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

任新民，1915年出生，安徽宁国人。1937年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学习。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从1956年起领导和参加了我国近程导弹仿制和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弹道导弹研制工作，1970年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组织指挥工作，1984年任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1956年起历任国防部五院室主任、一分院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五院室主任等职务、全国人大第五、第六、第七届常委会委员。

1999年5月10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一枚“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地把“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和“实践”五号科学试验卫星，送入轨道高度为87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这两颗卫星的发射成功，对加速我国气象现代化，提高灾害天气预报能力，推动卫星共同平台的研制和空间科学研究，促进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在科学精英云集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还活跃着一位醒目的耄耋老人——任新民。

任新民是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中国第一代液体火箭、第一代通信卫星工程、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中国第一颗商业卫星发射的总设计师、如今仍然参与中国重大航天活动的航天专家。

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任新民参加了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的全过程。在液体火箭发动机、导弹与火箭的型号工程、大型航天工程的研制和试验中，都渗透了他对重大技术问题的指导作用。

1949年新中国解放已是曙光在前，在布法罗大学做讲师的任新民归心似箭，几经周折，终于回到祖国，而1949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导弹和航天技术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技术，是多种现代科技和很多基础学科的高度综合和运用。“一五”计划后，我国许多领域都还是空白，连制造汽车都不可以，中国的导弹和航天技术就是从这样的工业技术基础起步的。回国后的任新民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从事新中国早期的火箭研究、试验工作，这和他的本专业差别很大。也许在那个年代，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党叫干啥就干啥”，只因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无论从事何职，都尽忠尽责。任新民说过，他的原则就是“踏踏实实做事”。

中国的导弹和航天活动初期，还只是仿制苏联“P-2”近程地—地导弹，在近程导弹快仿制成功的时候，才开始中程地—地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然后是中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中国的航天事业正是走过这样一段曲折而艰辛的历程之后才步入辉煌。1965年起，已全面铺开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任新民是研制这一运载火箭的主要负责人，事必躬亲，从总体方案到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火箭结构到安全自毁系统和电缆插头，他都要审查、落实。4年多的努力，换来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腾空——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中国的航天事业拉开了辉煌的序幕。同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任新民和钱学森等科学家登上天安门城楼，周总理在向毛主席及在场的西哈努克亲王介绍他时，称其“我们放卫星的人”。

到了1975年，由叶帅签署上报，任新民参与讨论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的报告，由毛主席亲笔圈阅，代号“331”的通信卫星工程拉开帷幕。但是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工程运载火箭“长征”三号是采用常规推进剂的三级，还是低温液氢液氧发动机。担任总工程师和技术总指挥的任新民反复申明自己的见解:尽管液氢氧方案的关键技术多、难度大、研制周期长，但可以提高运载能力，且氢氧方案能照顾长远发展需要，这个台阶迟早要上，应知难而进。实践证明，这一见解是有远见的。1983年，“331”工程第一支试验队伍进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此后的日日夜夜任新民都同1000多名队员一起度过。好事多磨，1984年初，各方记者云集西昌，任新民倾注全力的以第三级氢氧发动机为心脏的“长征”三号火箭在众目睽睽之下首发失败。“下面做什么?”人们不禁疑惑。可是短短几个月之后，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便托着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冲入云霄。正是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五一联欢节目第一次通过自己的通信卫星被转播到全国，十一天安门前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式也是由这颗通信卫星播映到全国的。

任新民说他很信奉聂荣臻元帅的一句话，“尖端科技靠买是买不来的”这或许才是他在航天事业中如此执著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购买外国通信卫星的呼声很高，经过领导的审核批准，签定了用法国阿里安火箭发射的合同。任新民上书国家领导人，直言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相信可以用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广播卫星。事实证明，从1984年4月8日成功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之后，我国又成功发射和定点了4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直到90年代，中国航天技术迈入市场化时期，1990年4月，我“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美国休斯公司研制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突破了我国运载火箭对外商业发射的零任务，总设计师又是任新民，这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

回首悠悠岁月，试问是否去日无多，任新民埋头聚首，描述其1997年爬黄山天都峰时的感觉:“只有一点好像无论如何也上不去了，但最终还是上去了。”即使是在“文革”中受冲击时，他一直读史，保持着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至今，他还保留着一部完整的二十四史。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与其交流时，能强烈地感受到他胸襟的宽宏、做事的谨严和一种高尚的亲和力。而今再执书回首，他自己也是“半世人生一部书”，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他个人攀得高一点，对后人来说起点就更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