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諸形態”國際研究生·青年學者學術交流論壇綜述

趙　貞（北京師範大學）

2014年2月28日至3月1日，由日本明治大學文學部、東洋石刻文物研究所主辦的第三届“中國中世（中古）社會諸形態”國際研究生青年學者學術交流論壇在明治大學舉行。來自日本、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的三十餘名青年學者參加了此次學術論壇。論壇收到學術論文21篇，發表學術演講20場。與會青年學者圍繞“中國中世（中古）社會諸形態”的主題，對中古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諸多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結論富於啓發性。

以下根據論壇的議程安排，按照學者發言的先後次序，對提交討論和交流的21篇論文略作介紹。

北京師範大學寧欣教授作了紀念演講《唐五代宋初城市社會階層變動的幾點思考》。寧教授指出，唐宋時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趨勢達到高峰的時期，城市社會階層和城市人口結構都呈現新的變化。從社會中下階層入手是認識這一時期城市變化和發展的關鍵所在，這點也恰恰是此前研究的薄弱點，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們的研究應該抓住城市社會的特點，對城市社會階層進行專門的分類和分層，這不僅需要重新認識城市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在城市社會發展中的影響和作用，同時也要把握商人、市井之徒、街肆惡少等這些同一群體自身演變的歷史過程。

日本東京大學小島浩之發言的題目是《〈唐六典〉的歷史本質——以其正統觀和行用開始時期的研究爲中心》。小島氏指出，《六典》中的注記述了官制的歷史沿革，其中的王朝排序是周—秦—西漢—東漢—魏—晉—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唐。這個排序體現了北朝爲保證王朝的合法性而接受周禮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自《六典》被行用的建中年到元和年，正是安史之亂後連續戰亂終於被平定下來的時期。因此，它不斷反映了對安史之亂的反思和對開元時代繁榮的强烈追憶。其結果是《六典》被定位爲開元之治的原始文獻，它與作爲貞觀之治原始文獻的《貞觀政要》相對應。可以認爲《六典》的開始行用是表示從周至唐的王朝合法性和顯示自北魏至唐的北朝周禮主義的集大成。最後，《六典》的形式對《通典》等政書給予了巨大影響，甚至對明清時代的會典産生了直接影響。

北京師範大學王溪博士的論文《唐五代翰林待詔與翰林學士職任關係探析》對唐五代時期翰林待詔與翰林學士間的差異與聯繫作了探討，認爲從文士待詔和伎術待詔同處翰林院，到兩者逐漸分途，再到部分文士待詔别居學士院，最終演變爲翰林學士，這一由“合”至“分”的職任因革過程是科舉制發展、文人政治興盛的歷史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即使分屬不同館署，兩者身份、地位、職能差距很大，待詔和學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兩者同爲差遣職、同屬翰林系統的相通之處，以及翰林初創時期性質的殘餘。

臺灣中興大學博士生、御茶之水女子大學留學生嚴茹蕙彙報的題目是《〈慈覺大師入唐往返傳記〉中所見的渡日唐人樂郃——附叡山文庫所藏版本介紹》。嚴文對叡山文庫收藏的《慈覺大師入唐往返傳記》（簡稱《傳記》）作了初步介紹，指出渡日唐人樂郃爲入唐求法巡禮的高僧圓仁所寫的《傳記》，雖然記載了圓仁的德行與長處，但對圓仁於會昌年間所遭遇武宗滅佛事件只字未提，對圓仁回國前的記事亦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有相反之處。《傳記》還用1/3篇幅記録了同船唐人赴日的動機與背景，並附加了樂郃自己的小傳，這對瞭解唐朝晚期的渡日唐人的社會生活，並藉此透視此時的中日關係，乃至審視中國中古社會的變化無疑提供了較好的題材與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生鍾無末提交了題爲《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户録〉的研究爲中心》的文章。文章指出，古代中國的博物之學是古人體察萬物、摹想世界，對自然、人類和社會認識的知識匯集，是傳統中國的知識系統構架的底基性要素之一。從《北户録》的徵引文獻中，可以看出其知識結構與甲乙丙丁四部典籍的知識歸類呈現出廣泛而又緊密的交織圖景。另一方面，《北户録》中諸多物種的記載，與段成式《酉陽雜俎》和劉恂《嶺表録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中可見博物學知識在同一時代内縱向和横向流通、傳佈、擴散和串聯的痕跡。還應看到，以段公路爲代表的博物學著作作者對親驗風氣的開拓和重視，强調“博而且信”的傳統。而這種對時貫今古、承載六合的無涯之“知”的追尋和實踐親驗的風尚相融合，共同參與了構築近在遐邇又渺不可及的世界圖景。

日本佛教大學市村导人的論文《江南農耕技術的兩個方向——“勞動密集”與“省力”》，檢討了學界對於江南水稻種植中“火耕水耨”技術的解釋，即農耕技術的形成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形的影響，同時受到了水利技術的限制。“火耕水耨”並非只指一種農耕技術而是多個農耕技術的總稱。水利便利的“河谷平野”地區採用集約型的農業技術，而水利不便的“德爾塔”地區則採用粗放型的農業技術。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的研究重心轉爲“勞動密集”型農耕技術的探討，而對積極採用各種辦法或改良方式來實現“省力”的農耕技術的關注明顯不夠。事實上，適用於水利工程不便的“德爾塔”地區的“省力”型農業技術不僅没有被淘汰，而且還得到了傳承和改良，不論是經濟層面還是現代農學層面它都具有合理的一面。因此對於江南農耕技術的研究至少需要考慮到以上兩個方面。

南開大學夏炎副教授報告的題目是《前秦〈梁舒墓表〉“中都護考”》。夏文指出，《梁舒墓表》中保留的關於“中都護”一職的歷史信息有助於學界進一步釐清前涼歷史的某些發展脈絡。首先，前涼中都護及都護系列軍職的淵源在漢晉，同時這些軍職的設置、性質、職掌及地位與西晉的都護制度亦具有相似性，並無特殊性而言，從而再次證明了前涼制度承襲漢晉的結論。其次，前涼中都護及都護系列軍職在張寔時代之後被廢止，與將軍統兵制及都督統兵制的設立基本是前後相繼的，而這一軍事體制改革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前涼政權王權化不斷强化的趨勢。再次，從張軌、張寔時代中都護的實職性，再到涼末梁舒所任中都護的虚位性，這一轉變體現出魏晉南北朝官號虚銜化、位階化的時代特色，又反映出前涼在張駿時代之後職官體系的獨特之處。

日本明治大學梶山智史作了題爲《北魏墓誌的形成》的報告。報告統計出北魏墓誌銘共有445種，它們都出現於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相較而言，遷洛後太和年間的墓誌數量還不多，但到宣武時期後墓誌的數量迅速增加，孝明帝時更加激增。從地理分佈來看，河南洛陽及其附近出土的墓誌佔有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壓倒多數。就誌主而言，北魏宗室及其姻親等人的佔有率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宣武時期則有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從此可見，北魏墓誌銘在遷都洛陽後開始迅速盛行，而這個潮流主要由在河南洛陽及其附近的北魏宗室及其姻親等人來主導。至於北魏墓誌的淵源，則來自南朝宋的墓誌銘。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撰《馮熙墓誌》是北魏墓誌的最早實例。推究其中根源，可能是當時從南朝歸降的漢族士人如崔光和王肅，他們向孝文帝灌輸了南朝墓誌銘撰述的習慣與方式。因此，可以推知，孝文帝撰寫《馮熙墓誌》對創造北魏墓誌流行起著關鍵作用。

日本大阪大學、三重大學非常勤講師鈴木宏節發言的題目是《有關唐朝羈縻統治的蒙古高原三方漢文石刻》。該報告介紹了發現於蒙古高原的三方漢文石刻，同時以考察其成立背景爲目的。其一是《准喀喇（Züün Xaraa）碑文》，該碑文樣式呈中國式，碑額部刻有人面浮雕，推測其與古代突厥語族遊牧民族鐵勒諸族之一的思結部有關。其二，援引近年發掘的《僕固乙突墓誌》内容，可知《准喀喇碑文》爲唐朝所贈。該碑文證明唐朝授予的廬山都督之稱號屬於世襲，揭示施行羈縻統治時期的唐朝與突厥語族遊牧民之間的關係。其三，介紹發現於戈壁沙漠中西部的《德勒烏拉（Del uul）/德勒山漢文銘文》，該銘文是靈州的兩名校尉利用參天可汗道縱穿戈壁沙漠之明證。以上三方漢文石刻，均與7世紀後半葉的羈縻統治相關，從内亞史與隋唐史的角度而言，是促進今後研究進一步深化之珍貴史料。

日本明治大學江川式部提交的論文題目是《關於唐代的奉敕撰墓誌》。該文指出，作爲唐代官撰墓誌的一種，奉敕撰墓誌是指誌文中明確刻有“奉敕撰”字樣、根據皇帝的命令撰寫的墓誌。從目前可確認的唐代33通奉敕撰墓誌來看，墓誌的誌主多爲功臣、外戚、皇妃、親王、公主、諸王子女等。墓誌的撰者爲崇賢館（崇文館）、修文館（弘文館、昭文館）和集賢殿學士、太子侍講兼侍文章以及翰林學士，書寫者爲諸王侍書、翰林侍書和翰林待詔，而鐫刻者多爲中書省刻字官和玉册官。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别研究員王安泰《十六國時期諸燕的天下秩序》一文以諸燕封國分佈爲討論中心，旨在研究十六國時期各政權建構天下秩序的策略異同與相關制度變遷。文章指出，前燕初期藉由接受東晉册命以號召官民，待慕容儁稱帝後，必須否定東晉的存在，以證明自身爲天命所歸。爲此前燕將諸侯册命於東晉與前秦等國的疆域内，宣示這些地區都爲前燕所有。淝水戰後，後燕與南燕陸續以興復前燕爲名，延續前燕模式，將封國放置於天下各地。而由馮跋建立的北燕，爲了與東晉、劉宋建立良好關係，遂改弦易轍，將封國限縮於原前燕疆域内，以保持政治與外交的靈活性。諸燕多將封國安置於天下各處，但在設置刺史時，則以自身疆域爲原則，顯示時人使用不同方式應對理想天下與現實疆域的差異。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别研究員户川貴行的論文《東晉南朝的雅樂考論——從雅樂同郊廟禮儀的關聯性來考察》，對陳寅恪主張的“東晉的國家禮儀繼承了曹魏和西晉的傳統”提出質疑，認爲東晉時期在郊廟禮儀時所演奏的雅樂同曹魏和西晉相比，幾近有名無實。劉宋孝武帝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北伐失敗後堅決地實施了國家儀禮的改革。他一反漢、曹魏、西晉的傳統，實施了在宗廟和南郊這兩種不同的儀禮間演奏相同樂曲的改革。梁武帝又將劉宋孝武帝的改革進一步深化，仿照周制，編製出了被稱作十二雅的新樂曲。此即是通過宗廟和郊祀的相互關係來强化人、神的連續性，從而更爲明確地宣揚劉宋王朝的正統性，繼而於皇權的强化中尋求代替恢復中原的新的國家凝聚力。因此，劉宋孝武帝以及梁武帝時期被重新構築起來的國家儀禮，與其説是對西晉傳統的繼承，倒不如説其間的斷絶性更爲明顯。由此反觀陳寅恪先生的淵源論，似有必要進行一定的修正。

武漢大學姜望來的論文《皇權象徵與信仰競爭——劉宋、元魏對峙時期之嵩嶽》，對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北伐後秦進軍至洛陽、嵩嶽附近時，僧人慧義進獻玉璧、鎮金之事進行解讀。認爲嵩山金璧之瑞與佛教、道教皆有關聯，反映了佛、道二教對於南北政權的不同政治傾向。北方天師道領袖寇謙之自嵩嶽北上平城投靠北魏及此後北方道教的發展與佛教的被壓制即與之有關，並影響到佛、道二教此後在劉宋、元魏治下發展走向之差異，此時期嵩嶽也成爲南北政權競相爭奪的皇權象徵，嵩嶽的得失對於皇權的盛衰消長有著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劉宋、元魏對峙時期，皇權政治的發展與佛道信仰競爭糾纏在一起，並對此期歷史進程産生深刻影響。

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堀内淳一的報告《回國後的使者》，重點討論出使南朝的使節返回北朝後在政治、文化上發揮的作用。報告指出，北魏前期的使者歸命以後，多在地方官任職，他們的任地是黄河南岸的諸郡，靠近南朝的國門。比較典型的是蔣少遊，他從南朝出使返回只帶來了衣冠和建築物裝潢的知識，而不是城市、宫城的綜合設計，這表明蔣少遊關注的是改革的外形部門，而對改革的政治意圖和國家思想並不關注。與此相反，東魏、北齊的使者，回國後多擔任門下省及中書省的官員，而任地方官者較北魏前期大幅減少。從東魏到北齊的禪代，其儀注和有關的諸制度，可能就是使者從南朝帶來的。隋文帝建國後，廢止北周由來的制度，卻导入了融合南朝舊制的北齊制度，表達出楊堅統一中國的意圖。

日本沼津工業高等專門學校平田陽一郎提交的論文題目爲《北朝後期皇帝親衛兵的譜系——從二十四軍到“禁軍”》。該文指出，“府兵制”＝兵農合一的徵兵制度，通常認爲是西魏北周隋唐各王朝軍事實力的主要根本。但在西魏當時的相關史料中，“府兵制”的使用案例完全不存在，而“二十四軍”一詞則在各種史料中可以查到許多實際使用事例。二十四軍制是北朝後期蕃漢各地土豪把結合起來的鄉兵作爲擬制的部落兵來使用，也就是主要軍事實力。在其巨大軍事機構的編制和指揮上，跟北魏内官一脈相承的親信“庫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的存在使得二十四軍制具有濃厚的擬制鮮卑部落兵制色彩。在此基礎上，纔能對隋代皇帝的親衛兵“給使”和唐朝的“禁軍”有更清晰的認識。

清華大學博士生王炳文提交的論文爲《唐馬政起源傳説的史實考辨》。該文指出，貞觀年間從赤岸澤遷三千匹馬於隴右的傳説，其史實原型是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以後，進行馬政改革，只保留了三千匹御馬，其餘儘數遷往隴右，其目的在於減少御馬開支、重整禁軍力量、改變舊有養馬格局。《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監牧頌》）敍述的馬政起源於史實固然有所依憑，但它的首要目的不在於如實記載歷史，而是試圖通過用典、比附等修辭方法，確立唐馬政起源及發展的法統。它是爲開元十三年東封而作，旨在歌頌玄宗朝馬政，突出玄宗幸臣王毛仲功績，其指導思想是揚唐抑周。所謂“垂拱以後二十年間，潛耗大半”，實就武周而言。

首都師範大學張天虹彙報的題目是《唐幽州鎮支州刺史社會來源研究》。報告以分析幽州鎮支州刺史這一群體的來源地、家庭背景等反映其社會來源的指標，來進一步揭示安史之亂以後幽州的地域政治與社會特點。報告指出，幽州支州刺史這一群體，在地域空間的社會來源方面，趨向於不流動。客居型幽州鎮支州刺史，都已融入幽州地方社會網絡。本土型幽州鎮支州刺史在父子一系的社會構成方面具有較明顯的繼承傾向，並存在上昇型流動；來自母族或妻族的影響，更多地表現爲當時藩鎮内部和藩鎮之間現實政治合作關係的維繫。不論哪種類型的支州刺史，都需要通過長期的歷練和積累方能取得。獲得支州刺史的過程，也是積累社會聲望、廣建社會關係網絡的過程；再加上幽州鎮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並未形成内重外輕的格局，支州刺史能夠影響幽州政局的變化，甚至直接衝擊節度使的最高權力，由此推動幽州鎮的社會血液循環。這種現象或許正是幽州鎮在社會基礎方面與成德鎮和魏博鎮的不同之處。

清華大學博士生管俊瑋提交的論文題目是《開元天寶間北方地區民族問題小考——以奉信王阿布思爲中心》。文章認爲，河東的九姓鐵勒和奉信王阿布思作爲開元、天寶間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安史之亂前唐帝國北方政治格局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開元、天寶間河東九姓鐵勒一直活躍於河東北部地區，天寶十載安禄山兼節河東事件也與河東九姓鐵勒部落有著直接聯繫，而在安史之亂中，河東九姓的身影仍然若隱若現，是一股影響河東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至於天寶初歸降唐帝國的奉信王阿布思，同樣在天寶的政局演變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分析相關史料的抵牾之處，可以明確其身份爲突厥十二姓，在突厥和九姓鐵勒中有著非常高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可以將很多以往爲研究者所忽視的細節重新串聯起來，爲我們探討開元、天寶間的政治局勢的演變提供了新的視角。

北京師範大學趙貞的論文《中古曆日社會文化意義略説》以敦煌吐魯番所出曆日爲中心，探討了曆日藴含的社會歷史文化信息。文章指出，中古時期的曆日有官修和私造之别。官修“新曆”由太史局（司天臺）官员編定而成，並奏請朝廷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月降敕頒行。每當官頒曆日不能及時送達地方時，民間便有私造曆日者，這在中晚唐五代尤爲明顯；曆日的書寫形式是“朱墨分佈，具注星曆”，這是中古社會最爲常見的曆日撰述格式；然就形制而言，中古曆日又有繁簡之分。簡本曆日以朔日甲子爲序，或逐日排列，或以二十四節氣爲序進行編排，中間兼及社、奠、臘等個别紀事，總體没有吉凶標注，内容相對簡單。繁本曆日，就是通常所説的具注曆日，雖然也是逐日排列，但每日大致都有吉凶神煞、宜忌事項、日游和人神位置的説明，總體呈現出擇吉避凶的宜忌特徵，從而給人們的立身行事和日常生活提供時間指南。若以S.P6、S.612、S.2404爲參照，中古時期的具注曆日還雜糅了來自佛、道、醫及傳統陰陽術數的元素，在某種程度上，具注曆日丰富多彩的社會文化具有中古社會“百科全書”的象徵意義。

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别研究員會田大輔提交的論文爲《北周司會考——關於六官制的結構》，該文對《周禮》“司會”、北周司會的職責和司會中大夫的任職情況作了系統梳理，指出北周的司會固然有因襲《周禮》“計官”（財務長官）的特徵，但更多的職責是“總判六府”，統合六府的行政事務，這在宇文護執政時期表現得尤爲突出。至於司會的長官司會中大夫的擔任者，多爲西魏北周時期的胡族系功臣及元勳子弟，大體爲宇文泰、宇文護的近側親信。北周武帝親政後，司會中大夫就任者則多出自皇帝的親近官内史和御正。總之，通過北周司會職責和司中大夫的考察，或許對六官制結構的解釋提供新的綫索。

北京師範大學陳濤提交的論文題目是《唐代冬至考略——兼與日本比較》。文章指出，唐代冬至作爲重要節日，其相關名稱與文獻記載頗多，在國家祀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官方制度中有較爲完備的規定，在民間社會風俗中有極大的影響。就唐代冬至與日本冬至相比較而言，兩者在國家祀典中的地位、官方禮儀中的制度規定、民間社會風俗中的影響和發展流變等方面都有不同，這種不同，反映出中華文化在唐宋時期對日本影響的變化。

應當説明的是，“中國中世（中古）社會諸形態”青年學術論壇是在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和北京師範大學寧欣教授的積極策劃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這一主題的青年學術交流此前已進行了兩次。2011年12月，第一届交流論壇在北京師範大學成功舉辦。2013年3月，第二届學術論壇移至日本明治大學順利舉行。論壇的參與者，除了兩校的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員外，還邀請了中國大陸其他高校（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和日本東京市内其他大學的青年學者，中國臺灣地區的臺灣大學也應邀參加。論壇從籌備到開幕主持、正式發言和學術評議全部由年輕學者承擔，並以漢語、日語爲通用語言。按照氣賀澤保規教授的理解，舉辦這種形式和主題的青年論壇，其業績具有深遠意義。最大的收穫是拉近了中國大陸、臺灣地區與日本青年研究人員的距離，“以不同國情和立場爲背景的學者，圍繞中國中世（中古）社會這個共通的主題，展開各種議論和報告，從而增加友誼”。通過這個論壇，“將使以高度發達的文化爲自豪的中國中世史（中古）的面貌與特質更加清晰。同時，培養超越國界的國際人才以及構築人際信賴關係也是一種重要目標”。本届論壇上，日本的青年學者展示了他們對於北朝隋唐史探究的濃厚熱情與興趣，尤其是前輩學者（陳寅恪、唐長孺、谷霽光、王仲犖等）著力探討的重要問題，如府兵制與二十四軍、隋唐制度的淵源、南朝化傾向、北周六官制等，他們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思考，並提出了一些富有啓發性的真知灼見。特别是對陳寅恪淵源論的質疑和對南朝化問題的呼應，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日本青年學者的學術勇氣與膽識，這種研究路徑和理念，理應引起國内青年學者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