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的流放和雷恩的发落

1887年10月13日接到任命后，迪昂于月底从巴黎乘车到里尔赴任。从七年前开始，第三共和国忙于使里尔成为世俗化的堡垒。该战役是由两度出任政府总理的费里(J.Ferry，1832~1893)发动的，那时人们常称他为“世俗化的鼓吹者”。迪昂与里尔的许多人一样，坚决反对费里的政策。但是，为了实现他庞大的科研抱负，他还是采取尽量避开政治的策略。不过，一个正直而虔诚的基督徒要不越过当局划定的可笑的分界线，该有多么困难。

迪昂以对学生负责，对工作尽职，对科学热爱的态度投入教学。他起初做讲师，后来当助理教授。他先后开设过电磁理论、流体力学、流体动力学、弹性学、热力学、晶体学、化学力学等课程，一丝不苟地准备讲义。他的讲义像论文一样明晰，书写均匀漂亮，几乎没有涂改的痕迹，甚至可以直接拿去排版印刷。他讲物理课具有数学课的精确性和严格性，并不时夹有历史回顾和哲学评论，既引人入胜，又启发思考。在迪昂的努力下，里尔大学的物理学教学终于能够达到第一任理学院院长巴斯德1854年提出的高标准：“当一个人是第三时，他必须变为第二；当一个人是第二时，他必须变为第一；当一个人是第一时，他必须依然是第一。”

迪昂的学生马尔希斯（L.Marchis）后来在给迪昂女儿埃莱娜的信中，回顾起他老师的讲课：

……（讲课）是奇迹般的，向我们打开了未曾料到的视野。我们的老师不仅是一流的渊博学者，也是无与伦比的普及者。他知道如何在不牺牲精确性的前提下阐明基本物理学问题的本质，如何借助恰当选择的例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出最精确的问题。他知道如何用日常语言表达理论的基础和发展，而陈述最困难的理论。……在迪昂身上，一组难得遇见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他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和众人称道的教授。不幸的是，嫉妒不容许他在充分广泛的领域施加他的影响。假如他在巴黎大学或法兰西学院，他会从所有国家吸引学生并革新物理学教学。

迪昂在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被请求担任学生会的教师顾问，其中有他的好友、中世纪史教授法布尔(P.Fabre)。迪昂本人对他的勤学、好问、多思的学生也充满感激之情，他把自己在1892年和1893年发表的几篇与哲学和方法论有关的文章归功于同学们的激励：

我有幸在里尔理学系杰出的听众面前教学。在我们的学生中，许多人今天已经是我们的同行，他们的批判意识几乎没有休眠；阐明的要求和使人窘迫的异议，接连不断地向我们指出，我们讲演中重复出现的自相矛盾和各种循环论证，尽管我们很仔细。……由于他们对在书中和人群中碰到的热力学原理的讲解不满意，我们的几个学生要求我们为他们编辑一个关于那门科学基础的小专题论文。当我们力图艰难地满足他们的需要时，我们日益更加坚定地理解了当时已知的构造一个逻辑理论的方法的根本意义。

校方对迪昂的工作和为人也比较满意。校长库阿（H.-A.Couat）在第一学年的评语中写道：“迪昂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教员。……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他的教学。他的性格是充满活力的，是一位给人深刻印象的思想家。”在第二学年，校长不无热情地赞扬他的年青下属：

自我到里尔，迪昂极其热忱地尽职守责。不论他个人研究数量之众多，还是他健康的不良状况，都未损害他的教学。尽管他偏爱困难的物理学问题，但他知道如何使他的听众品尝他们学习的滋味，从而使学习一开始似乎就能高出所预期的教学水准。除了觉察到一点扼泥形式之外，在他的性格方面，每一个人都承认他的正直和道德品质。

一年后即1890年6月5日，库阿再次向巴黎报告迪昂教学的“杰出”和“深刻”，“绝对献身于他的学生”，并请求公共教育部为迪昂加薪。

系主任德马尔特（G.Demartres）在第二学年结束时认为，迪昂的“热忱和守时尤其应该受称赞”。他的“坦率和正直的性格”有时也“不完全正确”，但这些缺点“与他的品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建议，迪昂一旦达到三十岁的规定年龄，应该授予其教授职位。在1891年5月20日，这位系主任在报告中称：“迪昂肯定是高等教育中最杰出的教师之一”，“他全力投身于他的职责和教学”，“从未卷入他在大学职务之外的任何活动”。此后，迪昂的年薪才从最低水平的4500法郎吝啬地调到5000法郎，并一直保持到他离开里尔，教授头衔自然也未得到。贝特洛的打击和压制似乎以不止一种方式进行着。

然而，贝特洛无论如何再也无法阻止迪昂第二篇博士论文通过。在那次“学术丑闻”之后，巴黎大学间接允许迪昂在两年内提交基本上是同一主题的另一篇论文。这样既补救了上次赤裸裸的不公正，也保全了有关头面人物的面子。迪昂这次论文的标题是《感应磁化》，没有涉及贝特洛和李普曼敏感的领域，也未用“热力学势”一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不仅是彻头彻尾的热力学课题，而且热力学势是它的真正支柱。在新论文中，迪昂很容易地避开了贝特洛的最大功原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从更广阔的观点提出热力学势，作为囊括物理学分支的强有力的工具。不用说，证明其更广泛的应用取决于对支配电磁学和热力学的数学公式的透彻分析，而这恰恰是娴熟数学的迪昂得心应手之处。这是一篇关于电磁学的数学理论的论文，贝特洛因隔行也不便插手。1888年2月15日论文正式批准付印，10月30日答辩并获通过，答辩委员会成员是数学家达布、彭加勒和物理学教授布蒂（E.Bouty）。迪昂被授予理学博士学位，严格地讲应该是数学博士。

在里尔，迪昂是一个非正式的小组的成员。在这个思想活跃的群体中，迪昂通过交谈、探讨、争辩，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法布尔十年前就因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罗马教皇收藏的12世纪汇编，而震动中世纪史学界。在与英国文学教师谢弗里永（A.Chevrillon）及其助手安热利耶（A.Angellier）的交流中，迪昂对英国精神的特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布尔甘（M.Bourguin）介绍了马克思（Karl Max，1818~1883）的著作和学说，迪昂在一些方面与布尔甘观点相左，而布尔甘则常请迪昂、法布尔和谢弗里永一起吃饭。化学讲师莫内则使迪昂个人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莫内的家里，迪昂常常与一些天主教徒、叛教者和自由思想者会面。法布尔以其神秘的癖性把宗教建立在信仰的需要和心灵倾向的基础上，而对帕斯卡做过专门研究并深受浸染的迪昂，则认为宗教的基础在于理性的感恩和谦卑。

迪昂与潘勒韦（P.Pailevè，1863~1933）同是高师校友，又同在理学系工作，几乎天天见面。他们的关系的基础不是个人和谐，而是各自赞赏对方的智力爱好，是良好的同志式的友谊和忠诚。他们二人都爱好辩论，有时在某个观点上还写诗相互竞争：潘勒韦辩论的目的在于自娱，而迪昂则设法击败对方。谢弗里永认为，由于迪昂在辩论中坚持不懈，过分固执己见，“有时便毁灭了他的判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他改变他的观点，他泰然自若地坚持它，从来也不恼怒。”多年后，迪昂向一个朋友透露，不能信赖潘勒韦，因为他1907年自愿在贝特洛的葬礼上致颂辞。迪昂恰恰相反，他从不隐瞒他的立场，而且惯用尖锐的评论详述他的立场。他有时也幽默一下，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的脾性、声音、姿势、面部怪癖和逗人发笑的特点，画出有趣而珍贵的漫画。

文体批评大师谢弗里永在1930年代致埃莱娜的信中，指出迪昂当时已拥有巨大的智力财富并乐于与人分享。在物理学哲学与神学和科学史的关系方面，迪昂已清楚地形成了清晰的观点。除了他的思想力量和强有力的信念之外，从未看到他囿于党派性的立场。他认为科学体系从来也不止一个，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形式。自然规律与我们心智的逻辑必然性的一致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事物的秩序与我们心智的规律一致。这个假设是形而上学的，它是人的心智不可战胜的幻觉，但是人的心智却把绝对客观的价值赋予这个信念。谢弗里永接着勾勒出迪昂在里尔时的精神画像：

他有令人赞叹的智力资质。对于法国和古代的经典著作，他知道得比我们大多数文学教授还要多。他阅读希腊文比我们更熟练。他透彻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他能默诵卢克莱修（T.Lucretius，前99/94？~前55）；他似乎对笛卡儿和帕斯卡做了专门研究。当人们回想起这一点时，除了严格地所号称的这一切科学外，他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结晶学、生物学也熟悉，这种广博也许能够由他的教养的异常广泛来理解。他必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教师。我目睹了他的讲课在学生中激起的热情。他把我所羡慕的内容表达得明晰、自在，精确引入讨论。我的手头有他的一些讲稿：极其漂亮的、泰然自若的书写，从未有过修改。他似乎没有细致地检查他的思想。他在大张纸上写东西，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积累着。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一种优秀的素质，对这种素质的印象支配着我对他保持的所有记忆：充满活力，无可比拟的精神力量。

谢弗里永慨叹迪昂宏大的心智，指明他当时就是一位哲学家，在哲学推理艺术方面是一位大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尽管迪昂想竭力把政治从前门赶出去，但政治又不时地从后窗溜进来，使得他这位富有正义感的基督徒不能不面对政治。在迪昂与朋友的谈论中，并非只限于科学和哲学问题。迪昂虽然不同情社会主义，但他不能不就1891年发生在富尔米镇（仅距里尔十五千米）的军队与工人的冲突发表同情工人的尖锐评论。虽然他具有明显的保皇主义，但他对善于沽名钓誉的法国陆军部长布朗热（G.Boulanger，1837~1891） 并不热情，甚至心存疑虑。当然，迪昂乐于看到对第三共和国的批评，尤其是批评具有天主教意识形态的格调。迪昂不满意犹太人大量参与反教会的战役，对在报纸和书籍中的反犹腔调也许抱赞成态度，但他本人并不是反犹主义者。迪昂虽然不喜欢任何组织起来的社团，但他还是在1891年参加了布鲁塞尔科学学会。这是欧洲国家讲法语的天主教科学家的一个非正式的地方团体，其目的是以它的存在证明，培育科学和实践信仰决非势不两立。

1889年4月7日，迪昂的父亲因患重病逝世，母亲和妹妹夏初来里尔暂住。年已二十八岁的迪昂还是孤身一人，母亲和朋友力促迪昂成家。但是，迪昂拒绝了好言相劝，他认为投身科学就是一切，在科学和他之间不应有第三者插足。也许是上天有眼，情人有缘，迪昂在莫内家里与莎耶（M.A.Chayet，1862~1892）邂逅相遇，两个人一见钟情，不久便订下终身。1890年10月28日，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并到比利时蜜月旅行。莎耶心纯貌美，与迪昂情投意合。她也是一个十足的基督徒，对艺术和文化具有与迪昂相同的品味。在比利时，他们陶醉于自然之美，忘情于燕尔新婚。翌年9月29日，小生命埃莱娜诞生于里尔，给小家庭带来无穷的欢乐。

然而好景不长，沉重的打击如千钧霹雳一样从天而降。年青的妻子不幸显露出心脏病的征候，在1892年7月28日生下第二个女儿后几小时母女双亡。她在临终前断断续续地对丈夫说：“皮埃尔，你不应独自一个人过活，您太亲爱了，您太年青了；您要再婚，您要让我们的女儿被您的母爱养育。”我们知道，迪昂听从了后一个叮嘱，但却从未再娶——女儿和科学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迪昂与日俱增地依恋他的女儿，他对科学的投入也是如此。在里尔期间，他共出版了七部书和五十篇专题论文及文章，这必定引起人们的称赞或嫉妒，因为迪昂出版的书占同期系里总数（十五本）的将近一半。除了在几种有影响的专业期刊发表论述热力学基础等方面的论文外，迪昂在里尔还向《科学问题评论》投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文章，其中大多数内容都进入了他190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与此同时，他也向奥斯特瓦尔德1887年创办的《物理化学杂志》撰稿，奥斯特瓦尔德亲自翻译了迪昂寄给他的头三篇文章。

迪昂的专著《感应磁化》（1888）是他的第二篇博士论文。《力学化学引论》（1893）包含有最大功原理的整个历史的概观，其中用证据表明，贝特洛论文中的几个命题没有一个不是与托姆森的逐词类似。在这些命题给出的热化学系统的完备形式中，只是省去了托姆森的名字。《流体动力学、弹性、声学》（1891，两卷本）是迪昂对相关领域研究的精湛总结，在这些专业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电磁学教程》（1891~1892）洋洋大观共三大卷。该书不仅展示了物理学各个分支能够综合统一的广阔视野，而且也体现了迪昂所追求的科学理想的特征。正如其序言中所写：

自1881年，当泊松（S.D.Poisson，1781~1840）开创了电现象的理论分析以来，一群伟大的物理学家对该课题进行坚持不懈的研究，他们的发现今天构成最广阔的科学聚集体，从而似乎达到了协调如此之多努力的结果的时刻：需要把在形形色色观念中构想的、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分散在无数期刊中的研究统一装在一个包裹里。如果人们成功地达到这样广泛的综合，那么人们也许会站在人类精神不断形成的自然哲学的最美体系面前。

迪昂并未花言巧语开空头支票，他在一千五百页的巨著中确实建构起这样一个美丽而宏伟的、综合性的逻辑结构体系。在亥姆霍兹工作的基础上，他展示了亥姆霍兹-迪昂电动力学构架，它比麦克斯韦理论更普遍，同时免除了复杂性和逻辑不一致。他在同一序言中这样宣称：

我们向自己提出的是，尽可能逻辑地阐明电磁理论，而不是理论的汇编。人们在这里将找不到就电磁现象所说的一切，我们只是想要人们在这里发现就该课题提出的真正清楚的和富有成果的观念。在含有科学的矿石中，也总是包含着杂质。我们要清除许多杂质。我们保留的东西的品位将全是富品位。

迪昂对他的三卷本巨著的自我估价并非言过其实，而是相当务实和谨慎的，这从当时著名的电磁学专家赫兹（H.Hertz，1857~1894）的热烈反响和高度称颂——这绝不是出于客套——中可以略见一斑。在1892年4月18日寄出的名片上，赫兹匆匆写下“万分感谢您的令人喜欢的邮寄物”，同时在信中真诚地写道：

您寄给我的《电磁学教程》使我极为高兴，我衷心地感谢您。这样的著作不能匆忙地阅读；迄今我已通篇翻阅了它。无论如何，我已经看到，使所有法文著作显出特色的明晰和透彻以最高的程度支配着它，我将从中大受教益。想到与您这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开始接触，我感到其乐无穷。在不长时间，我的关于电振荡的专题著作将再版，我将冒昧地把书寄给您，以答谢收到您的著作。这无疑是十分不对等的交换，但我只能提供这种交换。

尽管迪昂受到国际科学大师的赞誉，但是他在法国却被上层人士忘到脑后。几次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教师空缺，就迪昂论著之多、水平之高而言，他应该是最恰当的候选人。科学院也忘记了，在法国某地还有一个有充分权利赢得奖赏和荣誉的人。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己任的学者而言，荣誉和地位毕竟是暂时的，是过眼烟云；唯有成果和思想才是永恒的，是历史丰碑。就此而言，谢弗里永在1930年以来给埃莱娜的信中所做的下述评论永远是合适的：

生活为迪昂辩护。名牌大学为数众多的教授没有生产出永恒的产品，而他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热力学中的工作，像他作为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工作一样，对于整个学术界来说似乎永远具有崇高的价值。

谢弗里永说，迪昂不看重晋升；倘若他能够工作、教书、实施他的计划并讲他所要讲的东西，那么他在外省大学还是回巴黎，对他来说无关紧要。这段话前一句说得对，但后一句却不完全符合实际。迪昂的确不大关心显赫的地位和虚名，不过他还是想待在巴黎——利用巴黎优越的学术条件更好地实施他的计划和抱负。然而，迪昂回巴黎并不是无条件的，他的原则性很强。1893年，当在法兰西学院设立科学史教席时，一位教授想通过若尔当查询，迪昂是否愿意接受提名。迪昂对朋友若尔当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如果我任何时候应该重返巴黎的话，巴黎将得到的只是作为物理学家的我。”迪昂的态度很坚决：他绝不走科学史的“后门”回巴黎！

命运又一次跟迪昂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未能如愿以偿地回巴黎工作，而被发落到雷恩（Rennes）。一场未曾料到的冲突爆发了，就像夏日突如其来的大雷雨一样。事情发生在1893年7月初，由于天气炎热炙人，实验考试日程不得不重新安排到从下午到凌晨进行，这样便给实验室主任帕约（R.Pailot）增添了额外负担，负担与迪昂添加的一些说明有关。帕约不理睬这一安排，迪昂显然失去自制力，当着学生的面尖锐批评了帕约的失职行为，要求理学院院长德马尔特迫使帕约为玩忽职守而认错。院长只想息事宁人，没有满足迪昂的要求，于是和迪昂发生争执。在此事件之前，迪昂一直认为德马尔特是朋友，而不是心照不宣的对手，只是对他惯于采用的调和主义态度不满。没想到在争执激烈之时，这位院长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起手像要打架一样，反对他的年轻下属。德马尔特还扬言，除非迪昂转到其他地方，否则就无法满意地了结这一事件，无论里尔大学蒙受多大损失也在所不惜。这分明是向迪昂下“逐客令”！

迪昂的朋友法布尔等劝导迪昂忘掉争吵，不要与小人一般见识，要多向前看。但是潘勒韦告诉迪昂，反对他的计谋正在暗中紧锣密鼓地策划。迪昂不愿与那些人周旋，他有些不耐烦了。他请求调离获准。其实，雷恩大学早知迪昂的才干，积极活动以争取迪昂，且以教授席位相许诚邀。迪昂对此并不热情，他嫌雷恩没有良好的图书馆，更糟糕的是理学院教授每年要参加文学院两千多预科学生的审查工作。迪昂未去成巴黎——巴黎的教席的价码在1890年代甚至在此后并非总是用学术成就和教学才能衡量的，他只好在7月29日郁郁不乐地到雷恩受命。

与作为法国北部工业中心之一的里尔相比，位于巴黎以西稍偏南的雷恩只能算是农村，而且远离巴黎。雷恩虽说是布列塔尼省的省会，但当时人口不到七万，唯一的好处是“甜美的静谧”。迪昂的中学和大学的校友若尔当也同时到此任中世纪史讲师，他常常看到迪昂通过散步解决学术问题。人们也能碰到迪昂领着三岁的小女儿散步，他有时抱着她，她则扯着爸爸的黑胡须玩。

几乎从第三共和国开始，雷恩就受共和主义者和激进主义分子的联合统治，受反教权的官员操纵。幸运的是，1896年才由四个学院正式联合而成的大学，对权力政治似乎不大热衷。作为物理学讲师，迪昂被分配教两门课程：物理光学、流体静力学、毛细现象和声学。按理说，不管迪昂怎么想，他的成就都会使他在不久获得受尊敬的职位。可是，大学的现状却使迪昂感到心灰意冷：他不得不按最基础的水平教学，有时教师甚至编写的是针对中学高年级学生的教材；既缺少鼓舞和激励人心的学生，也没有智力超群的教授；大学图书馆只有几个房间，落满灰尘的资料混乱不堪。在迪昂的坚持下，图书馆才整理出供他研究所需的书刊，这件新鲜事曾在大学引起轰动。一年后当迪昂离开雷恩大学时，据说一位老教授发问：“现在他走了，所有这些书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迪昂的博学在雷恩理学院给人们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迪昂不喜欢参加正式的、大型的专题学术会议，但是他还是在若尔当的陪同下，于1894年9月初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天主教徒科学会议。会议是由布鲁塞尔科学学会组织的，迪昂从1891年起就是该学会的会员。他不是以他提交的论文，而是以对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严厉批评引起反响的。

在哲学组，针对未来的巴黎天主教研究所所长比洛（P.Bulliot）关于物质和质量概念的论文，迪昂即席发表评论。他认为，如果把实证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范围作为对象的研究明智而谨慎地进行的话，那么将导致基督教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和解。但是，这样的研究是极其困难的。迪昂详细申述了理由。鉴于迪昂的讲话值得人们深思、记取和警惕，现不妨直录如下：

只有各种实证科学的原理对哲学家来说是感兴趣的；但是，为了了解这些原理，阅读通俗读物是不够的，甚至阅读有能力的物理学家所写的专题著作的第一章也是不够的。人们不理解科学所依赖的原理的意义和联系，除非人们对这些科学多年研究，用一千种方式把这些原理应用于特例，并且深刻地掌握德国人所谓的科学素材的技巧……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胜任地和富有成效地把握对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是共同领域的问题，那就让我们以研究实证科学十年、十五年为开端吧；让我们首先单独地、为它自身而研究它吧，而不要使它与如此这般的哲学断言和谐；这样，当我熟悉了它的原理时，以一千种方式应用它，我们才能够探求它的形而上学意义，这种意义将并非与真正的哲学不一致。任何一个觉得类似的劳动是言过其实的人，必须不要忘记，对与科学和哲学每一个前沿相关的问题之一的每一个草率的、在科学上不正确的答案，都会导致对我们事业的最大的偏见。哲学家必须仿效科学家的坚忍不拔。一旦提出问题，倘若必要的话，科学家就献身数世纪去解决它。他们只接受精确的、严格的答案。

无论如何，我们正在与之战斗的学派给我们以例证。实证论学派、批判学派出版了许多科学哲学著作。这些著作刊登着欧洲科学的最伟大的名人的名字。除非我们以也是实证科学大师的人所做的研究来反对他们，否则我们不能击败这些学派。

迪昂即席发言时，房间里挤满了人，大多数是牧师。在参加会议的一千左右的人中，大半是哲学家，他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因此引起轰动便是必然的了。迪昂显然欢快地写信告诉他的母亲：“我公正地告诉这些天主教哲学家：如果他们在对科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还要固执地谈论哲学，那么自由思想家就会奚落他们；为了讲谈科学和天主教哲学相互接触的问题，人们必须用十年或十五年研究纯粹科学；如果他们不变成具有深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必须依旧三缄其口。……这个观念一旦发出将会取得进展；整个下午人们在会议上仅仅谈论这个问题。我不后悔事已至此。我相信，我播下的种子将发芽、生长。这些虔诚的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所讲出的真理，这不会使我吃惊，但是我惊奇地看到，他们做出了反应，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出了反应。”

尽管在雷恩之外，维凯尔（E.Vicaire）伯爵就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等问题与迪昂进行争论，但是在此地迪昂却深感智力上的孤独。这里缺少切磋琢磨的朋友，缺少好学善思的学生，没有他发表高见的论坛，当然也没有知音听众。但是，这些不利条件并未遏止迪昂异乎寻常的多产性，因为他的思维太活跃了，以致情绪上的压抑也难以阻止喷涌的新思想。他首次发表的关于判决实验不可能的论文，阐明了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和法国精神之间的差异。虽然十年前他在处女作中就明确提出，物理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是阐述它的概念完备性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详细撰写物理学史。在雷恩的一年内，他由对物理学理论的反思自然引起对物理学史的反思。他开始在《布鲁塞尔科学学会年鉴》上发表系列论文，作为他阐明光理论真正本性的手段。他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关于热力学原理、电动力学和电磁作用等方面的论文，比利时皇家科学院也为他提供发表的机会。

若尔当不能不注意到迪昂研究的训练有素、井井有条的风格，这也许是他对秩序和逻辑的理性爱好的具体显现。若尔当这样回忆说：迪昂从未被工作弄得不知所措或焦头烂额；尽管他手头同时有三四个项目，但他总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依照允诺按时交稿或完成其他工作，就像他的写字台那么井然有序一样。他离开房间只是为了放松一下，散步对他来说也是工作，是化解难题的工作。一旦思路形成了，他则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一沓沓漂亮的、整齐的、清晰的手稿。

连雷恩大学校长也觉得迪昂在此是大材小用，颇受委屈。他在1894年6月12日致巴黎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迪昂的学术高水平在雷恩是莫大的浪费。巴黎当局认为迪昂有“不易相处的个性”，但理学院院长则担保，迪昂与他的同事的关系是符合一般准则的，并未有人对他的性格表示不满，迪昂是一位精神杰出、性格坚定的人。

迪昂并不是不想去巴黎工作，只是他心里明白，他道路上的障碍在何处。潘勒韦完全理解他的朋友的沮丧之情，他写信劝慰迪昂：时间和优势在您一边，您最终将凯旋。迪昂本人也不怀疑他会在某一天转移，但他暂时还希望在雷恩再待些年头。1894年10月10日，他出发前往布鲁塞尔，向皇家科学院呈递他的七篇专题论文的头一篇。10月13日，当他出现在科学院时，公共教育部决定把他调到波尔多（Bordeaux）任职。这个意外的消息使迪昂呆若木鸡。虽说波尔多要比雷恩条件好得多，但这个调令并不是教育部有意重用迪昂，原来是临时用迪昂填补波尔多大学物理学教授皮奥肖恩（J.E.N.Piochon）突然辞职而留下的空位。可是调令通知他仍是讲师头衔，虽然他得尽教授的职责，且早已超过教授的水准。迪昂再次被人愚弄了！

在惊愕和丧气之中，迪昂写信给高师的好友塔内里，表示他不愿接受调令。对于巴黎当权者这一缺乏善意的行为，塔内里也感到意外和不满，他直接找到公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利亚尔（L.Liard）。利亚尔告诉塔内里：“转告您的朋友迪昂，他必须接受；他必须明白，波尔多是通向巴黎的道路。”塔内里即刻向迪昂发了电报，可信赖的挚友转达的信息当然是可靠的。迪昂驱散了心头的阴云，决定赴波尔多就任。他也许会想到在这个港口城市附近，两个困惑不解的旅行者著名争论的故事：人由于他们的自由意志，是否会像鹰那样，能够改变损害他人的习惯。迪昂不怀疑这一点，他出于自由意志去了波尔多。但是，他哪里知道，通向巴黎的大门向他紧闭着。他依然是那个心怀叵测、不能彻底改变病态意志的人的牺牲品。他在波尔多走到生命的终点，但却走向逻辑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