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稻”非常不容易

《非常稻》即将付梓，我的学生方志辉请我为该书作序，我欣然应许了。听他讲，他和他的搭档在菲律宾采访并获取一手资料的时候，正好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台风和暴雨。他们不辞辛劳，在菲律宾整整忙碌了半个月，穿越了菲律宾的数个海岛，才获得如此丰富的素材。如此说来，《非常稻》是经历了台风暴雨的洗礼而诞生的，“非常稻”确实非常不容易!

看着这本沉甸甸的《非常稻》，我不禁想起了从1979年开始数次飞临菲律宾的情景。第一次是1979年4月参加一次国际水稻研究会议，菲律宾是我走出国门的第一站。第二次是1981年10月，去国际水稻所指导杂交水稻的技术工作。当时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给我反馈意见，中国的不育系及相关组合不能直接在热带国家利用，而菲律宾属于海洋系气候，水稻很容易倒下，所以需要抗倒伏。杂交水稻进军南洋之路并不那么一帆风顺，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国际地位并不高，国际同行也并不完全相信杂交水稻有那么神奇，国际水稻所邀我去指导工作，聘为特别研究员，但准备只给我实习研究生的工资待遇。我知道情况后据理力争，最终每月待遇比研究员还高出50美元，月薪高达1750美元。这不是为我个人争利益，而是我必须为我的祖国争地位。

1998年，我的副手张昭东找到我，主动请缨去菲律宾搞杂交水稻的国际开发。他分析:一是菲律宾的自然条件适宜，属典型的热带国家，终年适合种植水稻;二是地理位置优越，代表性强，国际水稻研究所就在菲律宾，只要中国人在菲律宾推广成功，可以菲律宾作为平台，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进，在其他种植水稻的国家的影响也更大;三是菲律宾已经从粮食出口国转换为粮食进口国，菲律宾国民需要杂交水稻，而且几届总统都很重视杂交水稻开发，有政府的重视，工作开展会容易很多;四是中菲两国是近邻，民间友好往来一向源远流长。

张昭东的设想说到我心坎上了，我发自内心赞赏，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必须派有思想、吃得苦、霸得蛮的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开拓发展。1999年6月，中菲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1999年8月，我鼓励昭东去菲律宾，把杂交水稻的基地设到国际水稻所旁边，跟他们打擂台。如果昭东打赢了国际水稻所，我们的国际开发应该就会水到渠成。

17年过去了，张昭东怀着“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重托，在人生地不熟的菲律宾，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骄人业绩。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支持与指导下，他开发出了适合菲律宾气候环境的西岭8号、9号，我称之为“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组合”。在菲律宾树立起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旗帜，打破了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热带种植的断言。也初步形成了向世界传播杂交水稻的一种典型模式。

杂交水稻在菲律宾大获成功，也离不开华人企业家林育庆的努力。据说，菲律宾2%的华人掌握了这个国家80%的财富，华人的聪明才智在菲律宾得到充分展现，这是让中华民族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而林育庆先生品德高尚，企业做得非常好，以商弘道，造福人民，在菲律宾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而且还参政议政，各届菲律宾总统都要敬重他倚重他，待之以国家智囊。林先生是华人精英中的精英，是名副其实的菲律宾华人领袖。他和张昭东，一个是商业大腕，具有极高明的投资眼光和商业运作能力;一个是技术将才，硬是在热带雨林中培育出了杂交水稻“热带先锋”，相得益彰，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

我先后去过菲律宾30余次。菲律宾原总统阿罗约非常重视杂交水稻的发展，曾数次接待我，让我记忆犹新。在菲律宾开发的杂交水稻组合，不但产量高，还解决了热带地区稻米品质的问题，被人称为“南北通吃”。这使得菲律宾人民十分积极地传播和种植杂交水稻，让杂交水稻迅速在菲律宾乃至东南亚铺展开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信众”和粉丝。

《非常稻》一书的作者方志辉、陈默和策划枕戈，把中国的杂交水稻定位为“非常稻”，我想无非包含了这两层意思:一是中国人开发的杂交水稻在菲律宾是独树一帜、非同凡响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二是“道可道，无恒道”，每种杂交水稻都要扎根于它独特的生存环境，没有一成不变永不言败的水稻种子，必须不断创新、通变求新来适应新环境，“稻”(道)永远在变化中。

“非常稻”非常不容易!《非常稻》这本书值得一读。

是为序。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2016年4月18日