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传说认为,“哲学家”一词是由毕达哥拉斯发明的,其字面意思是“智慧的热爱者”,他们致力于“思考及发现自然”。1虽然他们头脑中不只装有对自然的思考和发现,但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传说的历史上,很多早期人物都投入大量的时间,试图去了解世界运行的潜在基本规则。因为希腊词中表示自然的词是“physis”(自然界生长原则),因此对自然的研究就被称为“physics”,即“自然科学”。尽管现在我们将其视为科学,但数世纪以来,它都是哲学的一部分,并且有时被称为“自然哲学”。
据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首位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的人……他迫使女性开始关心有关生命、道德,以及善恶的问题”。2尽管苏格拉底肯定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但我们知道他对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感兴趣。这个调查领域被称为“伦理学”,其出自希腊词“特性”。
继苏格拉底之后的很多人都将哲学分为三部分。他们将“逻辑学”(出自希腊词,意为“思想”或“理性”)加入到“自然科学”和“伦理学”中。哲学的第三部分涉及我们如何了解事物,以及如何正确地进行推理和辩论。关于三者中哪个是最重要的,以及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问题,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看法。然而,在他们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被广泛视为涵盖了哲学的所有方面。
为了说明此观点,也许要指出的是,对于哲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家们经常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观点,这使得哲学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此外,虽然“哲学”是指“对智慧的热爱”,但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对智慧感兴趣,更不用说爱上它了。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与哲学相关书籍的索引中也并不总是会出现“智慧”。这在过去并不总是如此。
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
通常,西方哲学被认为是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的,其为古希腊七贤之一,但有些人说它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一本希腊智慧文学书宣称:“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位哲学家。他是苦行博学者之一,是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杰出的古人之一。”3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有关毕达哥拉斯的故事和传奇如此之多,以至于后来甚至他的存在都受到了质疑。然而,我们似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出生在萨摩斯岛上,在约公元前530年时迁移到意大利南部,在此地度过了余生。他身边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因此在西方哲学历史上,毕达哥拉斯主义可能被视为第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学派。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它也许更类似于异教或邪教。像很多教派一样,它的保密声誉非常好,这就使得对其信仰进行精确重构变得格外困难。
毕达哥拉斯的名字在今天之所以最有名,是因为与他结缘的几何定理。事实上,他不太可能与此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这并非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人们相信数字是理解宇宙基本原理和性质的关键,这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毕达哥拉斯学派也相信灵魂转世,据说毕达哥拉斯本人可以回忆起他前几世的人生。人类的灵魂也许会转到动物的身上,而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奉行素食主义的原因。他们的一些其他饮食习惯有点令人难以想象,数世纪以来,对于毕达哥拉斯为什么禁止其追随者吃豆子,人们产生了大量猜测,他们的一些非饮食习惯似乎只不过是迷信,如:“穿鞋子时从右脚开始;洗脚时从左脚开始。”4
与其学派相联系,鉴于禁律、规定饮食及其他方面的数量,认为毕达哥拉斯是一个禁欲主义者的想法并非不合理。其知识渊博的声誉也得到了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赫拉克利特的证明。尽管赫拉克利特承认毕达哥拉斯是阅读极其广泛的人,但他也批评毕达哥拉斯的一知半解。其中的含义似乎是尽管毕达哥拉斯拥有广泛的知识,但缺乏深度。似乎赫拉克利特在毕达哥拉斯主义中看到一定程度的折中主义,但这让他无动于衷。他也指责毕达哥拉斯的某些不端正行为。具体他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肯定不总是受到邻居的欢迎。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似乎是被人们在克罗顿(Croton)赶出来的,这是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第一个地方,之后便被迫搬到别处。
据说毕达哥拉斯什么都没写过,但人们认为很多语录都是由他创作的。其中一些便涉及智慧,包括“智慧是心灵的良药”这样的言论。5如果毕达哥拉斯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么该观点肯定不是专属于他自己。相反,这句话总结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想法。让毕达哥拉斯主义更为与众不同的是其对数字的重视,以及认为世界秩序本质上是数学模型的信念。无论毕达哥拉斯个人是否能够完全担得起这样的声望,但是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观点,毕达哥拉斯的名字一直都与其有着密切关系。
无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会告诉我们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什么事情,仅凭借其自身能力,赫拉克利特也是值得一提的。赫拉克利特来自以弗所(Ephesus),他在此地似乎主要过的是平淡无奇的生活。许多语录都归功于他,其中一些语录比别人的更易理解。他非常喜欢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海是最纯净也是最污浊的水。”6但是此言论的隐含意义很快便被揭示出来:海水对鱼来说既可口又健康,但对人类来说不仅不能喝还不健康。当对一件事进行深层次审视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地方便不再是矛盾。人们认为赫拉克利特最著名的言论也与水相关。在表面上,他那“人永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说法再次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用“完全相同的”来理解“同样的”一词,其含义立马就变得简单了。水不会在河床上静止不动,而是一直沿着它流动,所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水都在不断变化。即使我们两次都在同一地点走进同一条河流,我们第二次走进的河水与第一次也是不相同的。这个著名观点包含了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核心思想: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化。然而从另一种层面上来说,我们确实两次走进了同一条河,因为不断变化的水在河岸间及河床上流动,而河岸跟河床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走下而又没有走下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正确的。7只是因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杂乱无章的。
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世界万物在秩序的限度内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种秩序的限度也是理性的限度。赫拉克利特在其中一个较为晦涩的言论中指出:“智者掌握了万物是如何被操控的知识。”8
很明显,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此观点,但在其中我很想看到的观点是,智慧与理解有序变化的根本过程有关,而这种有序变化为世界万物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其发展。这将使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与《易经》的世界观相接近。在另一个晦涩的言论中,他提出:“人是明智的,他不愿意而又愿意被人以宙斯的名义称呼。”9这部分似乎暗示了智慧是神圣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理解其他部分的意思。按其定义来说,意思是存在不神圣的智慧?或者还存在着超乎神圣智慧的智慧?在我看来,答案是前者。虽然翻译版本不同,但赫拉克利特的另一个说法是“爱智慧的人必须是很多事情真正的探究者”。10如果人类永远不会接近智慧,那么这种探究是否只能是徒劳的?
最后在本节我将转向另一位古代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34年)。他来自西西里岛(Sicily)上的被称为阿克拉噶斯(Acragas)的城镇,该城如今称为阿格里琴托城(Agrigento),他是比赫拉克利特年轻的同时代人。虽然证据还不足以下此结论,但有些人认为他是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传说他不仅为其追随者,而且还泄露了学派的秘密。虽然这并非不可能,但据我们对于恩培多克勒的了解,他是一个太崇尚个人主义的人,因而不可能成为其他任何团体中的一员。他似乎拥有异常多样的技能:“恩培多克勒代表……一种非常古老的性格,萨满巫师结合了魔术师和自然主义者,诗人和哲学家,传道人、治愈者和公共顾问尚未分化的功能。”11
关于恩培多克勒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故事,包括他是如何跳入埃特纳(Etna)火山口而结束生命的。然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声誉来自于其被保存下来的两部主要作品的片段。第一部作品书名为《论自然》(OnNature),该书试图用四个基本元素来解释世界,这四个基本元素为:土、火、气和水。除了这些元素之外,还有两个基本原则,被恩培多克勒称为“爱”和“斗争”。虽然这些元素被爱结合起来,但又被斗争分离开来,而这些似乎可被理解为动态力,其可将元素组合分散开。第二部作品被称为《净化》(Purifications),其将人类悲哀归因于动物献祭及人类食肉的行为。这些玷污了人类,使之变得不再纯净。与毕达哥拉斯主义一样,素食主义的根源就是一种信仰,即灵魂可以并且被转化为各种生命形式。像毕达哥拉斯一样,他也回忆起自己以前的一些化身,其中包括一只蝴蝶,一只鸟和一片灌木丛。
如果人类的状况被视为一种杂质,那么从中逃脱就是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其第二部作品便由此得名。恩培多克勒表明,灵魂有可能最终超越所有这些转世,从而成为不朽之神。他也表明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在《净化》的开篇之句中,他称自己为“永恒的神,不再是凡人”,称自己“受到男人和女人的尊重”,其中“数以千计”的人追随他,来寻求建议、预言或治愈。12恩培多克勒似乎相信,通往不朽的路就是要经历净化,而通往净化的路就是要经历智慧。我们通过对自己所处现状的深入理解,从而可以解决如何逃离的问题。以这种方式理解,我认为恩培多克勒的哲学与佛教和诺斯替教(Gnosti-cism)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
西塞罗有可能同意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都与“思考及发现自然”相关。他们每个人都试图探索大自然表面之下的东西,想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让宇宙一直不停运转。数字、变化、爱和斗争可能是此问题的答案。虽然我们对所有这些早期哲学家的了解只是粗略的,但他们不仅仅积累关于世界的科学知识。对世界如何运作的了解,为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和睦相处的最佳机会。这似乎是他们取得智慧的核心。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西方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据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如果他是自己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那么人类的智慧并不足道;第二,像他拥有的这样的智慧似乎基于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特别是在知识方面。可以指出的是,“知道自身局限性”是对著名言论“认识你自己”的解释之一,而此言论被刻在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自我质询有望揭露出我们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苏格拉底的智慧应用于自身时变得谦卑,但当其应用于他人身上时,便成了一个挑战,要么主张捍卫知识,要么主张抛弃它。
因为苏格拉底什么也没写,所以我们所认为的对他的了解,大多数来自他人,特别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年——约公元前348年)的作品。柏拉图描绘了一个不断提出质疑并经常惹人生气的人物形象。他的对话中总是充满了插曲,有人信心满满地参与到苏格拉底的讨论中,过了一会儿却离开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创作了很多作品,且贯穿他人生中的很长时间。要想了解他对事情的看法,必须将其观点拼凑起来,而这些观点分散在其作品中的各种言论中。不同的人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拼凑起来。在智慧的话题中,柏拉图的哲学突出了两个重点。首先,他似乎是首个将智慧看作四大“基本美德”之一的人。另外三个美德是勇气、中庸和正义。拥有这些美德的人脱颖而出,使人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高。四者当中,智慧是最重要的。其次,智慧也是能带人类与神最近距离接触的东西。我们尽可能地变得神圣,从而尽可能逃避人类病症的局限性和黑暗面。我们很容易看出其中一些人是如何从柏拉图那里获得灵感的,例如希坡的圣奥古斯丁(354-430)逐渐获得了对智慧真正精神层面的理解。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从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思考事情。贯穿他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智慧是关于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13所以虽然智慧是一种知识,但它不能与普通的事实知识混淆。我们可以说,智慧涉及更多的是“为什么”而不是“什么”。当亚里士多德说智者“尽可能地了解所有事情”14时,他并没有想到存在于人类广泛记忆中的、一些令人惊奇的百科知识。相反,他正想的是对世界如何运作的进行深入理解,或者重复我之前使用的一个短语,是什么让它不停运转。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论证此观点。有人可以记住π的100位小数(人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对于理解π原理的人来说,并无必要记住100位数字,因为数字序列总是可以重新创建的。一旦人们掌握了基本的“原理和原因”,那么任何特定事实或现象都可被理解为由其衍生或产生出来。然而这并不会自动发生,有些人可能会以抽象的方式理解其中的原理,而没有掌握它们在实践中的含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智慧需要理解原理以及从中得出实际结论的能力。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智者在生活中可不同寻常地自给自足。对于世界不停运转的基本原理和原因的研究,本质上是对世界的馈赠,此研究还为人们带来一种心理满足感,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找到的。也许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首次发现了智慧和满足之间的明确关系。智慧不仅仅是有用的、有趣的或是可以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它还能使生活变得最有价值、最令人满意。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智慧哲学方法的重大进展。通过把拥有智慧这件事变成令人愉快的事情,亚里士多德似乎将智慧变得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理由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智慧。
因为我们在理解苏格拉底的想法时,严重依赖柏拉图的著作,所以经常不能轻易地知道某个观点在哪里结束,以及其他观点在哪里开始。然而,如果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只属于上帝的东西,那么柏拉图则认为它是具有神性的东西。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管智慧多么罕见,它似乎都是一种更为人性的东西。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世人们发现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自己所支持的哲学是否保持一致,他们的名声都可归功于众多所谓的智慧言论。
安提西尼、芝诺、伊比鸠鲁、皮洛等
少数哲学运动主导了几百年来有关智慧的思考。除了那些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运动,最著名的就是犬儒主义、斯多葛主义、享乐主义和怀疑主义了。虽然这些术语在今天仍然被人熟知,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的意义已有所改变。此处我们旨在回到这些运动的创建之时,主要关注它们的创始人。有人指出,智慧有时被称为“灵魂之药”。通过这个比喻,可以说这四个哲学运动中的每一个都对人类病症做了诊断,并且将其治愈。当我们回头看他们的思想观点时,将其熟记于心也许很有帮助,现在我们从犬儒主义开始谈起。
安提西尼(Antisthenes)来自雅典,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但比苏格拉底年轻,两人为朋友。他总结道:“人们好像生活在一个中毒的恒定状态,沉浸在一个浓密而黑暗的雾气之中。”15像之前及之后很多人对人类病症思考过的那样,安提西尼确信我们经常被欲望和本能引入歧途,而欲望和本能可淹没或主导人类本性中更加理性的一面。然而,他提出的与此问题相关的独特之处,就是对习俗和传统的不信任。安提西尼认为,我们经常按照习俗和传统指导我们那样行事,但他也认为,习俗和传统常常使我们远离理性和人类本性要求我们所做的事。这些信仰便成了犬儒哲学的核心。因为习俗和传统在许多方面是社会生活的经纬线,所以犬儒哲学经常被视为是反社会的哲学,犬儒主义则倾向存在于社会边缘,因为那是他们感到最舒适的地方。
“犬儒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犬”,“犬”似乎是给安提西尼的昵称。尽管我们知道古希腊人将犬当宠物来养,但人们从未认为此昵称是一种赞美。对于该词语,至少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可以证明。首先,一只宠物犬将动物行为带入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中。其次,作为食腐动物的犬生活在人类社会的边缘,它既不在中心也不远离这个社会。可以说,犬儒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如动物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但同时又站在人类社会的边缘批判这个社会。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但并不属于它。后来犬儒主义者开发了被称为讽刺的文学流派,他们对那些由于盲目遵循社会习俗而误入歧途的人们进行了语言抨击。
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ofSinope)是犬儒主义的早期皈依者(这是根据第一批的一些犬儒主义者说的),据说他曾说过:“自从安提西尼给我自由以来,我便不再是奴隶……他教会我什么东西属于我,以及什么东西不属于我。财产不是我的。亲情、关系、朋友、荣誉、熟悉的地方、与他人的联系,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16在犬儒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将智慧跟自给自足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崭新且极大的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犬儒主义开发了一种最简单的制服,这种制服只有一个斗篷和一个皮革手提包。以此,他们向外界展示了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内心的冷漠。第欧根尼因数年来居住于木桶中而闻名,他摒弃了任何家居的舒适感。有关他的故事称,他曾带着一个杯子和一只碗四处游荡。但是当他意识到它们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需求时,便把它们抛弃了。人们很容易看到犬儒主义者对待财产的态度,与对《新约》(NewTestament)教义的回应,在这当中,贫穷的生活会得到人们的赞扬。这种比较并不奇怪,并且耶稣完全有可能也接触到了犬儒主义的教诲。以乌鸦的飞行距离计算的话,距离拿撒勒不超过25英里的戈达拉(Gadara)小镇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犬儒主义者。
底比斯的克拉特斯(CratesofThebes,约公元前365年——约公元前285年)是第欧根尼的追随者,他似乎是“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这一犬儒主义口号的发明者。这一口号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不同,对于克拉特斯和他的妻子希帕奇亚(Hipparchia)来说,其中一种含义便是,不尊重任何与性相关的社会习俗。毫不奇怪,这导致这对夫妇成为许多丑闻的焦点。其中一个受到克拉特斯影响的是基提翁的芝诺(ZenoofCitium,公元前334年——公元前262年),尽管他似乎对犬儒主义更多的反社会因素无动于衷,但他将“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这一口号当作新哲学的基础。此哲学名为“斯多葛主义”,因为芝诺曾在雅典的大楼内教书,而被人们称为色彩斑斓的柱廊。芝诺本人最初来自塞浦路斯,一个故事称,他是因为沉船事件才来到雅典的。
对于芝诺来说,按照自然方式生活肯定并不意味着像动物一样。他认为,只有那些拥有广博自然知识的人才有可能按照自然的方式生活,因此犬儒主义者大都拒绝学习,而斯多葛学派的人则接受它。据后来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塞内卡(Seneca,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说,“总的来说,学习生活的规律……对所有事情做出适当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17这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智者“尽可能了解所有事物”,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人们需要的不是对每一个事实的详尽了解,而是对万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基本理解,而且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领导了什么。这种知识是斯多葛智慧观念的核心,但获取智慧并不是斯多葛学派的最终目的。
芝诺基本上接受了犬儒主义者对人类病症的诊断,但他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芝诺来说,研究自然的重点是为了找出不可能的事情,不可避免的事情,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事情。对他来说,“自然”并不是关于动物如何生活和如何表现的,而是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获得这种知识的实际目的,由另外一位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约135)适当简洁地总结了出来:“有些事情取决于我们,而有些事情则不取决于我们。”18对于芝诺来说,人类的痛苦来自于想要得到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而不想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他总结道,世上的事件是根据宇宙计划展开,而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世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少“取决于我们”,但对于这些外部事件,我们如何做出内部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简单地说,如果发生的事情能够取悦我们,那我们就开心,而如果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感到沮丧,那我们就不开心。这些反应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幸福和不幸福之间都有自己的选择。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重点,是为了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迎接它。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会消除悲伤,但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接受它变为唯一合理的反应。斯多葛智慧不仅在于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还在于人们要根据那些知识对情绪进行最佳管理。正如第欧根尼声称的那样,安提西尼哲学将其自由释放了,所以关于奴隶制和解放的词汇也可应用于斯多葛哲学。对斯多葛哲学最简洁的总结也许来自斯宾诺沙(Spinoza,1632-1677):“当一个人被自己的情绪控制时,他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19
像斯多葛派学者一样,伊比鸠鲁(Epicurus,约公元前340年——约公元前270年)的追随者相信知识的价值,但他们脑中有着不同种类的知识。伊比鸠鲁相信人类的许多痛苦都源于人类的无知。人们因为自己害怕的事情而沮丧,但是他们害怕某事是因为他们没能正确理解这些事情。例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伊比鸠鲁解决了一种人类常见的恐惧,那就是死亡:“相信死亡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要习以为常……因为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出现,而当死亡出现的时候,我们又不存在了。”20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文字游戏,但伊比鸠鲁对此是非常认真的。死亡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因为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两千多年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也以同样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死亡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因为当我们活着时不会经历死亡。”21
对伊比鸠鲁来说,死亡只是一旦被人理解便可坦然面对的许多事情之一。伊比鸠鲁哲学最简洁的总结是由戈达拉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ofGadara,约公元前110年——约公元前35年)创作的,此总结如下:
你必须鄙视对神明和死亡的担忧;
好的可以拥有,坏的也可以承受。
这种精辟的言论被称为tetrapharmakon(希腊语,意为“四部分治愈”),这是伊比鸠鲁提出的补救方法,用于解决人类的病症。也许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他在无疼痛时非常了解什么是“好”,在疼痛时非常了解什么是“坏”。“好的可以拥有”,因为我们有可能以一种适当合理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遇到的痛苦没有比绝对必要的痛苦更痛苦的了。伊比鸠鲁建立了一个名为“花园”(The Garden)的团体,如果在一个志同道合的个人团体中完成,或许按照这些方法来组织生活会更容易些。另外,“坏的可以承受”,因为无论是什么不可避免的痛苦都可以被解决。伊比鸠鲁将身体的疼痛感与日常伴随的精神痛苦区分开来。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of Arabia)中的一个场景中,戏剧性地展示了伊比鸠鲁想要证明的观点。劳伦斯[由彼得·奥图尔(PeterO'Toole)饰演]用他的手指和拇指熄灭了一根火柴。当另一个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他回答“这是一个戏法”。而当另一个人亲身尝试时,其则高喊“太疼了!”。对此劳伦斯回答说:“关键是不要管它疼痛与否。”而且似乎伊比鸠鲁本人可能是这个“戏法”的主人,他宣称智者即使在遭受酷刑时也能幸福。我们在此看到的智慧,与苏格拉底所说的只能属于上帝的智慧,有很大的不同。斯多葛派学者和伊比鸠鲁派学者手中掌握的智慧,主要是关于用这种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人生,以此将人生苦难降到最低限度。
在此,我想看的最后一位哲学运动创始人是伊利斯的皮洛(Pyr-rhoofElis,约公元前360年——约公元前272年)。此运动有时被称为皮洛主义,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皮洛主义倾向于被视为怀疑主义的特殊情况,而怀疑主义是一种更普通的哲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芝诺跟伊比鸠鲁是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而皮洛的年龄稍微大一点,更可能与亚里士多德同处一个时代。由于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的导师,因此,皮洛跟亚里士多德之间可能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联系,而且,在亚历山大的军队穿过波斯和印度的运动中,皮洛可能与之同行过。事实上,有人指出皮洛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印度人的影响,尤其是他在路上遇到的佛教徒和思想家。这个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也未经证实。还有记录称皮洛曾经是一位画家,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画家。
大家都说,皮洛自己什么都没写,但他那弗利奥斯(Phlius)的学生蒂孟(Timon)是一个作品丰富的人。蒂孟似乎已经接受了辩论家和宣传者的角色。他的作品一方面赞美皮洛,一方面鄙视其他人。他因驳回芝诺而出名,他认为没有什么比做一个愚蠢的腓尼基(Phoenician)悍妇更好的了(芝诺的家族最初来自腓尼基)。由于他的想法与其他人的想法相反,因此,要想将皮洛的实际想法拼凑起来并不容易,但他明确的与之相关的总体立场是:我们应该暂停对任何我们不能确定的事情的判断;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很少有权力确定。怀疑论者的呼声总是“是的,但是……”,对于每一个意见都会有相反的观点,且对于每一个证据都会有矛盾的方面。怀疑论者非常重视的事实是,事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对不同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同的。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的表面迹象,谁能说得出来事情的真实面目呢?因此,怀疑论者的作用从来不是断言,而是一直进行质疑,永远不会提出问题,却总是向其提出挑战。
怀疑主义仍然存在,但在今天,它往往被视为只与怀疑某些知识主张有关。然而,对于皮洛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皮洛对人类病症的诊断是,大量的痛苦起源于对信仰的追随。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但结果证明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如果我们暂停对事情是否真实的判断,我们就会免于这种烦恼。这是古代怀疑主义的治疗方法。怀疑论者的智慧在于拒绝相信任何在没有怀疑的条件下不能成立的事情,包括一个人自身感觉的证据。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做,否则怀疑论者拒绝对任何事情持有一成不变的观点。关于皮洛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他的朋友不得不到处跟随他,以确保他不受伤害,因为如果他来到一个悬崖旁边,他可能会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悬崖,然后就会径直走向前去。不过事实上他挺长寿的,而这让故事的真实性不攻自破。否则,他幸运得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安提西尼、芝诺、伊比鸠鲁和皮洛,他们向人们传授并表达了四种不同的哲学,但他们对世界都有相同的基本观点。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哲学的重点就是要解决人类苦难的问题,不管他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智慧是此问题的解决办法。
智慧与中国哲学
本书使用拼音来翻译中文名称和术语。但是,我们通常称孔子为“Confucius”、孟子为“Mencius”。这是大家耳熟能详、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没必要再将其改为拼音的形式。然而,可以注意到,孔子用拼音书写为“Kongzi”,孟子为“Mengzi”。其中,“zi“(子)并不是他们的名字,而是一个敬称,用以表示“圣人”。另外除了拼音之外,其他名称或术语可能会经常采用音译的方法,在此我已指明了处理名称和术语翻译时的主要替代形式。
英语单词“sage”和“wisdom”的起源截然不同;同样的,在汉语中“sheng”(圣)和“zhi”(智)亦是如此。中国哲学倾向于具体化、注重实践,因此它更倾向于把圣人当作智慧的化身,而不是单纯地把智慧视为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圣”(sheng)和“智”(zhi)的起源不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圣人等同于有智慧的人。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因智慧闻名的人也包括一些学识渊博的人。因此,智慧与学识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可以画等号。不言而喻,不同的中国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圣人和智者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在此,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列举一些例子。
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可能就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了。孔子来自曲阜附近,至今这里都有一座供人们朝拜的孔子庙。传说,孔子为《易经》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计其数的谚语也出自孔子之手,虽然我们无法知晓多少具体有多少真的是孔子说的。就孔子对智慧的观点而言,我们发现以下言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22翻译时,定要多加注意。因为这句话中ren(仁)容易误译成“人”。其他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通常把“仁”译为“benevolence”(仁慈)、“perfectvirtue“(高尚的品德)、"mantomanness“(仁善)以及“humanheartedness”(仁义)等等。这些也很难概括“仁”这一核心概念。或许“仁”可以理解为包含了人世间一切美好品德的总称。“仁”的含义甚广:“它的意义远不止单纯的仁爱,甚至是利他主义;更确切地说,‘仁’是这些美好事物的根源。”23把“仁”理解为对全人类的大爱的话,这似乎与佛教秉承的“慈悲为怀”的理念十分相似(中国佛教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观世音菩萨)。对孔子来说,仅仅有智慧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圣人;有智慧的人必须拥有一颗慈悲的心。无论“有智慧之人”和“有仁德之人”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圣人结合了这两种特性。
孟子(公元前4世纪)是继孔子后又一位圣人。孟子的“四端”学说清晰地阐明了为什么说智慧掌握在所有人手中。四端说阐释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4因此,虽然极少数人可以成为圣人,但是最初人类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认为人性本善。很明显,孟子认为智慧与是非观念存在内在联系。
但是,如果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圣贤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最终没能变成圣贤呢?后世儒家王阳明(1472-1529)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解释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即心本来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有善有恶是你的思想在活动了。)25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养成各种偏好。然而,这些可能会扭曲我们的世界观,导致我们在行为处世过程中出现偏差。为此,我们要克服这一点就必须“拥有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与自然法则保持高度一致”。26王阳明认为此处的“自然法则”指的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知识。然而,它可能被埋没在我们所累积的精神垃圾之下。当我们摒除一切杂念之后,我们就能发现“自然法则的光辉”。自然法则便会塑造并指导我们的行为处世的方式方法。而获取智慧的道路也恰恰在于此。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另一种至今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哲学是墨家。墨家是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墨子命名的。在墨家学说中,天命论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朝圣主……就是那些谨遵天意的人,他们获得了奖赏;三代恶王……是那些违背上天意志的人,他们遭到了应有的惩罚。”27三代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指的是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50年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人物都不是历史里真实存在的,而是传说中的人物。中国哲学中常见的做法是把智慧与过去某些特定的统治者联系起来。而且越古老的统治者越有智慧,因为年代久远使其更具有权威性。
在人性观上,墨子不像孔子那样乐观。虽然孟子(可能与墨子属于同一时代)认为智慧源于人们内部,但是墨子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虽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墨子怎样理解“天命”这一形而上学术语。“天命论”存在的意义或许是为道德价值观念提供了外界来源。每个人都应该爱护其他人,这就是上天的旨意。那些遵循上天旨意的人行事端正、为人怜悯。圣贤都依照上天的旨意制定法律、实施合适的外交政策。这样可以保证国家内部正义当道,国与国之间睦邻友好,和谐共生。与此同时,遵循上天的旨意行事不仅利己还有利于社会。因此,遵循上天旨意的人诸事顺利。反之,则诸事不宜。因为,遵循上天的旨意会使国王变成圣贤。同理,依照上天旨意必定会使平凡的人变成圣人。
虽然墨子或许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们对老子和庄子并不陌生。他们两个人的姓名与之撰写的作品名字一致。《老子》一书是老子创作的,我们通常称之为《道德经》。我们对老子的情况或许不太清楚,但是据说庄子和孟子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庄子和孟子被视为道教哲学的创始人。
众所周知,《道德经》有些晦涩难懂,后人为其增加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但是,囿于不同的学识,人们做出的注解也不尽相同。下面文字选自《道德经》:
大道废,有仁义。(即大道被废弃了,才有提倡仁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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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句话来看,只有大道被废弃了,才需要提倡仁义。这两者的关系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我们必须结合道教的背景来理解二者的关系。即使“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但是这一概念难以捉摸。“道”的字面意思是“方式方法”,在解释这一概念时通常会用到“水”这个形象。正如小河会自然而然地沿着河岸流淌,道教圣人自然会顺从生命之“道”了。当倡导仁义时,人们则在行为处事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而不是随性而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仁义学说的存会被视作大道衰落的征兆。
庄子用更为准确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智慧与仁义无关,而是由智慧人的天性决定的,仅此而已。”29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智慧来源于自我认知,而通过自我认知会使人们获得道义。这种观点与《奥义书》(theUpanishads)里面的想法有些相似之处。该书认为圣人的智慧经验来自婆罗门或真我阿特曼。其中一些观点谈到人们应该寻求一种与自然相适应的生活,这种观点与犬儒主义和禁欲主义者的观点契合。庄子认为,有一些矫揉造作的东西阻碍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即“道”。
因为道本身虚无缥缈、难以捉摸,因此许多道教著作将其重点放在圣人身上。有一部名为《淮南子》的著作(作者身份不详,但可能来自公元前2世纪)。该作品涉及许多对圣人的描述,这些描述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圣人这一形象有所帮助。“如果一切事物都顺应自然规律有序发展,圣人需要做些什么呢?”30“圣人没有个人欲望或野心,因此他们自然无心介入日常事务。圣人主张凡事顺其自然,并不会刻意去改变它们。圣人从不受世俗的桎梏、不为他人影响。”31然而,圣人的行为却受到世俗的影响:“圣人行善,并非为了赢得声誉,但是行善后声誉随之而来;行善也不是为了谋取利益,然而行善后却会得到收获。”但是圣人通常十分神秘:“圣人一直默默行善”。32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足以对中国哲学里内涵的有关圣人和智慧的各个方面知识有所了解。或许儒家、墨家和道家的著作里唯一相同的主题是都十分尊崇圣人。
智慧和印度哲学
探索智慧的世界会面临许多问题,我想结合印度哲学的特定背景探索一个较为特殊的问题:即翻译问题。在收集来自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材料过程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把这些材料用源语言再现出来并让读者试着理解这些内容。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这样做可能多此一举,毫无益处。在某些情况下,我可以自己翻译理解这些作品。但是,有时候我不得不借助他人的译作解读这些材料。
一直以来,翻译就像一门科学一样,是一种艺术。译者面临诸多障碍,他们遭遇失败并不奇怪,而其成功则着实让人们感到惊喜。任何用过计算机翻译软件的人都很清楚软件特别容易出错,他们在使用这些软件时经常遇到一些显而易见、不知所云的翻译结果。译者面临的一个障碍是一种语言中的词语很少能够完全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词语与之对应。此外,词语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世界各地语言中的词汇都有着千丝万缕、各种各样的联系。人们已经注意到,解梦过程就是利用的同音异义词使两个单词建立了联系。以这种方式使两个词建立联系的方法会因语言而异。这是双关语的翻译实属不易的原因之一。
在印度哲学中的《般若经》(Prajnaparamita)的意思是“圆满的智慧”,“prajna”的意思是“智慧”。但是“prajna”并不总是被译成“智慧”,有时候它可能被译成“智力”、“直觉”和“意识”。另一方面,除了“prajna”被译成“智慧”外,“vidya”或“viveka”有时也被译成“智慧”(或被翻译成‘哲学’、“知识”)。“viveka”更普遍地被译为“discrimination”,在此指的是“discrimination”最初的含义即“辨别力”。而不是指的如今“discrimination”更为常见含义:“歧视”。辨别力是指区别两种不同事物的能力。在印度哲学背景下,“discrimination”尤其指的是“灵性知识,借此可以区分物质和精神,33辨别真实和虚空,明辨永恒不朽和世事无常。”如果“prajna”可以被译成“直觉”,那么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viveka”可以被译成“智慧”。对现实本质的深刻认识存在共识(然而,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一点),这种认知是通过某种直接洞察力或直觉(无论其过程是什么)得以实现。如果能够理解印度哲学家的智慧观,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其他同类事物,无论在当地人们称之为什么。
我们必须铭记词汇也有其发展史。就像“prajna”在某阶段有一个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含义是一成不变的。源语言和目标语的翻译都是如此,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英文单词“wisdom”的含义也是如此,它的一个同源词“wit”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单词的词根相同,此外“wit”也是“witless”(无才智的)这些词的词根。“witless”指的就是广义上“愚蠢的”,此时与“缺乏智慧”没有明确的关联。还有一个同根词“witty”(机智的),它的词义偏向褒义色彩。但是该词现在最常被用作“幽默”的同义词,虽然该词与智慧的关联要视情况而定。根据当代用法,诙谐的人必定风趣,但并非一定聪明有智慧。
从印度哲学著作中学到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其他传统。翻译《般若经》时会遇到许多困难,比如在处理一些单词的翻译时就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希伯来语单词hokma”、“希腊语单词sophia”、“阿拉伯语单词hikma”、“拉丁语单词sapientia”、“法语单词sagesse“和“德语单词Weisheit“等等。这些困难虽然不应该阻止我们学习和对比其他传统,但是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在着手这些词汇的翻译时更加谨慎。即使是最好的翻译也并不完美无缺,稍微劣质的翻译更是存在诸多问题。
智慧和文艺复兴
像所有历史时期一样,欧洲文艺复兴也没有明确的开始与结束日期,对此,目前业界也尚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包含15、16两个世纪。意大利为文艺复兴中心,后扩展至欧洲各国。基督教思想和专注主义在欧洲思想中占主导地位长达一千多年,基于此,紧随而来的文艺复兴在艺术和哲学上突显出了丰富的创造力。文艺复兴并不反对基督教,但它反对基督教对文化和思想施加的许多限制。所以说文艺复兴带来的往往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折中主义,在此过程中表现了巨大的包容性,这对研究智慧非常有利。如果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是从上帝转向人类的话,那么文艺复兴时期对智慧研究的着眼点也是从上帝转向人类。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解读智慧时比较强调其与神!的关联,出现这种状况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尽管在复兴期间智慧与神!的关联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则更强调人的智慧,有些人甚至认为智慧与神毫无关联(仅仅强调人的智慧)。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有时被称为“人文主义思潮”,这反映出人们思想从神到人的转变过程。在此,我们选择了文艺复兴时期三位不同的思想家以此表现这一时期多样化的思想。
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他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并著有一些重要的作品。皮科一直在试图找一个新思路,以便汇集前人一切有价值的见解。皮科31岁时就英年早逝,他所有的理想抱负也随之付诸东流,但皮科仍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论人的尊严》(OrationontheDignityofMan)是皮科的代表作,书中涉及许多名人。所有困惑都蕴含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智慧均来自东方,从东方传播到希腊,再从希腊传播至此”。34此外,这种智慧在本质上十分深奥。此处,皮科以毕达哥拉斯拒不写下自己最重要的教义为例阐明了这一点,对此举动皮科也非常赞同。皮科凭借一己之力写下《论人的尊严》一书,是为了帮助自己免受异端罪的指控,所以在此书中摩西的角色十分重要。因为这可以体现他对基督教的忠诚信仰。然而,皮科对摩西权威的崇拜出现了惊人的转变:“上帝的摩西不仅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法律,同时还获取了一个真实且神秘的法律解释权,关于这一点,皮科在他留给后人的五本书中做了阐释。”35这里,智慧并不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获取智慧的巨大潜力。皮科将智慧视为魔法,这或许是最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下一章中具体阐述魔法,所以在这里我先简单地提一下,皮科承认魔法有不同的类型。皮科竭力强调他所谈论的这种魔法,即:“就好像是仁慈的上帝从智慧的藏身之地将魔法的力量分散到世界各地。”36但皮科做这些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他另一个别有用心的动机是:没什么可以比不断思考上帝所创造的奇迹更能打动人心从而开始信仰宗教、尊崇上帝。37
对世界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造物主,这一说法并不新奇。然而,在此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即:皮科在此谈到的认知主要是指那些在本质上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经过多年的冥想思考而不是靠实验获取的。这种知识能够使人们深入了解世界的本质,因此它带来的力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魔法。
尽管欧洲文艺复兴大都与意大利最为密切相关,但下面两位思想家均来自于法国。同皮科一样,查尔斯·德·波富勒斯(Charlesde Bovelles)也是一位折中主义者[通常以其拉丁语的一个称谓“博维尔”(Bovillus)闻名]。他的著作《圣人之书》(BookontheSage)于16世纪早期问世,该书借鉴了许多不同的传统。对他而言,获得智慧其实是一个转变过程。智者是完美无瑕的人类,而且因为人类优于所有其他物种,所以明智的人才是有用的“地球之神”。38智慧的本质即知识,但知识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智者不仅仅探求世界的运作之道,还会寻求自我认识。最终,智慧的两个方面似乎融为一体:“探究灵魂的知识本身,人类就会了解知道世间一切事物。”但是到此故事并没有结束:“通过认识天使和上帝,智者会将其扩展为对宇宙的认知。”39尽管智者通常大智若愚、虚怀若谷,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但如果他们没有与世界完全脱节,智者将会是十分理想的统治者:“他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因为他通晓万物,并且会尊重自然秩序、社会等级,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所长。他进而可以维持平等和正义。”40不难想象,摩西定赞成这些观点。
每个人都有成为智者的潜能,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充分利用这种潜能。从普通人转变为智者的方式着实令人着迷。追寻智慧的人“把大自然所有事物都融入自身、阅遍世间万物,就像是大自然一样。他包罗万象,物我合一”。41博韦勒(Bovelles)认为人的灵魂有能力从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汲取精华并将其融入自身。就像火烈鸟因为其所吃的食物可以变成粉红色,人类亦是如此,人们也会因其合理的饮食变得明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在得出“食可映人”这一结论时可能深受博韦勒的影响。博韦勒认为人们有能力习得各种知识、包罗万象。因此,人类可达成一切愿望。结果可想而知,智者也只是宇宙的一个缩影罢了,两者属性相同。
皮埃尔·沙朗(PierreCharron,1541-1603)是我要在此谈论的最后一名智者。他与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一位更为出名的人物)是至交好友,他们两个曾一起探寻过怀疑论。对一个怀疑论者而言,对待知识学问也总是持怀疑态度。博韦勒认为知识与智慧密不可分,然而对此沙朗却坚持认为两者相去甚远。有些人认为人类拥有知识而神明拥有智慧,沙朗对此却不认同,他所持的观念恰恰与之相反。知识特别神圣且是人类遥不可及的,因为人类智力贫乏,没有能力获取神圣的知识。然而,如果能正确理解智慧的含义,人们有一定有能力获取智慧。圣人的生活尽显美德的光辉,人人都有选择这种生活的权利。像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一样,沙朗相信“生命符合自然”的原则,坚信“自然”会促使我们拥有美德。像柏拉图一样,沙朗认为世上存在四德,每践行一种美德都是在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人人都能获得美德,但是人们总会为世间各种诱惑纷扰所困。这些纷扰诱惑都使我们与美德背道而驰。要想获取智慧,我们必须抵制这些诱惑。
《论智慧》(OfWisdom)是沙朗的主要作品之一。该书共分为三部阐明了智者遵循的生活方式。第一部主要阐述如何实现自我认知,因为只有我们正确认识自我才能取得进步。第二部涉及如何培养自律,借此我们会取得长足发展。第三部主要讨论四德,这便是通往智慧的道路。
在本章中,我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智慧观。但是我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对智慧感兴趣,而大多数现代(比如说1700年)的西方哲学家对智慧丝毫兴趣都没有。也许令人惊讶的是,某些被哲学家视为哲学本质的东西,在另一些人看来甚至不值得一提。然而,就哲学的本质而言,不同的哲学家对此看法不一,众说纷纭。因此,到底哲学与什么有关,哲学家们持有不同看法。现代哲学更倾向于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在科学的世界观里,我们很难发现哲学与智慧有什么关联。
《炼金术》
此作品是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圣文森特·劳伦兹(VincentLaurensz)创作的。图中展示了一种炼金实践活动。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些旁观者听到警报声十分震惊。许多作品都描述过炼金术,这有助于现代学者们重建炼金术士使用的一些工艺和设备。背景上的尖塔反映了炼金术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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