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文学”通常用于表示《圣经》中的一小部分书籍，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我称本章为“智慧与文学”，以此表明我正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对待事物。智慧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凭借自身能力以书面形式为人所获取或传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苏格拉底被称为希腊最聪明的人，但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这样的事并非仅仅发生在苏格拉底一个人身上。我们了解的或自认为了解到的耶稣或佛陀的言语，全都是因为他人的著作。无论其价值如何，书面文字仍然及时凝固在那一刻，变得越来越远离它的创造地和创作期。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假设语言能够获取和传输所有我们希望获取和传输的信息。也许，话语根本不足以传达真正重要的内容。正如庄子所说，“如果智慧可被人们谈论，那么每个人都可奔走相告了”。1然而，语言和书面文字足以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主体，并使之与智慧产生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奥义书》和吠檀多
梵语词“奥义书”，通常被理解为源于三个字，意为“坐在附近”，这让人联想到老师正给身边的学生传东西的场景。通常提及作品《奥义书》（Upanishad）时，一般是指来自最早期印度哲学的文本集（传说共计108种，但事实多于此）。这些文本集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是诗歌体、有的是散文体，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匿名人士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创作的。“它们都是阅历丰富的圣人之言……他们的经验记录是任何宗教哲学都要考虑的事实。”2根据《剃发奥义书》（MundakaUpanishad）记载，这些圣人经历了“那不可理解的……永恒不朽的、无处不在的、极其微妙的生活，也就是永垂不朽，智者将其视为生命的源泉。”3尽管对这段经文的翻译不尽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其中涉及了智者从某个角度的看法或理解。明确的含义是，智者的特点是能够比其他人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的本质。
如果《奥义书》被视为圣人对事物本质的描述，那么期待他们的描述与事实相符也就合情合理了，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确实如此。然而，从这种各式各样的文本中选取一个一致的版本并非易事。那些声称能够这样做的人，或是依靠一种极具选择性的文本，或是依靠对某些段落的创新性解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吠檀多便是从《奥义书》中选取的哲学性的一般术语。鉴于对《奥义书》的解读和理解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因此存在很多吠檀多哲学。
在《奥义书》中发现的不同文本并非简单的重复和概括。相反，他们的共同点是内容广泛且论述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难从中选取单个文本版本的原因之一。然而对很多人而言，《奥义书》的重心，也就是他们的教学核心，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相关，即根本性问题：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奥义书》所选择的立场简单、深刻并且明显。如果有一种精神渗透在宇宙的万物中，那它一定存在于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以圣人为例，他们便是如此。为了存在于个体之下的精神，《奥义书》用“婆罗门”（Brahman）这个术语来指位于所有实体和阿特曼（atman，灵魂）之下的普遍精神。所以圣人经历的是众所周知的婆罗门，或阿特曼。这种基本信念支撑着大量的印度哲学，或者换句话说，大量的印度哲学解决了此信念的含义问题。
圣人的知识源于他们的经历，尽管《奥义书》（以及写在上面的许多评论）试图传达知识能像文字一样传播思想，但它从不假设文字足以取代经验。所以当《奥义书》寻求阐释圣人经验时，由此得出了允许人们模仿的技巧。笼统地讲，这些技巧可用一个字来概括——瑜伽。梵语词“瑜伽”指两个（或多个）事物的加入或联合。任何瑜伽仪式背后的想法都很简单：我们通过与事物取得联系来获得知识，并最终成为它。在《奥义书》的文本中，瑜伽是手段或方法，借此方法可以体现婆罗门阿特曼的身份。
瑜伽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些仅仅为静心冥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消除阻止我们看到真实情况的障碍。正如《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Upanishad）所说，其目的是要我们变得“冷静、自控、沉默、耐心和镇定”。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知被自己的欲望、利益和野心日复一日地扭曲了。我们正不断地从世界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这个角度审视世界。因此，《奥义书》可被理解为劝勉我们要过一种更加无私、少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其原因不是说教形式的，而是务实的。自私是阻止我们看到事情真实面目的障碍之一。当我们正在寻找某个东西的时候，若只是在观看，那我所看到的要远远少于我在做的时候所看到的。瑜伽旨在剥离我们的认知，直到我们纯粹地意识到真正的自己为止。
这可能有点令人惊讶，因为我一直在智慧文学这一章中讨论《奥义书》，却很少使用其中的语录。不得不说，即使对于那些打算理解它们的人来说，《奥义书》也非常不简单，其中许多人都认为印度教和印度哲学方面的知识远不是一般读者（或作者）能理解的。因此，尽管可能会给出更多的直接引用，但释义、说明和解释也许更有助于达到沟通的目的。最后总结本节内容，我将引用《剃发奥义书》中的最后一段话。
先知们，因知识而心满意足。
当他们达到他时（即婆罗门），
便退却激情，如此宁静。
他们自己变得完美。
智者们，他们可以完全自控。
当他们完全达到他时，
存在于所有人心中的他，
他们进入这一切。
5
《大般若经》和《中观论》
虽然意见众多，但至于佛教著作《大般若经》（Prajnaparamita）确切源于何时何地并无统一定论。然而据推测，比较合理的应该是在印度的某个地方，以及公元前1世纪的某个时间。这意味着《大般若经》的开始也许是紧随《奥义书》的结尾。《大般若经》一词通常被译为“完美智慧”，尽管“波罗蜜”也可被译为“终极”，但其代表着“完美”。般若的意思不那么简单。虽然它可指远非完美的理解形式，但在《大般若经》的文学背景下，它被更好地理解为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洞察。因此般若、《大般若经》的完美也许可被描述为“对智慧的培养，这种智慧能让人们看到事物的本质”。6我们已经看到，《大般若经》跟《奥义书》之间不仅有时间和地理方面的联系，而且还有哲学方面的联系。
尽管最早的《大般若经》作品也许可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但作为一种文体，它持续存在了至少一千年，其在此过程中传播得既遥远又广泛。被称为《心经》和《金刚经》的两个最著名的佛教文本，便属于这种文体。与《奥义书》一样，文本的含义并不完全明了，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印度传统认为，没有注释的圣书是不完整的。就《金刚经》而言，很明显单纯的翻译不可能传达其全部含义。”7完整的注释出现在《金刚经》这样的文本中，但即使是最好的书面注释也可能需要一些说明。我们不该低估实际生活中的老师在神话传播中的重要性。若没有实际生活中的老师，无论是在原文还是后续的注释中，我们可能会变得过分依赖于死板的文字。
并非所有的《大般若经》作品都是完全令人费解的。被称为《般若八千颂》（即8000节）的作品包含了以下对《大般若经》有益的描述：
完美的智慧是全知的状态……
她为盲人带来光明，使所有的恐惧和痛苦都可能被抛弃……
她驱散了忧伤和黑暗的幻想。
她为那些已经在歧路上迷失方向的人指路……
她保护那些未受保护的人……
8
人们可能注意到，此处的《大般若经》被拟人化为女神，因此引用了“她”。对佛教而言，这种拟人法并不罕见。作为化身，《大般若经》即是助推者又是保护者，但在严格的哲学术语中，它代表的完美智慧究竟是什么？
与《奥义书》一样，《大般若经》这部作品并非哲学性的宣传手册。其目的不是想要证明或说服什么，而是旨在像《奥义书》一样尽可能陈述作者的经历。他们讲述自己如何看待事情。最终，他们看到的是“事物的自我存在是空虚的，与使其得以存在的精神密不可分。”9此处的“自我存在”是自性一词的翻译，也可译为“本性”或“真实独立的存在”。具有本性的东西完全独立于其他任何东西的存在。但是，哪种事物可以说是拥有这种本性的呢？显然任何被创造出来的东西都缺乏本性，因为它的存在是依赖于创造物或创造者的。任何由两种或更多事物组成的混合物在一起也缺乏本性，因为它的存在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
在《大般若经》著作，以及从其获得灵感的那些哲学思潮——《中观论》（“中庸之道”）中，经常遇到“空性”一词。《中观论》哲学体系的整个观点是要证明没有什么是“自我存在”的。换个方法来说，这个世界是“空”的自我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存在”是空的，只是它的“本性”是空的。
世界的“本性”是空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用语言来命名事物，以区分“A”和“B”，或者，更根本的是区分“A”和“非A”。一匹马不是一头牛，因为一匹马的“本性”不同于一头牛的“本性”，因此我们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指代它们。但是如果事物没有本性，那么我们的言语便不受约束了。如果我们尝试用没有组织好的语言做事，那我们就可预料到它将出现意外情况。同样，我们使用的逻辑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某物是“A”，那它不可能同为“非A”。这被称为矛盾律。《中观论》的一些文本将语言和逻辑推向了极限：
一切都是真实的，是虚无的，
一切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无的，
一切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无的。
此为佛祖的教诲。
10
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经文，出自2世纪被称为《中观论》（“中观根本论”）的作品，其作者是最伟大的佛教哲学家之一，龙树。乍一看，它似乎毫无意义，更别说真实性了。如果它真存在的话，那该如何被理解呢？第一点要注意的是，这节经文是所谓的“四否定”。它列出了四个选项，分别为（1）一切都是真实的，（2）一切都是虚无的，（3）一切既是真实的也是虚无的，（4）一切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无的。但是哪个选项（如果有的话）是正确的呢？有时，“四否定”被用来引入四个选项的“证据”，有时它被用来引入所有选项的“反证”。但是如果它们四个都可被“证实”，那它们不可能全部正确，因为它们之间彼此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它们四个都不可被证实，那还剩下什么选项呢？因为所有可用的选项似乎都用尽了。无论“四否定”使用了两种方法中的哪一个，其目标都是相同的：把我们从自满中唤醒，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这是我们看待事情所用方式的结果，那么我们看待事情时一定用错了方法。
还有第三个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即使没有任何“自我存在”，仍然还有存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一切又是不真实的，因为没有什么是“自我存在”的。类似地，一切东西都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并且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同时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或在另一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这种方法解决了矛盾，且让其变为唯一明显的矛盾：当两个不同意义的“真实”被识别和分离出来时，矛盾就消失了。这个解决方案具有哲学上的完备性，因为矛盾在哲学上是充满问题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中观论》哲学视为《大般若经》文学的分支或受其启发，那么文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只有当我们认为“四否定”无法解释时，我们才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观点，继续前进。解决矛盾让我们变成自我。通过解决矛盾，当我们需要超越它的时候，自身便被给予了逻辑。
《奥义书》和《大般若经》的智慧（以及产生于它们的吠檀多和中观论哲学体系的智慧）主要集中和关注于形而上学。他们阐述了世界最终真正的样子，且向我们挑战，要求我们通过自身经历来验证这些陈述的观点。现在我想转向一种与众不同的智慧文学，与其说其中涉及了世界的样子，不如说涉及的是我们如何在世界中生活。
教谕文学
“首都监管大臣——普塔霍特普（Ptahhotep）的命令，在法老易色西的威严下永垂不朽。”11我们熟知的最早的古埃及文学作品之一由此产生了，其采用《普塔霍特普教谕》的名字。易色西，更多的被称为杰德卡拉-易色西（Djedkare-Isesi），其在公元前2414年至公元前2375年间为埃及统治者。虽然普塔霍特普很有可能是这部作品的作者，但真相不得而知。正如所罗门等人指出的那样，因智慧享有盛誉的人们即使不是，或者不可能是作品的作者，但是人们仍可能认为作品是他们创作的。在此引文中的“教谕”一词是埃及词语“seboyet”的翻译，仅仅是指一部旨在教会读者某些道理的作品。然而，它与一种旨在教会读者如何生活的文学关系非常密切。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一些教谕文学作品包括寓言、谚语以及那些可能被视为说教或训诫的作品，此类教谕文学多与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相关。
无论是否真的是这样，教谕作品往往被写成好像一位父亲正将他积累的智慧传授给儿子一样。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作品中，普塔霍特普说自己正日益衰老，想让儿子准备接替他的高位。因此，他提供的大部分意见可能被认为具有专业性质：“如果你是一个接受请愿的人，当听取请愿人讲话时，请谦虚……请愿人喜欢听者对其演讲频频点头，直到他结束了意欲传达的请愿。”12在一个有时被称为《阿美尼莫普谚语》（TheInstructionofAmenemope）的作品中，还可以找到同样的有关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惯例。尽管称其为《阿美尼莫普的教谕》更恰当，因为它的起始句是：“生活教谕和幸福戒律的开始。”13称之为《阿美尼莫普谚语》的原因非常简单：此作品一经翻译，学者们便会意识到，由阿美尼莫普创作的作品与《圣经》中的一部分谚语惊人的相似，这绝非巧合。由于涉及追溯两部作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出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可确定的是，这种文学在古代埃及和西亚分布甚广。
阿美尼莫普创作的作品可能比普塔霍特普创作的作品晚一千多年，两者的作品内容有明显差别。虽然阿美尼莫普在一些排名中是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便是如此），但是他提出的专业建议比前辈们少得多，一般而言其相当多的建议都是关于生活的。他的目标是“为生活方式设定权利，让自己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带领自己远离邪恶”。14他的一些建议告诉我们，可疑的商业行为已存在数千年了：“不要把天秤调重，不要对重量弄虚作假，也不要减少重量的数字。”15诚实在所有交易中都很重要。最后，在整篇文章下边的一般所有信息都很简单：善良带来好运，邪恶终将受惩。
在阿美尼莫普之后约一千年，被称为《安肖桑基的教诲》（The InstructionofAnkhsheshonqy）的作品问世了。安肖桑基（Ankhsheshon-qy）在此作品中的角色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的、聪明的内科医生。在执行前，他要求被给予书写材料，以便能够撰写一部教谕作品传给儿子。他的建议永远实用，如：“不要为了生活好一点而去借需要支付利息的钱。”16有些建议看起来非常令人困惑，如：“不要嘲笑一只猫。”17这大概是与巴斯泰托（Bastet）有关的迷信，其经常被描绘为是一个猫头的女神。希腊人用他们自己的阿尔忒弥斯女神（Artemis）来识别她，阿尔忒弥斯女神可能很容易地被激怒。也许巴斯泰托有相同的声誉，她并不喜欢嘲笑。人们已经努力地整理了收集在《安肖桑基的教诲》中不同主题的不同语录。例如，有一组关于财富的格言，包括：“寺庙的财富在于它的神圣……仓库的财富在于它的库存……智者的财富在于他的言论。”18虽然对这个主题的处理不足以使文本系统化，但是很显然某些语录属于一个整体。无论他们之间的差异如何，所有教谕文学的一般目的是直接或间接地传达整体或部分的美好生活的，并帮助读者实现美好的生活。
更多来自埃及及其古代邻居的智慧作品的例子都可以拿来被讨论，但在这里我只讨论其中一个。一个名为《艾哈卡尔语录》（The WordsofAhikar），或《艾哈卡尔的故事》（TheStoryofAhikar），或《艾哈卡尔的智慧》（TheWisdomofAhikar）的作品在古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据说它的主人公艾哈卡尔（Ahikar），或艾哈恰（Ahiqar）是政府官员，为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和亚述王以撒哈顿（Esarhaddon）服务，他们在公元前704年至公元前669年统治着亚述国。圣经之书《托比特书》（Tobit）曾提到过艾哈卡尔，据说其为托比特的侄子。在以艾哈卡尔命名的作品的描述中：他是一位老人，被国王逼迫推荐一个继任者。因无子女，艾哈卡尔便推荐了他的侄子，拿单（Nadan）。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文本的下一部分内容是传统的教谕文学。接下来故事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拿单接管了他叔叔的职位，但随后便密谋反对他，并设法让他被判死刑。幸运的是，艾哈卡尔成功地摆脱了死亡的命运。在某些故事版本中，艾哈卡尔之后去了埃及，在那里他受到法老的考验，面临一些问题和谜语。艾哈卡尔每次都能获胜，并回到了亚述国。关于他侄子犯的错误，他为其长时间地讲经布道，后来拿单逝世了。与《安肖桑基的教诲》一样，《艾哈卡尔的故事》中的叙事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其中暗含的教谕的借口。事实上，《安肖桑基的教诲》的作者完全有可能对《艾哈卡尔的故事》很熟悉。将背景设置在亚述国的事实强烈支持其源于亚述国的观点，《艾哈卡尔的故事》虽然众所周知，并且存在很多版本，但无人能确定它起源于哪里。另一方面，《艾哈卡尔的故事》中的叙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娱乐价值，这无疑为其名气做了贡献。
《艾哈卡尔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最古老的幸存版本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人们在埃及发现它，但其是用阿拉姆语书写的。其中的一些语录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在此，关于耳熟能详的谚语，有一个非常早的版本，如“省了棍子，害了孩子。不打不成器”，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也许一直都不失为很好的建议。19还有给人印象更深刻的表达：“我曾尝过苦涩的枸杞，吃过苦苣，但没有什么比贫穷更苦的了”，这听起来像对个人经历的呐喊。20在豹子和山羊以及荆棘和石榴之间也存在富有想象力的讨论，这便是在智慧文学中发现的一种常见的寓言。
教谕文学历史悠久、地理分布广泛。设想人们的愿望是把有益经验传递给其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好像很合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没有理由猜想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学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文化的教谕文学。另一方面，正如在《艾哈卡尔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教谕文学似乎已经流传甚广，所以它，或与它类似的作品，肯定有可能已经传播到了一些非常遥远的地方。
相对较近的一个例子可追溯至1925年。印度北部的瓜廖尔的王公马达夫·拉奥·辛地亚（MadhavRaoScindia）非常清楚那些注定要成为统治者的人应为等待高位做何准备，并将其观点列入他的《论统治者的教育与教养》（NotesontheEducationandUpbringingofthe Ruler）中。其中的一些评论可能直接来自古老的教谕文学作品，如：“既不吝啬也不奢侈。说出真相，不要害怕……接受正义的事情，总是保持礼貌……尊重父母和长辈。”21这里没什么专门涉及皇室或印度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王公对婚姻的看法是“通常，为国家选择统治者或为孩子选择新娘和新郎都是由父母或监护人决定的”，这种做法在很多文化中都很常见。22然而，在一个特殊的生活领域，王公有着许多人可能认为不同寻常的意见：“男孩和女孩都应该每周被带出去进行一次射击，不得失败，数年后当他们进步以后，每年应花费不少于两周的时间进行老虎射击。”23然而，在王公的世界里，狩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此事的评论及时地提醒了人们教谕文学旨在帮助人们过上自己预期的生活。因此，一定程度的文化相关论应该毫不奇怪。
进一步向东移动，在北部的一些地方，我们遇到了一部相当不同的作品。萨迦·班智达（SakyaPandita,1182-1251）是西藏学者、政治家、教师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智慧之宝本释》（AJewel TreasuryofGoodAdvice），此作品至今仍被西藏地区、印度和不丹用于教学。作为一名学者，他熟悉除自己语言以外的各种语言的作品，《智慧之宝本释》则是众多不同来源的汇编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佛教徒，他赞同一种特别的生活哲学，而这助他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这本书一共457节，每一节都提供一个独立的建议或智慧。其中许多都有记载，例如在331节，我们读到：
一个人不应该离开原住地，
若没有事先对其他地方进行合理调查。
如果腿的位置放置不正确，
当第二条腿抬起时，一个人就会跌倒！
24
在第203节：
当众人意见统一时，
即使是弱者也能完成伟大的事情。
依靠众多蚂蚁的联合力量，
一只狮子也能被杀死。
25
此处非常简短的节选几乎没为萨迦·班智达提高身价，但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他写书的基本方法。他一般不太关心提供建议，但是他热衷于敏锐地观察世界，看它如何运转，并允许人们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人们想跌倒，他们可能会高兴地忽略第331节，但我们推测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这种细致的观察对他们是有益的。
再次向东移动，我们来看400年前在中国过着隐居生活的所谓“流浪学者”的作品。洪应明写了一本名为《菜根谭》的书，名字很有吸引力。标题显然受到了哲学家汪信民语录“得常咬菜根，即做百事成”的启发。26这部作品在中国影响不大，但在日本经常被采纳并取得了一些名声，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因日本名字“Saikontan”而闻名的原因。洪应明很明显拥有一种折中主义的心态，他为自己的作品汲取了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知识。像萨迦·班智达一样，洪应明是一个精明的世界观察家，他的357篇诗歌中大多是关于如何在世界上生活的建议。以下是更明显的例子：
人之过误宜恕，
而在己则不可恕。
27
达人观物外之物，
思身后之身，
宁受一时之寂寞，
毋取万古之凄凉。
28
頬肥辛甘非真味，
真味只是淡。
29
把单个诗歌联系起来去辨别一个共同的主题或线索并不总是容易的。然而，如果认真审视这本书标题的灵感，那么吸收其所有教义的人“应该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当然，在道教传统中，这样一个成就标志着一个人将脱颖而出成为圣人。所以把《菜根谭》视为一本指导人们如何成为圣人的书也许是可能的。
对于这一长篇节选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再次向东前进，到达美洲。之前我们已经提到阿兹特克的内萨瓦尔科约特尔和饱学之士或圣人。虽然他们的文学大部分被征服者和后裔所毁灭，但并非全都丢失了。被称为“老人话语”（DiscoursesoftheElders）的一些文献幸存下来，这些文献展示了其在世界中的教谕方式。就像埃及一样，其中许多书都好像是一个父亲在向儿子传递建议。
有这样一篇文献描述了施加在年轻王子身上的严厉制度。他们住在一座寺庙里，被要求午夜时分醒来，开始做清扫的工作。然后被送到森林中，要带回树枝和蕨类植物来装饰寺庙。每次完成任务就会收到几张玉米饼这样微薄的早餐。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便开始了。他们被教导：“如何生活，如何服从，如何尊重别人，如何善待自己，如何放弃和摆脱邪恶、不良行为和纵欲。”30在阿兹特克社会，尊重他人和自我控制是非常珍贵的。对于“好人”要从“使人舒适”的角度去理解。31
“合适的”东西被比作可食用的东西，对人类自然的东西被比作可吸收的、不会造成内部损害的、会帮助个人成长的东西。
“教谕”换个词便是“教育”。很多埃及教谕文学作品得以生存下来的原因是，他们被埃及孩子当作了其教学的一部分，被复制了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世纪。埃及孩子们复制这些文学作品，把它们当作学习如何写作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复制的东西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而且由于很少有埃及孩子学习写作，所以教谕文学所体现的价值观往往是社会精英的价值观。阿兹特克的教育制度似乎并非那么优秀，所以通过它灌输的价值观似乎来自广泛的群体，那些“合适的”东西帮助一个孩子成长为这个群体的正式成员。
贪婪似乎是阿兹特克世界的主要罪恶之一。和大多数已知世界一样，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担忧的。父亲建议他的儿子：“不要把心思花在女人身上。”把这样做的人比作“把自己扔进食物堆上的狗”。32要学会等待，要知道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就会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这些在此处学到的经验，很可能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世纪中引起共鸣。可以发现各种教谕文学中的大部分内容超越了历史和地理的范畴。另一方面，正如王公马达夫·拉奥·辛地亚的笔记提醒我们，一个建议可能在一个社会中很好，在另一个社会中看起来就非常奇怪。教谕文学的观点也许可以看作是将人类原材料转化为人类成品的过程，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可能重视不同的成品。更有趣的是，也许我们可以与不同文化的教谕文学有些许关联。在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想法中，我们也许至少可以看到真正人性化、普遍化的智慧的轮廓。
智慧文学与《圣经》
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的有关智慧的著作几个世纪以来仍不为人知，也未经翻译，但是对于古以色列的智慧之作来说，命运却截然不同。《约伯记》（thebooksofJob）、《箴言篇》（Proverbs）、《传道书》（Ecclesiastes）这三本作品成为犹太教官方书，之后又成为《圣经旧约》中的一部分。另外两个作品《所罗门的智慧》、《西拉书》（又称《德训篇》）被一些宗教（但并不是所有宗教）认定为具有权威性的作品。不知道是何时（但有些人认为是在公元前2世纪），《约伯记》、《箴言篇》、《传道书》这三本书因其内容与智慧有关，所以被认为是犹太教经典中的独特作品集。之后《所罗门的智慧》、《西拉书》与这三部作品一起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核心智慧经典著作。在这些作品中，《所罗门的智慧》创作时间最晚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因此2000多年以来，所有这些作品一直得到广泛阅读和讨论。
关于《约伯记》、《箴言篇》、《传道书》这三本书，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尽管他们与非犹太教、基督教内其他作品的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三者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约伯记》着重探讨了为什么人会遭受苦难。在本卷书中，约伯被刻画成一个具有崇高美德且无比虔诚的人，但是上帝允许撒旦用各种方式（只要不伤及约伯的生命）去考验他对神的信仰是否坚定。于是，约伯失去了财产、子女和健康（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却默默忍受着这些苦难。四个朋友去看望他，他们就“约伯遭受苦难究竟有何深意？以及怎样才能使约伯脱离苦境？”展开了辩论。最终这几位朋友一致认为约伯所承受的苦难都是自食恶果。但是，约伯、上帝以及读者们都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最后上帝终于出面伸张正义替约伯澄清事实，并使约伯比之前更加富裕了。
《约伯记》并非是犹太传统所特有的，甚至可能起源于民间故事。从美索不达米亚留存下来的其他以“苦难及为何要遭受苦难”为主题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约伯记》存在相似之处。《约伯记》吸引读者的原因在于这本书里面不同的人都围绕着“人为何要承受苦难”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展开辩论。但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痛苦并非总是理应遭受的，这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安慰。
《传道书》的写作风格迥异，题材大部分采用散文体，全篇采用文章或布道的形式，但是它所关注的主题跟《约伯记》相差不远。如果《约伯记》的主题是为什么人要遭受苦难。《传道书》的主题则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传道书》第1章第3节）因此这两本书都涉及因果定律，以及两个事物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传道书》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具有悲观色彩：经验表明，虽然人们都过着各自的生活，但都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善良的人可能历经磨难，邪恶的人可能一帆风顺，衣食无忧。对于这种回答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就是宿命论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地吃你的饭，快乐地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传道书》第9章第7节）最后，我们除了相信上帝的旨意以及享受其带来的一切东西之外，无须做任何事情了。
《箴言篇》不仅仅是一部诗歌书卷，也不仅仅是诗歌或箴言的合集，虽然书里肯定有箴言。我将在之后的章节具体讨论《箴言篇》这本书。《箴言篇》作为《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是一部教谕文学作品，这与埃及作品有些类似。这并不是唯一的相似之处。这本书的前九章内容包含了另一篇教谕文学作品。接下来十三章中的谚语不断对比智者和愚人，这种写作方法与一部埃及文学作品《纸草书》（PapyrusInsinger）的表现手法类似。比如，在《箴言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在《纸草书》中就写道：“有智慧的孩子的生活才有价值，这个孩子比那个愚蠢的孩子更优秀。”33我们很难说这两部作品是谁影响谁，但是这也许就是教谕文学的跨文化和地理界限的传播交流。古以色列所在的道路将安纳利亚以北、美索不达米亚以东、埃及以南等地区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古以色列作品中表现出其邻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箴言篇》的另一个特征则是将“智慧”以拟人的形式呈现出来。《西拉书》和《所罗门的智慧》这两本书中进一步采取了将智慧拟人化的写作手法。在《德训篇》中，智慧与法则的关系密切。如果有人精通这项法则，这时：“智慧有如一位荣耀的母亲来迎接他，又如一位童贞的新娘收留他。”（《德训篇》第15章第2节）在《所罗门的智慧》中也有同样的意象：“我的爱人啊，智慧！年轻时我就找到了她，渴求她做我的新娘，我被她的美丽深深打动。”（《所罗门的智慧》第8章第2节）因为作者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所罗门的智慧》也可以被视为融合了其他传统文化元素而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会看到：“如果人们都喜欢追求美德，那么智慧的果实便是美德。节制、谨慎、正义和坚韧都是她的谆谆教导。”（《所罗门的智慧》第8章第7节）以上这些美德与柏拉图在其《斐多篇》提到的美德相一致。《西拉书》一书十分强调律法（这里指摩西律法），可以看出作者十分遵循犹太传统，而《所罗门的智慧》作者的视野则更加国际化。
据说公元前200年左右西拉（也称耶稣·本·西拉）写下了这本书：《西拉书》。《箴言篇》、《传道书》和《所罗门的智慧》都是所罗门编写的。《箴言》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他自创的，但是有些并不是。《约伯记》的作者至今不明。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创作这些书籍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作者是谁？以及这些书的目标读者又是谁？也许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似乎有且仅有这些书籍被认为是权威性的？因为一百年来，这种类型的书籍仅有这几本，恐怕难以让人信服。事实上，虽然认为这些文本都是在犹太教的神学背景下创作的可能有些不准确，但是说这些书籍都属于古代世界的文学却恰到好处。很难将它们定义为某种特定的文学类型，因为它们之间既有很大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些文本视为不同类型的范本。这些作品在古以色列当时所属的世界流传了数百年。
神话、童话和（圣经中的）寓言故事
据我所知，人类都喜欢以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其文化。比如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传》，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等等。但是这些伟大的长篇史诗并不遵循这一规则，它们没有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这里，我主要关注那些篇幅短小的故事，比如神话、童话，还有（《圣经》中的）寓言故事。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差异（包括民间传说、笑话、寓言等体裁）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在这里我关注的是那些篇幅较短，有时甚至非常短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试图阐明一个观点。通常故事会讲述发生的事情，这足以把寓言故事和谚语区别开来，而且故事通常会有一个立论，这也使得寓言故事不仅限于较强的娱乐性。有些童话故事有立论，有些没有，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有立论。我们可以注意到，寓言故事的主人公一般都是拟人化的动物，以此增强故事的娱乐性。
我们知道的一些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来自古苏美尔地区的寓言故事合集。但是这些寓言故事合集里不仅仅包含寓言，里面还涉及典故、笑话、谚语、诗歌等等。编写这本寓言合集的原因之一可能是通过寓言故事来说明某些道理，以此达到教化世人的目的。还有一种“比赛文学”类型的故事，讲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及其他生物都聚在一起就“它们中谁是最有价值的”这一主题开展辩论。最终，上帝将在它们中间做出裁决。《柽柳和油棕树》是早期流传下来的一个寓言故事，该故事讲述了这两种植物争论它们的优势，它们都大肆宣扬自己的优点，对自己的缺点却绝口不提。
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寓言集都来自世界各地。印度的《五卷书》据说也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完成编撰了。无论事实是否如此，人们认为该书中的许多故事都特别久远。《五卷书》中的一些故事在《佛陀释迦牟尼的前生》，又名《本生经》（theJataka）中也出现过。《本生经》讲述了释迦牟尼成佛以前的550个化身，其中一些化身是动物，包括大象、羚羊、狮子、秃鹫、老鼠和鹌鹑。《五卷书》广为流传，在此期间，该书有了许多别称。有些地方，《五卷书》被称作《比德帕伊》（TheFablesofBidpaiorPilpai）；后来传入了穆斯林中，在这里被叫作《卡里莱和笛木乃》（KalilahandDimnah），这是担任狮子王顾问的两只豺狼的名字。刚才提到的这些命名方式都充满政治上的讽刺意味。《五卷书》被译成多种语言，13世纪，约翰卡普亚（JohnofCapua）用拉丁文编写了《五卷书》并将其命名为“theDi-rectoriumvitaehumanae”（即《人生指南》）。约翰卡普亚为该书选择了一个极为恰当的名字，因为据说当时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读者生活的艺术。Niti是一个梵文单词，可译为“道德准则，伦理标准”“生活的艺术”或者“明智之举”。《五卷书》可能因此被视为采取寓言的形式创作的指导性文学作品。然而，一些教义实际上有体现的道德程度，就是个人的观点问题了。许多寓言故事中的人物与骗子无赖的角色非常相似。《本生经》也可以被视为指导性文学，这里面所包含的故事不乏有一些道德故事。
《五卷书》中的有些故事与伊索编写的寓言故事非常相似。据说伊索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虽然有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假如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据推测他应该生活在《五卷书》被编译之前。许多由他编写的故事在他死后好几世纪才开始出现。法拉兰城的底马特亚斯在公元前4世纪出版了第一本《伊索寓言》，他为此做出的贡献的程度也只能被猜测，无从考究。其中有一个故事与《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非常类似，将讲述了披着狮子皮的驴：“人们都以为它是狮子，见此都慌忙逃走。但是一阵风吹来，狮子皮被吹掉了，使它原形毕露，大家都纷纷跑来开始用棍棒打它。”34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涉及道德层面，但这不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故事。这只驴的行为可能称不上不明智，甚至有些是愚蠢，但是我们很难批判说它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在一些寓言中，按现代而非当时的标准来看，伊索或许显得有些不道德。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由赫尔墨斯驾驶的一辆满载谎言、邪恶和欺骗马车，被阿拉伯人掠夺了。这个故事仅仅是伊索种族主义的产物。35有些寓言与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Kipling）著名的童话故事《原来如此》（JustSoStories）类似，比如当时在这本书里揭示了为什么鸢不会歌唱。然而，《伊索寓言》的大部分故事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辛辣解读：
乌龟请求老鹰教它飞翔，老鹰劝告它，说它的本性根本不适合飞翔。
乌龟再三恳求，老鹰便把它抓住，带到空中，然后扔下。
结果乌龟掉到石头上，摔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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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集是由罗马作家菲德鲁斯（Phaedrus，公元前15年——公元50年）编撰的。之后让·德·拉·封丹（Jeande LaFontaine,1621-1695）在编撰寓言故事时借鉴了罗马作家菲德鲁斯以及伊索的寓言故事。罗马作家菲德鲁斯的一个有趣的创作点是着眼于人们不能保守秘密这一现象。比如，为了测试他妻子能否守住秘密，一个男人使他妻子相信他刚刚下了一个鸡蛋，并再三嘱咐她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结果，她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邻居，邻居又告诉了其朋友……这个秘密被反复讲述以讹传讹，结果直到有一天变成了这个男人不是下了一个鸡蛋而是一百个。虽然妻子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批评，但显然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如果你想要守住一个秘密，你自己就必须守口如瓶。这便是从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智慧。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寓言集被收集整理。然而，后来寓言被表述成诙谐妙语等等说明了其强调中心的转移。因为“诙谐妙语”（开玩笑）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娱乐大众而不是用来教化世人，虽然有时候它能同时达到这两种效果。寓言故事集不仅包括高尚的道德故事还涉及低俗笑话。接下来是一个比较有启迪性的寓言故事，摘选自意大利作家波焦·布拉乔利尼（GianFrancescoPoggioBracciolini,1380-1459）编辑的《快乐之书》：
一位米兰士兵，出身贵族，骄傲自大地前往佛罗伦萨出任大使一职；每天除了到处炫耀摆排场之外，他还在脖子上戴着各式各样的项链。
尼克里·尼科洛（NiccolòNiccoli）是一个博学多才、尖酸刻薄的人，他看出了这位士兵的愚昧、虚荣并说道：“其他疯子都戴一条项链，但是他比疯子还疯狂，一条项链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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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寓言一样，童话的类型也多种多样，许多童话故事也试图以某种方式确定一个中心思想。在《聪明的农夫女儿》（TheClever Farmer'sDaughter）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在雅各伯（Ja-cob）和威廉·格林（WilhelmGrimm）于19世纪编纂的作品中找到的。该故事的一部分内容讲述国王给了农夫女儿出了个难题，国王说道：“你到王宫来，来时不可以穿衣服也不可以光着身子，不可以骑马也不可以坐车，不可以走在大路上也不可以走在大路外。如果你能按照要求来到我这里，我就娶你为妻。”38这个测试类似一个谜语。女儿回到家里，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再找来一个大渔网把自己包住。这样，就做到了既不穿衣服也不赤身裸体。
然后她租来一头驴子，在驴的尾巴上系上渔网。让驴子拖着渔网里的她来到王宫，一路上她只有两个大脚趾着地。这样她就符合了国王的所有要求。39
农夫的女儿破解了这个难题，是因为她看到要做到“不穿衣服”且“不赤身裸体”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她没有禁锢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想到了办法。农夫的女儿以此证明了她比自以为设置了无法避免的陷阱的国王更加聪慧。
最后介绍佛教寓言。一个寓言或童话可能纯粹是因为它的娱乐价值而受到大众喜爱。无论寓言试图给予读者什么经验教训，寓言的意义就是为了教化世人，通常使用对比的方式达到此目的。
如果……一名男子拿着一个燃烧的火炬迎着风……如果那个男人没有及时松开燃烧的火炬，那么燃烧的火炬会不会烧到他的手或胳膊，或烧伤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果他没有及时放开火把，会不会因此而丧命或造成致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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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与激情有关的许多佛教寓言中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发现激情有时就像一个燃烧火炬，马上就要灼伤我们了，我们也明白是时候该“放弃这个火炬”了。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种联系，那么这个寓言就没有任何价值。
很明显我所列举的仅仅是世界范围内的寓言、童话（《圣经》中的）、寓言故事的冰山一角罢了。许多寓言故事堪称世界的智慧文学，尽管其中一些作品似乎比其他的作品能提供更多的智慧。有些与教谕文学作品非常相似，并通过叙事的形式提供了精辟的见解。还有一些作品，如伊索创作的一些缺乏启迪性的作品，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有些作品传递智慧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像《聪明的农夫女儿》这样的许多故事，确实承载着一些非常古老的主题和传统文化，至今仍有父母讲述这些故事给孩子们听。
这一章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可以得出一个适用于世界上所有智慧文学的结论：我们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真正变得智慧。我们在此评阅过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概述了作者的智慧，但是这与并不等同于我们所指的智慧。如果我们想要变得聪明，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广泛阅读优秀书籍的话，那么智慧将变得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某些类型的作品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但我们必须始终小心，千万不要将“路标”与“目的地”混淆。
即使是通过简短的介绍也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与智慧的关联，一些书籍比如《奥义书》是与《伊索寓言》完全不同的文学类型。我们引鉴的大量材料本身就证明了这些类型的文学特别流行，其中一些故事似乎在世界各地流传了几个世纪，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人们才可以将这些文学作品与其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虽然本章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作品（但并非全部）都来自遥远的过去。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智慧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历史现象，在几个世纪前就已不复存在了。显然大家的观点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我认为可以说，20世纪的小说，如《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ZenandtheArtofMotorcycleMaintenance）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智慧。只是这种小说并不是一种智慧文学，这种文学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可以作为智慧的载体。事实上，有人认为，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尤其喜欢创作与智慧有关的作品，因为他们试图“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生活”。41一些作家比如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和托马斯·哈代（ThomasHardy）都在试图改变读者看待事物的方式。智慧小说家并不是试图与读者争论什么，而是向读者展示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在这个事实上，至少可以说，他们与创作《奥义书》的智者存在共同之处。
《占星神》（Astrology)［德］维吉尔·索利斯（VirgilSolis）于17世纪雕刻。
占星神被雕刻成一个女神，她的手中握着一个地球，头顶上还有多颗星星环绕着她。她翅膀的创作灵感是因为自古占星神通常与天使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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