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最美的鸟和昆虫，是为了发现人类自身

薛晓源：发现最美的鸟和昆虫，是为了发现人类自身

 作者： 顾学文

既是没落的学科，为何还要以丰沛的创意、精心的设计、优良的印刷复活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 为此，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专访“博物之旅”丛书主编、哲学教授、美学家薛晓源。在他看来，“复活”这些西方博物学经典著作，是今天的我们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而与自然对话共生，始终是人类的来路。

博物学是当今科学的四大传统之一，既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实际依靠的基础性学问，更是孕育当今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的母体。

然而，到了一切以互联网马首是瞻的当下，博物学被边缘化了，似乎成了一种认识世界的过时的方法论。

商务印书馆却在数年前开启了一场“博物之旅”，以此命名的丛书系列，相继推出《一平方米英寸的寂静》《看不见的森林》《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等单册，几乎本本成为畅销书。最新出版的《发现最美的鸟》《发现最美的昆虫》则是“博物之旅”中“发现之旅”的发端。

既是没落的学科，为何还要以丰沛的创意、精心的设计、优良的印刷复活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

为此，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专访丛书主编、哲学教授、美学家薛晓源。在他看来，出版这些书籍是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而与自然对话共生，始终是人类的来路。

►     出书的底气

薛晓源在接受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专访。邵剑平 摄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发现最美的鸟》与《发现最美的昆虫》同时亮相，颇为惊艳。两位诺奖得主杨振宁、莫言为此写下推荐语，您的老师范曾更言:“岂只识鸟兽草木之名，其色泽状貌，宛在目前。”确实，两本书除汇集了西方博物学巅峰时期最经典的鸟类学与昆虫学著作之外，插图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您是怎么想到出这两本书的？能对西方博物学经典著作做精选汇集，首先需要占有大量的原著资料，以及这些高清的博物绘图，您都是怎么得到的？

薛晓源：先说书的缘起吧。2012年春节前，我逛书店，无意间发现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封面是大博物画家迪贝维尔绘的绿色鹦鹉，栩栩如生，书里有大量同样精美的插图。我当时非常兴奋，欣然购入，回途车上就迫不及待地读起来。越看越觉得此书似曾相识，原来我在国外买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只是原版是铜版纸印制的8开异形本画册，美则美矣，于阅读和携带是不便的。中文版改为纯质纸版，手感好、分量适中。

博物学书籍、图册原是旧欧洲皇室贵族的把玩之物，商务印书馆的“改编”让我意识到，原来它们是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可以有赞叹、受启发，但要将心动付诸行动，还需诸多客观条件。

薛晓源：这就不得不说我的一个特殊爱好:收藏博物学书籍。

记得是2005年的初夏，我在美国洛杉矶开完一个国际研讨会，马上赶去纽约老书店淘旧书。在全世界淘旧书，尤其是淘带插图的旧书，是我的一个习惯。我对书有一种“执念”：图书图书，就应该是图文并茂的；图与文的关系就像孔夫子说的言与文的关系——“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所以，我到处搜寻有插图的书，遇到精美者就掏钱，哪怕是阮囊羞涩。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吃饱就行了，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早前我从德国留学归来，光淘来的书就装了10箱，500多册。

当我在纽约旧书店快意畅游之时，一本奥杜邦的《北美的四足兽》映入眼帘。奥杜邦的绘画是我神往已久的，当日遇到真觉名不虚传，书中的动物种类十分奇特，很多动物是我所未闻的。不知不觉中，我站着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书店老板过来问我到底买不买，我才如梦初醒，赶紧掏钱买下。

这是我收入的第一本博物学著作，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但凡我去旧书店淘书，都会特别关注博物学图书。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但彼时还未动过出书的念头？

薛晓源：没有。是这本《发现之旅》触发了我。

此后不久，我去英国参加伦敦国际书展，抽空参观了英国自然博物馆，不仅看到了丰富的动植物标本，也看到许多博物绘画，无数美的图像，真让我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感。那次行程最大的收获是，我在伦敦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英国鸟类学大师古尔德的代表作《新几内亚和邻近巴布亚群岛的鸟类》一书。书是第一版的复制版，距今有60年历史了。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好运，我逐渐收集到许多关于鸟类的著作，之后是昆虫类的。我有意识地进行主题收藏。

除了收藏实体的书，我还藏有大量高清的博物绘画照片。目前我拥有1000多册书，和近百万张图。它们就是我出书的“底气”。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这两本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博物之旅”丛书，这套丛书接下来的编撰工作都将由您主持，作为丛书主编，您对丛书未来的规模有何“野心”？

薛晓源：“野心”很大。计划出100部，每年10部，10年完成。《发现最美的鸟》汇集了13部鸟类学著作，《发现最美的昆虫》汇集了12部昆虫学著作，都只摘其最精要的内容，而未来，我们将陆续把这些著作完整译出。有位知名出版家看过这两本书后说，这不就是欧洲足球赛的“射门集锦”吗？对，我们就是用“射门集锦”激起读者的兴趣，然后再让大家看完整的比赛。

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英德法俄西班牙等5种语言上有优势，可以做得到。

►     博物学家的傻气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对中国人来说，博物学似乎是个比较陌生的学科。

薛晓源：中国虽然远有《诗经》《楚辞》《水经注》，近有季羡林的《蔗糖史》，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博物学学科。这和东西方治学传统的不同有关系。中国人着重探讨伦理秩序，西方则关注客观秩序、价值秩序与审美秩序。比如八大山人笔下的花鸟，是供人欣赏的，不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

西方博物学与博物绘画则源远流长，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6世纪希腊圣托里尼岛上一间房屋上的湿壁画，画面上百合花和燕子交相融合，现存于雅典博物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弟子色弗拉斯特曾写过动物志、植物志，其中也包括对天气、山脉的描述，但可惜只有文字，没有绘图，更没有对动植物分类、命名和研究。直到17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出版重要著作《植物种志》，首次对动物分类采用“双名法”,还对植物按生殖器分类，从而结束了动植物分类命名的混乱局面，是博物学成熟的标志。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如何定义博物学？

薛晓源：博物，通晓众物之谓也。《辞海》里说，博物指“能辨识许多事物”。现代汉语词典对博物的解释是，“旧时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统称”。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门古老学问，对应的英文为natural history，在古代，history大致相当于研究、探究的意思。

博物学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四大传统之一，虽然博物学如今已经衰落，但它曾在科学史、文明史中作出过很大贡献。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博物学家是一群怎样的人？

薛晓源：历史上著名的博物学家有亚里士多德、色弗拉斯特、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达尔文（1809～1882）、法布尔（1823～1915）等，生物分类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等学科能有今日的进展都与他们的“博物”分不开，是他们的杰出工作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乃至世界观。人们只以为卢梭、歌德、梭罗等人是哲学家，其实他们同时也是博物学家。

20世纪也有不少出色的博物学家，如劳伦兹（1903～1989）、迈尔（1904～）、威尔逊（1929～）、古尔德（1941～）等，但这时博物学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原因是学科分化、向纵深发展了。中国也有过一批杰出的博物学家，如沈括、贾祖璋、竺可桢等。

这些博物学家，往往穷其一生，长期在荒野之上，与鸟兽为伍，他们的成果里，有着他们对自然的痴迷、自己的个性，以及对自然的感动。他们中有些人不仅是博物学家，还是诗人、文学家、画家，他们用严谨的态度、优美的文字、精美的绘画，为人类留存了300多年美好的记忆。

我一直想选编一些博物学家的传记。今天的我们看他们，似乎他们身上有股“傻气”，但这种傻气或许正是今天的我们所缺乏的。

►      保护生态的志气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博物学既已衰落，为何还要“复活”这些经典之作？

薛晓源：千百年来，博物学是普通百姓实际依靠的基础性学问。可以这么说，在网络技术普及前，它是人们借以感受、了解、利用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古老方式。博物学的创立和发展，和数百年来人类智慧的沉淀和积累是同步的，当今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的部分内容，最初都孕育自博物学。

在博物学被边缘化了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么一项浩大的工程？杨振宁先生在推荐语里是这样说的：“西方出版界在博物艺术方面比中国先走了几百年：奥杜邦父子的画作早已是西方艺术收藏界的珍品，我们应急起追赶。我希望这套新书的出版能唤起许多读者，尤其青年读者们的兴趣。”

唤起青年读者的兴趣是很重要的，要我说，还得加上少年，是要唤起青少年读者的兴趣。阿里士多德曾说过：哲学起源于惊讶。科学何尝不是？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把孩子从书桌边吸引到大自然里去，能激发起孩子们对自然的兴趣、对科学的兴趣。我常常建议父母们，每隔一段要让孩子去野外看看，感受四季的变化。孩子的心中，如果没有自然、艺术在涌动，他会变得庸常起来。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对于生活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成年人，又何尝不是这样。

薛晓源：为什么一到春暖花开，人们就要去看油菜花、樱花；为什么秋风一起，人们就要来香山赏红叶？人天生就有亲近自然的本性，因为人就是从自然中脱胎而来的，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浪漫派说，人是蓝色的兽，因为蓝色是浪漫派的主色调。说人是“兽”，不是指纯粹的动物性，而是指那种原始的生命力。我们看这些书，看这些鸟兽虫鱼，它们的背后是蓝色的天空，是我们人类的来路。

解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解决吃饭、穿衣等生存问题。我们想的不是认识自然，而是改造自然。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进入了一个文化发展的时代。我们要思考，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发展是为了什么？这是时代给我们的新课题。

人可以选择从恶，可以选择从善，具有很大的自由性。但人的自由是自然之下的自由。不管时代如何改革，一定要尊重自然。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实际上，我们已经尝到了不尊重自然的恶果。

薛晓源：国际鸟类联盟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八分之一的鸟类——1300多种鸟面临着灭绝危机，它们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从热带地区至两极地区，一些鸟类物种的数量呈现出可怕的下降趋势。一些科学家预言，伴随着温室气体持续排放，海平面逐渐上升，很可能未来人类将听不到鸟类的叫声，同时，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将面临巨大威胁。

不仅是《发现最美的鸟》和《发现最美的昆虫》，还有即将出版的《发现瑰丽的植物》《发现奇异的动物》和《发现神秘的水生生物》，这些书中所描绘的一些动物、植物，在全球化、工业化的今天已经绝迹，还有一些则面临绝迹的危险。所以，我期待读者看书时，在惊叹、赞叹其大美的同时，更能引起一份警惕心，激起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欲。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您是研究哲学的，重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您观察博物学有何影响？

薛晓源：同时我也是研究美术的，是画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打破了一个旧世界之后，应该用美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是美的乌托邦。他们认为，只有美和艺术，才能对抗现代人道德的沦丧，进行自我救赎。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导语，他说，人与自然相互的联系是用来拯救人的。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认为，完全可以用具象的东西来展现抽象的思维，这个具象的东西就是美学，就是诗意的生活。

我的工作室在香山，我每天在鸟儿的鸣叫声中醒来，抬眼就能看到窗外的香山，一片葱郁。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所以有哲人说，美即自由。

薛晓源，哲学教授，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兼职教授。邵剑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