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以及=

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陷入了大萧条漩涡，德国再次出现混乱。随着德国货币体系崩溃，那些兢兢业业的中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的存款一夜之间荡然无存。新上台的纳粹党利用了德国人的这种不满，将人们的怒火引向了最切近的替罪羊——犹太人。很快，在有实力的实业家的支持下，纳粹政党成了德国国会中最大的党派。爱因斯坦多年来一直和反犹太分子进行抗争。他意识到这一次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他是和平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主义者，谨慎观察着纳粹党徒的上台。他写道：“这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使用武力，除非是敌人试图夺去我的生命。” [1]他的这种能屈能伸的性格很快就在现实中体现出来。

1931年，一本名为《一百位权威反对爱因斯坦》的书出版了，里面充斥着各种针对爱因斯坦而发的反犹太的言论。该书叫嚣道：“出版此书的目的，是通过记录反对爱因斯坦的理论，来反对爱因斯坦们的威胁。” [2]爱因斯坦后来揶揄道，那些人要想颠覆相对论，实在用不着纠集一百个人。如果相对论是错的，只需一点小小的事实证明便可。1932年12月，爱因斯坦已经无法抵抗纳粹主义的浪潮，永远离开了德国。他让爱尔莎看一眼他们在卡普特（Caputh）的乡间房舍，悲伤地说：“回头看一眼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3]1933年1月30日，情况急剧恶化。当时纳粹政党已经是国会中最大的派别，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纳粹没收了爱因斯坦的财产和银行存款。此时他真正是一文不名了。他们还没收了他钟爱的卡普特乡间别墅，宣称在那里发现了危险的武器。[后来发现那只不过是把面包刀。在第三帝国期间，纳粹德国的女子团（League of German Girls）使用这个别墅]。5月10日，纳粹分子公开焚烧禁书，爱因斯坦的书也赫然其中。是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生活在德国阴影下的比利时人：“试观今日之情势，若我乃比利时人，决不会拒绝兵役。” [4]国际媒体发布了他的评论。结果不论是纳粹阵营还是信奉和平主义的同伴都立即起来谴责他。当时许多人认为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和平手段。爱因斯坦对纳粹的残暴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于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好战分子对付我就像对付邪恶的突击队……那些家伙都戴着眼罩，根本就视而不见。” [5]

爱因斯坦被迫离开了德国。他这个世界旅行家再一次无家可归。1933年他去了英国，拜访了温斯顿·丘吉尔。在丘吉尔家的访客记录本上的地址一栏，爱因斯坦写道：“无。”他现在已经处于纳粹黑名单上很靠前的位置，他必须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一本德国杂志列出了纳粹政权的敌人，将爱因斯坦的照片印在了封面上，说明文字是：“尚未绞死。”反犹太分子狂妄地宣称，既然他们能将爱因斯坦赶出德国，他们就能将所有犹太科学家都赶出去。同时，纳粹政权通过了新的法令，要求解雇所有的犹太官员，这给德国的物理学立即带来了一场灾难。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得不由于新的法令离开德国。在头一年，有1700个人被解雇，给德国的科学技术带来了巨大的人才流失。纳粹控制下的欧洲，科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一度试图从中调和。虽然其同事几经劝说，他一直拒绝公开反对希特勒。他倾向于通过私人渠道来解决问题。他甚至在1933年5月与希特勒会面，为避免德国科学的毁灭向其作最后的请求。普朗克后来写道：“我原本希望能够说服他，让他认识到把我们的犹太人同事排挤出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我想让他意识到，把这些一直都把自己视作德国人，而且一直像其他人一样为德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的人牺牲掉是多么的不道德。” [6]那次会面上，希特勒说他并不反犹，可犹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普朗克试图反驳，希特勒冲他大声嚷道：“有人说我神经质，可我有钢铁般的神经！” [7]接着，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继续他的反犹太的长篇演说。普朗克后来悔过道：“我没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跟那样的人说话，你没办法说清楚。” [8]

爱因斯坦的犹太同事都离开了德国，逃命去了。利奥·西拉特（Leo Szilard）把积蓄都塞在鞋里，和妻子跑了。弗里兹·哈伯（Fritz Haber）在1933年逃离德国，去了巴勒斯坦。（讽刺的是，他本人曾是忠实的德国科学家，曾参与为德军开发毒气，制造出了臭名昭著的Zyklon B毒气。后来，他开发的毒气被用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死了他的许多家人。）欧文·薛定谔不是犹太人，却也受到了这个疯狂时代的冲击。1933年3月31日，纳粹宣布全国抵制犹太人商店。他碰巧正在柏林的一家大型的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门前。他突然看见一伙纳粹冲锋队员在殴打犹太店主，围观的警察和人群发出一阵阵哄笑。薛定谔极度愤慨，走到一个冲锋队员跟前，斥责他的行为。结果冲锋队转身开始殴打他。幸亏一个身穿纳粹制服的年轻物理学家一下子认出了他是薛定谔，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不然他肯定会给打得不轻。 [9]薛定谔备受刺激，离开德国，去了英国，后来又去了爱尔兰。

1943年，纳粹攻陷了丹麦。玻尔由于有部分犹太血统，成了被追杀的目标。好在他赶在盖世太保前一步，通过中立的瑞典逃到了英国。在逃亡的飞机上，由于氧气面罩有问题，他还差点给憋死。普朗克是忠实的爱国者，一直未曾离开德国，但他也历尽磨难。他的儿子因试图刺杀希特勒而被捕，饱受纳粹的折磨，后来被处决。

当时爱因斯坦虽然在流亡当中，却已经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邀请所包围。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地的一流大学都希望能延揽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他本人此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过客座教授。他还一度冬天呆在普林斯顿，夏天回柏林。亚伯拉罕·弗勒斯纳（Abraham Flexner）受命组建普林斯顿的一所新研究院。他手头握有班贝格（Bamberger）家族提供的500万美元的财富。他与爱因斯坦见过几次面，并且询问了他关于转到新建的研究院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这里最感兴趣的是他能够自由旅行，而且无需担负讲课任务。虽然他讲课非常受欢迎，常常以滑稽的动作和诙谐的逸事趣闻逗乐学员，但是讲课却会占用他潜心研究自己喜爱的物理学的时间。

一个同事警告爱因斯坦说去美国定居无异于“自杀”。在大批犹太科学家涌入之前，人们一直认为美国的科学非常落后，几乎没有一所高等学府可以和欧洲的比肩。爱因斯坦在给比利时女王伊丽莎白的信中这样为自己的选择辩护：“普林斯顿是个极好的小地方……是个精致的小村庄，那里住的都是踩着高跷的半神半人的仙家。在这里我可以不必太在乎一些繁文缛节，从而给自己创造一个没有打扰，适于研究的氛围。” [10]爱因斯坦在美国安顿下来的消息传遍了世界。“物理学教皇”离开了欧洲。物理学的新圣城将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那里的人第一次带爱因斯坦去看他的办公室的时候，问他需要什么。除了桌椅之外，他说他需要“一个大废纸篓……这样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错误都丢掉”。 [11]（研究所也邀请欧文·薛定谔加入。但是这位大侠周围缺不得女人，他对待婚姻持开放的态度，情人一大堆。他觉得普林斯顿的气氛太过刻板保守。）美国人对新泽西的这位新到的客人非常感兴趣。而爱因斯坦也立即成了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很快，他就和所有人都熟识了。在欧洲，曾有人打了个赌， [12]看看寄一封信，信封上写“美国，爱因斯坦博士收”，能否到他的手上。结果他真收到了。

20世纪30年代对爱因斯坦来说是个艰苦的时期。似乎他对于儿子爱德华最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爱德华1930年与一个年纪大于他的女人恋爱失败，令他精神崩溃。他被送往苏黎世的一家精神病院，当年米列瓦的姐姐也曾住进过这家精神病院。经诊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从此，除了短暂的探亲，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精神病院。爱因斯坦一直担心自己的儿子中会有一个遗传上他们母亲的精神问题。他很是抱怨这种“残酷的遗传”。 [13]他伤心地写道：“从爱德华进入青春期以来，我看见了它的到来，缓缓地，但是却无以抗拒。” [14]1933年，他的密友保罗·艾伦费斯特，就是曾帮助他激发了对广义相对论的探讨的那位，由于极度抑郁，开枪自杀，而且还同时杀死了自己头脑迟钝的儿子。

爱尔莎经历了一段漫长痛苦的疾病后，在陪伴了爱因斯坦大约20年后，于1936年离开了他。根据爱因斯坦朋友的描述，他当时的样子是“极度苍老，备受打击”。 [15]她的死“严重影响了他和任何他人的最紧密的关系。” [16]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不过他最终也慢慢恢复了过来。后来他写道：“我已经非常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像蜗居在洞穴里的熊……我的较为善于与人交往的女伴的死，更加强了我笨拙的天性。” [17]

爱尔莎死后，他和同样逃离了纳粹统治的妹妹玛雅住在一起。此外还有他的继女玛戈特和秘书海伦·杜卡斯。此时已经是他人生的最后阶段。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迅速衰老下去。而且没有了爱尔莎经常帮他梳洗打扮，当年那位令王侯贵族都为之着迷的形象，变回到了衰老而又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风格。现在，他是人们所喜爱的白发老人，是普林斯顿的圣人。不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贵族，他都高兴地向其致意。

不过，对爱因斯坦来说，生活中没有休息。在普林斯顿，他面临另一个挑战，即制造原子弹。190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就想到自己的理论有可能解释为什么一丁点镭就能在黑暗中发光，从其原子中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而且似乎没有明显的极限。事实上，锁在原子核中的能量要比存储在化学炸药中的大几千万倍。到了1920年，爱因斯坦已经完全了解了原子核中所蕴含的能量的意义。他写道：“这恐怕是可能的，而且甚至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具有极大效力的能量能够被释放出来。但是这种想法在我们已知的事实领域中，没有直接的支持。作出预言很困难，但是这事确实是在可能性的范围内。” [18]1921年，他甚至预计，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现在的以煤炭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会被核能所取代。但是他也清楚地了解另外两个巨大的问题。首先，这种原子能可以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并会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他做了这样的预言：“和核弹的破坏性相比，火器发明以来所有的爆炸加起来也只不过是无害的小孩子的把戏。” [19]他还写道，原子弹可能被用来发布核恐怖袭击，甚至是核大战：“考虑到有可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我们只会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未来相比，现在这个被煤炭熏黑的世界真是黄金时代。” [2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开发这种武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事实上，他曾怀疑在他有生之年这是否能做到。将锁在单个原子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并将其放大万亿倍，在20世纪20年代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他写道，这件事做起来难得就像“摸黑儿开枪打鸟，而周围却又没几只鸟”。 [21]

爱因斯坦意识到，其中的关键困难，是想办法增加单个原子的功率。如果人们能够释放一个原子的能量，令其激发后续的反应，将附近原子的能量释放出来，那么就有可能放大这种原子能。他对此也给出了一个线索，认为如果“释放出的射线……能够产生同样的效力”。 [22]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想不出如何能够产生这种连锁反应。当然，其他人还在考虑核能的一些邪恶用途，而不是为人类造福。1924年4月，保罗·哈特克（Paul Harteck）和威廉·格罗斯（Wil‐helm Groth）向德军作战命令部报告说“首先研究核能的国家将掌握超出其他国的无可比拟的优势”。 [23]

释放这种能量的问题在于：原子核是带正电的，会排斥其他的正电荷。因此，原子核受到保护，不会随意被碰撞而释放出几乎无限的能量。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开拓性的研究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他拒绝承认原子弹开发的可能。他说道：“任何人奢望通过原子的转变获取能量都是空谈。” [24]1932年，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即中子，这是原子核中质子的伙伴，不带电荷。这一发现改变了这一对原子能认识的僵局。如果我们能使用一束中子轰击原子核，那么不受原子核周围电场阻碍的中子就有可能打破原子核，释放出原子能。物理学家于是想到：这样的中子束可能毫不费力就打破原子，激发一颗原子弹。

虽然爱因斯坦对原子弹是否有可能造得出来还有疑虑，引导人们实现核裂变的关键事件却在加速。1938年，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s）的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分裂了铀原子核，轰动了世界。他们发现，使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出现了钡元素，这表明铀原子核分裂成了两半，在此过程中产生了钡。哈恩的同事，犹太科学家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逃离了纳粹德国。她和侄子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为哈恩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前者所缺乏的理论基础。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裂变过程所产生的物质，比铀原子核稍微轻一点。似乎在这个反应过程中，质量损失了。分裂铀原子同时释放出了2亿电子伏特的能量，这看起来似乎不知从何而来。损失的质量到了哪里？神秘的能量又是从何而来？迈特纳意识到爱因斯坦的方程式E=mc2是解决这一谜题的关键。如果把丢失的质量乘以c2，那么所得出的就是2亿电子伏特，与爱因斯坦的理论精确吻合。玻尔听说了对爱因斯坦的方程式这一惊人的证明后，立即就认识到了其结果的重大意义。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儿，说道：“唉，我们怎么一直都这么傻！” [25]

1939年3月，爱因斯坦告诉《纽约时报》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结果“并未真正展示出这一过程所释放的原子能的实际应用前景……不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家会让自己的虚弱的神经影响到自己对于这一重大课题的兴趣”。 [26]讽刺的是，同一月，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玛丽·居里的女婿）发现在铀原子核分裂时，会释放出2个中子。这一结果令人惊愕。如果这两个中子能够继续分裂另外两个铀原子核，那么就会释放出4个中子，然后8个，然后16个，然后32个……直到难以想象的核力量在这一连锁反应中释放出来。在一秒钟内，打破一个铀原子就能引发上万万亿的铀原子的分裂，释放出难以想象的核能。费米从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房间窗户向外望去，想到一颗原子弹就能毁灭整个纽约，不禁陷入了沉思。

竞赛开始了。西拉特意识到事件的发生极其迅速，担心德国已经在原子物理学领域大大领先，会成为第一个制造出原子弹的国家。1939年，西拉特和尤金·魏格纳（Eugene Wigner）驱车前往长岛，拜访爱因斯坦，请他共同签署一封即将递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这命运攸关的信件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信件之一。其开头是这样的：“费米和西拉特近来的研究结果手稿呈到了我手上，这使我预计在极近的将来铀元素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能量来源。” [27]这封信提到希特勒已经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封锁了波希米亚沥青铀矿，那里蕴藏有丰富的铀矿石。接着，这封信警告说：“只需一颗这样的炸弹，通过船只运到某个港口，就能毁坏整个港口和其周边地区。不过，这样的炸弹有可能太沉，无法通过飞机投放。” [28]罗斯福的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Alexander Sachs）接到了这封信，转给了总统。萨克斯问罗斯福是否了解这封信的极其重大的意义，罗斯福回答说：“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你要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都炸飞。”他转而跟E·M·沃森将军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一整年的铀研究只获得了6000美元的拨款。不过，当弗里希佩尔斯（Frisch‐Peierls）的秘密报告在1941年秋送到华盛顿时，美国对原子弹的兴趣立即大大增强了。独立研究的英国科学家证实了爱因斯坦提出的所有细节，在1941年12月6日，曼哈顿工程（the Manhattan Engineering Project）秘密启动。

J·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曾研究过爱因斯坦的黑洞理论。在他的指挥带领下，世界上几百位顶级的科学家秘密联系，前往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洛斯阿拉莫斯。在每一所重点大学里，像汉斯·贝蒂（Hans Bethe）、恩里科·费米、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和尤金·魏格纳这样的科学家都在被人拍了一下肩膀之后悄悄离开了。（并非所有人对于政府如此热衷于原子弹都感到高兴。比如莉泽·迈特纳，虽然她的研究帮助启动了这一项目，她却坚决拒绝参与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她是盟国方面唯一一位拒绝加入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小组的重要核科学家。她平淡地说：“我不想和炸弹有什么关系！” [29]许多年后，好莱坞的剧作家把她的故事写进了电影剧本《终结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故事中她在逃离纳粹德国的时候，盗走了原子弹的设计图。可是对于要求她加入原子弹开发小组，她却回答说“我宁愿光着身子在百老汇走一遭” [30]也不答应参与这奇怪而下流的行径。）

爱因斯坦知道自己在普林斯顿的关系比较近的同事突然间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新墨西哥圣塔菲的一个奇怪的邮件地址。不过，却从未有人拍拍爱因斯坦的肩膀，因此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待在普林斯顿。在解密的战争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原因。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美国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布什（Vannevar Bush），同时也是罗斯福深为信赖的顾问，写道：“我非常希望能把整个计划和盘托给他[爱因斯坦]……但是对于研究过他的整个历史背景的华盛顿当局中的掌权者来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31]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军方的情报机关得出结论认为不能信任爱因斯坦：“考虑到其激进的背景，本办公室建议在未经详细调查之前，对于此秘密行动，不要雇佣爱因斯坦博士，因为似乎有像他这种背景的人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 [32]很显然，FBI没有意识到，爱因斯坦其实已经非常了解该项目的情况，而且事实上还是第一批促成该项目启动的人。

最近解密的爱因斯坦的FBI档案有1427页厚。J·埃德加·胡佛曾怀疑爱因斯坦或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间谍，或是受人利用的人。联邦调查局仔细过滤过有关他的每一条传闻，最终又都搁到了一旁。讽刺的是，FBI却疏忽大意到从未当面调查过爱因斯坦，似乎他们害怕他。他们的密探更喜欢调查骚扰他周围的人。其结果就是FBI收到了一大堆来自三教九流的数百封信。有报告说爱因斯坦正在研究死亡射线，后来也被搁置到一旁。1943年5月，一位海军上尉拜访爱因斯坦，问他是否愿意为美国海军开发武器和高性能炸药。“由于受到冷落，他情绪很不好。从来没有任何人找他参与任何和战争有关的工作。” [33]这位海军上尉写道。爱因斯坦说话总是幽默风趣，这次评价自己说无需剃头就加入了海军。

由于担心德国会造出原子弹，盟国加紧了研制计划。而现实情况是，德国的战争科研极端缺乏人才，也极端缺乏资金。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负责德国的相关研究项目。1942年秋，德国科学家意识到还要三年的艰苦努力才能制造出原子弹。于是纳粹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史皮尔（Albert Speer）决定暂时搁置这个计划。史皮尔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以为德国会在3年内赢得战争，这样核弹就没有用了。不过，他仍旧继续提供经费，进行核动力潜艇的研究。

海森堡也受到其他问题的牵制。希特勒宣布，只有在六个月内能保证出成果的研究才可以继续，这是一个不可能满足的期限。除了资金缺乏外，德国的实验室还屡遭盟军轰炸。1942年，一个突击队成功地炸掉了海森堡在挪威维莫尔克（Vemork）的重水工厂。盟国方面，费米决定建造石墨反应堆。而德国人则选择建造重水反应堆，这样就可以使用天然铀。天然铀的储量丰富，不像铀235那样稀罕。1943年，盟军对柏林进行饱和轰炸，迫使海森堡迁走了他的实验室。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疏散到了位于斯图加特南部的群山中的赫辛根（Hechingen）。海森堡不得不在附近的海格洛赫（Haigerloch）的一个地下岩洞中建造德国的反应堆。在巨大的压力和猛烈的轰炸下，他们从未成功地实现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从事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正夜以继日地提取出足够制造四颗原子弹的铀。直到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的历史性的试爆之前，他们一直在进行计算。第一颗原子弹是用铀239制造的，于1945年7月试爆。在盟军战胜了纳粹德国之后，许多物理学家以为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来对付剩下的敌人日本。有人觉得，可以在某个荒岛上进行一次展示性的爆炸，让一伙日本政府的代表看一看，警告日本人投降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其他人甚至还草拟了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请他不要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不幸的是，这封信一直未曾送到总统手上。科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t）甚至从原子弹项目中请辞，说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原子弹永远不应该用在日本头上。（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可是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决定在1945年8月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而且不是一颗，是两颗。爱因斯坦当时在纽约的撒拉纳克湖度假。那个星期，海伦·杜卡斯从收音机广播中听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她回忆说，新闻报道说：“一种新型炸弹投到了日本。于是我立即就知道了那是什么炸弹，因为我隐隐约约知道些西拉特的事情……爱因斯坦教授下来喝茶的时候，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说道：‘Oh, Weh’（哦，上帝呀）。” [34]

1946年，爱因斯坦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35]可是，此时在他身后，有一个核子的火球爆炸开了。全世界立即意识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是使用原子弹的战争。但是，爱因斯坦指出，由于核武器有可能使文明倒退几千年，第四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将会是石头。是年，爱因斯坦担任了“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的主席。这个组织或许是第一个反核武器的组织。他以此组织作为平台，反对继续制造核武器——并且为他毕生所珍视的事业“万国政府”呐喊呼吁。

与此同时，在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烟雾中，爱因斯坦通过倔强地埋头潜入物理学的研究来保持其和平理想和心智的健全。20世纪40年代，在他帮助发现的领域中，开创性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包括宇宙论和统一场论。这将是他试图“阅读上帝的大脑”的最后一搏。

1940年后，薛定谔和爱因斯坦在大西洋两岸一直保持频繁的联系。这两位量子理论之父几乎是独力在抵抗量子力学的洪流，一心关注统一理论的建立。1946年，薛定谔向爱因斯坦袒露心迹道：“你做的是大事情。你是在猎捕狮子，而我追踪的却是兔子。” [36]薛定谔在爱因斯坦的鼓励下，继续研究统一场论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叫做“仿射场理论”。薛定谔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理论构建。他相信自己最终完成了爱因斯坦一直未能做到的工作，即将光和引力统一在一起。他惊叹自己的新理论是一个“奇迹”，是“完全未能预料到的上帝赐予的礼物”。

薛定谔在爱尔兰作研究，感觉到自己和物理学的主流有点隔阂，逐渐变成了大学的管理人和曾经的英雄。此时他坚信自己的新理论有可能给自己赢得第二个诺贝尔奖。他匆匆召开了一个重要的记者招待会。爱尔兰总理亚蒙·德·范勒拉（Eamon De Valera）也出席了他的演示。有记者问他对自己的理论有多大的信心，他说道：“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要是错了，那我就是个大傻瓜。” [37]不过，爱因斯坦很快就发现薛定谔所探讨的理论是自己几年前就抛弃了的。正如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所写的，通向统一场论的小路上布满了功业未竟的人留下的尸体。

爱因斯坦并未气馁，继续进行统一场论的探索，而且几乎是与这一研究之外的物理学界隔绝。他缺少能够指导他的物理法则，只有试图从方程式中寻求美丽典雅。数学家G.H.哈代曾说道：“数学模式，像画家或诗人的作品，必然是优美的。数学概念就像是词语一样，必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美是第一关。丑陋的数学没有地位。” [38]但是，此时爱因斯坦缺少诸如等效原理等的指引，在研究统一场论的努力中失去了指引方向的明星。他曾抱怨说其他的物理学家看不到他眼中的世界，但是他自己从未因此而感到沮丧，并因此而彻夜难寐。后来他曾写道：“我成了孤独的老朽。周围的人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像一个老族长，从来不穿袜子，在诸多场合出现，就像个老怪物。但是对我的研究工作，我却比以前更加狂热。一想到自己有可能解决我的梦想，将物理场统一到一起，我就欣慰不已。不过，这有点像坐在穿行云端的飞机里，不知道如何才能回到现实，也就是地球上。” [39]

爱因斯坦意识到，自己潜心研究统一场论而不是量子理论，等于是和研究所里的主流研究隔绝开了。他抱怨说：“在他人看来，我肯定有点像个鸵鸟，老是把脑袋埋在相对论的沙堆里，不去直面邪恶的量子。” [40]在那些年中，许多物理学家私下里说他走下坡路了，落后于时代了，不过他对此毫不介意。他写道：“人们把我看作古董，已经又瞎又聋好多年了。我觉得这个角色不是太坏，因为这和我的脾性正好吻合。” [41]

1949年，爱因斯坦70岁生日。普林斯顿研究院为他举行了特别的庆祝活动。许多物理学家前来向当世最伟大的科学家致意，并且著文致贺。不过，从一些人的发言和在报纸上的采访报道看来，很显然有人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声威，为自己在量子理论研究中抢占山头。追随爱因斯坦的研究者对此相当不满，不过爱因斯坦倒是心境平和。爱因斯坦家的朋友托马斯·巴基（Thomas Bucky）说道：“奥本海默在一份杂志上撰文开爱因斯坦的玩笑说：‘他老了。谁也不再注意他了。’我们对此说法怒不可遏。可爱因斯坦却一点都不生气。他根本不相信有这说法，结果后来奥本海默也否认自己说过这话。” [42]

这就是爱因斯坦的脾性，对待批评总能安之若素。祝贺他生日的书出来后，他愉快地写道：“此书不是致意之辞，而是弹劾文件。” [43]在科学方面，他经验足够老道，知道新观念很难一下子被人所接受，而他自己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新点子层出不穷了。正如他后来写的：“任何真正的创新，都是青年所为。此后青年会变得老练、出名——而且更为愚蠢。” [44]

不过，令他不能稍歇的，是他到处都能看到统一理论是宇宙的宏大安排之一。他后来写道：“大自然只让我们看见狮子的尾巴。但是我毫不怀疑，尾巴上连着的是狮子的身子，虽然由于他体形巨大，并不能立即现身。” [45]每天他一醒来，就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自己是上帝，将如何建造整个宇宙？事实上，在考虑到建造宇宙遵循的所有限制后，他问了自己另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观察宇宙，感到自己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他统一论是自然界最宏大的主题，上帝不可能将引力、电流和磁力作为各自独立的系统创造出宇宙来。他知道，自己所缺乏的，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一种物理图景，照亮自己迈向统一场论的道路。这图景一直没有出现。

在研究狭义相对论的时候，指导性的图景是16岁的青年在光束后紧追不舍。对于广义相对论，图景是一个人背靠椅子，正要掉下去，或是在弯曲空间中滚动的弹球。但是，对于统一场论，他找不到这样的图景。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上帝微妙，但绝不邪恶。” [46]在统一场论问题上奋斗多年后，他跟助手瓦伦丁·巴格曼（Valentine Bargman）坦言道：“我改主意了。上帝有可能是邪恶的。” [47]

人们知道，虽然统一场论是最难的物理学问题，但同时也是最令物理学家着迷的理论。比如，沃尔夫冈·泡利本来是爱因斯坦统一场论最严厉的批评者，可他后来也置身其中。20世纪50年代末，海森堡和泡利对统一场论的一个分支开始有越来越浓的兴趣。他们宣称，这个理论可以解决纠缠了爱因斯坦30年的难题。事实上，派斯写道：“从1954年起直到生命结束，海森堡（1976年卒）都沉浸在从一基本的非线性波动方程中推导出粒子物理学。” [48]1958年，泡利访问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一场关于海森堡泡利统一场论的报告。毋庸说明，听众中不乏怀疑者。尼尔斯·玻尔也在其中。最终他站起身说：“我们这些坐在后面的人深信你的理论很疯狂。但让我们无法取得一致的是你的理论是否足够疯狂。” [49]

物理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也在其中。他评论说：“这是现代物理学两位大师离奇的会面。我一直在琢磨，对于不懂物理学的人，会怎么看待此事。” [50]最终，泡利相信这一理论存有太多的缺陷，对它的幻想破灭了。合作者海森堡坚持继续研究该理论，泡利回了信，并在信中夹了一张白纸，说如果这一理论果真是统一场论的话，那么白纸上就是大画家提香10的作品。

虽然统一场论的研究缓慢而痛苦，但仍有其他方面的突破，令爱因斯坦忙个不停。最离奇的要数时间机器了。

对牛顿而言，时间就像一支箭。一旦射出，它就会沿直线飞行，绝不偏离轨道。地球上的一秒钟，也等于外太空的一秒钟。时间是绝对的，在整个宇宙中都以恒定的节拍跳动。宇宙中的事件可以同时发生。然而，爱因斯坦引入了相对时间的概念，因此地球上的一秒钟就不等于月球上的一秒钟。时间就像是“老人河”，在星际空间漫游，经过附近的天体时会放慢脚步。对此，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提出了一个问题：时间长河中是否有漩涡，会不会倒流回来？另外，它会不会分岔，形成平行的宇宙？1949年，当爱因斯坦的这位邻居哥德尔提出此问题后，他不得不去认真对付它。哥德尔有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他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允许时间旅行的存在。哥德尔推理的起点是充满了气体且旋转的宇宙。假如某人乘坐飞船出发，遍游宇宙，那么他就有可能在出发前回到地球！换言之，在哥德尔设想的宇宙中，时间旅行是一种自然现象。一个人要是作环游宇宙的旅行，会自然地逆时间而行。

这令爱因斯坦大为震动。一直以来，每当有人试图对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求解，都会发现其结果符合实验数据。比如水星的近日点移动、红移、星光的扭曲、星球的引力等，都和实验数据吻合得很好。可现在，他的方程推导出的结果，却对我们关于时间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如果时间旅行稀松平常，那么就永远无法书写历史。过往就像是移动的沙丘，一旦人们进入了时间机器，就会改变。更糟糕的是，人们会因制造出时间佯谬而颠覆整个宇宙。要是一个人回到过去，在自己出生前杀死了自己的父母，会发生什么情形？这很成问题，因为一旦把父母杀死了，那么这个人是怎么生出来的？

时间机器违背了因果律，而这是物理学所尊崇的法则。爱因斯坦之所以不喜欢量子理论，就是因为它用概率和或然性取代了因果律。现在，哥德尔整个就颠覆了因果律！经过深思熟虑，爱因斯坦最终推翻了哥德尔的推论，指出这不符合观测数据：宇宙是膨胀的，而不是旋转的，因此时间旅行，至少对现在来讲是无需考虑的。但这仍旧保留了这一可能，即如果宇宙不是在膨胀，而是旋转，那么时间旅行就会实现。不过，又经过了50年的时间，时间旅行的概念才重新被人们拾起，并成了热门话题。

在20世纪40年代，宇宙论也非常热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盖莫夫（George Gamow）是爱因斯坦和美国海军之间的联系人。相比于设计炸药，他倒更喜欢提关于“大爆炸”的问题。盖莫夫喜欢问自己几个问题，后来这些问题将宇宙论都颠倒了过来。他把大爆炸理论看作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他机智地推理道，如果宇宙确实是大爆炸的产物，那么就有可能观测到早期爆炸后的残余痕迹。大爆炸应该留下“创世的回音”。他曾经为玻尔兹曼（Boltzmann）和普朗克工作，他们告诉他热的物体的颜色与其温度相关，因为这二者是能量的不同形式。假如一个物体热得发红，那么其温度应该大约在3000摄氏度。如果物体是黄色的（比如太阳），那么其温度大约在6000摄氏度（这正是太阳表面的温度）。与此相似，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热的，因此我们也能计算出身体的“颜色”，这是一种红外辐射。（军用夜视仪的原理就是探测人体的红外辐射。）盖莫夫研究小组的两个成员，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和拉尔夫·阿尔佛（Ralph Alpher）早在1949年就计算出大爆炸时的宇宙温度应该比绝对零度高5度。这一计算极其接近正确值。辐射对应的是微波辐射。因此，“创世之色”应该是微波辐射。（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了这种微波辐射，并且计算得出它对应绝对零度以上2.7度。这最终对宇宙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普林斯顿，虽然爱因斯坦相对而言有些孤立，但他生前看到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在宇宙论、黑洞、引力波等研究领域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不过，他临终前的几年也充满了感伤。1948年，他接到信说米列瓦为了照顾他们有精神病的儿子，过完了自己艰难的一生，去世了。死因是因为儿子爱德华发病时导致了她中风。（后来，人们发现她床上塞着85000法郎的现金，这显然是她在苏黎世的寓所里剩下的最后一笔钱。这笔钱是用来照顾爱德华的。）1951年，他妹妹玛雅去世了。

1952年，查姆·魏兹曼，就是安排爱因斯坦在1921年去美国成功进行了访问的那个人，后来做了以色列的总统，也去世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利昂（David Ben‐Gurion），提出请爱因斯坦做以色列总统。虽然这是极大的荣誉，他却不得不推辞。

1955年，爱因斯坦接到信说米凯尔·贝索去世了，他曾帮助爱因斯坦改进其狭义相对论。在给贝索儿子的信中，爱因斯坦动情地写道：“米凯尔最令我尊敬之处，在于他几十年来一直和一个女人生活，相处和睦而融洽。在此方面，我则两度失败……此番在告别这怪诞的人世这一方面，他又稍稍早了我一步。这不说明什么。对于我们这些相信物理学的人，这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隔只是幻觉，虽然它显得那么持久。” [51]

是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他说道：“借人为手段延长生命，无聊已极。我已享有了我分内的。该走了。我会优雅地离开。” [52]爱因斯坦于1955年4月18日离开人世，是因动脉瘤破裂去世的。他死后，漫画家赫布洛克（Herblock）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从外太空俯视的地球，地球上一个大大的横幅上写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生活于此。”那天晚上，全球的报纸都登载了爱因斯坦的办公桌的一张照片。上面放着他那最伟大的未完成的统一场论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