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我们将梳理智慧、人类特征智慧及其属性、智慧的层次及智慧生成的条件等问题。这些看似常识的问题，却在潜能发展学说中生发出许多新的命题。例如，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智慧不仅仅是一种智力，它还是一种德性和德行；智慧的核心力量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他是否巧妙地运用知识进行科学的思维；实践是智慧产生的基础，思维是智慧的根本体现等等。
一、智慧
早在20世纪50年代，费古森提出的所谓文化分化律或费古森定律就是反映了智力研究中生态文化论的核心思想。这条定律按费古森的话来讲就是：“文化因素规定了学什么和在什么年龄学，因而不同的文化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能力模式的形成。”[2]在费古森之后，许多心理学家根据文化分化律深入探讨了智力与环境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各种生态文化的智力理论。例如：贝利提出的生态文化的理论模式，道森提出的生物社会学的理论模式，鲁利亚的文化历史发展论等等。
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智力与环境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贝利提出的生态文化理论模式不仅成了当今智力的跨文化研究的指导模式，而且成了几乎所有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指导模式。
（一）关于智慧的歧义
在现阶段，有关智慧的专著论文已相当丰富，但由于智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涉及的层次和学科的多样性，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和研究它，就造成了对智慧概念理解的多样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性。在哲学层面，智慧是往往与心理现象、精神现象、意识、心灵、心智等等价使用的，但有时人们又将它理解为人所特有的狭义智力。哲学层面概念的模糊也影响具体科学对智慧的定义，传统心理学就把智慧限制在有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的范围内，认知心理学也有类似倾向。脑科学研究和思维科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有的将智慧理解为广义的智力，与心理活动等价，有的又将其限制在狭义的创造思维的范围内。有的用间接概括反映事物的功能角度去定义它，有的从有别于物质存在的信息本质去定义它，有的从智慧与载体——脑的关系上去定义它，有的则用智慧信息的内容或来源去定义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适应说”、“知识说”和“智力说”。这些概念的不确定性，往往造成很大的分歧。
1.“适应说”
其代表人物是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他在《智慧心理学》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智慧就是生物体能最有效地应付环境，在客观现实条件下创造最佳生存条件的品质、能力。”“如果智慧是一种适应，那就有必要首先定义适应……可以把适应定义为有机体对于环境的作用与环境对于有机体的作用之间的平衡。”在《皮亚杰的理论》一章中，他又论述道：“智慧的适应在其本身结构形成的进程中，既依靠不断的内部协调，同样也依靠通过经验所获得的信息。”[3]
我们认为，将有机体对于环境的作用与环境对于有机体的作用之间的平衡作为智慧，是将智慧与“适应”等同，将高等生物与低等生物放在一个等级，降低了智慧的层次。另外，皮亚杰认为“适应”可以独立于情境和内容而存在，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揭示这些生物体能的智慧规律。但是一些研究者怀疑这一假设的真实性，比如Wason和Johnson-Laird（1972）在一系列研究后指出：“渐渐地我们发现，不存在脱离于情境的、抽象的一般认知规律，人类的推理不能脱离情境而研究”。皮亚杰的“适应说”，强调生物适应和儿童主体认识的能动性，而对社会作用、社会因素与智慧的关联的重要性重视不够；注意到内在的发展，而对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对个体智慧的影响重视不够。所以，智慧的“适应说”已经很少被采纳了。
2.“知识说”
最早出现在西方哲学史上。例如，亚里士多德提出：“智慧由普遍认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洛克认为：“我对于智慧的解释和一般流行的解释是一样的，它使得一个人能干并有远见，能很好地处理他的事务，并对事务专心致志。”[5]怀特海主张：“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式。它涉及知识的处理，确定有关问题时知识的选择，以及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觉经验更有价值。这种对知识的掌握便是智慧，是可以获得的最本质的自由。”[6]
我们不完全赞同“知识说”。知识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况，而智慧是心智的范畴，当初罗素就指出：“智慧主要是指人的求知好奇心和求知的能力。”[7]罗素的定义虽不完整，但他已将智慧与知识区别开来。智慧来源于知识，但并不来源于简单的、机械的、教条的知识，它主要来源于多样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知识。智慧来源于知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了许多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地达成智慧，知识只是智慧发生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或基本条件，而不是全部的或唯一的条件，由知识到达智慧需要许许多多的中间环节和各种各样的环境，最为主要的是人的实践经验。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将各种知识进行“类化”、“内化”、“活化”和“现实化”的，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化知识为生活能力、为人生价值、为实践本领的基本素质。
3.“智力说”
更多的研究把智慧等同智力。我国《辞海》在定义智力时是这样表述的：“智力通常叫智慧，指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表述智慧时是这样定义的：“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犹言才能、智谋”。[8]类似的定义，百度是这样说的：“智慧（wisdom，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
我们也不认同“智慧即智力”的说法。当然，智力与智慧的关系十分密切，智力的高低影响智慧的高下。一般说，智力是一般的认知能力，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的综合。当我们将智慧放置于认知过程来进行动态研究时，智慧可以等同智力；但我们更多的时候，将智慧当作智力器官的终极功能，与智力的核心成分关系密切，与“形而上谓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这时的智力是“形而下谓之器”。据西方学者考察，“智慧”（索菲亚）一词出于伊雄语，它的意思主要有三条：一是指一般的聪明与谨慎；二是指敏于技艺；三是指学问和智慧。后来人们又把“小巧”和“大智”作了区分，智慧一词也就专指第三条，即学问等大智了。因此，智慧一词，从开始就与一般的智力区别了。
智慧虽然同智力密切关联，但二者不可等量齐观。这主要是因为智力的内涵在如下方面比智慧显得狭窄：其一，智力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性力量，而不表现为人的社会性力量，智力较少关涉人的社会性的发展。其二，智力主要表现为人的一般认知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因而智力很少关涉实践领域中的具体问题，或者说，智力并不具有生活实践方面的倾向性。其三，一般而论，智力并无明显的“是非”、“善恶”、“美丑”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因而它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其四，智力在功能上是工具性或技术性的，智力发达只是生活手段，并不必然作为生命发展的最高目的。也许，智力可以被理解为狭义的或工具性的智慧。[9]
图1-1 智力与智慧发展曲线比较
另外，个体的智力与智慧的发展速度不同。智力的发展是先快后慢，17岁到达顶峰，然后有一个高原地带，在后就走下坡路；而智慧的增长却是较为恒久的（图1-1）。老人的智力大不如前，老人的智慧往往是“宝刀不老”。
（二）智慧的定义
靖国平在《论智慧的涵义及其特征》一文中认为，智慧是多个更大的体系的整合，即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与技能体系、非智力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种系遗传智慧与获得智慧、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直观与思维、意向与认识、情感与理性、道德与美感、智力与非智力、显意识与潜意识、已具有的智慧与智慧潜能等等众多要素。有智慧的人称为智者。智慧让人可以深刻地理解人、事、物、社会、宇宙、现状、过去、将来，拥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能力。
我们赞同以上观点，将智慧定义概括为：探求真理、追求文明进步的创新能力的综合。智慧的要义有三：①智慧以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智力操作形式，面向人的实际问题与现实的困惑；②智慧指向人的主体性、价值性、自觉性、自由性等人的“类本质”特征；③智慧具有社会评价的标准，指向人的明智的、良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它必须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
上述智慧的三点要义，实际上包含着三个不同的认识维度，即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认识纬度。在心理学意义上，智慧是“Intelligence”，即指人的聪明才智，智力发达，思维有创造性，能够解决认识上的问题等；在哲学意义上，智慧是“Wisdom”，即指人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所具有的智慧、才智、明智、知识、德性、学问、常识等，也指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人的类主体性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在社会学意义上，智慧是“sensibleness”，即指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是敏感的、明智的和明白事理的，其思想和行为等是切合实际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有效、实用并助推社会进步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智慧、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智慧，分别代表着智慧的三个基本层次。同时，三者之间又有着纵横交错的联系。[10]
从根本上讲，智慧是一个哲学概念。作为哲学概念的智慧具有很强的统领性和兼容性。它既能够包容着诸如智力、能力、聪明、机智等一系列相关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智慧的下位概念），同时又能够将这些概念整合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即真、善、美统一的层次和境界。事实上，当我们在谈到智慧同智力、能力、聪明、机智、明智等概念的区别的时候，其用意旨在说明智慧是一种更高层次也就是具有全局性和总体性的概念，而并不是要将这些概念排除在智慧之外。智慧是人们对各种事物进行高度综合、分析、判断、选择并付诸实践的产物，是人们对各种事物及其联系的不断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因而智慧是一种高度综合化、系统化、复杂化的人生经验、能力、技术、艺术、行为方式等。智慧是一种高级形态的人生本领，是那种能够驾驭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才智、德性与艺术。正如创造是一种综合素质一样，智慧也是一种综合素质。
人生的智慧总是直面现实的。智慧所面对的往往是问题、疑惑、矛盾、冲突、困难等现实的存在状况。智慧的成长是在这样的状况或环境中获得的。因而智慧的对象是现实性的，智慧成长的方式具有实践性和行动性。实践出真知，实践出智慧。智慧的哲学是一种行动的、实践的哲学，智慧的视野总是现实的、生活的。事实上，人的智慧的显现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领域，而不是表现在抽象的思维和理性之中。而且，任何理性的智慧、价值的智慧都需要同现实的智慧发生有机的关联，唯此，它们才能够成为真实的、有效果的、有意义的智慧。
比较东西方的哲学传统，西方的哲学传统更加重视理性和理论的智慧，而中国的哲学传统则更加重视人生和实践的智慧。赵汀阳认为：“中国哲学的思维定位不是‘知道’而是‘闻道得道’。西方式哲学的‘知道’是要看事物本身，而中国要‘听’圣人之言，也就是想出来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在知识论上未必表达了事物的本身，但它在实践论上能够对付得了事物。可以说，中国哲学追求的是实践的大智慧而不是知识的大智慧。”[11]
二、人类特征智慧概念的提出
（一）关于人的本质
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这是哲学家们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普勒斯纳作为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认为人的本质可以通过把人纳入到动物全面的发展阶段中去加以认识，人和动物在进化史上是有本质的区别。在此，把人与动物进行区分与比较，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从动物的角度来认识人，把人归为动物的族类，运用“求异法”，寻找人与动物的不同特征，认为只要从特征上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就把握了人的本质。这样对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为从达尔文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是灵长类动物，我们相信，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曾经生活过的热带树上爬下来之后，我们就永远摆脱了林栖生活，我们在自然之外建立了独立的文化王国，人类所特有的文化才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广义的文化，就是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
文化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化本不属人类所独有，我们更应该以更开放和更宽容的态度解读文化。文化是生命衍生的具有人文意味或生命意味的现象，是与生俱来的。许多生命的言语或行为都有着先天的文化属性，我们也许以示高贵而从来只愿称其为本能。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人的进化史的研究，指出：生命的历史出现在25亿年之前，它先后经过了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历史，1000万年前才有类人猿的出现，拂拂、称猴、黑猩猩是“我们的低等兄弟”，人的进化真正开始是从原人到智人的转变，智人的历史只有5一10万年。从原人到智人的转变，大脑结构的变化起着根本的作用，在促进大脑机能的发展上，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构成了一个对所有在脑的复杂化的方向上发生的生物突变给予优待的机构”。因此，在人作为物种的进化中，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成为人的本性，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创造了人。可是，对于人类的个体而言，却不能由此就说人完全是文化的产物，因为人作为生物体，他的发展还受到种系生命发展的影响。从原人进化到智人，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文化性是智人的主要特征：但从原人到智人，生物进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到了智人，生物进化变得极其缓慢，而文化进化则是突飞猛进的。因此，从根本上说，人是具有生物性与文化性双重特性的复杂体，莫兰在《未来教育所必须的七种知识》一文中阐述的“一中之二”的思想，就进一步表达了这种思想：“即人类是一个充分的生物意义充分的文化的存在，他本身包含这种原始的合二为一性，这是一个高级和超级的生物，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了生命的潜能”。[12]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命题：一是“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是“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人的属性主要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精神属性本质上属于社会属性，因此，可以把人性归结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特征和生物特性，如吃喝需要、防卫本能、情欲本能等。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具有的特征，如劳动、交往和意识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因此，人首先是一个充分的生物学的存在，但是如果他不充分地拥有社会文化，他将是一个低级的灵长类动物，是社会文化在他身上积累起那些被保存、传授、学习的东西，它们包含着后天获得的规范和原则。“一中之二”的思想，代表着生物与文化在人身上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体中，精神和文化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人类精神是在大脑一文化的关系中产生和强化出的一种涌现，精神一旦涌现出来，它就干预大脑的运作和反馈并作用于它，因为人类只有通过文化和在文化中充分实现人性。没有无大脑的文化，但也没有无文化的精神。因此一个三元联立的圆环存在于大脑一精神一文化之间，精神处于大脑与文化之间，就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人类也从一个简单的生物体成长为一个复杂的，拥有精神与文化的统一体。
根据这样的思想，我们在考察人的本质的时候，不应该只从人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来进行，而应该首先从人和由其创造的世界（文化的和历史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人类学家普勒斯纳从一开始就把人理解为“文化的发祥地”，并作了细致的说明，他认为：经济、国家、法律、宗教、艺术和科学等等一切文化领域都是作为独创性成就而由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它们并不具有那种独立于人而人又必须服从的固有的规律性；相反，正是人在这些文化领域表达出来的一定需要导致了这种规律性的产生，而且我们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从其在人的生活中所要发挥的作用出发，去理解这些文化领域。其实普勒斯纳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但人创造文化以后，却并不能因此而任意支配它，因为人恰恰受到他自己的创造物的束缚，并服从于它们。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是一种历史的东西，人的历史性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具有历史，人在历史中生活，而且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人是通过对历史的贡献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又是在其本质的不断发展中被理解的，同时人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且是在历史中发展成长的。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是指出了人与文化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再一次表明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既有动物的生命体，因为他也需要新陈代谢，又具有动物所不具备的生命体，因为他具有超越现实、追求自由的愿望。因此，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体，即具有和动物共有的种生命，有具有自己独特的类生命。种生命是自然的生命，是物种所设定的本能生命，因此是自然的生命，它为每个生命个体所承载；类生命是自我创生的自由生命，它是社会历史积淀的文化、科学、智慧等在个体身上的反映。从生命进化到人，人的生命与动物出现了根本的差别，在动物身上，种的生命就是它的一切；而人具有双重生命，人的种生命从形态上看，与动物相同，是自然给予的，与肉身结为一体，遵循着生物体的运行机理和规律，有生有死，但人的生命又不满足于种生命支配的本能生活，他的生活是经过理解和策划的有意义的生活，已经突破“种生命”的局限，去追求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超生命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者，他能够自主地配自己的生命活动，这是类生命的本质。种生命和类生命有机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体。[13]
（三）关于文明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文化就是做法，是创造文明的方法、工具、手段、措施和流程等。文明是文化运作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创造不出高级的文明，任何高级的文明都是由先进文化创造的，文明是文化生产的产品。先进优秀的文化可以创造出高级文明，而落后恶劣的文化，创造出的是低级文明，甚至是负文明。
我们认为，人类的智慧最独特、最典型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应当是“继承和创造文明”。这种品质是任何动物或其他生命现象中不存在的，其中分为两个关键的部分，一个是文明，一个是继承与创造。
文明是文化的载体。对“文明”的分析，可以提取出两个最主要的部分，一是“精神文明”，二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成果是文化的物化，或者叫做物化的文化；精神文明成果是文化的现象化，或者叫做现象化了的文化。人们可以通过对文明成果的研究，观照到凝结在里面的文化。例如，考古就是通过对文物（当时的文明成果）的研究，追寻当时的文化（做法），解答他们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从而研究和判断当时的文明程度。正是“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人类的特征智慧的“核心”，称之为“核心智慧”。可以说，这是在比较动物学水平上看到的最典型的人类智慧特征，它只适合用于人类智慧的描述，不适合用于描述任何一种其它动物的认知和活动。
1.精神文明
对“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在“精神文明”方面，人类的特征智慧是通过“符号系统”的创造和使用表现出来的。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系统是其他任何生命现象都没有的特征品质。
过去认为，人类最大的特点是言语，人类会说话，然而，今天的生物学家指出，所有的动物都存在自己的沟通系统，存在着自己的语言方式，如蜜蜂的舞蹈、蚂蚁的动作、鲸鱼的声纳等。
但值得强调的是，所有的动物都没有发展出能够脱离自身的符号系统。因此，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专利，是人类精神文明和智慧的高度结晶。
而对“符号系统”进一步的分析后，认为人类的符号可以大致分成五大类，其中包括文字符号、音乐符号、绘画符号、科学符号、社会符号等。
从人类的进化角度看，绘画符号和音乐符号要早于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又要早于科学符号和社会符号。这一点对早期潜能开发尤其重要。今天，在早期潜能开发中，可以看到绘画开发智力、音乐开发智力是最常用的手段。
其中，“文字符号”包括了各种语言的文字，无论是汉文符号，还是英文符号，还有其他各种语言符号；“音乐符号”包括了简谱以及五线谱；“绘画符号”包括以颜色和形状构成的一切结构；“科学符号”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各个学科的独特系统；“社会符号”则更是通用在整个人类范围内，如交通符号、禁烟符号等。正是这些符号的发明和产生，才使得人类超越了动物，成为万物之灵。
因此，发展人类智慧需要培养人们继承和使用符号的能力。
2.物质文明
对“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物质文明”方面，人类的特征智慧是通过“物化系统”的创造和使用表现出来的。人类创造和使用复杂工具的能力是任何生命现象都没有的特征品质。
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不仅延伸了我们的手，发明和创造了许多工具，可以事半功倍的工作；还有效地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如我们的眼，使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有了人类的观察，无论是更小的，还是更远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里自由驰骋，把视线从原子核扩展到外太空，正是借助这样的力量；我们还延伸了我们的耳朵，如我们可以使用声纳来了解耳朵听不到的声音。
因此，发展人类智慧需要培养人们掌握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以上两种特征构成了人类智慧的核心成份。而“继承与创造”文明则成为智慧传递和发展另一大要素。[14]
（三）继承与创造
如果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人类的典型特征，那么“继承与创造”则是这种典型特征中的核心成份。其中，继承是一种学习能力，创造是一种改变能力。
有了符号和工具系统，人类仅仅依靠直接经验来获得它们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人类产生了通过教育的间接方式进行学习的能力。
人类不仅具备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文明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人类还具有不断地创造文明的能力。这是一种创新能力，这种能力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这些正是人类智慧的特征，也是智慧的核心与实质。
如果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构成了人类的核心智慧，那么这是将人类放在与动物比较的层面上形成的特征智慧品质。
人类具有社会和生物双重属性。当我们把人类作为一种高等动物时，又可以将人类放在动物范围内与植物相比，把人类看成是动物的一员。
在动物与植物的比较层面上，我们发现，动物的最典型、最独特的特征是“主动运动”。这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典型特征。将这一典型特征抽取出来作为人类的“基础智慧”。
人类的运动特征与其他动物相比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直立行走、双手解放带来了不同的运动方式，最重要的是人类的运动超越了觅食和逃避的功能，进入了新的境界。人类的运动具有娱乐与竞技的特征，可以说，只有人类的运动会有运动的器械，需要特殊的场所，如打球需要球、下棋需要棋等。因此，人类的特征运动品质成为人类的基础智慧品质。
为了更好地阐明潜能发展心理学对智慧的看法，我们提出了“特征智慧”的智慧理论，希望从更实际的角度对智力本质进行解释，强调“特征智慧”与因素智力论、结构智力论、多元智力论等不同。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从人们操作的层面入手，指出智慧的关键要素，并在群体和个体的两个层面上解释智慧。
我们认为，研究智力首先要研究人类共同的特征，再研究个体的智力。以往的研究多以个体智力结构为研究对象，把重点放在智力结构上。而现在，我们则想从另一个视角理解智力。
“特征智慧论”认为所谓人类“智慧”，就是人类与其他生命相区别的最典型的、最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人类智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个体身上不同的反映就是个体的智慧。
以往的研究都没有将智慧放到整个生命现象中去研究，而是就人类研究人类，而无法显示人类在整个生命现象中智力所独有的地位，失去了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其智慧在整个生命现象中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性和差异性的准确把握。
这样一来，当我们谈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时，实际上无法判断，这种智能是动物的多元智力还是人类的多元智力。因为，动物和人类同样可以用多元智慧来描述。
如运动智慧可以用来描述人类的运动智慧，也可以用来讲动物的运动智慧；而空间智慧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人类的空间智慧或动物的空间智慧。这时，看不到人类智慧与其他动物智慧之间的差异性，看不到人类智慧的特征性。
当谈论斯腾伯格的三元智力（the triarchic theory）时，我们实际上也同样无法判断智力的情境、经验与成分是人类的特征，还是高等动物共同具有的特征。同样其他的智力理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事实上，当代心理学中的各种智力理论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智力的特征。无论是斯皮尔曼的G因素理论、卡特尔的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还是Perkins的分布式智力，以及上面提到的多元智力和三元智力，都从各自的角度和层面研究和探讨了智力的现象和结构。
“特征智慧论”对智慧的描述是一种“比较描述”。因此，特征智慧是一种“比较智慧”。特征智慧是将人类智慧与其他生命现象的智慧相比较，进而提取出人类智慧的独特成份和主要要素。
“特征智慧”是一种以运动能力为基本能力，符号特征和操作特征为核心能力组成的智慧三角。这个三角共同形成创新品质。
“特征智慧”强调创新品质是人类追求智慧终及的目标，但也同时强调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努力提高个体的基本能力，强化核心能力。[15]
三、人类特征智慧结构
我们给“人类智慧特征”的定义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而又独特的共同特征，即人类智慧特征就是人类与其他生命智慧相互区别的最典型的、最独有的特征，它们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人类智慧的特征。
而将人类智慧的特征整合起来描述，就是人类特征智慧。特征智慧与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相比，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特征。结构是人们用来表达世界存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专业术语，例如，语言结构，建筑结构等，这里特指智慧的内涵与状态。
（一）特征智慧的三角结构
如前所述，“特征智慧论”对智慧的描述是一种“比较心理学的”甚至是“比较生物学”的描述。它是从比较心理学以及比较生物学的角度出发将人类智能与动物、人类与其他生命智慧进行全面的比较，并从中抽取出人类唯一和最重要的品质。
1.符号系统结构
在“精神文明”方面，人类的特征智慧是通过“符号系统”的创造和使用表现出来的。人类创造和使用符号系统是其他任何生命现象都没有的特征品质。我们对“符号系统”进一步的分析后，认为人类的符号可以大致分成五大类，其中包括文字符号、音乐符号、绘画符号、科学符号、社会符号等。
从人类的进化角度看，绘画符号和音乐符号要早于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又要早于科学符号和社会符号。这一点对早期潜能开发尤其重要。今天，在早期潜能开发中，可以看到绘画开发智力、音乐开发智力是最常用的手段。其中，“文字符号”包括了各种语言的文字，无论是汉文符号，还是英文符号，还有其他各种语言符号；“音乐符号”包括了简谱以及五线谱；“绘画符号”包括以颜色和形状构成的一切结构；“科学符号”包括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各个学科的独特系统；“社会符号”则更是通用在整个人类范围内，如交通符号、禁烟符号等。正是这些符号的发明和产生，才使得人类超越了动物，成为万物之灵。
2.物化系统结构
在“物质文明”方面，人类的特征智慧是通过“物化系统”的创造和使用表现出来的。人类创造和使用复杂工具的能力是任何生命现象都没有的特征品质。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不仅延伸了我们的手，发明和创造了许多工具，可以事半功倍的工作；还有效地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如我们的眼，使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有了人类的观察，无论是更小的，还是更远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里自由驰骋，把视线从原子核扩展到外太空，正是借助这样的力量；我们还延伸了我们的耳朵，如我们可以使用声纳来了解耳朵听不到的声音。因此，人类智慧的操作特征就是掌握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3.运动智慧结构
运动智慧是指人的活动或操作方面所具备的基本能力，是人的身体形态、素质、机能、技能和心理能力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从生物化学的观点分析，运动智慧高低主要取决于运动过程中能量的供给、转移和利用的能力。从心理智能观点分析，运动智慧高低还与脑功能的代谢基础及其影响因素相关。
根据这样的比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特征智能”是一种以运动能力为人类智能的基本能力，符号特征和操作特征为人类智能的核心能力，这三种能力共同组成一个智慧三角。这个三角共同形成了它的核心——创新品质。[16]
而在这个三角的中心就是继承与创造。如下图所示：
图1-2 人类特征智慧结构图（程跃，2010）
（二）三角特征智慧结构的解读
对人类特征智慧结构图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
1.人类特征智慧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它总是以一定的结构形式存在于主观世界之中，凝结为主体的精神财富。而主体的智慧总是以一定的知识为中介、手段对客体进行间接反映，因此，智慧总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而存在的。
2.人类特征智慧结构中，各项指标数量的多少制约继承与创造的量能。知识既然是对世界认识的结晶，反过来，它也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阶梯。一种新知识的形成，就为人们的继承与创造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3.人类特征智慧结构中，各项指标数的质量制约着主体继承与创造的质量高低。虽然人类特征智慧并不等于创造能力，但创造能力必须以运动能力为基本能力，符号特征和操作特征为核心能力．这三种能力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具体表现，一般而言，主体的创造能力是与主体符号特征和操作特征中的数量、种类和质量之间具有一致性。主体的种类合理、质量高，那么他的创造能力相应也就强，反之，就弱。总之，人类特征智慧结构的总体规模、性质，决定创造智能的深度和强弱。
面对这样一个智慧三角，“特征智慧”突出强调人类智慧的终极目标是“创新品质”，但也同时强调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努力提高个体的“基本能力”——运动智能，强化“核心能力”——符号智能与操作智能。他符合钱学森的大成智慧观，但又不同于大成智慧学，它好像是大成智慧的前奏，从运动、符号和操作各个方面去为大成智慧的创新与成功铺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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