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相对论和哲学家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继续讨论爱因斯坦和彭加勒的相对性原理,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的物理观念和人类思想的方方面面。
彭加勒对相对性原理做过以下的表述:“根据相对性原理,对一个不动的观察者和一个相对于他做匀速平移运动的观察者来说,描述物理现象的规律必定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方法判断我们是否参与了这样一种运动。”
当这种观念骤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在哲学家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特别是那些“鸡尾酒会哲学家”,他们会说,“噢,这非常简单,爱因斯坦的理论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事实上,数目多得令人吃惊的哲学家们,不仅是那些在鸡尾酒会上出没的哲学家(不过,为了不令他们难堪,我们就把他们叫做“鸡尾酒会哲学家”吧),都会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爱因斯坦的结论,它对我们的思想观念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还说“现象依赖于参考系,这在物理学上已经得到证明”。这样的说法我们听得太多了,但是,却很难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初谈到的参考系也许就是我们在相对论的分析中用到的坐标系。这样,“事情依赖于人们的参考系”这个事实就被认为是对现代思想观念有过深刻的影响。人们可能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事情依赖于某个人的观点这个想法毕竟是如此简单,因此,为了要发现它,肯定不需要物理学的相对论煞费苦心。某个人所看到的事情依赖于他的参考系,这个结论肯定是任何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知道的,因为,他首先从前面看见一个走近的行人,然后再看到他的背后;在据说是渊源于相对论的大多数哲学中,没有比“一个人从前面看和从背后看并不一样”这样一种说法更深刻的了。“盲人摸象”这个古老的故事也许是哲学家对相对论所持有的观点的另一个例子。
但是,在相对论中,必定存在比“一个人从前面看和从背后看并不一样”这样一种简单的说法更深刻的东西。相对论当然比这个要深刻得多,因为我们能够借助它做出明确的预言。如果仅仅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事实就可以预知大自然的行为,那么,它肯定是相当不寻常的。
还有另外一派的哲学家,他们对相对论感到极度不安,相对论认为,如果不留意外面的某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够确定我们的绝对速度,而这些哲学家则认为,“一个人不留意外界的事物就不能确定他的速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借助外界而谈论一个物体的速度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物理学家非常愚蠢,他们从前并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他们现在总算弄明白了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我们哲学家认识到了物理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立刻就会用大脑判断出,不留意外界的事物,就不可能判断一个人运动得有多快,并且就会对物理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了。”这些哲学家总是伴随在我们左右,他们极力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理解过这些问题的奥妙所在。
我们在洞察绝对运动时的无能为力是实验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朴素想法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做出说明。牛顿本来就认为,假如一个人以均匀的速度沿着一条直线运动,他就不能判断自己运动得有多快。事实上,牛顿首先表述了相对性原理,而在前面一章中提到的引语就是牛顿的表述。那么,在牛顿的时代,哲学家们为什么根本就没有提出这种“一切都是相对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来喧哗一番呢?原因就是,直到麦克斯韦创立了电动力学理论之后,才有物理定律暗示,一个人可以不通过考察外界的事物就能测出自己的速度;实验上很快就发现这不可能做得到。
那么,一个人不留意外界就不能判断自己运动得有多快,这个结论是绝对的、明确的和在哲学上必然的吗?相对论的其中一个结果是一种哲学的发展,这种哲学认为,“你只能定义你能够度量的事物!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看着他相对于什么去测量,就不能测出速度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谈论绝对速度毫无意义就再清楚不过了。物理学家早就应该认识到,他们只能谈论他们能够测量的东西。”可是,整个问题在于:人们能否定义绝对速度,以及如果不考察外界,人们能否在实验中察觉自己是否在运动,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一件事物是否是可测量的,结论并不是仅仅通过思维而先验地得到的,而只能由实验做出决定。给定光的速度是186000英里/秒(1英里约为1.609千米)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哲学家会平静地宣称:如果光在一辆汽车内以186000英里/秒传播,而汽车又正以100000英里/秒行驶,那么,光也是以186000英里/秒越过地面上的观察者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恰恰就是这些宣称“这是显而易见的发现”的人,当你告诉他们一个特定的事实时,他们就会宣称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哲学,它认为,除非通过考察外界的事物,否则无法察觉任何运动。这在物理学上就完全不对了。是的,人们确实感觉不到在一条直线上的匀速运动,但是,假如整个房间在旋转着,我们肯定会知道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被抛向墙壁——会有各种各样的“离心”效应。比如说,利用一种叫做傅科摆的仪器,地球绕轴自转这种运动无须观察星星就能被探测到。因此“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断言并不正确;只有均匀的速度不考察外界才无法察觉。绕着一根固定轴的匀速的转动就能够被察觉到。如果把这个结论告诉一位哲学家,他就会因不能理解而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对他来说,人们不需要通过考察外界的事物就应该能够确定绕着一根轴的转动这件事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位哲学家足够老练,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有可能回过神来并且说道,“我明白了。我们确实没有绝对转动这种玩意儿;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在相对于星星旋转。因此,由星星施加在物体上的某种影响肯定会产生离心力。”
就我们目前所知,确实如此;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假如周围没有星星和星云的话,是否还会存在离心力。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样一个实验,先移走所有的星云,然后再测量我们的旋转,因此,我们就是不知道。必须承认,这位哲学家可能是对的。因此,他回过神来,带着愉快的心情说道,“这个世界最终绝对需要变成这个样子:绝对的旋转毫无意义;它只是相对于星云而言的。”然后,我们就会对他说道,“那么,我的朋友,相对于星云的匀速直线运动不应该在一辆汽车内产生任何效应,这个结论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呢?”既然运动不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星云的运动,它就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一个只能由实验来回答的问题。
那么,相对论对哲学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限制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影响,即相对性原理给物理学家带来了哪些新的观念和启示,那么,我们就可以讲一讲其中的一些影响。第一个发现主要是,即使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保持有效并且已经被精确地检验过的观念都有可能是错误的。在经过了那么长久看似正确的年代之后,牛顿定律居然是错误的,这确实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我们当然清楚,并不是实验错了,而是因为这些实验只是在一个有限的速度范围内做出来的,这些速度是如此之小,以至于相对论的效应一直不明显。尽管如此,我们现在对物理定律已经有了一种谦逊得多的观点——任何一件事物都可能是错的!
其次,如果我们有一套“奇特的”观念,比如说,当一个人运动时,时间流逝得较慢,如此等等,那么,我们是喜欢它们还是不喜欢它们,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惟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观念是否与实验上的发现相符合。换句话说,这些“奇特的观念”只需要与实验相符合就行了,而我们不得不去讨论时钟的行为等问题的惟一的理由,就是要证明,虽然时间延缓的观念很奇特,但它却与我们测量时间的方式相协调。
最后,还有第三种启示,这种启示稍微多一点专业方面的成分,但最终却在我们研究其他物理定律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种启示就是,要考察物理定律的对称性,或者更明确地说,要找寻使物理定律经过变换之后仍然保持形式不变的方法。我们在讨论矢量理论时就注意到,当我们旋转坐标系时,基本运动定律并不改变,而现在我们又认识到,当我们以一种由洛伦兹变换提供的特别的方式改变空间和时间变量时,基本运动定律也不改变。于是,这个观念,即研究那些使基本定律保持不变的形式或者作用方式,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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