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化·胡化·洋化

高正亮（北京師範大學）

2014年12月19日至21日，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房山雲居寺文物管理處、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的“漢化·胡化·洋化——新出史料中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市房山區隆重召開。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四十餘位學者參加了此次大會，提交學術論文近三十篇。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會議主題，結合“新出史料”，對其中所反映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作了有益的探討，並進一步將討論下延至近代，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洋化”現象，結論富有啓發性。

此次會議的最大特色是對“新出史料”的充分發掘，其中包括墓誌銘、造像記等石刻材料，石槨畫像、壁畫、雕塑等圖像材料以及敦煌吐魯番文書。如何立足傳統史籍，進一步開掘中古史研究的新空間，也在會議論文中得到充分體現。而作爲會議主題之一的近代中國“洋化”問題，諸位學者則主要利用報刊、雜誌、散文等資料進行討論。

一、墓誌石刻材料

本次會議對於“漢化”問題以及中古軍制、外交禮儀、宗教信仰與社會文化的探討，很好地利用了墓誌銘、造像記等石刻材料。中正大學雷家驥《試論西魏大統軍制的胡漢淵源》，以大統十六年（550）宇文泰創置的二十四軍爲討論對象，運用“李賢墓銘”、“李椿墓誌”、“楊就等造像記”等石刻材料，從部族風習、“府兵”一名的胡漢意義、其層級節制體系、二十四軍的建制等問題出發，補陳寅恪、岑仲勉、唐長孺等前賢所未論及之處，並論證二十四軍建制殆與鮮卑舊俗有關，全軍分爲左右序列及層級節制體系，則似源自匈奴軍制。而“府兵”之名及“統指分離而合一”制度乃遠法魏晉，近沿北魏晚期全軍野戰編制化之慣例。從而認爲大統軍制之形式外表爲漢制，實質内裏則是多元的胡制，故是漢表胡裏的軍制。

中正大學朱振宏《隋朝與西突厥的涉外機構、使節特點及外交禮儀》結合“劉政墓誌銘”、“故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墓誌文”等墓誌材料，討論隋朝與西突厥的涉外機構及其職能，雙方往來派遣的使節特點、使節身份、出使原因及所要達成的目標，雙方使節覲見國君所遵行的外交禮儀。該文指出，隋朝中央涉外專職機構是鴻臚寺以及尚書省禮部主客曹，接待外族使節的場所是鴻臚寺蕃客館，煬帝時期另設四方館作爲涉外事務臨時官署。隋朝與西突厥均會根據關係親疏，給予不同國家地位高低不同的座位班次。此外，保障外交使節的人身安全、使節按出使國當地風俗文化行事，都是中世紀東部歐亞大陸各國所共同遵行的外交準則。

北京師範大學徐暢《應對·體驗·傷痛——唐永淳元年（682）關輔災荒中的官方、民間與個人》一文，以唐高宗永淳元年發生在關輔等區域的災荒爲個案，將官民墓誌記載的民間災荒經歷與官方記載進行對照，分析民間、官方的不同立場，以政治過程和社會結構的視角，試圖提供新的災荒史研究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雷聞《石刻所見隋唐民間之佛道關係》利用造像、刻經等石刻材料，如臨潼博物館藏“下元三年造像碑”、咸陽市博物館藏“四面造像”、“資州參軍鄧喑復官題記”、龍門石窟“杜法力造像題記”等，在社會史層面探討了隋唐時期民間的佛道關係，指出中晚唐時期二教與民間祠祀逐步合流，作爲一般信衆的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員可以分别信奉佛、道，二教是和平共處、互相融合的。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早期基督教研究中心傅約翰（Johan Ferreira）《基督教在唐朝的漢化特色》（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Tang Dynasty）結合通用文化模式理論，描述早期基督教的基本結構與特點，分析基督教在唐朝前半期（635—800）的轉换與同化傾向及“漢化”概念所包含的實質内容，並利用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研究基督教（景教）在唐朝時期進入中國之後的漢化特色，認爲基督教在唐朝有明顯的漢化特徵，但它仍然保留著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原理。

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房山石經事業中出現的“巡禮”與會昌滅法》通過對石經題記的梳理，注意到安史之亂前後房山刻經群體的變化，並重點關注晚唐時期房山石經題記中出現的“巡禮”一詞，試圖解釋這種“巡禮”的昇温和“會昌滅法”之間存在的内在聯繫，在闡明“巡禮”的狀況之後，探討了“會昌滅法”新的歷史意義。

北京師範大學寧欣《唐後期禁軍擴編述論》依據“唐故青州司户參軍韋君夫人柏氏墓銘并序”，還原了唐德宗時柏良器對神策軍的整頓歸於失敗的事實，分時期論述了中央禁軍擴編和招募之舉。並考察了“富家子”、“市井無賴”在唐後期以神策軍爲主的禁軍中是否已成爲主要兵源及其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牛來穎《唐宋時期的都城營造與材木採用——以新獲墓誌所見“太陰監”爲切入點》一文，對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劉元亨墓誌”作了專題解讀，並結合有關墓誌與史籍記載，對已有材料所記有關“太陰監”的設立、職掌及運作互有抵牾之處進行了廓清，並討論了唐宋都城建設用材的採伐與供給。

二、圖像及雕塑材料

本次會議在“胡化”問題的討論中還充分開掘了石槨圖像、壁畫及雕塑等資料。首都師範大學王永平《“波斯狗”東傳：從伊朗到中國——兼論粟特人在絲綢之路物種傳播中的貢獻》利用衆多圖像材料，如日本滋賀縣Miho博物館收藏北朝圍屏石榻圖像、青州北齊石槨送葬圖像、北周史君石槨東壁喪禮送葬圖像、隋代虞弘墓石槨畫像石、北周安伽墓圍屏石榻畫像等，探討了粟特人在“波斯犬”東傳中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墓葬石刻和壁畫中刻畫的北齊到隋唐時期皇室貴族對“波斯犬”的寵養，反映了絲綢之路上物種傳播的規律以及歐亞大陸交往網絡的模式。

國家開放大學王援朝《西域寬刃劍與中西文化交流》一文，結合諸多壁畫、雕塑資料（如新疆克孜爾石窟壁畫“持劍的人們”、“降伏魔衆”，犍陀羅浮雕“波旬壞法”、“衆魔軍”，羅馬特爾姆博物館藏希臘化時代帕加馬雕塑“殺妻後自刎的高盧人”、“獲勝的哈斯泰倫”，卡比托里尼博物館藏“垂死的高盧人”，尼雅遺址95一號墓地出土文物等），對新疆龜兹石窟壁畫中多次出現的寬刃劍作了專題解讀，認爲這種形制的寬刃劍曾出現於犍陀羅、中亞和河西走廊、西藏、雲南、中原的藝術作品中，上述各地的寬刃劍具有明顯的親緣性，是其自西向東逐漸傳播的結果。

香港樹仁大學張偉國《所謂明永樂〈天下諸番識貢圖〉及清乾隆摹繪〈天下諸番識貢圖〉辨僞》通過年代學、文物學、地圖學等方法，並結合不同時代漢字字體的不同特點，得出清乾隆摹繪明永樂《天下諸番識貢圖》這一所謂“新史料”係作僞的結論。

三、敦煌吐魯番文書

本次會議上，還有學者利用敦煌吐魯番文書探討唐代的對外交流以及唐後期五代宋初的敦煌社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王貞平《唐代外交中“蕃語”的使用》結合吐魯番所出“唐西州高昌縣譯語人康某辯辭爲領軍資練事”、“唐譯語人何德力代書突騎施首領多亥達幹收領馬價抄”、“唐史王公□牒爲杜崇禮等綾價錢事”等文書，研究了唐代外交活動中口頭信息的傳遞，認爲在外交關係中，“蕃語”的運用和翻譯非常重要，其爲雙方涉外人員提供了折衝、迴旋的空間，爲外交活動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便利，並對中、外使節的口信是否真實可靠及失真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王氏指出，西北和中亞地區對唐代社會風氣影響甚大，唐代外交活動中信息的搜集和傳遞與此“胡化”現象緊密相關。同時提示我們注意李唐草創及初唐時期“蕃語”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之後其在外交活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北京師範大學趙貞《杏雨書屋藏羽41R所見“雜字”輯釋——兼談歸義軍時期的童蒙識字教育》結合敦煌吐魯番文書，對日本杏雨書屋所藏羽41R所見“雜字”進行解釋，指出“雜字”的性質是“時用要字”，羽41R《雜字一本》應是沙州歸義軍官學中爲推行童蒙識字教育而編寫的教材。認爲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時用要字”，包含了諸多反映胡食、胡樂、胡舞、雜胡等“胡化”現象的語詞，顯示了沙州官學童蒙教育實用性和通識性較强的特點，對於弘揚敦煌鄉土文化，凝結瓜、沙官民的地方保護意識，激發民衆給予歸義軍的濃厚熱情，乃至鞏固歸義軍政權，均具積極意義。

有關敦煌的歷史地理，歷來爲學界所熱衷討論，尤其是歸義軍政權遣使中原的交通路綫問題，論者頗多，但難以形成定説。北京師範大學陳濤《唐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路綫新説》以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本《驛程記》爲依據，對沙州遣使長安的路綫提出了新的解釋，即循沙州—瓜州—回鶻牙帳—鸊鷉泉—西受降城—天德軍（城）—中受降城—振武軍—雁門關—太原府—長安一綫，此説異於趙貞主張的天德軍（城）—靈州—長安綫和李軍主張的天德軍（城）—夏州—長安綫，可備一説。

中國社會科學院吴麗娱《再談〈新集雜别紙〉的來源與西行傳播問題》對如何理解五代時期敦煌地區與中原的政治往來與溝通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論文結合敦煌書儀“新集雜别紙”和“刺史書儀”，通過討論《新集雜别紙》書信主人公的地域問題、河北藩鎮的平定與後唐明宗時代的西部拓展、河北文化的興盛崛起與書儀的西行，針對書儀的來源及其從河北西行傳播至敦煌的問題，根據書儀中書信主人公的出身地域和交際往還，分析書儀的具體製作及傳遞過程，試圖解答後唐明宗時期，河北的地方文化及中原朝廷在西部的拓展，爲我們深入理解五代時期的政治文化提供了具體例證。

四、傳統史籍

“新出史料”之外，學者們還立足傳統史籍，對中古時期的社會文化和邊疆社會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北京師範大學汝企和《論南北朝時期相人術對知識階層的深刻影響》依據正史記載討論南北朝時期相人術對社會産生的深刻影響，並分析此種現象産生的原因。北京師範大學張榮强《中國古代的虚歲與周歲》結合“三老諱字忌日記”、“女有壙誌銘”等，詳細檢討了古人周歲計年的諸多證據，認爲從官方制度上講，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周歲計年的方式。但在民間習俗方面，唐宋之後尤其明清時期，史籍偶或見到小孩用周歲計年的現象。

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交叉區民衆心態之研討——以唐朝長城區域爲例》重點闡釋了處於唐和突厥、契丹交叉區河北諸州民衆面臨雙方爭執所選擇的政治立場，認爲邊疆地區百姓模棱兩可的政治立場是他們對兩個對峙政治體加諸他們頭上的强制性約束而做出的自我保護性回應，並提及此種書寫與宋人的民族立場問題。北京師範大學鄭慶寰《試析唐五代的軍事院系統》描述軍事院及其僚佐的出現，並分析其替代原有府州文職僚佐系統的職能。

北京師範大學姜海軍《蒙古汗國宗教文化政策的演變及其對儒學的認同》認爲元帝國推行的多元宗教文化政策及其對儒學的不完全接納，這種二元政治文化體系的分歧導致了蒙元帝國的分崩離析。針對明清時期的邊疆社會，北京師範大學王培華《清代新疆的水資源配置制度》以新疆鎮迪道、阿克蘇道和喀什道爲例，研究了清代新疆水資源的分配和管理制度。中正大學張秀蓉《論清初義學的推行——以陳宏謀爲例》考察了清乾隆朝名臣陳宏謀在雲南布政使任内興辦義學的活動。

五、報刊、雜誌、散文等

作爲本次會議主題之一的“洋化”問題，也是諸位學者討論的焦點。“洋化”是中西交通不斷擴展和加深帶來的直接後果，對近代中國産生了巨大影響。吴鳳科技大學楊志遠《新舊史學的交融與重鑄》重點考察了清末民初川西學者劉咸炘的章學誠研究及其對新史學的批評，該文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洋化”做出了回應。中正大學張建俅《袁世凱與日俄戰爭時期的戰地救護》從《大公報》等資料出發，探究了以往學界較爲忽視的袁世凱及北洋方面在日俄戰爭期間的戰地救護行動。北京師範大學李志英《民國時期美種煙草在華北推廣的環境影響》以山東、河南兩省爲例，從環境史的獨特角度分析了美種煙草對華北的環境影響。香港公開大學曾卓然《中國作家眼中香港的洋化》從文學史的角度考察了民國年間旅居香港的大陸作家散文作品對香港洋化的描寫。朝陽科技大學王震邦《知識分子的轉向——以〈觀察〉雜誌儲安平、費孝通、張東蓀政論爲例》通過對政論雜誌《觀察》的集中透視，探討了1946—1948年國共内戰期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張東蓀和費孝通轉向共産主義的原因。

綜上所述，本次會議緊貼學術前沿，聚焦新出史料，對“胡化”、“漢化”和“洋化”三個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討論的問題涉及胡漢兵制的融合、中西物種器具的傳播、外來宗教的本土化、涉外機構及蕃邦語言的使用、邊疆民衆的文化抉擇、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等，大致體現了歷史時期中原與西域、中國與西方交流與互動的基本特徵。相較而言，本次會議在開掘房山石經、新獲墓誌、敦煌文書、壁畫圖像等史料價值的基礎上，對中古時代的軍事制度、外交禮儀、中西交通、宗教信仰和社會生活等問題的討論尤爲熱烈，視角獨特，新意迭出，諸家爭鳴而不劍走偏鋒，爲國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極佳的交流機會和平臺，諸多研究成果必將加深我們對於中古時期社會生活的準確理解，並進一步促進中國古代及近代社會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