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統治敦煌史研究述評

陳光文（蘭州大學）

西夏後期，蒙古崛起於北方。西夏天慶十二年（1205）三月，蒙古軍首次進攻西夏統治下之河西地區，並掠奪瓜、沙等州，開啓了持續長達22年的蒙古滅夏戰爭。瓜、沙二州位於河西西陲，與蒙古草原相去不遠，故而成爲蒙古軍隊最早的掠奪對象。西夏乾定元年（1224）五月，蒙古軍再度攻打沙州但未攻克，於是屯軍圍困沙州。至是年十一月，西夏遣使蒙古請降，沙州圍遂解，但此次圍困對沙州造成了重大損耗。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三月，蒙古軍終於攻破沙州，自此開始了敦煌歷史上的蒙元統治時期。蒙元大一統時代，帝國疆域空前遼闊，中西通道日益多元化，敦煌作爲漢唐時期中西交通樞紐之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而元代後期遷走漢民、駐扎軍隊的做法，更導致漢唐時期以漢文化爲主體的城邦文化逐漸斷流，軍鎮化、遊牧化趨勢日漸突出。另一方面，由於蒙元統治敦煌史屬於敦煌學與蒙元史的交叉研究領域，因而具有一定的複雜性和邊緣性。上述諸種原因，使得學術界對蒙元統治時期敦煌史的研究，無論是重視程度還是研究成果，皆遠不及漢唐時期。隨著敦煌學的不斷發展，其研究領域正在逐步拓展，學術界也越來越施以更多重視並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對已有成果進行回顧述評，並進行總結與展望。

一、蒙元統治時期瓜、沙二州的研究

（一）蒙古軍攻克瓜、沙二州的歷史過程

由於史料的零散和缺失，學術界對西夏攻克瓜、沙的歷史過程特别是攻克時間，説法不一，分歧較大。不同的是，關於蒙古軍攻克瓜、沙的歷史過程，《元史》、《西夏書事》等史料記載清楚。蒙古軍經過西夏天慶十二年（1205）、乾定元年（1224）以及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的三次戰鬥，最終攻克西夏瓜、沙二州。美國學者德斯蒙德·馬丁《1205至1227年間蒙古與西夏的戰爭》（H.Desmond Martin，TheMongolWarswith HsiHsia（1205 1227），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42（3），pp.195 228.中譯稿見陳光文譯、楊富學校《1205至1227年間蒙古與西夏的戰爭》，《西夏研究》2013年第3期）以及阿木《成吉思汗滅西夏的戰爭》、博彦《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戰爭》（並載《蒙古族古代軍事思想研究論文集》，内蒙古文史書店，1989年）三文，在梳理蒙古滅夏戰爭時對蒙古軍攻克瓜、沙的歷史過程有所涉及。敖特根通過對史書的細緻考察，對蒙古軍攻克沙州的歷史過程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在所撰《成吉思汗對河西諸州的攻克》（《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一文中，對成吉思汗率軍進攻河西的時間、路綫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在文中第七部分“對沙州的攻克”中作者對史料進行了認真的考察，在此基礎上得出了1226年蒙古軍進兵沙州、1227年攻克沙州的認識。昔里鈐部是西夏在沙州的最後一任守將，他在蒙古軍最終攻克沙州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可能是接替了1224年的前任沙州守將籍辣思義而擔任了最後一任沙州守將。敖特根《西夏沙州守將昔里鈐部》（《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1期）一文首先對有關昔里鈐部的史料進行了全面梳理，對其名號、名釋、族屬進行了詳細考察，同時還對昔里鈐部降附蒙古、詔諭沙州等事跡進行了鈎索。

（二）蒙元時期對瓜、沙二州的統治

日本敦煌學界於1980年集體編撰了《講座敦煌》書系。該書系第2册爲榎一雄責任編集的《敦煌の歷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一書，其中由日本著名蒙元史專家大島立子撰寫了第八章《元時代（の敦煌）》（中譯稿見高然譯、烏曉民校《元代的敦煌》〈上、下〉，《民族譯叢》1984年第2、3期）。該文首先分和林時代、世祖忽必烈時代、忽必烈汗時代以後三個階段探討了元代東西交通路綫的變遷以及敦煌地位的下降，其次論述了敦煌在元代邊防中的作用以及元政府在敦煌的行政建制與屯田情況，最後對元代敦煌佛教的發展進行了簡述。該文篇幅雖然不大，但涉及内容較廣，因此總體介紹意味濃厚，但該文爲學術界最早對元代敦煌進行研究的論文，迄今仍具有指導意義。李并成《元代河西走廊的農業開發》（《西北師大學報》1990年第3期）從史料入手，分“回歸流民”、“徙來的新民”、“少數民族部衆”以及“留戍將士”四個部分，對元代開發河西農業的勞動力進行了分類探討，並在文中對元代政府開發河西農業的一系列舉措進行了分析，文中也涉及對沙州、瓜州農業的開發情況。楊富學《敦煌與吐蕃、回鶻、蒙古學研究》（《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增刊“海峽兩岸藏學蒙古學維吾爾學論文集”，1997年）第三部分“蒙古”首先對蒙元時期敦煌的建制沿革進行了簡要勾勒，同時對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中的回鶻式蒙古文與八思巴蒙古文題記進行了介紹，文末還對蒙元時期敦煌的佛教發展情況進行了梳理。

出伯家族形成於14世紀上半葉，包括豳王、肅王、西寧王和威武西寧王，分别鎮守肅州、瓜州、沙州和哈密，負責防守西起吐魯番東至吐蕃一綫，對元明時期敦煌影響甚巨。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對豳王家族世系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豳王チュベイとその系譜——元明史料と『ムーイッズル·アンサーブ』の比較を通じて——》（《史林》第65卷第1號，1982年。中譯稿見特克希譯《豳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與〈穆依兹·安薩布〉之比較》，《蒙古學信息》1982年第3期）一文，該文利用1426年至1427年寫成的《穆伊兹·安薩布》系譜集，並結合《元史》、《明實録》之記載，對元明時代豳王出伯世系進行了細緻辨析。杉山正明研究之後，由於敦煌遺書、黑水城文書、河西石刻以及莫高窟、榆林窟回鶻文題記的刊佈和譯釋，爲豳王家族研究提供了日益豐富的新資料。楊富學、張海娟《蒙古豳王家族與元代西北邊防》（《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結合文獻，首先對蒙古諸王在西北的混戰與豳王烏魯斯的形成進行了細緻梳理，進而探討了豳王家族對西北的鎮守，在第三部分“豳王家族之固邊措施”中，從“發展屯墾，實邊固疆”角度，對元政府在瓜、沙二州的屯田情況進行了探討，並對西寧王速來蠻在沙州推崇佛教之舉進行了論述。張海娟、楊富學《蒙古豳王家族與河西西域佛教》（《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4期）對豳王家族的崇佛建窟之舉進行了專門研究，在其統治時期，西域至敦煌間的佛教獲得了較大發展，也使河西石窟營建活動在元末漸趨高漲，莫高窟、榆林窟現存的14處元代洞窟大多即爲元朝晚期之遺存。速來蠻爲出伯之孫，後繼承其父、出伯之子忽答里迷失爲西寧王，駐沙州。速來蠻是元代後期敦煌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莫高窟迄今還保存有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所立《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徐松《西域水道記》、羅振玉《西陲石刻録》對該碑石有録文，碑文爲六種文字所刻，其中即有“功德主速來蠻西寧王”之記載。閻文儒《元代速來蠻刻石釋文》（《敦煌研究》試刊第1期，1982年）、李永寧《敦煌莫高窟碑文録及有關問題（二）》（《敦煌研究》試刊第2期，1983年）、敖特根《〈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研究》（《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楊富學《河西多體文字六字真言私臆》（《中國藏學》2012年第3期）對該碑石均有細緻研究。敖特根《蒙元時代的敦煌西寧王速來蠻》（《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對西寧王速來蠻始祖及其譜系進行了考察，並對速來蠻家族出鎮沙州之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爲從最初“破其城以隸八都大王”到西寧王鎮守沙州，表明蒙元統治者對沙州經營方式的變化，並指出元代河西地區繁榮與出伯後裔對河西的經營密不可分。

除了以上涉及蒙元時期敦煌歷史或人物的研究外，在一些有關敦煌歷史的通論性著作中對蒙元時期對瓜、沙二州的經營也有論述，如寧可、郝春文《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新華出版社，1993年），胡戟、傅玫《敦煌史話》（中華書局，1995年），劉進寶《敦煌歷史文化》（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鄭炳林、李軍《敦煌歷史地理》（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等。

二、敦煌石窟蒙元時期題記與出土文獻的研究

（一）對敦煌石窟蒙元時期題記的研究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最早對莫高窟中的蒙古文題記進行了調查，在所撰《敦煌藏經洞訪書記》（載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提道：“屬於第2類（八思巴文）勉强只有10方左右，它們全部都已經無法利用了。此外還有藏文、回鶻文、以常用字書寫的蒙古文和少許的婆羅迷文（Brahmis）的題記。但這些附記均指某名當地鄉民聲稱他曾在洞窟中焚香之事，它們只具有一種不太重要的價值。”伯希和所指的“不太重要的價值”的題記，應是指遊人題記。198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與内蒙古師範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組成敦煌石窟蒙文題記考察組，對敦煌石窟的531個洞窟進行了考察。1987年，哈斯額爾敦、嘎日迪、梁尉英率先發表《敦煌莫高窟元代回鶻蒙文〈圖勒黑圖古思題記〉釋讀》（《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對莫高窟第144窟甬道北壁左側第一身供養像左上方的一處被稱爲“圖勒黑圖古思題記”的回鶻蒙文遊人題記進行了釋讀、轉寫和漢譯，文章認爲該題記是由肅州遊人宗教信奉者圖勒黑圖古思寫於至治亥年（1323）七月二十三日。1989年，哈斯額爾敦、嘎日迪、巴音巴特爾《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壁回鶻蒙文題記釋讀》（《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對該窟甬道南壁西側掃灑尼姑像右側榜題下的一方回鶻蒙文題記進行了抄録和釋讀，並進行了現代蒙文的轉寫。1990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師範大學蒙文系共同整理發表了《敦煌石窟回鶻蒙文題記考察報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根據報告，在對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進行了蒙文題記考察後，共抄録和譯釋回鶻蒙文題記50處28條，八思巴蒙文題記14條。陸永龍《莫高窟内發現元代墨書回鶻蒙文共有二十多處》（《光明日報》1986年7月5日）在考察組考察前已在媒體上進行了報導，阿斯剛《敦煌研究獲新成果，石窟蒙古文題記考察有重要收穫》與《敦煌石窟發現回鶻和八思巴蒙文題記》（並載《光明日報》1989年12月23日）也在隨後進行了報導。

自90年代開始，中外學界陸續開始了對這些蒙元時期石窟題記的釋讀和研究工作。哈斯額爾敦、嘎日迪、巴音巴特爾《安西榆林窟第12窟前室甬道北壁回鶻蒙文題記釋讀》（《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首先對該窟前室甬道北壁的一方遊人回鶻蒙文題記進行了釋讀，並進行了現代蒙文轉寫和譯釋。從譯文中看，出現了僧格奴、吉斯僧格、圖熱等人名，還出現了達魯花赤，文章根據譯文中的官名和字體，將題記判定爲元代中晚期所寫。榆林窟第12窟前室北壁還有一則被稱爲“道爾吉題記”的回鶻蒙文題記。哈斯額爾敦、巴音巴特爾、嘎日迪《榆林窟第12窟道爾吉題記釋讀》（《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一文對該“道爾吉題記”進行了臨摹、轉寫和漢譯，根據題記中出現“永昌府”、“沙州”以及“午年七月初十日”，判定該題記寫於1414年或1426年，屬於明代題記。1998年，法國學者哈密頓與我國學者牛汝極，合作發表了《榆林佛教石窟回鶻語銘文（Hamilton James/Niu Ruji：Inscriptions ouïgoures des grottes bouddhiques de Yulin）》（《亞洲學雜誌（Journal Asiatique 286）》）一文。同年，哈密頓、牛汝極、楊富學又聯名發表了中文稿《榆林窟回鶻文題記譯釋》（《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文章對榆林窟保存的回鶻文題記進行了音標、轉寫、考釋，並進行了漢譯，指出這些題記多爲草書，其時代多在元代至明初，該研究成果是對榆林窟保存回鶻文題記的一次全面整理譯釋，爲進一步挖掘其歷史、語言、宗教等多方面價值打下了基礎。2002年，牛汝極發表《敦煌榆林千佛洞第12窟回鶻文題記》（《新疆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對榆林窟第12窟的12則回鶻文題記及榆林窟第19、28、36窟各一則回鶻文題記進行了標音、轉寫、考證和譯釋。日本學者也對敦煌石窟中的回鶻文題記給予很大重視。弘前大學松井太教授於2006年以及2010年至2012年間，對莫高窟和榆林窟的87個窟的170條回鶻語、蒙古語的題記銘文資料進行了調查，並於隨後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敦煌石窟中回鶻文題記的研究論文。所發表《榆林窟回鶻文銘文再考（Revising the Uighur Inscriptions of Yulin Caves）》（《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3，2008年）一文，在哈密頓、牛汝極文章基礎上，對榆林窟第12窟的3處回鶻文題記進行了重新譯釋，判定這三處題記寫於蒙古時代，並對其歷史意義進行了探討。2013年12月21日，松井太教授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舉辦的“法藏敦煌文獻輪讀會”上作了題爲《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回鶻文、蒙古文題記銘文續考》（蘭州大學法藏敦煌文獻輪讀會報告15，蘭州，2013年12月21日）的報告，介紹了所調查的部分題記銘文資料。此後，松井太教授還發表了《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劄記》、《敦煌諸石窟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に關する劄記（2）》（《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學篇30，2013年；32，2014年）等論文，對所調查的敦煌石窟中的回鶻文題記進行了譯釋和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囿於當時條件，在上述有關莫高窟蒙文題記的研究中，没有充分重視《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的最早調查和原始記録。薩仁高娃《伯希和洞窟筆記所見少數民族文字題記》（敦煌研究院編《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一文即指出，1987年敦煌研究院與内蒙古師範大學合作調查的結論，即“敦煌石窟發現回鶻蒙文題記50處28條，其中六字真言題記最多只能算作1條”，其數字與伯希和洞窟筆記中的蒙文題記數量有很大出入。作者對伯希和石窟筆記中涉及少數民族文字的洞窟和題記數量進行了統計，根據統計，伯希和記録的227處少數民族文字題記中有86處蒙文題記（7處或回鶻文題記，1處爲近人用粉筆塗寫），其中八思巴題記4處；抄録的有13條，其中八思巴文的僅有1條。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其中13個洞窟的蒙文題記進行了介紹和翻譯，並再次强調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除了蒙文題記，莫高窟、榆林窟還有大量蒙元時期的漢文遊人題記。伯希和在其敦煌石窟筆記中進行了詳細的記録。史岩《敦煌石室畫像題識》、謝稚柳《敦煌藝術敍録》分别於1947年（比較文化研究所、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華西大學博物館聯合編印）和1957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於1986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張伯元《安西榆林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則刊佈了爲數甚多的榆林窟蒙元時代遊人題記。由是，目前莫高窟、榆林窟的蒙元時期漢文遊人題記已全部刊佈。在此基礎上，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題記研究》（《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文對莫高窟題記進行了全面統計和分類探討，在“遊人題款”部分共統計出元代漢文遊人題記計29洞82條，其中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時期有7洞10條；元仁宗延祐時期有4洞5條；元惠宗至元、至正時期有20 洞44條，文章指出在元朝建國的一百多年裏，各地群衆、官吏與敦煌的聯繫一直未絶，其内容反映了元代在統治和開發西域的過程中，始終把敦煌地區作爲一個重要活動點的盛況。莫高窟第256窟東壁門北有一條漢文遊人題記：“即是/大宋國/至正十三年六月”，在元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的題記中出現“大宋國”一名，頗令人費解。張小剛《莫高窟第256窟至正年間“大宋國”題記考釋》（《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2期）一文對該題記的歷史背景進行了考察，並在《元史·順帝紀》中找到了至正十二年（1352）五月元朝政府徙宋朝皇室後裔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的記載，該題記與趙完普遷徙敦煌安置事件有關，而書寫者可能是趙完普或其親屬。王力平《莫高窟漢文遊人題記史料價值探析》（《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3期）一文結合《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對莫高窟漢文遊人題記的數量、時代和來源進行了細緻考察，並對其史料價值進行了論述，文中對部分莫高窟元代漢文遊人題記的歷史背景進行了初步探討。遺憾的是，目前學術界還未對榆林窟保存的蒙元時期遊人題記進行整理和研究。如果將莫高窟與榆林窟等敦煌石窟的蒙元時期遊人題記進行綜合性整理研究，並進行比對，相信能發掘出更多的歷史價值。

（二）對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獻的研究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從莫高窟獲取的一件“至正十年（1350）虎歲六月四日”的題記，很可能攫自北區石窟。隨後，伯希和、奥登堡亦對北區石窟進行了調查，獲取了回鶻文木活字等文物。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獻》（載山口瑞鳳責任編集《敦煌胡語文獻》，大東出版社。中譯稿見楊漢璋譯、陳世良校《敦煌出土蒙元時代的回鶻文書》，《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對伯希和在莫高窟464窟獲取的元代回鶻文書進行了分組介紹和研究，這批元代回鶻文書絶大多數爲佛教文書，作者認爲伯希和編號181（即464）窟爲蒙古統治時代的回鶻人所營建，反映了蒙元時代佛教的興盛。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組織專業人員對莫高窟北區洞窟進行了清理發掘，並對文物進行了整理研究，出土了大批遺物，其中出土有殘損不等的回鶻蒙古文和八思巴蒙古文文獻60多份。1998年，彭金章、沙武田發表《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清理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0期），對北區洞窟的類型、遺物進行了介紹，並探討了北區洞窟的時代問題、北區洞窟在莫高窟石窟群中的重要性以及北區洞窟清理發掘的意義。敦煌研究院對北區石窟的考古調查成果分别於2000年（彭金章、王建軍主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同名第二卷、第三卷，文物出版社）分三卷出版，爲學術界對北區石窟的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在該書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蒙古古文字專家嘎日迪教授分别撰寫了《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文獻標音釋讀（一）》、《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八文文獻標音釋讀（二）》兩文，識别出蒙古文文書殘葉63件，其中回鶻蒙古文文書58件、八思巴文文書5件，文書書寫年代均爲元代，内容有官方文書、社會往來文書、宗教文書、法律文書等，雖然殘損嚴重，但作爲全新資料仍有重要研究價值，作者對該批文書進行了標音、漢譯。嘎日迪《近十幾年來敦煌石窟區考古發現中的蒙古文文獻》（載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分官方、佛教、民間契約、法律、習語諸文書以及題記，對敦煌石窟考古發現的蒙元時代的回鶻蒙文和八思巴文文獻進行了介紹。

對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獻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是敖特根。在《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殘文書B119：7》（載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一文中，作者對北區第119窟編號爲B119：7的文書進行了譯釋，認爲該文書是有關懲治商人違反驛站管理行爲的法律文書。《莫高窟北區出土八思巴蒙古文〈薩迦格言〉殘片研究》（《中國藏學》2007年第4期）一文首先介紹了《薩迦格言》蒙古文譯文的傳承源流以及後人的研究情況，並在此基礎上對莫高窟北區出土的八思巴蒙古文《薩迦格言》進行釋讀、翻譯和注解。同稿英文稿也發表在2009年《中國藏學》英文版上（Fragments of Sakya Mottoes in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unearthed in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Mogao Grotto，China Tibetology，Number 2，September 2009）。《莫高窟北區出土“阿剌忒納失里令旨”殘片》（《敦煌學輯刊》2006年第3期）對莫高窟北區出土編號B163：46蒙古文殘文書進行了系統考察，認爲該文書很可能是1324年出鎮沙州的阿剌忒納失里頒發給吐蕃地區某個招討司的令旨，内容爲對招討司有關軍事事務的請示的答覆。敖特根對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文獻的研究集中體現在其博士論文《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文獻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中，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現已刊佈的莫高窟北區出土51件蒙古文殘文書進行了深入研究，從中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文獻中，手寫本世俗文書居多，内容包括官方文書、契約文書、格言詩、書信、習字等，時代從忽必烈汗時期到北元初期，較爲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敦煌一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該博士論文後於2010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三、蒙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

蒙元統治者推崇佛教，此時期敦煌石窟藝術得到了新的發展，但也到了敦煌石窟藝術的尾聲階段。段文傑《榆林窟党項蒙古政權時期的壁畫藝術》（《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對榆林窟的蒙元時期壁畫藝術進行了考察，認爲西夏和元代壁畫屬於一個獨立體系，具有獨特的内容和藝術風格，内容上顯密同在、漢藏並存，風格上中原風格、西藏風格、回鶻風格並在，但以前兩者爲主。金忠群《敦煌千佛洞三號窟元代壁畫藝術初探》（《美術》1992年第2期）一文對莫高窟第3窟的壁畫藝術進行了分類探討，指出該窟壁畫藝術在具有革新工藝的濕壁面上，塑造世俗凡人化了的神仙形象，表現藝術家獨立人格價值的題記和精妙的筆墨技藝，反映出元代壁畫藝術不同於前代的審美境界。不過關於莫高窟第3窟的年代學術界有爭議，例如霍熙亮《莫高窟回鶻和西夏窟的新劃分》，關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畫裝飾風格及其相關的問題》（並載《1994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敦煌研究院，1994年），沙武田、李國《敦煌莫高窟第3窟爲西夏洞窟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均認爲該窟營建於西夏時期。梁尉英《元代早期顯密融匯的藝術——莫高窟第四六四諸窟的内容和藝術特色》（載《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元）》，江蘇美術出版社，1997年）對莫高窟464窟的内容進行了介紹，並對元代早期顯密融匯的藝術代表——464窟的藝術特色進行了分析。楊富學《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斷代及其與回鶻之關係》（《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一文對464窟的斷代進行了新的考證，指出該窟開鑿當在北涼，原爲禪窟，至元代纔被改造爲禮佛窟，文章考證出窟内三榜題爲勝光法師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之摘抄，同時結合該窟發現的回鶻文寫本和其他題記，證明464窟甬道與前室爲元代末期的回鶻窟，後室壁畫爲元代早期遺存。學術界對莫高窟第465窟的年代問題有較多爭議，目前主要有蒙元説、西夏説、吐蕃説。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跡劄記（下）》（《文物》1989年第10期）一文認爲465窟的時代在14世紀左右或13世紀後半期，他不僅推斷該窟爲元窟，而且認爲其壁畫内容爲薩迦、噶舉二派之雜糅。楊雄亦持465窟營建於蒙元説，在《敦煌藏傳密教藝術的珍貴遺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與形式》（《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465窟》，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作者對465窟的年代、壁畫、内容及其風格進行了詳細考察，認爲此窟爲二世噶瑪巴噶瑪拔希建立的蒙元窟。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如吐蕃説和西夏説。

王克芬《元代敦煌壁畫舞蹈形象的考察與研究》（《舞蹈》1996年第6期）一文對元代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和瓜州榆林窟第3窟、第4窟中的舞蹈形象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與研究。敦煌蒙元時期壁畫中還有豐富的蒙古族服飾資料，蘇瑩輝《敦煌壁畫供養者像舉隅——隋迄元代服飾史料簡介》（臺灣《故宫文物月刊》第3卷第4期，1985年）對元代壁畫中的服飾進行了介紹。包銘新與韓國學者崔圭順合作發表《敦煌莫高窟第332窟元代供養人服裝研究——兼論元代質孫面料之“毛子”織物類别》（《敦煌研究》2005年特刊）一文，對莫高窟332窟中的元代供養人服裝進行了研究，並結合壁畫與文獻資料，探討了元代質孫面料中“毛子”的織物類别。董曉榮對敦煌壁畫中的蒙古族服飾圖像有深入研究，在所撰《敦煌壁畫中的固姑冠》（《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作者對敦煌壁畫中的蒙古族婦女所戴固姑冠的形制、元代蒙古族進駐沙州之時間、蒙古族大量做佛事的時間等方面進行了考察，認爲敦煌壁畫中的固姑冠是元代中期至晚期流行的樣式。《敦煌壁畫中蒙古族供養人半臂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3期）通過對元代文獻資料和元代傳世畫像、墓室壁畫、出土實物資料的考察，對敦煌壁畫中的蒙古族供養人所著半臂的形制進行了探討，認爲屬於元代流行的比肩。《敦煌壁畫中的蒙古族供養人雲肩研究》（《敦煌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結合元代與金代文獻、圖像、出土實物資料等，認爲敦煌壁畫中所繪蒙古族供養人所著雲肩是元代流行的樣式。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北側和南側繪有蒙古族男女供養人像，盤腿坐於一張極低、無腿的長方形坐具上。董曉榮、齊玉華《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養人坐具》（《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對該窟蒙古族供養人坐具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爲這種坐具是蒙元時期設在諸王宫帳中“寶座”的一種。謝靜對敦煌石窟中的少數民族服飾有深入研究，其中對敦煌壁畫中的蒙古族服飾也有專門研究。謝靜《敦煌石窟中蒙古族供養人服飾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一文對莫高窟第332窟、第462窟和榆林窟第3窟、第4窟、第6窟的蒙古族供養人服飾進行了研究，並根據壁畫和其他資料對蒙古族男女服飾進行分類探討。此後她又發表《敦煌石窟中蒙古族服飾研究之二——蒙元時期漢族服飾對蒙古族服飾的影響》（《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敦煌石窟中蒙古族服飾研究之三——蒙元時期各少數民族服飾對蒙古族服飾的影響》（《藝術設計研究》2012年第3期）對蒙元時期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對蒙古族服飾的影響進行了探討。謝靜對敦煌石窟中少數民族服飾的研究，集中體現在其博士論文《敦煌石窟中的少數民族服飾文化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中，其中對敦煌壁畫中的蒙古族服飾進行了專門探討。

四、總結與展望

從以上的回顧來看，學術界對該課題的研究重點，大多集中在對敦煌石窟蒙元時期題記和出土蒙古文文獻的整理譯釋，以及對蒙元時期敦煌石窟藝術風格與壁畫材料的歷史學考察這兩大方面，均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利用新資料對蒙元統治時期敦煌歷史的全面、系統研究還非常缺乏，基本還没有成系統的成果誕生。對敦煌石窟中蒙元洞窟的分期斷代具有相當的難度，學術界雖然在認定蒙元洞窟時還存在分歧，但無疑取得了很大進步。對壁畫中體現的蒙古族服飾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爲蒙古族服飾研究和蒙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鮮材料。對題記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師範大學蒙文系研究人員發表的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中。學術界對敦煌石窟蒙元時期漢文遊人題記的研究還很不夠，表現在未對榆林窟題記進行研究，也未將其與莫高窟的漢文遊人題記、蒙古文題記結合起來並放在當時歷史大背景下進行系統考察，更未與正史、碑刻等史料相結進行探討。對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獻的研究，集大成者爲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文獻研究》一書。對北區石窟蒙古文文獻的整理和譯釋，爲研究蒙元時代敦煌歷史提供了珍貴的新材料。正如敖特根在其書中“結論”里所言：“總之，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蒙古文文獻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敦煌一帶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情況，從而爲研究蒙元時期的敦煌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因此，利用敦煌石窟蒙元時期的蒙文題記、漢文遊人題記、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蒙古文文獻、碑刻以及《元史》等史料，對蒙元時期敦煌歷史進行系統研究，成爲敦煌學界的一項新課題和新任務。

基金項目：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批准號：13YJCZH012）、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項目：“絲綢之路文化主題創意關鍵技術研究”（項目編號：2013BAH40F0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