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是谁

一切都还很陌生的当时，1994年的首尔

只要不开心，我就会喝酒，并不是只有错过极光才喝酒。

20岁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喝酒。那时是大学一年级，是我不管做什么都不满意的时期。不，应该要这样说，那是个我搞不清楚自己做的事，自己到底满不满意的时期；是个明明辛辛苦苦才进入大学，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的时期；是个再多跨出一步，会觉得未来像一片雾一样模糊不清，该要认真打拼，但却又觉得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的时期。什么也做不了的我，就只是在下宿^[1]的房间或酒馆里拼死喝酒。那是十八年前，1994年的事了。

1994年我刚到首尔时，对首尔还很陌生。那时的我从高速巴士转运站搭地铁到乙支路三街换二号线时，还会重新买一张车票（我以为下一段车程得再买一张票）。总之，当时因为到外地求学，所以得找个地方住。理论上我应该要在新村^[2]找个房间，但奇怪的是我最后却住到外大^[3]附近的下宿。因为我一些考上外大的好朋友，先找到了这间下宿，而它的房间比想象中宽敞，所以我想都没想，就决定住在那儿。但以上只是借口，其实我只是害怕吧。

我没有自信要自己一个人住在首尔这个地方，因为无论是学校、新村还是首尔，对我来说都非常陌生。如果回到家可以看到小学就认识的朋友，我至少会比较安心。托他们的福，有半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得搭一个小时的地铁去上课。也因为这样，外大对我来说比新村更自在。

我只要到学校去，就觉得很不自在。虽然那时是新生入学的四月，学校既吵闹又充满活力，却好像有哪里跟我想象的大学生活不太一样。虽然学校三天两头就办新生训练、加油活动，但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无法融入其中。当时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学着加油歌的旋律，不断高声喊着“延世——”怎样怎样的口号，每天晚上还都会在新村开酒宴，酒宴最后还要用当天学到的加油口号作结。“成为骄傲的延世人，大家都很开心吧？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来！大家一起搭肩共舞……”这种气氛，不知怎的总让我很不自在。我才刚进这所大学，有什么好骄傲的？说什么第一次见面的人就要团结在一起啊，我实在无法理解。这就好像才刚在联谊中见过面，然后立刻告白一样唐突不是吗？我想大概是我心胸比较狭窄，再加上当时我也很怕生吧。

而且大学的课程为什么这么难，主修科目教科书上的汉字又一大堆，让我连阅读都有问题。跟学校不对盘的我，于是开始跷课。我大多时间都泡在漫画店、MTV里。

每天只要看一部片长将近三小时的《星际大战》，白天就差不多过完了，然后再到漫画店去看新出的漫画、吃杯泡面充当晚餐后，再花一个小时搭地铁回朋友的下宿，喝酒之后就睡觉了。嗯，就是从乡下地方来都市求学的学生，经常会发生的故事。

就这样过着生活的某天，我突然意识到再这样继续乱花钱下去最后我可能会饿死，应该要找点什么事情来做做。后来，我加入了社会科学学院的戏剧社。当时社会科学学院有歌唱社、农乐社和戏剧社，而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戏剧社。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只有在戏剧社不会因为是新生就被学长学姐整（后来我还发现当时其他社团都有十几、二十几位新生，唯独戏剧社只有两三位新生，无论在什么时代，戏剧社都很不受欢迎）。

常感到害怕又常尖叫的20岁

从小，我就不太爱去大家趋之若鹜的场所，而会本能地往人少的地方走，这算是非常少见的才能。总之，我偶然选中的这个社团，很幸运地是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总是黑漆漆的社团教室，对喜欢安静的我来说再适合不过，而且那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也不想去上课的人。果然，无论在哪里都有这样的地方，既不是主流也不是非主流，是个好像和两边都保持距离的空间。

戏剧社的空间暗得刚刚好，是个不仔细看就很容易忽略的地方。如果有人觉得新生训练或加油活动都是可笑的小丑把戏，但又没有放弃毕业证书离开学校的勇气，只是想静静地在某处待着、静静地过生活，那戏剧社就是这些人可以聚集的空间。那是个无论是体育加油歌还是一般流行歌，都可以任意混搭在一起演唱的空间。简单来说，就是个大家得以喘口气的空间，我也是来到这里，才终于得以喘息一下。其实我对戏剧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而因为我很怕生，所以也不敢上台演戏，但白天有个地方可以去，也有了可以一起喝酒的朋友，这让我很开心。

从那时候起，我一到学校就会跑到社团教室去，好把时间耗掉，等太阳下山再到新村去喝酒。我们一边吃着虾条，一边喝着500cc的啤酒或聊聊未来。然后就像许多喝醉的20岁年轻人一样，我也会跟坐在旁边的陌生人说一些现在根本想不起来的话。这是当然的，毕竟人生阅历够丰富的人，（大概）一开始就不需要和别人商量事情，所以就算对着墙壁喝酒也无所谓；他们只会安静地喝着酒、再默默起身离开。但我可不是他们，我一定要面对着人喝酒，好像不说点什么，就会觉得闷得要死。我感到最庆幸的是，坐在旁边的人好像也都跟我有着一样的想法。有很多20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对人生也一样迷惘，身边还躺了一大堆喝醉酒的人。因此当时的酒馆，总是塞满了人生阅历不够丰富的年轻人，说着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话。

究竟我为什么会那么爱喝酒、那么爱说话？

回想起来，20岁应该是个想展现自我的年纪，是个想要对着身旁的人大喊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的年纪。就如同在公园里，小孩子会毫无来由地抓起两把沙子，撒到其他小孩身上（不久前我女儿就这样做了，然后还哈哈哈笑个不停，我吓了一大跳，跑过去跟她说不能这样做，虽然看了她的表情，总觉得她完全没把我的话听进去）。其实小孩子的想法很单纯，他们只是想观察这样撒了沙子之后，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已，像是对方会不会受伤？会觉得讨厌吗？会骂我吗？之类的。

我在20岁的时候，也向别人撒了很多沙子。在酒馆、在社团教室，对同事、对当时的女友、对前后辈，说了很多伤人的话，假装自己真的很懂，常借着酒醉耍流氓，伤害了很多人，自己也受了很多伤。等到发现情况不对才又开始乱叫，说“我就是这样的人！饶过我吧！”到最后，我才发现这些都只是渴望关爱的行为。

事实上，一个人会渴望他人对自己的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存在感很微弱，所以在不断对别人撒沙子的同时，一方面也渴望别人的关爱。但悲哀的是，沙子游戏总有一天会结束，人的自怨自艾也要有个限度，因为总有一天，大家都会受不了而离开你。等到你察觉手中能撒的沙子所剩无几时，才惊觉自己要变得更坚强，也开始认为渴望他人的关爱是弱者的行为。最后你不再对别人撒沙子了，你成了独自在公园玩沙，也不会感觉孤独的人。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看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只要看书就会变坚强），我每星期都看好几本书，不挑类型、什么都看。每看一本书，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成长了一点，并开始培养对很多事物的兴趣，包括学游泳、学吉他、开始慢跑和一个人旅行，甚至还买了滑板（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我现在几乎不记得任何一本当时看过的书，但我却记得张正一^[4]的《读书日记》中有这样一个句子：“我在区公所担任基层公务员，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回到家后就洗脚躺上床，一直看书看到凌晨两点。”

当时我觉得这很酷，认为如果以看书、慢跑、旅行、游泳，周末再到附近的公园玩滑板这样的方式过日子，我的人生应该会比张正一有趣两倍吧。就这样过了半年，我虽然依旧在学中，却等同于休学状态。我的滑板和吉他实力丝毫没有进步，所以就趁早放弃了；至于游泳和慢跑则进步缓慢。我虽然看很多书，却记不住特别的内容，也想不起让我有深刻共鸣的部分。虽然我也尝试一个人去旅行，但因为太无聊，所以很快就打道回府。就是这样，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

太无聊。

只有在伙伴当中，我可以做我自己

虽然变坚强是很好，但自己一个人生活实在太无聊，很难撑下去。我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变成在吧台边独自面对着墙壁喝酒的人。那时我终于明白，啊，原来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我不是那种可以凭着一股热情独自做些什么，然后打造一层名为自信的坚硬外壳的人。无论再怎么渴望特立独行，我依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怀念人群、渴望回归群体。

就这样过了半年，最后，我的生活中剩下的只有戏剧社。我当时并不知道，原本只是想找些朋友一起喝酒才偶然踏入的戏剧社，竟成了我大学生活的全部。某天我突然察觉，我自己一个人去慢跑，只要跑个30分钟就会疲累，但跟着大家一起排戏，却可以连排好几个小时都不腻，从此以后我便放下所有的烦恼，开始认真投入戏剧。

就让那些不管如何都完美无瑕的人，自己坐在吧台边喝酒吧！我不完美，也很懦弱，一定要有人陪在我身边。虽然我会撒沙子、会泼酒，会伤害人也会受伤，但这样的人生比较适合我，所以戏剧适合我。戏剧是创造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东西，是跟人一起合作创造出某种结果的工作，是一群人彼此扶持、朝着共同目标相伴前进的工作。唯有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厌烦。

在放假期间，当其他学生出国进修语言、回老家或准备就业时，我却是在做发声练习、写剧本或背台词，认真准备演出。至今我依然不明白，舞台剧到底有哪个部分这么吸引我。当时我们演的戏，并不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很多都是一些水准非常低，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很丢脸的作品。但我想这无所谓，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发自内心地认真演出，只要这样就够了。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当时掳获我的并不是戏剧本身，而是一起演戏的“我们”这个群体。也许是大家一起做事的愉快和安定感，以及伙伴间的革命情感掳获了我。我们选定剧本、练习发声、读剧本、练习走位，花费三个月像傻瓜一样用心练习，直到正式演出。那段期间，有人会在剧团里谈恋爱、有人读社会科学相关书籍、有人批判社会、有人则批评别人的演技，然后大家吵架、和解，隔天又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聚在一起排戏。虽然过程总是闹哄哄，却也总是能顺利上台演出。

等到演出落幕，我们往往彻夜喝酒，为了各种表演上的不完美而惋惜大哭，也常抱怨因为排戏而无法兼顾学业，总是大声发誓下次绝对不要再参加演出了。然而一旦决定下次演出的日期，大家又会默默地聚集在一起。这里头有上次演出时交往后来又分手的情侣、有为了争论到底是自主派（NL）还是平等派（PD）^[5]比较好而大打出手的人，大家都像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全部回来坐在一起讨论下次的演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起打造一出剧的“伙伴”。在“伙伴”当中，我才能完全不烦恼任何事，好好享受这一切。

唯有在伙伴中，无论做什么，我都能当我自己。于是对我来说，1994年，是很温暖的一年。我们这样一群性格差不多的人聚在一起，像在玩扮家家酒一样组成一个社群，做些想做的事情。我感到很快乐。但1994年并不是个像现在这么平静的时代。

1994年是催泪弹的刺鼻气味尚未消失的年代。虽然我参加过几次示威，却没有很热情。我第一次参加示威游行的时候，大家手勾着手一起并排前进，而我却在不知不觉间被推到最前面，还被掉在我面前的催泪弹呛得眼泪鼻涕流个不停，从那次之后我就不参加了。虽然我认同他们想要改革社会的热情，但我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参加这类活动。1996年我看着综合馆起火，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不觉得很悲伤。以延大正门前的铁轨为界，其中一边的人正群情激昂地进行示威，但在铁轨另一侧的新村，却是天下太平，还不断举办酒宴。时代，已经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变成什么有趣、什么无聊了。而我，就站在这股变迁潮流的中心。

我想跟更多人说话……

反正，当时我们是大学生。虽然没在街上丢石头，但我们既没有纯真到以为这个世界是完美无瑕的，也没有麻木到看到其他学生成群结队被抓走，还能若无其事地度过每一天。

所以当时戏剧社推出的戏，大部分都在批判社会或讽刺现实。当时社会科学学院的剧组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演改编自国外的戏码，只演韩国人所写、以韩国现实为主题的作品，这也是唯一的原则。以我们当时的标准来看，不涉及现实的戏剧，就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东西。总之当时是很幸福的时期，跟伙伴们一起朝着相同目标前进，一起享受挥汗如雨的过程。而演出的结果无论给谁评断，都会被认可为“政治正确”，也让我们非常骄傲。

做一件事情不但过程有趣、成果又备受肯定，全世界到哪里找这么棒的事情？能做自己喜欢的事，结果又能对社会的集体善良意识有所贡献，我也感到很骄傲。那是我们的原动力、是我们的自尊，更是我们的勋章。那时我们很快乐。但是我也清楚记得，在大学三年级时，那份快乐一点一点地消失，而心中的疑惑逐渐抬头了。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是效率。就算我们拼死排演的过程让我们觉得很开心，但花了三个月排演只为了一出戏，然后在四天内演出四次，结果每次来的观众少则50人，最多也不过200人左右。而且这些观众并非都是对这出戏的内涵有共鸣才来看的，反而大多都是演出者的朋友或家人（毕竟只是大学社团，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对于这种情形感到很沮丧，我们这么辛苦排练，想通过表演传达我们想说的话，希望有人听了这些话之后产生共鸣。但看到那些献了花束之后就一消失的观众，心情实在不太好。

某天我把这个苦恼告诉后辈，我说：“如果我们推出一部跟南北统一有关的戏，花了三个月排演然后正式演出，但不管怎么努力却只有500人来看。这样的话还不如花三个月时间，在学生会馆前面打宣传战不是更好吗？发些小册子、喊一些口号：‘请大家多关注统一问题！’反而会有更多人响应吧？”听完之后，后辈们都笑了，他们笑我说：“怎么说些像是搞示威运动的人会说的话，我们又不是KAPF^[6]。我们演戏也不是一定要带来什么改变啊，戏就只是戏而已。”嗯……他们说的也没错。即便如此，我依然持续烦恼，希望可以找到更有效率的方式，跟更多人对话。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喜剧感兴趣。我发现演一部严肃的戏，无论再怎么精彩，观众的反应还是比较少（要撑起一部严肃的戏，我们的演技也是个障碍）。相反地，喜剧能引起的反应就热烈许多，笑容有能不受阻碍将讯息传达出去的力量。所以我们把严肃的议题，包装成能博君一笑的喜剧，以这样的形式演出。虽然不知道大家会对主题产生多少共鸣，但至少观众笑得很开心。虽然没能跟更多人对话，还是有点可惜（不知道可惜什么），但那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妥协方式。

接着我入伍，过了两年才回来。两年一眨眼就过去，我回到和两年前没有太大差别的大学生活，回到还差很多学分需要补足的四年级上学期。戏剧社收了很多新生，过去一起演戏的朋友们，都早已就业或为了准备就业而变得十分忙碌。我好像也该去做点什么，因为马上要毕业了。我该做什么来养活自己？其实我要走的路自己已经决定好了。四年来，我一直在演戏，除了写剧本之外，我对其他的事情都没兴趣，因为演戏对我而言是最有趣、最快乐的事情。而另一方面，选择戏剧相关事业，也是因为我产生想跟更多人接触的欲望，希望我创作的东西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么，现在我该做什么？

我的烦恼和21世纪同时揭开了序幕。

[1] 在房东家里寄宿的一种租屋方式。

[2] 位于首尔市内，也是作者就读的延世大学所在地。

[3] 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简称。

[4] 韩国文学家。

[5] 自主派（NL）希望成立以大韩民族为主的单一民族国家，目标是希望驱赶外来势力以及独掌经济大权的财阀势力，早日实现民族统一。平等派（PD）认为韩国社会的矛盾是源自资本主义，财阀可以独掌经济大权，于是劳动者的牺牲也成为必然，他们主张革命须从废除资本主义开始。

[6] 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cio（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