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言“破坏”和“革命”

1902年春夏间，保皇会员中间开始有人痛恨清廷“还銮”北京后，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纷纷主张“革命”“自立”。梁启超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当然又与康有为的保皇思想背道而驰，两人再一次出现了分歧。

在菲律宾，梁启超满肚牢骚，可是，面对自己尊敬的老师，愤懑满胸却不能一吐为快，但思想还是没能回到保皇主义上来。勤王运动的失败带给了梁启超太大的打击，看着唐才常、林锡圭等人一个个遇害，梁启超愤恨、苦恼，“抚膺危坐涕纵横”。这又是一批“谭嗣同”式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死深深震撼着梁启超的心，愤怒中的梁启超将这一切全都归结到封建专制制度和慈禧太后的身上。正是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权，一批批鼓吹革命的文章才在梁启超的笔下涌现。

1902年，梁启超陆续发表了《释革》《新民说·论进步》等文，大肆鼓吹革命破坏。在《释革》一文中，梁启超将革命分为西方“以仁易暴”的文明革命和中国的“以暴易暴”的野蛮革命。他详细分析了西方与中国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革命目的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而中国革命则是极少数人谋权夺利的工具；西方革命是“单纯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则充满复杂性，战争一发，“百数十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西方革命斗争矛头指向恶政府，目的达到后即结束，而中国革命长期军阀混战，自相残杀，互相吞并。看到中国“私人野心的革命”，梁启超更加倾向于西方的“文明革命”。他不断研究西方革命，发表一系列研究著作，不遗余力地进行革命宣传。

四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大论革命，排解康心中的担忧，企图说服康有为，共兴革命大业。梁启超认为在改良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则必须利用革命。中国“受数千年之积痼，近日中国若行渐进的枝枝节节的改革，再过十年百年，亦不过如此”。害怕破坏者是保守心盛的表现，“破坏终不可免，愈迟愈掺”，革命，“乃是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梁启超认为在无血革命不能成功时，就不得不由下层人民来发动有血之革命，来辅助革命的进行。他是这样设想的：近几年间，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共和社会，光绪皇帝可以为第一任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下届总统必须为黄克强，即革命领导人。

梁启超的主张遭到了康有为等人的反对，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来“挽救”梁启超。

康有为给梁启超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有为认为中国“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而“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中国绝不能步印度等国后尘，自立亡国，康有为的立足点并不保守，可是他盲目地认为“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导致中国的灭亡。由于梁启超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其心，况且康有为的观点时有瑕疵，怎能让梁启超重返君主立宪道路？毕竟当时民主共和已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

无奈中，康有为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1902年，康有为来信，告以“大病危在旦夕”，令梁启超惶恐不安。这种近似无赖的做法恰恰抓住了梁启超“尊师守道”的“软肋”，可是共和之心“能大改乎”，康、梁之间的沟壑逐渐扩大。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抬出孔子，给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这是一种进步。可政变后，康有为在海外掀起尊孔保教运动，借尊称圣人而自为教主，个人欲望日益膨胀。由于他的误导，各地大办孔子寿诞，造孔庙，使得民心疲惫，资财浪费严重，也阻碍了思想学术的进步。

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正式公开反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被康有为等视为“大逆不道”。其时，康有为的思想早已停滞在戊戌变法时期，没能够与时俱进。而梁启超在流亡海外后，大量接触新思想，思想上逐渐独立，成长为一名新思想的真正领导人。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中国能够兴起，在于新思想传播，用来开启民智，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民”，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而保教之说只能阻挡新思想的深入民心，与时代背驰，又劳民伤财。康、梁在该问题上各抒己见，大肆辩论。

尽管梁启超仍然在为保皇会操劳，但是他此时的思想早已完全脱离了康有为的束缚。其实，康有为早已告别了引领时代的“资本”，接力棒交到了他最出色的弟子手中，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阿·勒文森说的那样：

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