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史家的迪昂

迪昂是物理学家，他自己也认为他是物理学家，尽管他在其他学科和领域也颇有建树。由于迪昂、彭加勒等人的成就，使法国理论物理学在20世纪焕发出新的荣光。迪昂的科学贡献主要集中在热力学、流体力学和弹性学等领域，而能量学或广义热力学则是迪昂科学生命的核心，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化理论的胚芽。吉布斯-迪昂方程、迪昂-马古勒斯（M.Margules，1856~1920）方程、克劳修斯-迪昂不等式、菲涅尔-阿达马（J.-S.Hadamard，1865~1963）迪昂定理等专有名词至今仍然频频出现在相关科学文献里，就是迪昂不朽的科学成就和永恒的科学思想的有力证明。德布罗意的评论对迪昂物理学工作给予恰当总结：

迪昂是一位把美妙的和伟大的工作传赠下来的理论物理学家，今日的物理学家还能够从中发现许多值得研究和有效反思的论题。

关于迪昂的科学贡献，我们不拟在此详述。在以下的篇幅里，我们只想评介一下迪昂这位哲人科学家在他的非主攻方向，即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业绩。迪昂在这两个学科的贡献都是独到的和巨大的，甚至使专业研究者也不免感到吃惊和汗颜。>

迪昂虽然从未自诩科学史家，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鸿篇巨制却使他成为一位积广流厚的科学史家，成为现代科学史名副其实的奠基人。在这个领域，他也许胜过当时所有其他科学史家，因为没有研究者接近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人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与迪昂相比，他的同时代的科学史家似乎有点外行人的味道，因为他们缺乏迪昂那样卓越的才干和博大精深的素养。迪昂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有能力深刻地评价、分析、批判过去的科学工作的内容。迪昂说过，批判任何科学工作，就是要分析和评价它的逻辑结构，它的假设内容，以及它与现象的一致。只有下述科学家用完善的才能和巨大的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人创造了基本的科学，同时也是第一流的科学哲学家，而且通晓多种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显然，迪昂是能够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科学史家，因此他的科学史工作自然要优于其他科学史家了。

迪昂对科学史的兴趣来源于他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他早就认为，要卓有成效地创造新科学，就要批判地理解科学和科学哲学。为了正确地理解科学思想的连续性，迪昂深入地、广泛地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他起初研究科学史，主要是想支持他的科学哲学，而他所进行的科学哲学研究，则是为了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其结果，迪昂成为一个智力十分高超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

迪昂1902年出版的《化学化合与混合：论观念的进化》和1903年出版的《力学的进化》，就是这样的有材料、有分析、有评论的历史批判著作。尤其是后者，可与马赫的《力学史评》 （亦译《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1883）相媲美。该书的第一编是自然哲学思想发展的权威性的、高明的叙述，它表明各种观念是如何受到赞成、如何发展、尔后又是如何被抛弃的，另一些观念是如何受到偏爱、如何变化、如何在转变中得以保留的。第二编是19世纪末的力学物理学的概观。迪昂当时已经看到，物理学急剧的、持续的、激动人心的成长，已经摇撼了古典力学的根基和古典物理学家的一些信念；由于纠缠到新的问题，力学赖以建立的基础的可靠性受到怀疑，它再次向新的领域进军。

迪昂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发现中世纪的科学的历史，他对17世纪物理学和古代物理学的发展史也做出有深远意义的和独创性的研究。迪昂幸运地在巴黎图书馆找到许多中世纪的手抄本，他运用大量的原始资料证明，科学的发展总是连续的，从而是进化的，伽利略的思想也是由许多早期的科学工作进化而来的，并不像伽利略本人和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是最早的。为了充分说明这些观点，迪昂由静力学起源的研究开始他的考察，结果形成了两卷专题著作《静力学的起源》（1905~1906）。迪昂在书中追溯了静平衡原理从古希腊到拉格朗日的发展。他洞察到，近代科学诞生于公元1200年左右的中世纪，中世纪的部分成果被15世纪和16世纪的一群数学家抄袭，他们把这些作为他们自己的贡献加以发表。迪昂谴责这种智力上的腐败现象，他强调指出，传统对于真正的科学进步是必不可少的。

迪昂由建立物理科学历史的实际记载，进而研究各个时代最重大的个人成就，他着手研究达·芬奇的笔记和原始材料，以及16世纪科学家的著作。16世纪的科学家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那里得知，他们的物理学实际上来源于中世纪。人文主义者抱怨中世纪的倒退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浮夸，与此同时却一字不漏地抄录中世纪的科学手抄本——这是人文主义者的知识的真正源泉。

1905~1906年，迪昂在三卷专题著作《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所看到的和看到他的》中，发表了他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他运用翔实的中世纪科学的原始资料令人信服地表明，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世纪的大学，特别是巴黎大学起了重要作用。他揭示出，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出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思想的抨击，这是否定希腊哲学关于运动概念的思想开端，它以惯性原理、伽利略的工作以及近代科学而告终。他确认，巴黎大学神学院1327年前后的院长让·比里当具有惯性原理的最早思想，并用拉丁术语impetus（冲力）引入了一个量，这个量虽未明确定义，但却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动能和动量的量有关。迪昂分析了稍后的萨克森的阿尔伯特和奥雷姆的著作的重要进展，后者尤其完成了值得重视的工作，因为他关于太阳系的思想是哥白尼的先驱，他关于解析几何的工作是笛卡儿的先驱。接着，迪昂指出，达·芬奇这个具有多方面天赋的人，吸收和继承了他的先驱们的工作，铺平了科学发展的道路。伽利略正是沿着这条道路，继16世纪的许多科学之后，明确地开始了近代力学发展的历程。

迪昂然后着手独自一人对科学史——从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到古典物理学建立的物理学理论的历史——进行最为不朽、最为系统的研究。迪昂在短时间内所做的开创性的工作之浩繁是令人惊讶的、超越时代的。他计划在四年内写十二卷书，最后只完成了十卷手稿。这部名为《宇宙体系：从柏拉图到哥白尼宇宙学说的历史》在他在世时出版了四卷(1913~1916)，第五卷是在他去世后的1917年出版的，迪昂的女儿在1954~1959年监督出版了其余五卷。在1908年，迪昂还出版了一本《拯救现象：论从柏拉图到伽利略的物理学理论的观念》。这部著作是最重要的物理学历史著作的文献汇集，它揭示出形式化的数学在西方科学发展中总是起实质性的作用。该书中的有价值的历史引言，可以看做是《宇宙体系》一书全部观点的浓缩。

迪昂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坚定信念和明确感受的人，他的所有判断都与他的基本观点一致。他也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的爱国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科学观点和价值判断（但从未达到使这些观点和判断绝对无效的程度），结果他倾向于过高估计法国科学家的成就，而低估或贬低其他国家科学家的贡献。他驳斥了奥斯特瓦尔德关于“化学是德国的科学”的论断，批判了德国科学中的蒙昧主义和“自然哲学”倾向。他尤其对英国科学家怀有偏见，认为他们的思想粗俗而浅薄，因为他们缺乏逻辑严密性，对科学的系统数学理论漠不关心（这些批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而且他从未诉诸恶语和谩骂）。他并未因牛津默顿学院的经院哲学家对运动学理论的贡献而称赞他们，也未因托马斯·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对亚里士多德运动定律的重新系统阐述的重要性而褒扬他。同时，他却不恰当地高估巴黎大学在新物理学中的意义，过分颂扬比里当、奥雷姆等人的贡献。他的宗教感情也使他过高评价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的科学的哲学。他称颂巴黎大学的经院哲学家具有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都服从同一物理定律的观念，而实际上第一个明确宣布这一点的却是德国中世纪的科学家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尽管迪昂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冲淡了他对法国人科学贡献的过高估价，但是个人感情方面的因素对他在价值判断中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迪昂也意识到，要在任何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价值方面做出裁决，都需要一定的文化观点，即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和理智的观点。

作为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迪昂不仅写出彪炳千古的科学史巨著，而且也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整个科学史乃至文明史进行了反思，在科学史观和编史学纲领方面提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出自迪昂的史学实践，也得益于法国丰厚而优秀的史学传统。

迪昂的科学编史学纲领的主要观点是：（一）“历史的真理是实验的真理（truth of experiment）[vérité d'expérience]。为了识别或揭示历史的真理，心智要精确地遵循与揭示实验的真理相同的路线。”（二）“在所有历史探究的开端，正像在一切实验探究的开端一样，预想观念是必要的。”（三）“不存在任何历史方法，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历史方法”；“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历史研究需要敏锐的直觉或卓识（good sense）。（四）“在每一个科学领域，但是特别在历史领域，对真理的追求不仅仅需要智力能力，而且也要求道德品质：正直、诚实、摆脱一切偏好和所有激情。”关于如何利用收集到的文献，如何有眼力地细查它，迪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它是可信的吗？它具有的日期是它显示的签署，而不是事后由某个遗忘者或无知者添加的签署吗？它是完备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讲，它不只是一个片段吗；而且，假使那样，缺失部分的范围、性质和意义会是什么呢？它是不偏不倚的吗？作者毫无添加和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他认为是真实的一切吗？他的激情和利益没有导致他夸大、或隐瞒、或窜改他再告诉的事件的一部分吗？或者恰当地讲，相反地，他不可能透彻了解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这些事件吗？我们准确地理解他使用的语言吗？对于他针对他们发表思想的那些人来说，他提出的思想向我们适当地传达了它们具有的含义吗？这里只是附带地触及的、文献的最细微之处呈现的多种多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才是问题；如果人们要把这种雕刻在石头或金属上、书写在纸莎草纸或羊皮纸或纸上各种各样的记符这种死东西，转换为告诉我们过去时代的惟妙惟肖的、栩栩如生的存在，那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迪昂早就提倡一种文脉主义或与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编史学进路：注重科学家和思想家曾经正在工作时的语境或与境，这种上下文的知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使用目前流行的标签或术语的含义时，为什么会出错。因此，他潜入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世纪的科学：他广泛搜集、严格依赖原始资料，防止过多地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过去，力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便正确地鉴别事实在其所处时代具有的真实意义。他在谈到如何诠释和理解与我们相隔久远的物理学家的实验时，也本着这种进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关于我们正在讨论的物理学家的理论的充分信息，如果无法在他们采纳的符号和我们接受的理论所提供的符号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那么这位物理学家借以把他的实验结果进行翻译的命题对我们来说既不真，也不假；它们将无意义，是死的字母；在我们的眼睛看来，它们将是埃特鲁斯坎语铭文或利古里亚语铭文对铭文研究者来说的东西：用译不出的语言写的文献。”迪昂进而指出，前人著作中的许多命题被未读懂它的人看做是极其可笑的错误，可是如果换一种思路在当时的语境或文脉（contex）中去诠释和理解，结论就会迥然不同。拿现在最易于理解的方式去读过去的文本，显然是不合适的。

迪昂是历史主义的先驱。历史主义把历史的根本意义看做是一种诠释原则，该原则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不同的作者强调不同的方面；它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世界和历史研究的历史世界：一个研究普遍规律，一个研究个别事实，这要靠历史学家的直觉才能捕捉。迪昂的历史主义也表现在他的这一看法上：人类的历史服务于任何观念的展开，更不必说伟大的观念了。但是，

这种伟大的观念并未在我们的目光之下以哲学论述的方式展开它自己。与我们现代的历史学派喜爱的方法一致，那种伟大的观念并不想用普遍命题表达。它宁可揭示它自己，就像它在世界中具体而生动地发展一样；它将通过那些把教导人类作为他们天职的人之口讲话，它将在担忧人民的压力、动乱和革命中激动；人们将看到，它在一大堆杂乱的事件之下穿越。不管它是人的言论还是事实的叙述，这一切都要通过严肃批评的严峻考验，……

迪昂关于人类历史中存在的伟大观念是在历史世界中具体而生动地发展的思想，使他在规律性和独特性、客观性和个人涉入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这既避免了实证主义的极端偏执，又摆脱了存在主义的矫枉过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历史主义某些固有的弱点。

通过深入的科学史研究和在科学前沿的长期探索，迪昂充分认识到，科学史是一项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业，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认知价值。迪昂认为，要正确、深入理解任何智力努力或任何一门科学，就必须理解它的起源和发展。了解概念的沿革和准备解决问题的沿革，对于把握概念和解决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乃至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熟悉科学史，也能看清科学的目的、本性和结构，有助于猜测和预见科学的未来趋向，避开误入歧途的诱人时尚。因此，科学史成为科学理性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在科学认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功能。

其次是方法价值。历史方法是一种卓有成效方法。奥斯特瓦尔德和萨顿都认为，科学史是一种研究方法。迪昂早就对此心领神会。在迪昂的心目中，科学史不仅在物理学理论的建构和完善——例如假设的提出和取舍、实验证据的判断、理论体系的修饰和协调等——中发挥其功能，而且物理学方法本身也离不开科学史的教导：“所有抽象的思想都需要事实的核验，所有科学的理论都要求与经验比较。我们关于恰当的物理学方法的考虑除非把它们与历史教导相对照，否则便不能合理性地加以判断。我们现在必须致力于收集这些教导。”迪昂十分重视“历史方法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他甚至和盘托出下述论断：

给出物理学原理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对它做逻辑分析。对物理学调动的智力过程的批判稳定而持久地与逐渐进化的阐明联系在一起，通过这样的逐渐进化，演绎完成了理论，并用它构造出观察所揭示的定律的更精确、更有序的表达。

再次是教学价值。迪昂指出，准备让学生接受物理学假设的合理的、真正的和富有成效的方法是历史方法。重新追溯经验问题在理论形式首次勾勒出来时自然成长所经由的变化，描述常识和演绎逻辑在分析经验问题中的长期合作，这是使学生和研究者了解关于物理科学这个十分复杂的和活生生的有机体的正确而清楚的观点的最佳方式，甚至事实上是唯一的方式。尤其是，做出发现的方法的历史在学习物理学时具有重要意义。在几何学中，演绎法的明晰与常识的不证自明的公理结合在一起，教学能够用完备的逻辑方式进行。可是在物理学中，情况则大不一样，教学不可能是纯粹逻辑的，必须通过历史为每一个基本假设辩护，必须在逻辑要求和学生的智力需要之间妥协。

最后是平衡价值。科学史是一个平衡器，它能使科学家在诸多对立的和竞争的思潮、时尚、观念、方法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微妙的平衡，它或迟或早总会把一切事物和人控制在其真实大小的范围内，从而避免陷入某一片面的极端而不能自拔。诚如迪昂所言：“唯有科学史，才能使物理学家免于教条主义的狂热奢望和皮朗怀疑主义的悲观绝望。……物理学家的精神时时偏执于某一个极端，历史研究借助合适的矫正来纠正他。”

迪昂无疑也认识到科学史的人文价值，因为他一直把科学看做是历史进化中的人的活动和人的事业，尽管他未明确地加以阐述。无论如何，从上述价值可以看出，迪昂对科学史的启发意义和教育意义是心领神会的，他肯定会与富勒（T.Fuller，1608~1661）的下述言论心照神交：“历史能使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既没有皱纹又没有白发的老人；使他既富有年事已高所持有的经验，却没有那个年龄所带来的疾病或不便之处。而且，它不仅能使人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还能使人对即将来临的事情做出合理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