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就是幸福”

“斗争就是幸福”

马克思的女儿曾问马克思：“对幸福怎样理解？”他明确而简单地回答：“斗争就是幸福”。还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一首自叙诗的开头满怀斗争意志的激情，他写道：“既然斗争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膛，我怎能在悠闲中徜徉？要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时光……”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1]马克思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同“斗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观和斗争观。

斗争，这是马克思的生命和意志的表露，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他对人生最高法则与幸福的理解。在他进入中年之前的一生第一个25年期间时，就以极其现实的态度向自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了什么而斗争？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他接受了人类思想界认识自然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真正宝贵的成果，有批判的加以改造并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斗争科学，就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团结了斗争的力量，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回答人们提出为什么要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原则斗争时，指出：“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22]马克思一生“目标始终如一”，毕生“为人类工作”，“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把“屈服”视为“不幸”。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意味着斗争。幸福在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极其艰难的人生道路，但他坚信，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这又是一条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的性格喜爱斗争，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这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同幸福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幸福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一经踏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不管前进的路上布满了什么样的荆棘，不管情况多么艰险，即使遭到了失败，他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飘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愈敢于斗争，愈善于斗争。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斗争是他的得心应手的事情。”^[24]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了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断的团结革命力量，同国内外敌对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取得一回又一回的胜利，也同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内部的错误进行了原则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原则和荣誉。

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学习鲁迅的斗争方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在他看来，幸福和斗争是同一的，离开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找到新世界，离开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就没有亿万人的幸福，也就没有他个人的幸福。所以，共产党人的幸福是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和把握呢？“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它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了斗争。还说，“斗争的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的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所借用的、肯定的“斗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角度、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政治角度讲的，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质。毛泽东所讲的“斗争”，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矛盾的斗争，而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共产党人要推动历史前进，就不能抛弃斗争精神，不能抛弃革命精神，就需要战斗的风格。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创造人类幸福，就要和大自然作斗争，和社会上各种旧势力、旧残余作斗争，和敌对势力作斗争，和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自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2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革命，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幸福，就没有一切。可见，只要对“斗争”不是作简单的庸俗的、形而上学的、“左”的理解，“斗争哲学”并不是错误的东西。近年来，有些人把“斗争哲学”歪曲成“斗、斗、斗”的哲学，诬之为“造反哲学”、“打倒一切”的哲学。嘲讽革命斗争精神，似乎它是“左”的同义语。他们鼓吹放弃斗争的庸人哲学，不承认矛盾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不承认国内外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不敢讲斗争，不敢讲革命，阉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斗精神。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错误思想。

当然，我们对毛泽东在各个时期讲的“斗争哲学”，也要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重提“斗争哲学”，把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视为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好同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在50年代，批评了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的错误，坚持了矛盾的同一性，坚持了从马克思到列宁所阐述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原旨，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提出了双百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但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却又违反了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又重犯斯大林的错误，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而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把对立绝对化。这样，在实践中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这确是值得我们反思，很好吸取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