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范侍邓融

东汉时候有个人叫廉范，是战国时期名将廉颇的后代。他的曾祖廉褒、祖父廉丹都曾是西汉的将领。廉范少年的时候，父亲客死异乡。十五岁那年，他辞别母亲，一个人去四川把父亲的棺柩带回家乡。四川的地方官张穆，过去曾经是廉丹的部下，知道了这件事，派人准备了丰厚的盘缠送给廉范，可是廉范坚决不收，他跟同行的人一道，靠前后抬扛把父亲的棺柩运到江边。廉范护送父亲的灵柩坐船渡江，船到江心触到礁石沉没。廉范会游水，旁人都叫他赶紧游水逃命。可他看见棺材慢慢地下沉，便不假思索地扑上去死死抱住，要跟父亲一起沉底。已经到了岸上的人们都很同情他，想尽办法才把他们爷儿俩给捞上来，捡回了廉范的一条命。廉范回家安葬好父亲，就到京师太学里跟着博士薛汉求学。他学习刻苦，又美名在外，不少地方政府部门抢着上太学里来要他。最后，陇西太守邓融备足礼数，聘请廉范去陇西郡当了个功曹。邓融对廉范非常看重，礼遇有加。可是廉范看不惯邓融以权谋私的一套做法。他听说朝廷已经派人来查访邓融，可邓融却不以为意，我行我素，别人劝他又听不进去，照这样下去，非要坐大牢不可。廉范想了想，最后决定称病辞职，离开陇西到京城去了。

廉范走了，邓融非常不高兴，心里想：我对你那么优待，你却这么无情无义，我当初真是看走了眼！廉范来到京师，改名换姓，四处托人活动，终于在牢房里找到个狱卒的工作。不多久，邓融案发，被押解到京城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从这以后，廉范就利用狱卒的身份照料邓融的起居，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让邓融少吃点苦头，少遭点罪。邓融觉得这个狱卒对自己很体贴，心里满怀感激，再仔细端摸端摸他的相貌，又面熟得很。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邓融就说：“小兄弟，你长得真像我从前手下的一个功曹啊！”廉范稍一迟疑，马上呵斥道：“邓犯！你是不是被关糊涂了？再胡言乱语，别怪我不客气！”邓融听了，只好讪讪地不说话了。从那以后，廉范也不再跟邓融言语，只是尽心地照顾好他。

后来，邓融因为身体不好，被保外就医。廉范每天都去探视他，给他带衣食物品。直到邓融去世，廉范也没公开自己的身份。邓融死后，廉范雇车把他的灵柩送回老家，安葬停当才离开。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感恩作为人类一种伟大的人文精神，这一美德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于我国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伦理思想之中。《说文十下·心部》载：“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恩，惠也。从心因声。”两个字都是形声字，从其形部的表示来看，他的原本含义的都是一个“心”字，说明感恩应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是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并应适当的用语言和行动表示出来。

感恩一词在《新华词典》中解释为“对他人给予的恩惠表示感激”，在《四角号码词典》中解释为“感恩，受了恩惠十分感激”。由这两个定义不难看出，感恩更是一种美好的情绪体验，它有两种内涵：一是知恩图报，二是施恩莫望报。

根据古代史料记载，“感恩”一词最早出于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这是骆统向孙权进言，劝其“尊贤接士”，“教化百姓”。他认为用人重在培养感化，使之不忘报效国家。其中内容之一，就是对统治区域的民众实施“令皆感恩戴义”的感恩教育，有了感恩之心，就会“怀欲报之心”了。这里充分表现了受孙权重用的骆统高超的用人和育人之道。

《诗经·卫风·木瓜》中也蕴含感恩的佳话：“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战国策·魏策四》中这样写道：“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知恩图报和施恩不图报。《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有“一饭千金”的佳话。从字面意思上看说的是当你受到别人的恩惠时，切莫忘记，虽然所受的恩惠很是微小，尤其是在困难时，即使一点点帮助也是很可贵的，到有能力时，应该重重地报答施惠的人才是合理的。然而，这个成语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施恩时真心诚意乐于助人的人，是永远不会想要别人报答他的，就像那漂母一样，她在给韩信饭时并不希望韩信有朝一日来报答她，可见这里的感恩也不是一种等价交换。

中国儒家文化源远流长，自董仲舒之后便成了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处处体现出政治与统治者哲学色彩，儒家的感恩思想也不例外。在儒家文化中很少直接使用“感恩”一词，而是通过忠、孝、义等伦理道德原则将感恩思想转化为具体行动标杆。“孝”代表儒家思想所阐述的亲子关系，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一直被当作是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康熙帝认为：“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孔子也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敬，则是子女对父母爱戴尊敬的感情，是更具有人文精神的孝。“忠”为感念国家君主之恩，是儒家文化将孝推广到社会层面，形成“忠孝一体”的局面。“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这样“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义”为感念朋友之恩，讲求对朋友讲信誉、不背叛，虽有“为知己者死”的说法，但并不是说讲“义”就需要不分善恶不明是非地为朋友的需求行事，报友恩也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并在不违背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前提下进行。因此，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感恩价值观显得十分必要。

忠、孝、义的表现形式虽有差异，但其内在本质都有感恩的因素。可以看出儒家的感恩思想重在建立有秩序的社会伦理，其特色一是内容丰富多彩，比较具体，便于实行和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二是将“软”的感恩意识逐渐转换为“硬”的规章制度，如果违反会招致方方面面的谴责，乃至严厉的处罚。这样的感恩文化值得继承和学习，但感恩制度放在当前自是有失偏颇了。

佛教作为其中一部分中国人信奉的宗教，其影响力虽不如基督教和天主教之于西方国家，然而，它所强调的人与自然与环境不可分割的概念却是感恩思想最朴素的本质。佛教的感恩思想具有完备的系统性，认为人之所以需要的感恩的依据，在于世间万物都处在因果相续相连的关系之中，互为依存。这种关系被佛家称为因缘。正因为世间处处存因缘，那么就需要我们对一切都抱有感恩之心，才能由自己做起，形成和谐共生的大环境。

虽然佛教的感恩思想具有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但不可否认，其感恩观具有其自身的广泛性、彻底性和永久性。首先佛教倡导的感恩对象不仅是人，而是万事万物；其次，感恩的动机也不仅仅是向对自己有恩者给予回报，而是将一切得到都视为赐予来珍惜，即使失去也被视为让自己成长的助力而加以感谢；第三，由于人不能单独存在，个体和周围事物的联系是维持一生的，这也使得佛教的感恩思想具有相对的永久性。

此外，对道家而言，感恩主要作为调节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方式，提倡天人合一，同时尊崇“道”与“德”。“道”是道教的基本信仰，被看作“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即宇宙万物之本原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运化。简单说来，人就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追求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从而在“道”法中生生不息。同时，要遵循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德亦德之”、“以德报怨”的理论，提倡世人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也体现在道家观点中。道家认为人活于世，不停追逐竞争，身体和心灵都要面对和承受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因而道家倡导宽容和知足。《道德经》中就有提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对自己的所得抱有知足的心态，才能在精神上感到满足，生活乐观就会减少烦恼。知足常乐作为道家精神修炼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家感恩思想的体现和代表。

尽管中华传统感恩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学说和思想的深远影响，但其中仍难以找到西方国家人民对宗教所倡导的感恩思想的信服和继承。诚然，佛教作为在中国影响力较大的宗教，其感恩思想固然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其倡导的施恩和报恩多从宏观角度宣扬，并以反面恶果作为恫吓，在实际生活中所起到的约束、引导作用不大。对于中国存在的本土性宗教——道教，它是在佛教东传之后，受其影响综合道家学说及神仙家、方士的方术等而产生的，不仅形成时间较晚，而且远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统摄整个社会并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此外，儒学思想绵延前年，虽然与中华传统感恩文化关系密切，但作为学派，儒学并不能称之为宗教。因此，与西方感恩文化相比，中华传统感恩文化缺乏浓厚而统一的宗教色彩。这也导致中国社会自古难以对感恩行为有统一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

到了近代，“放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曾鲜明地提出了“居功之行，人不功其行，求报之惠，人不报其惠”箴言。他认为，对社会，对他人有功，有恩惠固然可敬，而一味地居功、求报，则走向反面。他在这里告诫我们，施恩图报是不可取的，魏源强调的还是施恩不望报。到了当代，不少学者专家对感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陶志琼先生给感恩下了一个十分明确而简洁的定义，感恩就是“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给自己的恩惠和方便由衷认可并真诚回报的一种认识、情感和行为”。张桂权先生主张，感恩就是“主体（人）对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因素表示友好并且回报”。范国睿先生认为“感恩看成是生命发展的基础，它是一种对他人付出的理解、认可和珍惜，是一种宽容、满足、健康的心态，一种积极的、相互理解的人生观，一种高尚的情感，一种敏感的、积极的生活感受”。

由以上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各位学者专家所论述的感恩定义，首先指出它的主体是人，客体是人或者是团体再或者是大自然等非物化的东西。其次，这是一种由积极的情绪体验和情感最终上升为主体主动回报的内心情感和外在的行为习惯。再次，感恩属于社会道德的范畴，而这种道德有利于人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思想品质。国内学者把感恩的内涵一般都归纳为知、情、意、行的统一体，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在知恩、记恩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以实际行动主动回报他人或是社会的一种优良品质，将这一美德加以传承，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