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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对群体智慧的开发

时间:2023-02-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知识和信息机制正在为“个体智慧”凝聚成“群体智慧”,进而形成智慧城市强有力的平台。因此,智慧城市使“群体智慧”效应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样有利于城市主体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基于智慧城市的决策本质上是群体智慧的更大规模合作,且由于其终端的普遍性,使这种决策易于操作。
智慧城市对群体智慧的开发_智慧信息

智慧城市的海量信息,使人类潜能开发迈上新的台阶。潜能发展学说认为,人类特征智慧必须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人类的创造活动必须以丰富的信息为主导。一个领域的专家必须在头脑中积累5到20万个知识信息组块,这些知识信息的积累大约需要10年时间,所以,有的心理学家干脆称之为“十年定律”。“十年定律”已经被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多种方法对众多需要创造性领域的专家、名人们进行研究后获得的高度一致结果所证实。并且根据对美国1901-1972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家谱调查表明,科学劳动的连续性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功的重要因素,即进行知识的“叠代积累”是高素质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条件。但是进入智慧城市时代以后,重大的发明创造是否还要这么长的周期?

智慧城市最大的威力就是把我们每个人智慧融合在一起,激发广泛领域的创造性,这个跟我们传统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原来1.0时代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上网,把东西发到网上,然后到2.0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创造。当全城网民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的时候,智慧城市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大家不再仅仅把智慧城市当成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很多应用在万千家庭、学堂、写字间、机关通过智慧城市释放的功能直接解决了。

一、智慧城市的群体智慧

群体智慧(CI)也可以定义为某种形式的网络化,即智慧城市互联网,它是由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引发的。Web 2.0实现了交互性,因而用户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群体智慧凭借这一点来提高现有知识的社会共享。群体智慧可以归因于媒体融合以及共享文化。群体智慧不仅仅是所有文化在信息数量上的贡献,同时,它也是质量上的贡献。

乔治韦尔(George Pór)将群体智慧定义为“通过分化与整合、竞争与协作的创新机制,人类社区朝更高的秩序复杂性以及和谐方向演化的能力”。汤姆·阿特利(Tom art)补充说:“群体智慧还包括实现单一的关注点以及标准的衡量尺度,以提供适当的行动门槛”。他们的方法植根于科学界的隐喻。

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对于那些以社区为基础的论坛,例如维基百科,为它们做贡献的机会大于以往任何时候。通过对数据库的集体访问,以及允许他们“利用蜂巢”,这些计算机网络给予参与用户存储和检索知识的机会。对于人和计算机所组成的群体,具有的群体智慧。

近年的微博流行,它是最核心的规律就是及时,在最短的时间就可以把信息传递出去。我们为什么需要3G、4G?3G、4G的网速可以保证我们能够时时在线,包括云计算也好,互联网也好,你的所思所想在网上都可以得到及时满足。

对于群体来说,微博肯定会超过博客。在博客里面是分享思想,在微博里面是分享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生活里头,分享思想的时间比较少的,分享生活的时间会比较多。有知识创造的博客,会比专业的媒体做的更有深度,更受网民的喜欢。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通过Google搜索到的多达数十亿个网页中准确地发现那个包含自己希望查找的信息的网页?为什么知识信息网站总比百科全书管用得多?这就是“群体智慧”,或是叫做“集群智能”的作用。群体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正以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在发挥作用。其中,智慧城市以其完全符合群体智慧发挥条件的自治、分散和多元化特点,成为群体智慧充分发挥的最有效的形式。

二、智慧城市群体智慧的两重性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体”往往与情绪和非理性画等号,无论是梭罗或是尼采都认为“群体”是疯狂、愚蠢的。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曾说过:“在群体中,汇聚起来的是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群体“总是在智慧上低于单独的个体”。于是,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群体”是集体愚蠢、集体疯狂和极端。

美国《纽约客》杂志特约拟稿人詹姆斯·索罗维基对“群体”的智慧却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他用了整本书来论述群体智慧理论。作者指出,群体天生理性,并非“乌合之众”,只要遵循恰当的方法,群体的智慧便能很好的被开发出来。作者用了大量的实例,包括经济、政治、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事实证明,人们未能认识和利用群体的智慧,只在于人们未能正确地认识群体的特征,并试图证明群体的决策比个人、专家们的决策更正确。作者集中讨论了群体的认识、协作,和合作的三大问题,指出要让群体变得睿智,关键在于保持群体的多样性、独立性以及分散性。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之后,还需要一个“集中化”的过程,即一个让个体判断转变为集体决策的有效机制,才能让群体的智慧充分发挥。

纵观历史,群体智慧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例如所谓的“自发的市场秩序”似乎从未真正实现。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发现的“搭便车”困境,以及疯狂的“股市的泡沫”和各种“经济危机”其实就一直伴随着群体的两种智慧属性。“搭便车”困境只是说明了人们的合作有时候追求的是短期利益,“个人利益能够引导人们合作的条件是,要具备对长期利益考虑周全的能力”,而“股市的泡沫”只是因为人们过于依赖别人的选择,人们在股市中依据别人的选择而选择,而不是自己的独立判断,“一旦每个人都依靠群体的智慧,那么将没有人为群体智慧增加新的信息”。因此,群体的智慧需要保持个体的多样性、独立性以及分散性。

三、智慧城市群体智慧的运用

未来智慧城市能为人类创新搭建什么平台?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出全面的解答。但是在基于互联网的新知识和信息机制之中,智慧城市的发展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更自主的表达和更广泛的参与,于是越大范围、越多人群参与的创新活动中,被激发、传播、互动形成的“智慧总量”越呈几何级别的递增,产生“智慧”的规模效益。新知识和信息机制正在为“个体智慧”凝聚成“群体智慧”,进而形成智慧城市强有力的平台。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信息联系和利益转换在这个平台不断加强,这大概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因此,智慧城市使“群体智慧”效应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样有利于城市主体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一是能够扩大评价主体,形成专家、社会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并重的参与模式。基于智慧城市的决策本质上是群体智慧的更大规模合作,且由于其终端的普遍性,使这种决策易于操作。智慧城市是一种完全表现出群体智慧大规模的平台,它是一个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由任何人改变的百科全书。这个观念被称为“维基经济学”,是由Don Tapscott和Anthony D.Williams提出的。他们引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内容:“‘维基经济学’是新的力量,它将人们联合在网络上,以此来建立一个巨大的脑。”通过这个应用,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并创建了术语“产用合一者”或者“产销合一者”。就政府公共决策而言,传统的决策程序往往是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选题后,组织力量采取个别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决策建议,由行政领导拍板、下发文件交主管部门执行。实践证明,传统的决策方式仍然有用,但因人力、地域、调查对象数量和参与调查者的个人偏好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容易导致部分决策的公允、合理性不高、执行效果与决策者的预期相差太远等问题。借助网络资源,就能弥补上述不足。通过互联网,可以扩大决策主体,尽可能多地引进不同的个体,使决策主体多样,同时保持个体独立、分散,使决策者与决策受众合一,受众决定政策的导向、内容,才形成充分的民主,制定得到的决策才能更科学。

二是能够科学设置指标,形成良好的集体决策效应。传统的“集中化”的决策方法可以让我们首先想到德尔菲法,它是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们为避免集体讨论存在的屈从于权威或盲目服从多数的缺陷提出的一种有效的群体决策的方法。德尔菲法首先确定调查目标,拟订出要求专家回答问题的详细提纲,并同时向专家提供有关背景材料,包括预测目的、期限、调查表填写方法及其他希望要求等说明。随后运用匿名方式反复多次征询意见和进行背靠背的交流,以充分发挥专家们的智慧、知识和经验,最后汇总得出一个能比较反映群体意志的预测结果。而在网络的帮助下,从调查目标的确定、指标的设置,到个体结果的“集中化”汇总,都能由网络完成。更重要的是,整个决策过程都是透明的,完全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下。这给予了决策者巨大的约束力,使得群体的智慧更能被决策者重视、接受。

三是能够对决策进行有效评估。政府的公共行政行为需要反馈,不论是决策、执行还是在监督过程中,都必须时刻注意其民意基础。借助于网络,能够及时跟踪决策执行进程,了解每一个决策的受众对于决策执行的感受,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再对决策进行修正或追加执行。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及时、充分地传达决策者的意愿,也能广泛了解社会各阶层的诉求,最终形成的决策也必定会更贴近民意,更能得到多数受众的理解与支持,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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