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化石发现和失踪之谜

北京，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举世瞩目的历史名城。今天的北京，生机盎然，日新月异。在这里，历史与现实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显得古老而又年轻。然而，树有根、水有源，今日的北京是历史北京的继续和发展，正像川流不息的永定河一样，有它的源头和上游，北京也有它的起点和童年。那么，北京人的起点在哪儿？哪里曾留下童年北京人的脚步呢？

“龙骨”真的是龙的骨头吗？

自古以来，“龙”的神话和传说就流传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陶器和玉器上刻出了古朴拙稚的原始的龙形象，而在商周时代瑰丽精美的青铜器物上，那千变万化、令人目眩心醉的各种龙纹更是使人叹为观止。秦汉之后，龙与封建帝王有了“血缘”关系，在历代“真龙天子”们的推崇与褒扬下，龙的艺术形象更为鲜明，也变得更为威武神圣。80年代中期，一首《龙的传人》唱红了江南塞北，风靡了全国。

既然早就有了“龙”的传说和神话，从而相应地也产生了“龙骨”这一名词。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地下经常会埋藏有硬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奇形怪状的动物骨头和牙齿，这些骨头和牙齿还常常具有收敛、止血等医疗作用。智慧的中国人是富有想象力的，自然就把这些样子奇特，同时又多少具有些“奇效”的骨头和牙齿称为“龙骨”、“龙齿”。“龙骨”作为中药铺出卖的一味普通药材，并不引人注意。大多数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龙骨”实际上是脊椎动物的化石。它带给人类的研究价值远远大于它的药用价值。几百年来，不知多少珍贵稀有的“龙骨”被人研磨成粉末吃进肚子，而隐藏在这些化石中的历史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中国的“龙骨”、“龙齿”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期，一位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来到北京行医，从中药店里买了许多“龙骨”和“龙齿”。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北京糟蹋得满目疮痍。在这种人心惶惶、百业凋零的状态下，哈贝尔的生意也准以为继，只好打道回国。离开中国的时候，哈贝尔带走了一箱“龙骨”和“龙齿”。1930年回到德国以后，他就把这些化石送给了德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斯洛塞尔教授。斯洛塞尔研究了这些化石，并且从中发现了一颗既像人又像猿的牙齿，这颗牙齿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注意。

中国龙

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关于“龙”的传说和神话。甲骨又是我国目前可以认识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编》收入的不同写法的“龙”就有36个之多。传说龙是一种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正是由于此，龙也就成了过去中国皇帝的象征，皇帝常把自己比作“龙”。我们走到北京的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宫殿前的云龙阶石都刻有张牙舞爪的“龙”，几乎成了龙的世界。

“鸡骨山”是如何走进人们视野的？

应当时中国政府的邀请，安特生在1914年来到中国担任实业部的矿业顾问，主要的任务是协助中同开展煤田及其他矿产资源的调查。不过，安特生知识渊博、兴趣广泛，而且念念不忘在欧洲时就知道的中国的“龙骨”，因此，经常以各种途径收集化石就成了他的“副业”。

1918年2月的一天，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拿出了一块红色黏土给安特生看，而这块粘土里包裹了一些碎骨片化石。吉布告诉安特生，化石产地是位于北京西南方向的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那里还有很多保存有类似堆积物的山洞。这太令安特生兴奋了。3月22日，他就骑上一头毛驴向周口店鸡骨山进发，进行了两天的野外考察。

“鸡骨山”是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南约两公里处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因为在山上总是会不时挖出一些细小的骨骼，当地村民以为是鸡骨，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鸡骨山”。在安特生眼里，这些鸡骨却暗示着这里的地层中蕴藏着更加古老的秘密。

安特生来到鸡骨山考察的时候，裂隙堆积周围的石灰岩由于人们需要烧制石灰而已经被开采殆尽，只剩下裂隙堆积物孤零零地遗留在那里，像一座小塔一样。安特生在这里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动物和一种食肉类动物的化石，其中啮齿类的化石数量非常多。随后的两年，安特生把注意力放在了研究发现于河南的大批三趾马上，周口店鸡骨山的事被他暂时搁在了一边。

1921年的初夏，刚刚在维也纳取得了博士学位没多久的奥地利青年、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了中国，打算和安特生合作从事三趾马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为了让师丹斯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适应将来的野外工作，安特生特意安排他先到周口店，对鸡骨山进行了继续的发掘。

中国古人化石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都相继发现了许多原始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说明从遥远的远古时代，我国就是人类的故乡。我国的远古人类，从其种属分类来看，可以分成直立人和智人两个发展阶段。直立人是脱离动物界最早的人。我国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有云南元谋人、湖北郧县人、湖北郧西白龙洞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安徽和县人和陕西大荔人，在这些直立人中，以北京人最具有代表胜。

是哪一位“仙”使龙骨山出了名？

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说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北京西南郊周口店的龙骨山。论高度，它只有几十米、海拔高度也只有150米；论气势，它不过是一个低矮的小丘与它身旁巍峨的北京西山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它在世界上却大有名气，被视为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块圣地。那么，是哪一位“仙”使龙骨山出名了呢？这个“仙”就是距今50～60万年前的我们的老组宗——北京猿人。

为了给在师丹斯基传授美国的先进发掘技术，1921年3月份的时候，安特生请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考察团的首席科学家葛兰阶一起来到周口店。有一天，他们在鸡骨山发掘得正起劲儿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告诉他们离这里不远处还有一个地方，能够采集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们在那位老乡的带领下来到周口店火车站西面150米处的一个废弃的石灰岩采石场，原来这儿有一条填满了堆积物的裂隙。他们在这条裂隙里搜索了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化石。接着，他们又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有犀牛、鬣狗和熊等；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种下颌骨骨质极端增厚的鹿类化石，这种鹿后来就被命名成了“肿骨鹿”。

这个新地点，就是后来因发现北京猿人而享誉世界的“龙骨山”。而当时就是在这个新地点，安特生注意到了堆积物中的一些边缘锋利的白色脉石英碎片。他觉得，用如此锋利的刀刃似的石片切割兽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此，这些石片很可能就是被我们人类祖先使用过的石器。安特生对这一发现与推测感到十分高兴，于是，他一边儿轻轻敲着岩壁，一边儿意味深长地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他。你不要着急，如果必要，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到底。”

周口店

周口店隶属于北京郊区房山县，位于北京城区西南约50公里。在周口店附近的山上，山体构成是距今4亿年前的奥陶纪形成的石灰岩，岩层很厚。石灰岩很容易被带酸性的水溶解，因而在岩体内部形成了许多的洞穴和裂隙。洞穴和裂隙一旦形成，水流等作用就会将当时周围环境中的泥沙连同死去的动物尸体带到里面来。天长日久，这些泥沙层层累积形成了裂隙堆积或洞穴堆积物，而裹埋在其中的动物尸体的坚硬部分，比如骨骼等就变成了化石。

“北京女士”因何会引起世界轰动？

安特生和葛兰阶走后，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又继续工作了好几个星期，在这个新地点发掘出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有一颗牙齿很可疑，但师丹斯基没有认出它是人类祖先的牙齿，而只把它当作了类人猿的。

安特生对周口店仍然满怀希望。1923年的秋天，他要求师丹斯基继续发掘这个新地点。可是，剩下的堆积物已经高高地悬在了陡壁上，继续发掘非常危险。师丹斯基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可能地采下来以后，就结束了野外工作。不久，师丹斯基回到了欧洲，从1924年1月开始，在乌普萨拉大学对这些中国化石标本展开了研究。

1926年夏天，师丹斯基在整理标本时终于从发掘于周口店的化石中认出了一颗古人类的牙齿，这让他又想起了1921年发现的那颗“类人猿”牙齿。经过重新研究和仔细对比，师丹斯基认为两颗牙齿都属于“真人”。不过，他还不敢过于肯定。为了使结论留有余地，他在1927年发表的报告中在“真人”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

周口店发现了人牙化石！这个消息在1926年9月底或10月初传到了北京，并在10月22日正式公布。这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因为，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年代如此古老的人类化石。而且，由于化石发现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这无异于为当时正流行的“中亚热”火上加油。

周口店的发现当时就得到了学术界多数人的承认，不过，难免也有个别怀疑者。在一次交谈中，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地质学老前辈、美国著名学者葛利普教授睁大了眼睛问安特生：“喂，安特生博士，北京人是怎么搞的，它到底是人还是食肉类？”安特生则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尊敬的葛利普博士，来自周口店的最新消息是：我们的老朋友既不是一位男子汉，也不是食肉类动物，而是走在它们当中某个阶段的代表，并且还是一位女士呢！”

这是一番多么饶有趣味的对话！难怪在此以后的几个月内，“北京女士”竟然成为周口店这项重大发现的代名词。我们人类的老祖母或是外祖母的最早身世从此被前推到了50万年前。

葛利普

葛利普是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少年时家境贫寒，1896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898、1900年获哈佛大学理学硕士、博士学位。1920年应聘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贡献给了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奠基的伟大事业，中国最早一批地层古生物学者大都出自葛利普的门下。正是他首先使用的“北京人”这个俗称使得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

“北京中国猿人”这个新属种是如何建立的？

周口店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化石，这使得深深卷入“中亚热”的步达生兴奋异常。他决定将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作为一个“有联系的追加项目”纳入他与安特生合作的中亚考察计划中。因此，还没有等到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化石的消息正式公布，他就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设想了。当年的10月5日，他起草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资金，一方面资助对周口店含化石裂隙堆积物的进一步系统发掘，另一方面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构。随后，步达生又找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协商与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具体合作的方案。

经过多次斟酌，他们终于在1927年2月上旬草拟了一份文件，名为《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协议书》。以此为基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对周口店的系统发掘工作在1927年的春天正式启动。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在第一年就旗开得胜，挖到了整整500箱化石。而且，步林在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其出土位置离当年师丹斯基发现第一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地点很近。

步达生详细地描述研究了这颗新发现的古人类矛齿化石，认为它是一颗成年人的第一左下臼齿，性质与师丹斯基发现的那颗臼齿一样。因此，他建议以这些牙齿化石为依据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或称为“北京中国猿人”。

元谋猿人

元谋猿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又称元谋直立人，简称元谋人。1965年5月，发现于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地处元谋盆地的边缘地带。出土的早期人类化石包括两枚左右上内侧门齿，属于同一位成年人个体。两枚牙齿齿冠保存完整，十分粗壮，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据古地磁法测定，元谋猿人生活的年代距今有170万年（另有测定结果为距今164万年，或者为距今60至50万年）。

新生代研究室是哪一年建立起来的？

步达生在1927年底回到了加拿大，周口店1928年的工作就由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福顿主持。这一年，周口店又来了两位日后蜚声中国科学界的人物：杨钟健和裴文中。

1928年的收获比1927还好，挖掘出的化石材料有575箱，而且，还发现了一件北京人少女的右下颌骨和一件保存了3颗完整臼齿的成年人的右下颌骨。这一年年底，周口店的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专款将在来年的3月份到期，但是，两年来的发掘使人们认识到北京人遗址含化石堆积物的体积远远超过最初的估计，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其完全发掘出来。此外，这个遗址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展示出来的问题也十分复杂。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眼光局限于此而不扩大到周围地区，那么，要想彻底弄清北京人遗址所反映出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等问题是很困难的。

针对这种情况，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从1928年冬季就开始与回到北京的步达生磋商，考虑以一项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计划来继续周口店的研究，并且建立“新生代研究室”，作为执行新计划的组织结构。

经过反复的讨论协商，翁文灏和步达生于1929年2月8日拟订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从此，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建立起来了，它就是当今亚洲首屈一指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权威机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这个机构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促成了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从而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杨钟健

杨钟健1923年中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在1924年赴德国留学，192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他回国后不久就接替李捷成为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的正式代理人。1937年以后，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获大批恐龙及原始哺乳类化石。1949年后，与斐文中等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为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一生共发表各类著作674篇（部），范围涉及地层古生物学、地质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等。

裴文中的坚持导致了什么样的惊世发现？

1929年，步林辞去周口店的职务，参加了西北考察团；杨钟健也奔赴山西和陕西各地调查新生代地质。因而，负责周口店发掘工作的重任落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当年春季的工作在发掘到第8～9层时结束，其中又发现了几颗北京人的牙齿化石。秋季的发掘开始后，随着工作的进行，堆积物的体积显得逐渐狭窄，可发掘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小。但是到了11月底，当可发掘的地方窄到仅能容下不多的几个人进行发掘时，却又“柳暗花明”，裂隙在这里向南又倾斜延伸了一段。

裴文中和一位工人一起，腰里系着绳子小心翼翼地悬吊下去仔细观察了这段延伸的裂隙，发现里面埋藏有大量的化石。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本来已经到了应该收工的时候了，但是见到这么多的化石，裴文中决定把工作再延长几天。当时的人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段小小的裂隙延伸和裴文中的这个临时决定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几天后的惊世发现再次证明，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艰苦努力是多么重要。

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可是裴文中带领着几个技工仍然冒着凛冽的寒风在紧张地发掘着。随着洞穴越挖越深，光线越来越暗淡，白天发掘时的照明也要靠汽灯来解决了；而此时，发掘面的空间太狭小，汽灯都施展不开，发掘的人只好一只手拿着蜡烛照亮，另一只手进行发掘。不知为什么，此时洞里洞外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单调而有节奏的锤镐声，使龙骨山发掘现场显得更加幽静荒凉。

“这是什么？”裴文中的声音突然在洞下响起，“是人头！”裴文中一声大叫，洞里洞外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盼望已久的兴奋和恍惚中。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骨资料，仅仅有爪哇岛的“爪哇人”、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因此可以想见，一个史前人头骨露出端倪之时，在场的人们是如何一种心情。

裴文中

裴文中是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河北丰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1931年起，确认石器、用火灰烬等的存在，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后来，主持山顶洞人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其文化遗物。1949年后，积极开展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综合研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震惊寰宇的头盖骨是如何被挖出来的？

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后，有人提议立即，把它挖出来。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天色已晚，最好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它已经在这里呆了几十万年，哪里还在乎这十几个小时呢？话虽这样说，可是谁又能忍耐这漫长的一个夜晚呀？是今天挖，还是明天挖，大家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在当天晚上把它取出来。

这块头骨，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裴文中亲自动手，把化石周围的土掏空，屏息静气地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下来。由于整个头盖骨非常潮湿、易碎，尽管撬棍只是轻轻一撬，震动仍然使头骨的一部分破裂开来。裴文中心中一阵痛楚，却也借此机会看到了头骨的厚度和脑面构造。后来，这点破损在整理中经过粘接完全修复了，对以后的研究没有丝毫影响。

极度兴奋状态下的裴文中，当天晚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夜与其他工作人员生上火盆，烘烤这块潮湿的“北京人”头盖骨，忙了整整一夜。烘干之后又糊上几层棉纸，再糊上石膏和麻袋片，继续烤。好不容易干完加固工作，旭日已经升起。最后，裴文中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把加固过的北京人头盖骨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像打行李一样地捆绑好，于12月6日乘长途车亲自送进北京城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12月6日，头盖骨送到北平。步达生立刻亲手修复。步达生用剔针一点点地将包裹着头骨的硬土块剔掉，看着手下这块逐渐显露出本来面貌的头骨，步达生心中知道，这是人类考古发掘中得到的最完整的一个头盖骨。

的确，谁也不会料到，1929年的周口店发掘工作，以这样一个壮丽的顶峰作为结束。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震惊寰宇，甚至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也对此议论纷纷。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这个小地方来了。

皮牢克

刚挖出来的头骨很潮湿，一碰就破，需要生起炭火盆进行烘烤，烤干后用水糊上几层厚厚的绵纸，再糊上石膏麻袋片，然后再把它烤干。等到外面的石膏变得干燥坚硬以后，裹在里面的化石就不会轻易损坏了。这种保护化石的方法是俄国人发明的，根据这种石膏壳的俄语发音，大家叫它“皮牢克”。

11天内“连中三元”的奇迹是怎么创造的？

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像春雷，震撼了冰封的学术界。它进一步证实了北京人确实是一种古老的人类物种，而且是当时所知道的最早的人类祖先。考古发掘者们乘胜追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收获，又得到很多珍贵的“北京人”骨骼化石，其中有残破的股骨和上肢骨、比较完好的锁骨和颌骨等。1936年，“北京人”考古再次掀起一个震惊世界的高潮。这一年，在周口店主持工作的是我国考古学家贾兰坡。

那年6月的发掘现场热火朝天。6月初开始相继发现猕猴头骨、许多石器和“北京人”头骨碎片，“北京人”牙齿几乎每天都有出土。有了这些发现，人们每下一铲都希望爆出奇迹。时而有人大喊一声“嘿！这是什么！”，大家围过去一看，才知是喊的人在开玩笑。热烈的现场气氛使考古工作者们劲头十足。可惜7月雨季来临，不能工作了。这里将会有重大发现的预感，使大家焦急地盼望着下一季野外工作的快速展开。

果然，9月底开始的秋季发掘捷报频传。11月15日这天上午，刚开工就发现一块骨片，当时，贾兰坡天天都在现场往返巡视。见到骨片的形状，心里一惊，意识到这是人的头盖部分的骨片。于是立即把附近8平方米的范围作为特别区域，选出几位发掘能手进入区域，小心搜寻。枕骨、眉骨、耳骨……一块块人头骨碎片被挖掘出来。几个人精神高度集中，惟恐不小心掘坏了化石。因此，当全部人头骨碎片被取出来之后，已经到了中午。当天下午，在上午发掘地点不到1米的地方又发现另外一个人头骨，保存情况和已掘出的差不多，裂成了许多块。

一天之内发现两个人头骨，周口店的发掘再一次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当时接替步达生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德国解剖学家魏敦瑞立刻赶赴现场。魏敦瑞的夫人后来说，“清晨，魏敦瑞一听到贾兰坡打电话说周口店又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精神马上就紧张起来，先是找不到裤子，找到之后又穿反了。”

11月26日，昨夜的小雪纷纷扬扬一直飘洒到凌晨，但天气并不很冷。真是事有凑巧！8点半开始工作，9点即又发现第3颗人头骨！这个头骨比前两个更完整，连部分眼眶骨都保留了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人”复原胸像就是根据这个头骨复制出来的。

此次在11天内“连中三元”，简直是一个奇迹。这对辛勤工作的、年轻的贾兰坡是多大约鼓舞呀！至此，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发掘考古工作方面，周口店向世界提供了最为系列和丰富的实物资料。

3个头骨的比较

这3个头骨均为成年的，保存得都很完好。前两个一个较大，一个略小，大的属于男性，小的属于女性。头盖部分虽然完整，但颅底部不齐全。女性的脑量容积约为850～1050立方厘米，男性的约910～1200立方厘米（现代人约1320立方厘米）。头骨所显现出的两性之间的差别比现在人大，与猩猩及大猩猩相仿。第三个猿人头骨比前二个更为完整，比第一个较小，比第二个较大，脑量容积约1100立方厘米，为一青年的头骨，颜面有一小部分保存，如左右两块鼻骨、眼眶骨等，并和头盖相连接。

北京人化石的去留问题因何悬而未决？

1937年，当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的材料不断发现的时候，周口店近旁葛地响起了芦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10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断。

周口店发现的所有人类化石以及一些灵长类化石一直都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这家医学院位于北京市东单三条胡同内，由一系列宫殿式建筑组成。当时，解剖科设在B楼，B楼的底层有一间研究室，步达生和魏敦瑞先后在这里研究过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收藏在这间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由于那时候的协和医学院是美同开办的，因此在抗日战争的头几年，这里倒像台风的风眼似的成了乱世之中一块暂时的平静之地。

到了1941年，美日关系趋于破裂，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侨民纷纷撤回美国。协和医学院也不再平静，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的北京人化石随时面临着被日本人闯入掠走的危险。

早在这一年的1月份，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就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探讨过应付危机的方法。他们设想了3个方案：一，把化石运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二，留在北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掩藏起来；三，运到美国暂时保管起来。

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已经迁到了重庆，如果按第一方案办，只要化石能够运到重庆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从北京到重庆不仅要辗转几千里漫漫长路，还要经过一道道关卡，化石的安全运输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按照第二方案进行，将化石留在沦陷的北京，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所以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如此看来，只有第三方案比较可行。但是，当初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所订的协议中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一律不准运出中国。由于这些原因，北京人化石的去留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

魏敦瑞

魏敦瑞是德国解剖学家，古人类学家，189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1941年，到中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并接替病故的加拿大学者步达生，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继续研究北京人化石。以后又研究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昂栋人及华南发现的巨猿化石。

是谁命令将北京人化石装箱待运？

1941年4月份，魏敦瑞要随着撤退的美国侨民一起回到美国，并赴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出发前，他让自己的一个得力助手——胡承志把所有的北京人头骨化石都作了里外两面的脑壳模型，然后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以便在那里继续进行北京人的研究。胡承志当时对他说，作里外两面的模型很费时间，而且有些化石还需要重新作模具。魏敦瑞最后说，做到哪里算哪里，直到接到把化石装箱的通知后就停止模型制作工作。魏敦瑞还认为真标本留在沦陷区不安全，等他和翁文灏先生商量之后，就可以决定将它们运出沦陷区。

魏敦瑞之后两三个月，因杨钟健南下而临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裴文中告诉胡承志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胡承志没有多问，只问了需要装箱的时间，裴文中说：“听讯。”又过了两三个月。一天上午，魏敦瑞留在北京的女秘书通知胡承志说：“标本要装箱运走。”胡承志答应了一下，并没有马上动手。当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把让装箱的消息告诉他，问他该怎么办。裴文中说：“立即就装。”

第二天，胡承志就和解剖科技术员一起，将所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没有刷油漆的白木板箱子里，其中一个扁的箱子有写字台的桌面那么大，另一个略微小一点。两个白木板箱子装好以后，较大的箱子上标明“CAD1”字样，较小的箱子上标明“CAD2”字样。两只装好的箱子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后，他们两人就交了差。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胡承志就南下了。

郧县人

位于郧县汉江河畔的的青曲弥陀寺村学堂梁子，1989年5月，发掘出两颗完整的远古人类头骨化石，被专家确认为距今已100多万前的远古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起源非洲的传说，“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它向世界宣称：古老的汉江是汉民族文化的摇篮，古老的“郧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现在在“郧县人”出土处建有“郧县人”雕刻头像、“郧县人”展馆。

北京人化石是如何神秘失踪的？

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是在1941年12月8日，装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的两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时间大约是在此之前的18～21天之间。当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锡炽曾告诉裴文中说，两个箱子在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当天就被转移到F楼4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运走，但不知去向如何。

据说，博文大约在11月底把它们送到了美国领事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它们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2月5日早上5点，载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驶离北京，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驶向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到秦皇岛，然后将要驶向美国的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船原定于12月8日到达秦皇岛，可是它没有到，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航以后，还没到上海，中途就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在长江口附近搁浅了。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办事机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可是，那两个重要的箱子却不翼而飞了。

北京人从此神秘地失踪了。日后，虽然诸多中外人士多方搜寻查找，但这些北京人化石的下落至今依然无影无踪，成为令无数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谜。

珍珠港事件

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美国停泊在夏威夷群岛军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此事件直接导致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场部分的战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珍珠港相距万里之遥的周口店也劫数难逃——保管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的全部北京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了。

失落的北京人化石现在流落何方？

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到底现在何方？是流落海外还是留在中国本土，是早己被毁还是仍在人世？舆论界众说纷坛。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把所有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箱子装上驳船，准备送到一艘开往天津的货船上去。不幸，驳船翻掉了，北京人化石沉到海底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劫火车的日本人不懂这些化石的价值，或许把它们当破烂扔掉，或许把它们当作“龙骨”卖给中国商人。如果真知此，则它们早就被研磨成粉末当作药品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装有这些化石的箱子已经到了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但未来得及装船就发生了日军占领事件，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不管上述说法中哪一种确实可靠，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即从这时起，北京人化石全部失踪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没有结局的侦探小说一样。尽管北京人的命运是一部“没有结局的侦探小说”，但丝毫没有减少人们对它的兴趣和关心，有关它的消息，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人们的心田激起希望的浪花。

最近，从美国方面传来的线索，说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放到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第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层下面。现在，那里已改为天津卫生学校。不幸的是，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现已清除改为操场，只是与第6号楼毗邻的第5号楼尚在。据该校的一些人回忆，他们从未见到过第6号楼地下室的水泥地面上铺有木板。而且在卫生学校占用这个院落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单位占用过该楼，这一线索的希望破灭了。

还有一个消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看到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这位至今还活着的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可能是北京人化石。按照这一线索，找到了这一地点，可惜上面盖有车库，未能试掘。情况到底如何，只能有待于将来的发掘了！

和县猿人

龙潭洞位于安徽省和县西北约45公里善厚镇汪家山北坡，1973年，因修水利炸山开渠，大量化石露出地表，群众称其为“龙骨”。后经发掘，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和一具猿人头盖骨化石。经专家鉴定，龙潭洞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为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据推断，此系一二十岁左右男性青年，距今三、四十万年，被命名为“和县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