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现代经济、金融活动的基础,全球有200种左右的货币,大多数国家都愿意拥有自己的货币,这不但是一种政治象征,更使得政府拥有了一类宏观调控的手段。但不同的货币之间,具有不同的汇率,而汇率的混乱则为国际贸易等跨国经济活动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国际货币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国际货币体系大致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三个大时期。金本位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实行了大约100年,其固定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货币间汇率的稳定,但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难以匹配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而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黄金储备也并不能合理地分配,最终金本位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灭。“一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上曾经出现过金汇兑本位制,不过也是昙花一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货币体系又陷入了混乱之中。“二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采取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一度为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战后货币体系的核心—“两个挂钩”,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即特里芬两难。而由此所诱发的多次“美元危机”,也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国际货币体系开始了向浮动汇率制的转变。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达成了“牙买加协议”,象征着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的诞生。但是牙买加体系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浮动汇率制带来的汇率剧烈波动,极大地增加了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汇率风险。与有足够经济与金融实力的发达国家不同,浮动汇率制对于缺乏足够成熟、完备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例如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正是由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起的。
“一带一路”的覆盖区域中,欧洲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较为合理的货币体系。而反观亚洲,发展中国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同时又缺乏相对完善而稳定的货币体系。高企的汇率风险,会大大降低亚洲沿线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因此,“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建立合理稳定的亚洲货币体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将人民币特别提款权纳入IMF一篮子货币理所应当,如若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面临质变。与此同时,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占中国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3%,日均交易额占全球交易总额的2.2%。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人民币“走出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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