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共和泯恩仇

清政府的愚昧顽固，阻挡不住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长空，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结束了！

清王朝虽然灭亡了，但宫廷政变计划的失败，令梁启超感到遗憾。在与革命派和袁世凯的斗争中，梁启超成为了最大的输家，然而在共和制度面前，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立宪思想，他开始梦想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下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

武昌起义后，革命派虽然生机勃勃，但是并没能掌控各省实权，反而是享有地位、声望、号召力的立宪派迅速控制了时局，成为了革命的主人。立宪派利用咨议局为阵地，和平转移政权，稳定了时局，起到了安定社会的作用。随后，全国十四省宣布独立，咨议局成为当时政府的实际领导者。

梁启超隐居于“双涛园”之留春别墅，面对祖国的动乱，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急需建立一个顽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引导国家走向和平安宁。针对国内的情形，梁启超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肯定革命，并提出建设中国新政体的方案。他在文中认真分析了各种西方先进政体，并相互比较，作出中国适合英国“虚君共和”政体的结论。他认为，在专制成风、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实行美式共和制，必然导致军阀混战不止，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况出现，中国必定不能重归平静。梁启超的这种设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却不能真正解决后进国家民主进程中的问题。在民主共和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思想是落后的，难得人心的。于是，梁启超向南北议和代表进言时，处处碰壁，终致失败。

1911年12月，革命派和袁世凯展开了议和谈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进京组阁后，委任了各大臣，梁启超被任命为法律副大臣。袁世凯极力恭维梁启超“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希望他能“祈今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归国就职，以“同扶宗邦”。梁启超分析国内情形，认为还不到归国时机，坚辞不就。但他希望借助袁世凯的武力和财力来实现君主立宪，而袁世凯则需要梁启超归国后，在舆论上支持自己掌控全国。两人随后接触频繁起来，逐渐走在了一起。

同时，梁启超推行“慰革”方针，希望也得到革命派的谅解与信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准备在中国实行美式共和，并且加快了同袁世凯的议和谈判，国内共和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梁启超闻之备感失意，无奈之下只好支持共和，以谋共和制下的立宪政体。4月，梁启超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评价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赞颂革命共和派。梁启超的表态引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欢迎，黄兴、章太炎也开始联络梁启超，并表示欢迎其归国领导建设。汪精卫写信为论争时得罪“先生”道歉，颂其“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一笑泯恩仇”，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和恐慌，康有为频频作书训斥梁启超，以使其“浪子回头”。可是在时代脚步面前，梁启超顺应了潮流，已与康有为落后的思想彻底决裂。与此同时，汤化龙、林长民等应时势需要，联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合并成为民主党，选举梁启超为领袖，至此，梁启超认为归国条件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