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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队起义

时间:2023-02-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执行自立会纲领,成立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作为指挥者,参与了此后的起义。梁启超担任自立军的总指挥。9月中旬,梁启超来到这里,与康有为展开了激烈争论,二人之间的嫌隙顿时表露无遗。梁启超质问康有为自立军起义军饷不济,联络不畅,造成失败后果该由谁承担责任。

1900年3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其势愈来愈盛,后来甚至发生了杀戮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的事件。其众毁教堂,杀教民,北方形势顿时严峻起来。就在这时,南方督抚单独形成自保局面,和各方签订互不相犯的协定,清朝的东南半壁江山大有不保之势。这时,保皇、革命二派都看准机会,准备联合革命。孙中山想通过革命推翻满人皇帝,建立共和政体。而康有为则想通过此举,使光绪皇帝重新登位,主导维新变法之业。二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这时,梁启超提出以光绪皇帝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以求“两者兼全”。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给起义失败埋下了伏笔。

梁启超面对箭在弦上的勤王运动,开始为之积极奔走,大造革命舆论。早在1898年,梁启超就发表《破坏主义》,鼓动民众,热情赞扬革命。对于当时保皇会组织涣散,办事效率底下,梁启超提出广纳人才、变更人事等多项建议,可是没有引起康有为的重视,最终酿成了苦果。

关于网罗人才,梁启超指出,举大事者,必先合天下之豪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他提醒康有为要认清形势,想尽方法收罗“难驾御难节制”的人才,以用来谋划大事。同时督请总会布置联络职责,以免各方交流不畅,影响起义。

澳门总会的拖沓也深深刺激了梁启超,数十封信件未回复一字,梁启超感到总会人才奇缺,组织混乱,遂书信一封,提出建议,请康有为设法大加整顿,调整人事。在信中梁建议设一总理,总持各项事务。同时针对资金短缺,他提出设一会计出纳,管理资金使用情况。后来,梁启超看到王镜如、何穗田等的能力不足以领导总会,不顾多年情谊,坚决要求“能统全局之人”徐君勉归澳主持总会事务。

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正是为了起义的需要,一直都注重培养专业军事人才,寻觅军事骨干。1899年冬,该校高才生林锡圭随唐才常回国,成为勤王运动中的军事领导人物。唐才常回国后,积极联络会党人士,组织正气会,用来联络上海以前的维新志士。后来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口号为“救国自立”,争取多方面的人士。

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堂,即哥老会洪门组织,以自立会会党为基础,用来团结东南各省会党。江湖上名声极盛的张耀廷、刘传福等人为正龙头,康有为、唐才常由于当时的社会地位被列为副龙头,而梁启超、林锡圭为总堂,地位又较次之。可是由于自立会以康、梁、唐、林为骨干,所以他们在组织运转中的权力并不小。由于原维新派前辈容闳为孙中山代表,所以,自立会一面接受康、梁的领导,一方面又拥戴孙中山。

1900年7月,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哥老会内部同志倡议设立“国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经过协商,不久,上海同志八十多人在上海愚园之南新厅汇聚一堂,召开大会。后定会议为中国议会,并推举容闳担任会长,严复为副会长。随后,容闳作了演说,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听者无不激情高涨,掌声雷鸣。三日后,“国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完善机构,任命人事,真正开始其指导勤王运动的使命。

为了执行自立会纲领,成立了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军,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作为指挥者,参与了此后的起义。梁启超担任自立军的总指挥。

当时,唐才常统帅中军驻扎汉口,另有几支武装分驻安庆、大通、常德、新堤,号称十万,准备于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一同起义,直挥京师,以求推翻清廷。为了有效地指挥起义,从檀香山回到日本的梁启超,仅做稍稍停顿,便赶往上海,准备亲临督战。

踏上回国的轮船,梁启超早已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海的波澜壮阔,但海鸥的一飞冲天,也会让他心中充满对起义胜利的憧憬。同时,淡淡的隐忧也弥漫在他的心头,军士的过于自信,组织的混乱,联络不畅,还有最重要的军饷问题,一件又一件事情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对起义忧心忡忡。

踏上祖国的大地,梁启超心潮起伏,多么亲切啊!这就是他日日魂梦萦绕的故乡!可是,自立军的谋士却在这时带来了令人愤怒的消息:澳门总会无法按时拨发军饷,唐才常不得不推迟起义时间。梁启超大怒,对康有为产生极度不满,三十多万元的捐款为什么迟迟不能寄来充作军饷呢?梁启超百思不得其解。随后,他住进虹口丰阳观,开始处理起义事宜。

然而噩耗再一次传到,由于联络不畅,安徽的吴禄贞、秦力山不知唐才常更改起义时间,仍于8月9日在大通起义,最终因为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大通起义仅仅坚持了三天,就宣告失败。右军也于当日起义,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败退湖南。梁启超闻讯后,大为悲痛,速请同在上海的孙中山离沪返日,自己留守上海,静观事变。此时,梁启超还幻想汉口起义能够成功,以图大局。

然而,不幸再次打击了梁启超,汉口起义的消息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得知,张于21日破获汉口英租界内的自立军机关,逮捕了唐才常、林锡圭等一批重要首领,起义计划遭受到毁灭性破坏。随后,两湖空气凝重,一大批义士死于张之洞的血腥屠杀政策下。

汉口起义没能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的形势,在张之洞和英领事勾结后,又不能认清局势,便陷入了二者的阴谋中,最终酿成了苦果。消息传到上海,梁启超悲愤交加,他痛恨英国领事的可恶,痛恨张之洞的残忍,也痛恨康有为的不识大局,痛恨这黑暗的世界……

上海也跟湖南、湖北一样,开始追捕自立军要犯,东南一带乌云密布,一片恐怖。梁启超躲在丰阳观中不能自由出入,每日靠狄楚卿送饭。生活在狼牙虎爪之下,生命安全尚得不到保证。梁启超一面设法逃离上海,一面寻求方法挽救勤王义士。最终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只好选择早离上海,结束逃亡后的第一次归国生活,勤王起义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悲愤之中的梁启超随即南下来到新加坡,欲与康有为一辩究竟为何资金不能按时到位,颠覆了整个局势。此时的康有为在清政府的悬赏缉拿下四处躲逃,几经搬迁。1900年8月9日,康有为又移居槟榔屿,住进英国总督的房子,接受英国政府的保护。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斗争,他竟然闲居著述,并把这里称为“大庇阁”。

9月中旬,梁启超来到这里,与康有为展开了激烈争论,二人之间的嫌隙顿时表露无遗。康有为斥责梁启超与孙中山联合,跟自己的立场不同,简直是叛逆行为。梁启超质问康有为自立军起义军饷不济,联络不畅,造成失败后果该由谁承担责任。二人皆愤愤不平,争执激烈。梁启超终因顾及师道尊严,不得不稍作让步,没有进一步辩驳。二人最后互相妥协,暂时重新站在了一起。

此时,日本人宫崎来槟榔屿游说康有为,希望康有为能抛弃保皇,联合革命。可是,“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随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有为寻求到英驻新加坡官员的帮助,将宫崎逮捕入狱。孙中山随后亲访英总督,说明事情真正情况,宫崎才得以释放。这让两党的合作协议彻底毁弃,梁启超也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保皇活动受到了革命党人的仇视,孙、梁彻底决裂。从此以后,两党冲突不断,沟壑难平,直到民国成立,两党的鸿沟还未消除。

勤王运动的失败,与革命党的决裂,会党内部的混乱,一下子全都从天而降,无尽的烦恼折磨着梁启超,失败的阴影似乎一直笼罩在他的身上。无人聆听自己的烦恼,也无处倾洒自己的忧愁,梁启超也只好将所有的不快、郁闷暂时抛开,在槟榔屿的美景中聊以自慰,领略大海的博大,思索人生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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