久保周譽所著《敦煌出土于闐語秘密經典集之研究》發表了敦煌出土梵文和于闐文混合書寫的佛典長卷的全部圖版，並附有轉寫、日文翻譯、考釋和索引，但其轉寫錯誤較多^[46]。有關斯坦因收集品中粟特文書的研究成果，主要见於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與哈密頓（J.Hamilton）合著《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突厥化的粟特語文書集》^[47]一書，但一些文書的内容尚未最終解明。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回鶻文《佛説天地八陽神咒經》是目前所見最古老的回鶻文佛教文獻，由班格（W.Bang）、葛瑪麗（A.von Gabain）和拉合買提（G.R.Rachmati）合作刊佈在《吐魯番突厥語文獻》第六集中。茨默（P.Zieme）與卡拉（G.Kara）合著《回鶻文死亡之書——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寫本Or.8212—109號四種藏文文獻的回鶻文譯本中的那饒巴教法》^[48]對此文獻作了綜合研究。此後，哈密頓在《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回鶻文寫本彙編》^[49]中集中刊佈了文書類的回鶻文資料。

（三）絹紙繪畫、絲織品等。敦煌藏經洞出土的絹紙繪畫，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華之一。韋陀（R.Whitfield）對大英博物館所藏絹紙繪畫做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編成《西域美術——英國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50]三卷本。第一卷收録敦煌絹畫，按佛傳圖、菩薩像、金剛力士像、天王像的順序排列；第二卷爲敦煌10世紀的大幅絹繪以及紙畫和木板畫；第三卷爲染織品、雕塑、壁畫等。1990年，由韋陀和法瑞爾（A.Farrer）合編的《千佛洞：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藝術》^[51]刊佈了斯坦因三次中亞考察所獲藝術品的圖版，包括敦煌絹、紙繪畫、板畫以及絲織品。

【注释】

[1]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王重民向達所攝敦煌西域文獻照片合集》（全30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另可參北平圖書館善本部寫經組編目的《倫敦博物院藏敦煌本照片目録》（現藏國家圖書館古籍部）；向達《影攝倫敦敦煌寫本工作報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六月），附録第1—4頁。

[2]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收入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值得一提的是，敦煌研究院施萍婷所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於2000年出版），相較《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取得了新的進步：首先，在保留了王重民、劉銘恕、陳垣等諸先生對一些條目的説明的同時，增加了許多新的條目；其次，在標題之後加入“首題”、“原題”、“首尾俱全”等標誌，在“説明”項中增加了“中有品題”；同時，在定名和釋録方面，也修正了以往研究的漏訛之處。

[3]翟理斯《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敦煌漢文寫本書解題目録L.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英國博物館董事會出版，1957年；後收入黄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第1—334頁。1963年，時任英國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的格林斯泰德（Eric D.Grinstead）編成《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題名索引》（英國博物館董事會，1963年），對翟理斯所編目録的每條題名按拉丁字母順序重新排列（兼及寫本中印鑒、紙色等），可與翟目本身的索引相互補充，可視作翟目的一部分來使用。白化文對比了上列兩種索引的優缺點，值得參看，參閲《敦煌文物目録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第83—84頁。

[4]榮新江《歐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獻聞見録》，《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1期，第120—121頁；同氏《英倫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紀略》，《敦煌學輯刊》1995年第2期，第1—8頁。另可參氏著《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頁；氏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7—97頁。

[5]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同作者《〈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補正》，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79—387頁；方廣錩《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録（斯6981號—斯8400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6]郭鋒《敦煌漢文文獻》，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第41—43頁；劉忠《敦煌藏文文獻》，第43—75頁。

[7]黄永武主編《敦煌寶藏》（1—5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3年。

[8]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英國國家圖書館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1—1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1995年，第15卷於2009年出版。《英藏敦煌文獻》第15卷爲目録册，包括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編號敦煌漢文佛經以外文獻目録、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刻本文獻目録、英國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漢文部分目録、英國國家博物館藏敦煌絹紙畫及寫本上漢文部分文獻目録。另可參楊寶玉《英藏敦煌文獻》，《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1期，第46—48頁；同作者《英藏敦煌漢文文獻目録述要》，郝春文主編《敦煌文獻論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90頁。

[9]方廣錩、吴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20册，2011年；21—30册，2013年；31—40册，2014年。該叢書計劃出版120册，目前仍在編輯出版中。

[10]金雅聲、趙德安、沙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14年。

[11]郭鋒《敦煌漢文文獻》，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第41—43頁。

[12]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與王圓籙及敦煌官員之間的交往》，《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3期，第60—76頁。

[13]王冀青指出在翟理斯所編《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中誤收S.6964、S.6967、S.6970、S.5862、S.6965、S.6969、S.5864、S.5868、S.6966、S.6968、S.6972、S.5867、S.5870、S.5871、S.5872、S.5869、S.6971十七件和闐文書，參閲《〈英國博物院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中誤收的斯坦因所獲和闐文書辨釋》，《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2期，第94—108頁。

[14]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第25—29頁。

[15]方廣錩《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4頁。

[16]方廣錩《敦煌遺書三題》，《吴越佛教》第二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頁，後收入氏著《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第94頁。

[17]關於普散對英藏藏文文獻的編目和定名的述評，可參劉忠《敦煌藏文文獻》，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第74—78頁。

[18]瓦雷·普散《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録》，牛津大學出版社，1962年。20世紀60年代初，榎一雄將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大部分藏文文書的縮微膠卷購回日本，並編撰新的目録。1977—1978年，東洋文庫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語文獻解題目録》12册，除了對普散已編文書重新編目整理外，還著録了普散未收的藏文寫本。後附《斯坦因收集敦煌藏語文獻各種番號對照表》、《本分册所收文獻番號一覽表》和《藏漢文書所在一覽表》，有助於人們瞭解印度事務部所藏敦煌西域藏文文書的全貌。轉引自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31—32頁。

[19]魏禮《斯坦因敦煌所獲繪畫品目録》，1931年。

[20]王重民《英倫所藏敦煌經卷訪問記》，《大公報·圖書副刊》，1936年4月2日，後收入氏著《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6頁。二十年後，王慶菽訪問英倫，對斯坦因所劫寫卷的庋藏情況亦略有提及：“他們載在長約二尺餘，寬和高約尺餘的藍色紙盒内，每盒分爲二格，上格放十五卷，下格放十五卷的爲最多數，間有每盒放十卷，也有因卷子只爲一頁，每盒即放數十卷的。”參閲王慶菽《英法所藏敦煌卷子經目記》，《文物》1957年第5期，第57—59頁。

[21]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的流散、回歸、保護與編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通訊》改版試刊12、13號連載，1998年11月18、27日，後收入氏著《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第85頁。

[22]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的保管與修復》，國家圖書館編《文明的守望——古籍保護的歷史與探索》（卷首語），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13頁。

[23]此外，絹紙繪畫絲織品等的展皺裝裱修復由東方古物部修復室負責，以後歸東方古物部東方印刷品與繪畫品分部專管，成立了專門的敦煌絹紙畫修復室。參閲郭鋒《敦煌漢文文獻》，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第45—47頁。

[24]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的流散、回歸、保護與編目》，氏著《方廣錩敦煌遺書散論》，第86—87頁。

[25]斯坦因收集品運到英國後，文獻部分，凡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材料，歸英國博物館保存；凡于闐文、龜兹文、藏文材料，歸印度事務部保存；梵文寫本，用佉盧文書寫者歸前者，用婆羅謎文書寫者歸後者。其他文物材料，如絹畫、刺繡、木板畫、陶器、木雕、錢幣等，在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和英國博物館之間平分。參閲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6頁；另可參氏著《敦煌學十八講》，第87—88頁；同作者《英倫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紀略》，第1—8頁。

[26]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西域探險分别由英印政府和大英博物館提供3∶2的資助，按協定規定，全部收穫物應在印度和大英博物館兩地分藏。直到1920年，一部分物品被送到了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一部分繪畫品被送到了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中亞古物博物館被合併爲印度國立博物館的一部分，成爲新館中亞古物部）。參閲郭鋒《敦煌漢文文獻》，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第44—45、66頁（注釋四）。

[27]羅福萇譯《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

[28]向達《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新中華雜誌》第5卷第13號，1937年，第123—128頁，後收入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24—234頁。

[29]向達《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録》，《圖書季刊》新第1卷第4期，1939年，第397—419頁，後收入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201—233頁。

[30]王重民《倫敦所見敦煌群書敍録》，《圖書週刊》第18期，1947年。

[31]黄永武對翟目中未知名殘卷一一尋檢，細加比對，共考得三四百號佛教經典，參閲《英倫所藏敦煌未知名殘卷目録的新探索》（上中下），分别載於《漢學研究通訊》第1卷第2期，1982年4月，第41—43頁；第1卷第4期，1982 年7月，第144—146頁；第2卷第1期，1982年10月，第1—4頁。

[32]王侃對該目録的分類情況、編號系統、著録方式以及附録製作四個方面進行全面深入的剖析，並對該目録的特點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參閲《〈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録〉評述》，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5月。

[33]對於《斯坦因劫經録》所收漢文寫卷中夾存的藏文寫卷情況，中國藏學中心的陳慶英有過詳細調查，參閲《〈斯坦因劫經録〉、〈伯希和劫經録〉所收漢文寫卷中夾雜的藏文寫卷情況調查》，《敦煌學輯刊》1981年創刊號，第111—116頁。

[34]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之“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再版），第545頁。

[35]黄永武針對劉目中的訛誤加以辨識訂補，修正之處多達一千多條，參閲《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之補正》（上、續），分别載於《文史學報》第12期，1982年，第1—18頁；第13期，1983年，第15—40頁。

[36]而所謂1 9 7件碎片，實係O r.8 2 1 2編號下的文書，多爲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在吐魯番、和田、黑城子等地所得，而非敦煌文獻。

[37]黄永武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其中S.6981—7599是黄氏據縮微膠卷完成的較翟目、劉目爲新的目録，參閲氏著《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漢學研究》第1卷第1期，1983年，第111—132頁。另可參方廣錩《對黄編〈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之補正》，《中華文史論叢》第50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1頁。

[38]“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敦煌研究所小組編《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録提要》（全三册），臺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39]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第92頁。

[40]與分類目録相比，按館藏編號順序編製的目録在目前有明顯的優點。其一，目録的編排順序與多數圖書館、博物館的收藏順序一致，與多數敦煌文獻縮微膠卷、大型影印圖集的編排順序一致，查閲十分方便。其二，對文獻内容的著録比較靈活。該目實際上是翟理斯《注記目録》和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録》的一個銜接目録，全部斯坦因漢文文獻，至此在編目上形成一個整體。如吴芳思博士在序言中所説：這本目録的出版“標誌著敦煌寫本漫長旅途的最後一個階段，從藏經洞到圖書館，從‘碎片’到‘殘卷’，直到今天的比定結果和爲各國學者所易於利用的狀態”。該目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一，作者在編目過程中考出了一批文書的名稱；其二，考出了一批文書的年代；其三，考出了一批文書之間的聯繫；其四，詳細著録了文書的有關情況和内容；其五，向讀者提供了大量中外研究信息。參閲郝春文評《榮新江〈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59—367頁。

[41]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1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1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014年。另可參趙和平評《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一卷）》，《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89—393頁。

[42]有關國際學者對英藏敦煌西域文獻的研究成果，主要參考和轉引自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第22—37頁。

[43]關於湯瑪斯對英藏西域藏文文獻的編譯和研究，參閲劉忠《敦煌藏文文獻》，宋家鈺、劉忠主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第88—93頁。

[44]湯瑪斯《有關西域的藏文文獻和文書》（第二卷），1951年倫敦出版。

[45]巴考、湯瑪斯、圖森《敦煌發現的吐蕃歷史文書》，1934年柏林出版。

[46]榮新江《英倫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紀略》，第3頁。

[47]辛姆斯·威廉姆斯、哈密頓《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突厥化的粟特語文書集》，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出版，1990年，第63—76頁。

[48]茨默、卡拉《回鶻文死亡之書——英國博物館所藏敦煌寫本Or.8212—109號四種藏文文獻的回鶻文譯本中的那饒巴教法》，1979年威斯巴登出版。

[49]哈密頓《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紀回鶻文寫本彙編》，法國彼特出版社，1986年。

[50]韋陀《西域美術——英國博物館藏斯坦因收集品》（共三卷），東京：講談社，1982—1984年。

[51]韋陀、法瑞爾合編《千佛洞：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藝術》，倫敦：英國博物館出版公司，1990年。該書是英國博物館“千佛洞展”的圖解目録，對於認識英藏絹紙板畫等敦煌文物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