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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爱国实业家的追求

时间:2023-02-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刘鸿生是一位爱国的有作为的有成就的民族资本家,浙江定海人。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他对儿子轻信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宣传很生气,但儿子远在美国,也鞭长莫及,不能当面教导他。

刘鸿生是一位爱国的有作为的有成就的民族资本家,浙江定海人。早年在开滦煤矿公司任经纪人。从1920年起,陆续在国内开设中华码头公司、中华煤气公司、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在上海病逝。

1949年10月,他从香港回到上海。他亲眼看到共产党“空手”打下了上海,又很快解决了长久以来国民党无法解决的“二白一黑”(即米、棉、煤)问题,内心颇有感触。尽管,当时他对大局的看法,仍然还是动摇的。但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民政府也不曾亏待他。活生生的事实,切身的感受,实实在在地教育了刘鸿生先生。

他的儿子刘念信一直在国外生活学习,对国内真实的情况了解甚少,再加上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恶意攻击和实际情况的歪曲,儿子有一些顾虑,没有打算回国工作,想继续留在国外。1950年年初,刘念信给父亲写信,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刘鸿生先生看后,百感交集。

他对儿子轻信国外敌对势力的反华宣传很生气,但儿子远在美国,也鞭长莫及,不能当面教导他。于是,在收到儿子的信后没几天,1950年3月28日,他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刘念信写了一封信。感情虽然甚为激动,但还是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亲眼见闻,摆事实,讲道理,殷切地希望并极力动员儿子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他在信中说:“接汝二十日来信,借悉汝畏惧国内思想不自由,以为逗留外国比较妥善,此系重视个人本位主义兼受国际歪曲宣传之影响,遂致真相不明。照余观察,汝目下思想所以一时不易改变者,实由于下列三点:第一,汝出国太早,在美无年长者之商量,凡事全凭自己个人意见处理,渐至对父兄之劝导亦生怀疑。第二,汝两次返国,适在抗战未了及时代改变之际,工商业不振,寻事困难,致感失望。第三,汝留美日久,受美国宣传之影响,小见已深,一时不易改变。未识汝意如何。

“余当就自由问题一谈,供汝考虑。须知沪港两埠之发达,全由于欧、美人占据后靠不平等条约之保护,享受种种特别权利,兼以中国官吏贪污无能,人民知识浅薄,无世界眼光,但求舒适享乐,造成港沪两埠之畸形繁荣。对于国内之普遍穷困,民生憔悴,漠不关心,此乃无可否认之事实,谅汝亦甚明了。但究其实际,则所谓自由,完全虚假。

“先以上海论,在租界内高等华人,其言论行动亦受外国巡捕之管制,仅身受者在自觉耳。余生长租界内,对于丧失自由,初亦未觉。迨一九二七年游历欧美,见彼邦公园人人可以入内游览,反顾上海租界内之公园,却高挂‘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之告示,始恍然于欧美人对待华人之不合理。而国人留居香港,虽嫖、赌、吃、喝,无不自由,但若经营正当事业,如国际贸易之轮船公司等,其董事长或总经理非英国人或其他国籍人士不可,虽较美国自由,但法庭上所援用之英国法律,暗中包庇坏人,以达其繁荣香港之目的。故目下华人以香港为安乐窝,实与余未出国前不觉丧失自由之同样可怜也。

“余返沪已五月有余,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共产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徇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

“若汝以上述各点为然,肯改变观念,毅然返国,为生产事业服务,余当负责在西北之私营或公私合营企业中,觅一适当位置。汝在美曾至毛毯厂试验毛样,必可大展所长,则有厚望焉。

“本月二十五日《美国之音》广播,谓余因逃避公债出走,中途被获等情。此种消息完全虚伪,可见国际宣传不尽可靠。”这封信,刘鸿生先生一直没有向别人公开过。在1956年逝世前,他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才拿出来,作为记者采访发表的《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一文的序幕。

刘鸿生先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工商业者。他写给儿子的信,没有简单地训斥儿子,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旧中国人民受屈辱的历史,新中国和旧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来耐心说服儿子。在他的劝导和动员下,他的儿子没有辜负他的殷切希望,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来。

刘鸿生先生不仅在平时注意教育自己的儿子,在逝世之前,1956年还给四儿子写了一封信,教导儿子要自爱,要爱国,这封信成为他的遗嘱。

在信中他说:“四儿,你从国外回来后,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地离开你们了!我死后,你要告诉你的兄弟妹子,包括异母弟弟,就说是我说的,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刘鸿生先生的爱国之情,在上海的工商业界,甚至在全国的工商业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儿女们,遵照父亲的遗嘱,自重、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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