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特色的古代天文机构

在我国古代，天文机构受到很大重视，作为朝廷机构，与国运兴衰、朝代更迭共呼吸。古代天文机构包括设置的天文、历法、漏刻等分职机构，主要负责观象、制历、报时等方面的事务。历代天文机构负责观察天文天象的部门与制历、报时等部门相比地位尤为特殊，它不仅与参验历法的推算结果有关，具有重要的科学功能，而且与占验人事的吉凶祸福有关，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我国古代天文机构的工作，首先是天象的观测记录，内容有恒星位置的测定，并编制成星表或绘制为星图，日食月食和掩星观测，行星在恒星背景下的视运动状况，异常天象的观测记录（包括彗星、新星、流星太阳黑子）等，对其中的某些天象有选择地向皇帝汇报。

其次是观天仪器的研制和管理。还有就是修订历法，编算历书、历谱并印制颁发。

我国历代的天文机构都有一定规模，机构官员众多，但分工一般都很细密。早在《周礼?春官?宗伯》所记载的各种职官中，就有六种与天文学有关。

比如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的“大宗伯”，以日月星辰占梦之吉凶的“占梦”，掌天文历法的“大史”，掌观察星辰日月变动、辨明测知天下吉祸福的“保章氏”等。

各天文官的级别、僚属等均有明确规定，其中“大宗伯”级别高，职掌范围较大，天文事务是其管辖的一部分。

从魏晋时起，大史改为“太史”，成为朝廷天文机构的专职负责人，而相当于《周礼》中“保章氏”的职官，则成为太史的下属官员。太史所领导的天文机构，其名称屡有变动，如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至明清时期定名“钦天监”。

太史令的品级一般在三品到五品之间，然而因为他是天意的解释者和传达者，故在某些重要关头，太史令之言，可能比一品大员的话更有分量。

此后，一些著名天文学家深得帝王宠信，他们另任高官，并不担任天文机构中的官职，但是他们在天文事务中的发言权，有时远胜过太史令。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利用科学新法在预报日食和月食上比我国古法准确，逐渐被朝廷重视。而由当时的观象台工作人员编制的《灵台仪象志》，对我国天文界继续接受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转变到新的天文学道路上来有其积极意义。

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就是现在的北京古观象台，担负着观测天象、编算历书的重任。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颁历和解释天象乃是皇权的象征，所以司天重地是一般人不能擅入的禁苑。

北京古观象台最早可上溯至700多年前的金代。金灭宋以后，建都北京，称为“中都”，城址在现广安门一带。此后，历经元代和明代。清代，对观象台上的仪器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所有仪器都在康熙年间撤下，换成掺有西方天文学影响的八件天文仪器。这是当时天文学领域西学东渐之风的体现。

康熙帝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负责“治理历法”，推算1670年历书。南怀仁提出应制造新式天文仪器，八件仪器中的六件仪器就是由南怀仁主持铸造的。

新式天文仪器铸成之后，为了说明新仪器的结构、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南怀仁编撰了《灵台仪象志》一书，于1674年1月29日奏报清朝朝廷。

拓展阅读

1644年7月，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向清朝朝廷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并准确预测了8月1日的日食。汤若望所阐述的天学道理得到清朝朝廷的认可，朝廷决定采用他新编制的新历，定名为《时究历》，颁行天下，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