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未必内行

1875年6月2日，出生在苏格兰的美国发明家贝尔(1847～1922)和他的助手沃特森发明了电话，并于次年3月6日取得了这项发明的第一个专利。

贝尔取得电话机的发明专利后，由于无力推广，就和哈伯德一道去推销这一发明。他们找到了电报公司的经理C.迪普，要他购买电话机的专利——价格低廉。迪普对这一发明是否有价值，也吃不准，就去请教他的技术专家。这个技术专家说：“这是一个绝对不合理的装置，他们想要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和营业机构中都安上一台电话装置，这简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能够派他的信使到当地电报局，把一份写得很清楚的消息发往美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大城市时，他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笨拙而又不切实际的装置呢……哈伯德的预测尽管听起来娓娓动人，但这是出自猜想，电话只不过是个玩具，或者是个实验室珍品。”就这样，贝尔的电话遭到拒绝。

不但迪普的技术专家对电话的前景没有信心，而且，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电报专家们也不屑一顾。当电话的发明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1791～1867)的学生、英国电信界权威、英国邮政总局总工程师威廉·亨利·普利斯(1834～1914)爵士说：“这个东西，我们英国不会流行，谢天谢地！我们伦敦有足够的小邮差，可以将紧急情况从此地传到异乡。”

这种“没有信心”，还在电话获得专利后不久在费拉德尔菲亚市(费城)举行的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博览会上表现出来。起初，电话机被陈列在教育厅出口的角落里，一连几天没人理睬，讲解员也“目中无机”。后来，巴西王太子彼得罗看到电话机，在贝尔向他介绍并当场表演以后，这位王太子动心了：“我的天哪，这钢铁玩意竞会说话！”并当场表示要买一批回国。这样，电话机才被“重点照顾”——搬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过，虽然电话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并得了奖，东方联合电报公司还用10万美元买得电话发明权，但是却拒不购买贝尔的电话。

那么，这些专家的看法正确吗？还是“用事实说话”吧。时至1880年——距贝尔发明电话仅4年多，美国已有电话48 000部，而1900年则达到1 355 900部。而今天则更是走向世界各地的亿万人家，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之物——在某些时候，夺取了邮差的“饭碗”。

由此可见，专家未必内行。他们的失误在于，囿于传统(信件和电报)，没能看到新生命(电话)的生命力和优点。

不过，贝尔和哈伯德比起他们的一个同胞来说，还算是幸运的。就在贝尔发明电话之前一年即1874年，一个美国人声称他能制造出一种用金属导线连接的装置，使距离遥远的人们相互交谈。结果，他被认为是“吹牛大王”和“十足的骗子”，被抓进了监狱。

打破传统观念的发明创造，没有被同时代人认识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1824～1907)认为没有任何前途的无线电报已有100多年的辉煌。中国最早享用汽车的慈禧太后因司机与她并排乘坐而龙颜不悦，视汽车为不祥之物——但这并未影响它在神州大地奔驰。欧洲的神职人员认为避雷针使人类逃避上帝的惩罚而强烈反对——但这并未能阻止它遍布世界……不过，像普利斯、开尔文这样的“近视眼”，还是层出不穷。

1961年，即成功发射第一颗电视转播卫星的前一年，美国联邦通讯部门的专员克雷文还说：“实际上，还看不出通信卫星会对改善电话、电报和电视广播服务提供机会。”

1964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曾说，世界市场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6部。而另一家美国大公司的一位计算机专家在同一年认为，没有必要研制微机，像美国有十几台大型计算机就足够用了。

……近100多年来，由某些专家们提出的“专家意见”，在今天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但这些意见却给当时当地的“决策者”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些专家的见解，曾在“决策者”中形成多数派意见。因此，“决策者”如何才能别具慧眼，力排“众议”，做出科学的决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科学家也不可能完全正确，永远正确，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正因为如此，美国的“硅谷”才流传着一句名言：“It is ok to fail”(败又何妨)。

当然，这些专家和权威们的失误，并没有挡住科学前进的步伐。同时，这些失误也是我们的深刻教训和宝贵财富。

首先，失误具有“前车之鉴”功能。不研究前人的失败或失误，来者就会重蹈覆辙。有人问爱迪生，他发明白炽灯之前用过几千种材料试验的收获在哪儿？他回答说，至少我知道了这几千种材料不能做灯丝。美国人凯特琳在主持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也曾对一个做过1 000次试验都遭到失败的技术人员说：“你不要把它们都看成失败，实际上你的进展很了不起——已经发现了1 000种方法不合用。”可见，认识到一种失败或失误，就向成功迈近了一步。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发现一条走不通的路，就是对科学的一大贡献。”而一句名言则更简洁：“真理诞生在100个问号之后。”这种“前车之鉴”的作用，就是失误的认识功能——认识前人在科研中的思想、方法、实验、观测、数据处理、逻辑推理、思维判断，等等。

其次，失误具有启迪功能。爱迪生发明电灯，就得到此前70多年其他科学家的失败和失误的启迪。对这种启迪功能，英国化学家戴维(1778～1829)曾感受至深地说：“我的那些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受到失误和失败的启发才获得的。”

最后，失误具有激励功能。在以灌输知识为主要目的的传统教学中，教师按教科书教。教科书则照现代认识的简捷方式和程序编排知识内容，展现出科技知识的“终极”成果，真实认识过程中的曲折和坎坷被夷为坦途，给学生以科技“直线发展”的错觉。这与“科学经历的是一条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的道路”(钱三强)的史实背道而驰。科学史上许多人经不住久战不胜的长夜的熬煎，看不到黎明前的黑暗之后的曙光，从而功亏一篑；许多人在提出新说后“无人喝彩”而轻易放弃；有的甚至在质疑攻击时经不住“泰山压顶”而被逼疯，甚至自杀。这些，就是“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的表现。这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所说：“失败是通则，成功是例外。”研究科技所经历的失败与失误中的困惑与探索、彷徨与沉思、沿袭与创新等所经历的漫漫长路、冥冥黑夜和最终迎来的曙光，不但会使来者对从事科研的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因而会万难不屈、百折不回；而且对认识人生之路也会大有裨益，从而在困难、挫折、逆境面前才不会束手无策，甚至厌世轻生，而会认为“失败只是一次经历，决不是人生”(布朗)。由此可见，认识“不平坦”，具有激励功能。

由于研究失误这么重要，所以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1831～1879)说：“科学史应该向我们阐明失败的研究过程，并且解释，为什么某些最有才干的人们未能找到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而另一些名声又如何大大强化了他们所陷入的误区。”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说过：“知识不仅依赖于真理，也依赖于错误。”正因为研究失误和失败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当今社会已诞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失败学”。例如，在2000年，日本科技厅针对日本科技领域的几起失误和失败，成立了“活用失败知识研究会”，就是重视这类研究的例证。否则，“愚人还会去愚人去过的地方”。而美国、奥地利等国则相继成立了“失误博物馆”。可见，有远见的人都没有对失误采取“鸵鸟政策”，否则就会像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1861～1947)所说的那样：“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当然，发明创造的成功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行百里，半九十”，要让“锁在闺中无人问”的发明创造造福人类，就要靠发明者本人及相关企业家的共同努力。冲破传统观念的顽固惰性，经受住艰苦和磨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如此。

可喜的是，贝尔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放弃努力。于是，他和朋友们在1877年7月成立了一家公司——今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