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虽然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如何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的求学精神。古人曾经说过“言知之易,行之难”,意思是说仅仅懂得就比较容易,但是行动起来就比较难了。
顾炎武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出自他的著作。他和黄宗羲、王夫之并成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的学问渊博,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体,对后世中国思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他为学以经世致用为旨趣,通过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开启了朴实学风的线先路,在众多学术领域都有巨大的成就。
顾炎武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他的读书方法有着巨大的关系。他每次出游的时候,都用几匹马和骡子驮着书本跟着自己,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图书馆。当然他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书每次出行的时候随时带上,而是用来随时随地征询和求证的。每次他到达关塞或者险要的地方,都要向把守该处和已经退伍的老兵询问当地相关的见闻和他们自己离奇曲折的故事,如果发现他们的称述与他平时所看书籍,或者他听说过的故事不太相符,不管是在热闹的集市,还是人烟罕至的哨岗,他都会立刻打开“移动图书馆”加以查阅校对,但凡有不一致的地方,都进行了批注和校勘。
不仅如此,有时候他经过平坦的地方或者原野,没有发现考察的地方,就直接坐在马上默默地记诵各种经书的注疏,每次有记得不牢靠的地方或者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即刻从马上跳下来,喊停骡马,翻书查看,反复熟读后再加以记忆。有时候,如果地方安静,他直接坐下来看起书来,竟然忘了时间,直到骡马饿得嘶鸣起来,他这才醒过神来,装上书,继续前行。正因为有这种精神,顾炎武根据实地考察,完成一部集文献资料与实地历史考察相结合的著作—《天下郡书》。
他的这种读书方法能够随时和实践相互联系,不至于空读书、读死书,这也是后来他能够精通经学、史学等领域的主要原因。
简评:顾炎武不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且读死书、死读书。读书过程中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加以补充和订正。这种做法正是目前很多迫于应试的学子,最应该学习的。世界上读书的人很多,因成功成功的却很少。原因在于,成功的人将知识用在在时间中;失败的人只是感触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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