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领域的拼搏者

钱伟长，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历任至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第六届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力学会第一、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长等职。同时，也是波兰科学院国外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

钱伟长那“弃文从理”“科学救国”的经历和理念，是每一个人都熟悉的。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之一。

钱伟长

当代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一个名叫七房桥的小村庄，其祖父、父亲以及叔父都是私塾老师。当时，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先生九个穷。”确实这样，钱伟长一家就是在穷苦中挣扎着度日的。贫穷的生活磨炼了幼小的钱伟长，使他过早地明白了父母的艰辛。

“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经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小时候由于生活贫困，农村卫生条件又不好，曾得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医无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下来了。”

钱伟长七岁过后，父亲便将他送进自己所教书的村里一所学堂，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和有钱人家孩子不同的是，钱伟长一边用功读书，一边还要帮助家里干活儿。

小学毕业后，祖母和母亲便劝他到铁路或邮局去做工。钱伟长虽然渴望升学，但家境如此，也就只能就此辍学。

1925年，父亲受到无锡县立初级中学的聘用，薪水稍有提高，钱伟长才随着父亲到无锡学习。先进入工商中学，后又进了著名学者唐文治所开办的国学专修学校，再后插班到无锡县立初中二年级。不久，在苏州中学高中部任教的叔父钱穆来信说，苏州中学在招高中学生。钱伟长虽然学历、学识都不够，但决心去试考，他起早贪黑学习，最后总算以倒数第一的成绩考上了。

临上学时父亲告诉他:“古往今来苏州、无锡出了不少文人名士，没有一个人不苦攻苦读，这次去一定要下功夫好好学习，千万不要再考倒数第一了。”

钱伟长在学校里勤奋学习、刻苦读书，可是，在他入学不到半年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接着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先后夭亡。沉重的心理打击与生活方面的艰难，几乎要击垮这个弱小的孩子。幸好在叔父的帮助下，他才站了起来，并借助叔父的支持顺利地从高中毕业。

就在钱伟长听从祖母、母亲的劝说，外出找工作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贫苦出身的化学家、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以公开招考的形式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读大学，让他下定决心报考大学。

经历过一次次困难和挫折的他，刻苦专心地备考，决心以更大的毅力战胜学习中的重重难关。从此，他除了白天抓紧时间学习之外，每天晚上学校熄灯以后，还总要再自学两三个小时。

苍天不负苦心人，1936年6月，钱伟长接到了先后报考的清华、中央、浙大等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最终，以文史见长、理化和英语底子不怎么好的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名师荟萃，仅文学院就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格、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并且气氛很轻松自由，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择科系，转系也比较自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最终，他转入理工学院，学习物理专业，经过一番努力，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并获得“高梦旦奖学金”。

事实上，在所有的学习阶段，钱伟长都表现得非常努力。在国外做研究工作时，他更是为了读书而不分昼夜。正是因为如此，他和导师的合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才引起世界科学界的重视。一次，他应邀给国内大学生讲有关学习问题时说:“世界上没有天才，所有人的才能都是后天获得的，学习就要勤奋刻苦。”他也曾诚恳地告诉同学，“大学毕业后，我也没停止过学习……我现在每天学习时间比你们还多，我每天晚上八点开始，这是我的学习时间，不到凌晨两点我是不停止学习的……”

钱伟长在中学时代非常喜欢文科，而对理科尤其是数学不怎么喜欢。十分有趣的是，他一生主要从事力学、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获得许多重大成果。如他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等方面，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贡献。他首次将张量分析及微分几何用于弹性板壳研究并建立了薄板薄壳的统一理论，提出了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他还首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现在国际上处理这类问题还在用这种方法。著有《弹性力学》《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实用力学》等8部专著，发表论文200多篇。

其实，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源于一个少年的深切爱国情结。

“中学毕业后，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五个大学的考试，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填补了理科的不足，有幸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

1931年，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理由是，钱伟长的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全国最好的中文系或历史系基本上就数清华大学了。

“106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有21人。”当钱伟长找到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时，吴有训教授感到非常为难。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并力劝钱伟长学中文或历史，并告诉他中国文学和历史也是国家民族所需要的。

的确，无论是以成绩还是兴趣而言，钱伟长都应该选择文史的:国文和历史每门都是100分，而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四门加起来还没有100分，其中物理只得了18分。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并不是专长，而是源于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源于“科学救国”的信念。

事实是这样的。来上海参加高考的钱伟长，考完后来到外滩散步，却被公园门中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受到这样的侮辱，钱伟长心里狠狠地骂道:“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正是在这一刻，他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而他入学三天后，所发生的震惊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科学救国的热情，更是进一步加深和坚定了他弃文学理的决心，科学才能救国，科学才能振兴中华。40多年后的今天，钱伟长这样回顾:“我是受国耻纪念日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不能对付帝国主义的……”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理化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和同学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探索、思考的学习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变成了第一选择。把目标锁定为物理系的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支持，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没功底，前途难测。弃文学理，是钱伟长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的愿望，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为了说服叔父，钱伟长特意前去寻求叔父钱穆的好友、史学大家顾颉刚帮忙，顾颉刚了解事情经过后，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在顾颉刚的劝说下同意了。

通过家庭这一关后，还有学校这一关。由于钱伟长物理仅考了18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允，而历史系主任陈寅格则在到处打听这位历史满分的学生为何还没来报到。陈寅格处由钱穆去商量，吴有训处由顾颉刚出面通融。顾颉刚对吴有训说:“青年有选择志向的权利，他愿意为国家民族学科学，尽管有困难，但他愿意学，坚持要学，他就可以克服困难。他清楚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学得晚，是很吃亏的。但他有坚定的志向，我们对年轻人的志向只能引导，不能堵。”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吴有训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热情打动了，同意他暂时学习物理学:“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还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不晚。”另外，还对钱伟长提出了同时选修化学和加强体育锻炼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当时身体羸弱的钱伟长每周除上课外，还有两个下午的物理实验和两个下午的化学实验，另外还有课外锻炼。钱伟长只有加倍努力克服困难，达到这些要求，否则他就得转系。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那一年，他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有些疑难问题别的同学也答不出，他就跑图书馆查资料，直到搞懂为止。吴有训教授也有心栽培，经常教他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法，钱伟长的成绩迅速提高。第一学期结束时，他终于把物理考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追到80多分，转系的要求终于得到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教授的认可。清华本科毕业后，他考取本校物理系研究生，成了吴有训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出国留学，1942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

正是科学救国的理想激励着钱伟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科学成就。他以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读书学习，掌握为民族、国家、人民服务的本领，终于成为驰名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之一。另外，钱伟长的事例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扬长避短是一般的“通则”，可并不意味着从短处进攻，就一定不会成功。

1939年8月，中英庚款会公布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的名单，有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和钱伟长等，糟糕的是，同年9月份，当他们抵达香港前往英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返回昆明等候通知。在此期间，钱伟长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游山玩水上，他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苦苦埋首数月后，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居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统一内禀理论。

同年12月份，庚款会做好准备起航时，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放弃了留学。他回忆道:“因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有不少名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去了，所以让我们改去加拿大留学，说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在上海英租界等你们。船到了，那是俄国“皇后”五号。早上8点上船了，中英庚款的负责人就把护照发给我们。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一看签证，我们就火了，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就有留学生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都下船了。结果负责中英庚子赔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1940年夏，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于上海，坐俄国“皇后”号邮轮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从此，钱伟长开始了艰辛的公费留学生活。而他也成了多伦多大学首批接收的中国研究生之一。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都成了数学系辛祺教授的学生。当时，辛教授也正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于是，两人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并分两段写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这时，钱伟长仅28岁。

1941年5月11日，现代航空大师冯·卡门的60寿辰之时，美国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待意为他出版了一本高质量的论文集。祝寿论文集共刊出24篇论文，作者大多是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在这本厚厚的论文集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钱伟长，唯一的一位中国青年学子。

钱伟长的这篇论文在国际上流传甚广，由他提出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世界公认为“钱伟长方程”，而他的这项工作则被誉为“划时代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被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钱伟长的自信和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度。经过一年的努力，钱伟长解决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942年底，获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离开多伦多，遂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担任火箭起飞、飞行中翻滚、弹道控制等课题的研究工作。四年的时间，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这几年的确是钱伟长一生科研的多产期，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

正当钱伟长的工作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之时，祖国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了。他的心化作了一枚“火箭”，飞向那养育过自己的土地。钱院士说:“我姓钱，却不代表我就喜欢钱。1946年回国的时候，美国给我的年薪是8万美金，想要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我却坚决回来了。

“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我领导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可我不稀罕这个，我当时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美国用的，我干吗?我要回来就回来了……”

科研成果越多，钱伟长怀念祖国与亲人的情思也越强烈。1946年，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钱伟长郑重地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请求，却遭到这位导师的拒绝。冯·卡门不愿意放走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这可怎么办?思索再三，钱伟长再一次找到了冯·卡门，用一种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我很想念自己的妻子和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请给我一个探亲假吧。”他就是以这个理由取得了回国的探亲权。

1946年5月，钱伟长从洛杉矶搭货轮返上海。他名义上为回国探亲，实际上却已做好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知道，由于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美方不可能随便地放他回国。为此，他决定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为了就是制造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

“当时我在国外的生活相当好，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每年8万美金，但我不稀罕。……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一个暖水瓶，因为我对国家有信心。”

回到祖国的钱伟长，在母校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妻子携已6岁的儿子来京团聚，此时，钱伟长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

那年物价与收入反差较大，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入不敷出，生活的困难令他失望。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已只好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为此，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特别是长女出生后，生活更是雪上添霜，为此，他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贷度日。钱伟长深情地回忆:“1948年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了，他是回来结婚的。他来看我，看我很可怜。那时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一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回国之前，我在美国的年收入是8万美金。”

1948年的时候，年收入8万美金就算在美国也是顶尖的了。当时，美国总统的年薪只有7.5万美元，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也只有5万多美元，而已为美国大牌教授的华罗庚在美国时，年薪据说也只有约1万美元……

后来，友人捎信给钱伟长，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进展较快，希愿他回该所复职，携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此时，艰苦让他的生活与科研都发生极大的困难，于是，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然而，在填写申请表时，却发现最后一栏写有“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绝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这一点是没商量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

强烈的爱国信念给了钱伟长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放弃年薪8万美金的“洋官”，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学森回国后，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

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也就是在这时出版的。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科研，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

除了这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并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

另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1954至1956年间，钱伟长还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的热情投入，换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在规划研讨会上，他与钱学森、钱三强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另外，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钱伟长还参与了起草。就是在忙得连喘气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钱伟长依旧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这几年他还是卓著地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其中的“钱伟长法”不仅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还获得了国家科学奖。

正当钱伟长雄心勃勃地攀登新高峰的时候，一场历时十余年的苦难落到了他的头上。他被错划为“右派”，不仅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仅保留教授职称，且从一级降为三级，而且他的家庭也遭牵连，儿子元凯尽管成绩优秀也与大学无缘……钱伟长回忆道:“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在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被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患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聊以度日。”

即使是在这样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下，钱伟长依然以非凡的毅力，推导了12000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其中不少很有实用价值，许多都是没被发现的。

十年动乱中，受尽皮肉折磨，可是，最令钱伟长苦不堪言的是精神上的痛苦。1964年他总结十几年的科研结晶所撰的创新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运用》竟被《力学学报》以“不宜发表”为由而退稿。4年后，日本学者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还有就是大量书籍资料的散失，使得科研教学根本无法进行。

就算这们，钱伟长也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只是没有想到这一盼就是十年之久。1970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伟长有幸接受了接待国际友人的外交任务，相继接待了荷兰名导演伊文思、美国作家斯诺以及韩丁、英国记者格林……1972年，钱伟长又有机会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从此之后，他的遭遇开始了改变。

生活的艰苦没有打垮他。当他终于解脱桎梏，重新获得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他的人生活了，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钱伟长是繁忙的也是著名的。作为科学家，他是上海大学校长、国内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教授;身为科学家，他是中科院资深院士、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英文《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作为政治家，他虽退出全国政协副主席岗位，但依然出任多个组织的会长……

1983年，70岁高龄的钱伟长以年轻人般的活力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任以后，他不仅大力整顿学校管理工作和教学秩序，并且从国内外聘请专家、教授来校任教，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他的教育思想就是让学校与社会、教学与科研、各学院与各专业，以及教与学之间畅通无阻。

钱伟长坦言:“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钱伟长一直强调教学创新，引导学生进入“问号”境界，锻炼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

初春，一个略带寒意的午后，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把钱伟长从蒙胧的状态中惊醒。随后，他热情地把一位过去相识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让进屋中。年轻人沮丧而又满怀忧虑地向钱伟长诉说着他们这些“小人物”发表论文的苦处:“今天，我是想……请钱老亲自给指教、指教……”

认真地翻看着年轻人留下的论文，他不由得叫了起来:“好!多好的一篇论文!独具见解。”合上了最后一页稿纸，在兴奋的同时，他感到心里一阵刺痛:这样一篇好论文却被摒弃了，逼得作者不得不“走后门”!

一个想法浮出他的脑海:开辟一个园地——一个专门让中青年科技人员说话的刊物。有了这个想法后，年届七旬的钱伟长开始四处奔忙。1980年5月，一份名叫《应用数学和力学》的杂志正式诞生了，由钱伟长亲自担任主编。自从这个刊物创办以来，案头的年轻人论文稿越摞越高，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就认真地阅读每一篇来稿，每当夜深人静时，你都会看到明亮的灯光下，在他人睡眠的鼾声中，在壁缝里蝈蝈的鸣唱中，一个年迈的老人笔耕不辍的身影……

尽管岁月催人老，但是年过九旬的科学泰斗钱伟长欣逢盛世，仍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把自己不懈努力的汗水，汇入国家建设波澜壮阔的洪流之中。只要望到钱老的沧桑人生，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以国家利益重于一切”。

钱伟长的朋友都知道，他家里在70岁以前没有电视机。原因就是，钱伟长是个铁杆“体育迷”，特别爱看足球、乒乓球比赛的转播。这个以“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作为自己口头禅的钱院长，竟然也害怕看电视耽误自学和工作，所以，一直没买电视。后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是他在儿孙辈的强烈要求下才购置的。

钱伟长

钱伟长一直坚持体育锻炼。小时候，家境清寒，常常挨冻受饿，他的身体非常瘦弱。钱伟长说:“18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在就读的第二学年，竟一鸣惊人地入选清华越野代表队，两年后更是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每当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钱伟长无不扬扬自得:“当年，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跨栏、越野跑样样拿手，还是清华足球队的球星呢。”他那种扬扬得意的样子，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了自己梦想已久的玩具一样。

即使上了大学，成为科学家、大学校长，钱伟长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体育锻炼。比如，他坚持每天长跑锻炼，年过古稀的他，有次参加清华大学的长跑比赛，居然一口气跑了2万米。已90多岁的钱院长，尽管长跑已不太适合他，可是，他却依然“规定”自己每天要步行3000步。

钱伟长对体育的热爱到了这种狂热的地步。2002年，上海大学为钱伟长90华诞举办了“钱伟长杯”大学生足球比赛，足球比赛的竞赛规程以及奖杯全都是他亲自策划和打造的。在活动结束后，他还兴致勃勃地为获奖的学生颁发奖杯，并且滔滔不绝地做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足球和体育锻炼的发言。当人们向他表示祝贺时，钱伟长笑着说:“90岁照样工作，我这个大学校长可不是顾问哟。”

正是由于时常体育锻炼，钱伟长才保持了健康的体质和清醒的头脑。已届耄耋之年的钱伟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逝世，走完了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